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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中医可以有借鉴作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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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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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
寿星“彭祖”是中国养生文化的重要图腾。按照史书记载，彭祖是颛顼的玄孙（颛顼为黄帝之孙，五帝之一），曾为唐尧的厨师，后来受封于彭城，传说他经历了虞夏商等代，一直活到殷商之末，活了八百多岁。
他的故事在战国时的多部典籍中都有记载，屈原著名诗篇《天问》中，屈原对天而问的一百多个问题有一个就是：“彭祖做的鸡汤为何美味而受到尧的赞赏？他的寿命永长，这是如何做到的呀？”；《庄子》中多次提及彭祖，并且说“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是他长寿的秘密，其实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吐纳导引之术。
彭祖传说被诸子百家所推崇，这正反映了追求祛病延年、长生久视的“养生文化”在战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
1975年马王堆出土了一块玉佩，这是贵族挂在衣服上的装饰品，据考证应当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上面刻了四十五个字，其内容就是介绍通过吐纳呼吸来益寿延年的要诀。将吐纳要诀时时带在身边，足见“养生”成为了战国贵族们日常行为中重要的一部分。
汉代无疑继承了战国重视养生的传统，在汉墓马王堆中出土了大量与养生有关的简帛，包括了如何通过食疗、导引以及房室之术达到益寿延年的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一部绘有44个小人的彩图，彩图展现了一套通过伸展肢体以祛病延年的健身方法，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导引”之术，后世流传的太极拳、五禽戏、易筋经等都属于“导引”类养生方法。
从《汉书》收录的古代典籍名录也可以看出汉代对养生的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录的三十八部医学典籍中专门讲述养生方法的书籍就有十九部，其中专门讨论房室养生的书籍就有八部之多。可见汉代对待“性”的态度与后世的忌讳态度大为不同，认为是维护人体健康的重要行为。
《黄帝内经》显然受到了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养生观念的深刻影响，防病重于治病、通过适当的方法益寿延年，这样的思想贯穿在全书始终。
虽说《黄帝内经》被后人奉为“养生圣典”，但书中并没有介绍吐纳、导引、房室这些具体养生方法，关于养生的有限论述相对于这部十四万字的巨著而言也微不足道。书中只是言简意赅的讲述了养生的大原则，文字虽不多，但每一句都堪称经典，都被后世医家奉为养生圭旨。
下面这段优美的文字概括了整部《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的精华，如果读者细细玩味，相信一定能从中品味出很多健康生活的智慧：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大意是：上古的圣人是这样教导他的民众的：要懂得躲避气候的剧烈变化，同时要保持恬淡虚无的心态，这样气血才能顺畅的运行。精神内敛而不让它过度消耗，又怎么会有疾病的烦恼呢？所以要保持安然闲适的心态，淡泊了俗世各种名利的欲望，就不会对世间的事物有所畏惧，形体虽然会劳累但内心却不会倦乏。因为减少了对欲望的追求，所以各种愿望都很容易被满足，食物总会很可口，衣服总会很舒适，和别人的关系总会很融洽，即便贫穷卑微也不会羡慕权贵之人，在这朴素的生活中，各种世间的欲望诱惑不会使人的精神消耗、心志迷乱。无论自己是聪明贤能还是迟钝笨拙，都不会对世间的事物产生畏惧，这就是按照“道”的方式生活。）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黄帝内经》最核心的养生思想就是调节情志，保持恬淡而舒畅的心态，那些具体的吐纳、导引之术不过是养生的细枝旁节而已。把“调神”作为养生的核心环节，祛病延年的关键所在，这正是《黄帝内经》“神”主宰“形”的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
2. 精神不进，意志不治，故病不可愈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这两句可谓整个《黄帝内经》养生方法的核心要领，“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保持愉快而舒畅的心情，这是保持健康战胜疾病的良药。下面这个感人的故事或许能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2009年7月CCTV-2播放了一个感人的节目，贵阳一位叫董明海的摄影记者曾经在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见过一只长着胡子般黑刺的怪蛙，当地人称之为“角怪”。由于行程匆匆没有将“角怪”拍摄下来，这成为了他极为遗憾的事情。
事隔多年之后董明海患上了鼻炎癌，现代医学对这个疾病并没什么好办法，确诊为鼻炎癌晚期几乎等于宣判了他死刑。经过数月的治疗，他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体重大幅下降，头发掉光。
董明海觉得去日无多，给那只“角怪”拍摄一个专题片成为了他生命最后旅途中最为强烈的愿望。于是他不顾家人与医生的强烈反对，彻底放弃了治疗，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来到梵净山与当地居民吃住在一起，每天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漫山遍野的寻找“角怪”。
董明海并没有找到怪蛙，但在自然保护区艰苦而愉快的生活中，没有接受任何药物治疗，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好转了，回到贵阳时他竟然奇迹般完全康复了！
后来他每年春季都要来到梵净山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四年春天来到梵净山时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怪蛙终于出现，董明海顺利拍摄它的全部生活习性和生活状态。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读罢董明海的故事，想必读者《黄帝内经》这个论断会获得更加深刻的印象。董明海抛弃了对疾病的恐惧，忘却了世俗间的各种烦恼，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追求自己多年的梦想。这种忘我与投入，将他的精神与意志调节到了最佳状态，理顺了“神”与“形”的障碍，最终身心都得到了恢复。
上面这个案例并不能算奇谈怪事。因为通过各种方法改变信念、情绪、精神状况来战胜顽疾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相反，由于获知自己患上绝症，精神崩溃而导致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的例子更比比皆是，甚至医生之间常流传这样一句话:癌症病人有一大半是被吓死的。
1994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在北京开展了“抗癌明星”的评选活动 。 在数千报名者中评选出1 0 6名抗癌明星。他们都患了中晚期癌症，生存5年以上且在工作上做出了一定成绩的佼佼者。
为了探索他们成功的奥秘，抗癌协会专家对他们做了详细的调查，发现他们除了都接受过常规治疗外，有两点共同特征：首先他们都具有乐观积极的精抻，其次他们都有良好的小环境，如：家庭和睦，同事亲友经常关心等等。可见心理素对癌症预后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癌症》杂志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针对9417名癌症患者的26项独立研究中，有抑郁症征兆的癌症患者死亡率比精神状况良好患者死亡率高25％；确诊抑郁症的癌症患者死亡率比精神状况良好患者死亡率高39％。
这些数据表明，对于癌症这样的顽疾单纯从“形”的角度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若不从“神”的层面去认识疾病，就不可能找到彻底攻克癌症等复杂疾病的方法，或者用《黄帝内经》的语言就可以表达为：“精神不进，意志不治，故病不可愈”。
3.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对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是一个挑战_ G•L•恩格尔
正因为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对癌症治疗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三十多年前西方兴起了一个肿瘤学的分支学科称为“心理肿瘤学”，其内容包括对正常人群给予心理指导以预防肿瘤的发生，给予肿瘤病人心理支持及进行康复指导，也包括对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而“心理肿瘤学”又是西方兴起的整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一部分。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G•L•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的长文，正式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在文章中对基于还原论的生物医学模式发起了猛烈攻击，这段文字读来铿锵有力，正切中了西方医学的要害：
“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疾病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生物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而且要求根据躯体(生化或神经生理)过程的紊乱来解释行为的障碍。因此，生物医学模式既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又包括心身二元论，即把精神的东西同身体的东西分开的学说。在这里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物理主义原理，即它认为化学和物理学的语言最终足以解释生物学现象。
“在我们的文化中，早在医生们开始受职业教育以前，他们的态度和信仰就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因此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受忽视。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要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而教条则要求不一致的资料勉强适应模式或对这些资料干脆排斥不管。生物医学教条要求包括‘精神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用物理机制的紊乱来解释”。
如果用《黄帝内经》“形”与“神”的观念来总结恩格尔的观点，就是对于“形”的研究几乎占据了现代医学的全部内容，而对“神”的认知被排除到了现代医学的教条之外。
恩格尔站在当时兴起的系统论的观点之上，提出应该以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替代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
他认为生物体作为一个活动的系统可以进行自我调节以保持平衡，其中对外界环境的反馈调节是维持生命系统平衡的主要机制。因此导致人类疾病的不只是生物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生物学方法以外还应当包括社会科学法和心理学方法。
他提出的医学模式中，社会、家庭、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组成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各个层次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因此疾病除了与细胞、组织等子系统有关外，家庭、社区等各级系统与人的生命活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治疗。
恩格尔的学说提出后引起的强烈的反响，有人将其称为一场医学观念革命，甚至有医学史家将宣称：“恩格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恩格尔的学说无疑是现代医学背离“还原论”轨迹的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当时兴起的系统论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如果从古代医学“形”与“神”的观念去审视，这是西方医学从将注意力从“形”层面投向了“神”层面的一次转变。
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提出三十多年，也不断有医学家在呼吁这一模式的重要性，但无论是医学研究还是医学教育，“还原论”思想还深深扎根在现代医学之中，恩格尔的学说仍然停留在医学思想的层面，并未形成太多可操作的具体方法。
相比之下，《黄帝内经》在“形神”关系的哲学观念指导下，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着“神”这个概念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黄帝内经》的理论框架，会发现与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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