作者：若迷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越南人网友在讨论六四的话题中说柴玲在运动中站在前台，因而她担当了更大的风险。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讨论的。
柴玲站在前台不假，但那只表演的前台，而每当真正的危险来临的时候，在实际行动上她就不是站在前台了。风险更大则更是未必，这必须拿一个个具体的环节来分析，拿每一个环节中的其他人来比较才能看得更清楚。例如：
1）当军队开入北京城之后，是谁在天安门广场以外堵截军车？他们当中有柴玲吗？而听任甚至呼吁他人去堵截军车的柴玲难道反而比横躺在军车前面的老头老太们风险更大？
2）不但如此，一旦柴玲等感到有镇压的危险时，他们在没有告知广场上同学的情况下，自己分赃了部分捐款作为保命费潜逃了一个晚上。此即，他人尚在堵截军车，而柴玲反而比别人担当的风险更大？
3）当情势越来越紧张，柴玲能说出这种肺腑之言：“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让同学们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而她自己则要求生，并确实逃离了一个晚上，因此柴玲此即反而比那些根本不知道她心声却一直留守在广场上的同学们风险更大？
4）当屠杀已经开始并有大量消息传到广场之后，柴玲仍然在喇叭里呼吁："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 。请问，学生们有什么可以作为武器的？他们如何去抵抗已经大开杀戒荷枪实弹的军人？如果广场上几千学生真的听了柴玲此时的号召，那么惨死的人是更多还是更少？而到广场边缘去，她柴玲自己为什么不去？广场外正在死人，难道此时的柴玲反而比那些抵抗者担当的风险更大？
5）当兽军已经杀开血路并包围了天安门广场之后，柴玲还在给大家讲蚂蚁的故事，要大家不怕死甘当蚂蚁团最外层的蚂蚁。可此时的柴玲是在最外层还是在最里层？她比别人担当了更大的风险吗？
6））当兽军包围了纪念碑一带并向喇叭点射之后，是刘晓波们出谋划策想出了与军队谈判的办法，是侯德健、周舵等冒着被打死打伤的危险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此时侯德健要拉柴玲去参与谈判，可据侯德健说，柴玲“他妈的，她不去”。请问，此时的柴玲是不是比侯德健、周舵等担当了更大的风险？
7）通过四君子的努力，尤其是经过了侯德健、周舵等出面与部队谈判，在谈判取得结果之后，即使在谁也不知道军人是否会开枪的情况下，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已经和部队达成了口头协议，允许学生和平撤离。接下来的问题是，军人是否能够信守这一协议？如果他们不信守这一协议，那么谁将承担最大的危险？
从时间上来讲，部队包围广场是在两点半左右，学生开始撤离的时间按照封从德的说法是“這時是4點50分，離7點的期限還差2個多小時。”。那么从包围到撤离，这之间有两个多小时，如果军队要围剿屠杀学生的话，在这个时间段里才是最方便的，而他们却没有动手。那么下一个给军人制造动手的最方便的借口和口实应该是什么？肯定是那些不愿意撤离，或者撤离得缓慢的人。而为了竭力劝说那些仍然不愿意撤离的学生们，刘晓波、侯德健、周舵等滞留在了广场，直到天亮了才撤离出去。
而事实上是最后走的、不愿意撤离的才最有可能挨打。周舵就是在拼命劝说到最后都还不愿意撤离的学生时挨了打，还有同他一起的小宋也挨了打。
请问，此时已经撤离广场的柴玲比起为了劝说不愿离去的同学们而滞留广场的周舵、侯德健、刘晓波等反而是担当了更大的风险？
8）在撤离最开始的阶段，也就是在走出军队的包围圈之前，柴玲是隐身于学生们当中的。据负责最高层纠察的吴仁华讲：“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随着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从东南侧撤离广场。当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时，柴玲等人即撤离位于学运之声广播站内的指挥部，隐身于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中。”
封从德是这么说的：“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祿過來，說：「為了穩定軍心，我們指揮部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帶領同學們，也讓同學們知道，指揮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於是我們向前趕，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裡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
柴玲基本上是和封从德始终在一起的，而封从德都是夹在人流中，柴玲也应该是差不多。此时，已经离开纪念碑一百米了，前面早已经有了人流，如果从顶着枪上堂刀出鞘的军人的角度来讲，柴玲此时比别人担当了更大的风险？
9）走出包围圈之后，据封从德讲，他们赶到了第一排，这时已经是距离天安门广场约1.3公里的六部口了。而这时对于撤离的学生队伍来讲，当然是后面有上万军人的天安门方向是威胁更大，一旦军人不守信用，则从学生队伍尾部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比其他方位的都要高，而军人迎头打击撤离队伍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打击或消灭学生，军人早就应该在包围圈里面这么干了，那时打击才更准确，也更有借口。
军人用坦克碾压学生发生在离开天安门约1.3 公里的六部口，时间大约是七点钟天已经亮了。
据周舵讲：“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我那时候也冲动了，也在拼命找砖头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
封从德是这么说的：“從六部口街口到電報大街約300米，我們快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11個同學！”
坦克碾压死学生的地点距离封从德柴玲等约有300米。可见，撤离队伍是拉得很长的。而且坦克是从学生队伍的后方碾压过来的。也就是说，柴玲等走在第一排恰恰是最远离危险的位置，从被坦克碾压这一点来讲，他们此时又如何担当了比别人更大的风险？
10）再说，柴玲走在第一排这个说法本事就经不起推敲。就拿封从德四年前登载在此坛的一幅照片来讲，柴玲前面是有人的，而且柴玲即使是在同一排中也是居中，也就是说，柴玲的前后左右都是人。所以，柴玲在撤离过程中如何比其他的在撤离队伍当中的同学担当了更大的风险？
六四上午﹐学生从广场撤退返校﹐途经中关村。(中穿间条衣服者为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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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比别人担当了更大的风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