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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暴力与我的文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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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101
加入时间: 2009/09/11
文章: 1950
经验值: 5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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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客101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限暴力是在我的观感一文中首次出现的。张贴如下。
论者多强调掌权者出于对绝对权力的贪念而拒绝改变，实际上另一方面，他们是手足无措。芦先生的按住狼的比喻很有意思，双方都怕对方所以只有相持不下，即便双方都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不同的是，政府与国民的关系是可以转变的。据说是万里写的那一篇文章中我就看到了一丝希望。当权者退出这场角力的顾虑是被清洗，退出的动机是这种退出对他们是彻底的解脱。剩下的就是寻找一个推出的路径了，我觉得以大平反和结合惩罚的“原罪”大赦、开放媒体开始是最低条件。
识字分子，妙。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班长统计新兵的文化水平，走到一个作家面前问道：“文化程度？”，作家回答：“文学学士，发表过某某作品、某某作品、某某作品……”，班长记录：识字。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社会的需要比建立一百所大学更能推广科学技术。在以言获罪的事例还在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有这么多识字分子在思考，在表达，而且还不乏深刻，在重建文明的前夜，这应该不算很坏的情况。毕竟识字分子们表达的渠道有限。
形势比人强这个说法以前没感觉，这几年经常出现在脑子里。89年学生们劝工人罢工，工人们说：有工资有奖金罢啥工？几年前据说贫困人士说现在就差陈胜吴广了。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学生不知道或者说不出他们要什么，今天连工商业认识都在思考制度保障的问题了；当年各界都对改革有自己的展望，今天对改革走到死胡同实际上没所少人还有异议了（体制内的人不会说出口）；当年连姓资姓社都不争论，现在共产党的原高官都提出三权分立了。一位原共产党官员在一篇文章中说：现在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熟透了。我有同感。
每每看到芦先生对中国前景的论述感到十分心寒，这可能是芦先生的文章一部分热血青年的抵制的原因。先生说过希望自己的预测是不对的，这是先生的仁心。
暴力现在已经成为异议者们谈论的话题了，零星的暴力事件在大陆越来越惨烈。这应该就是人与羊的搏力在大陆的真是表现了。芦先生在通钢事件发生后说：他们只认识暴力，这是对的，这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说明的事实！不过这次暂时的妥协也暴露了他们对二杆子里最倚重的枪杆子的信心不想原先外界以为的那么强，至少没有89年的时候强。为何？枪是拿在人手上的，北京那一次据说就有战士把枪扔在街上了，在民怨沸腾的今天他们不怕拿枪的人愤而掉转枪口？失人心者失天下在平时看不出来的，起码在极权国家如此。罗马利亚的部队反水了，苏联的部队中立了，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回家了。这个贿赂公行的军队面对民众的时候会有啥表现？如果我是总书记，没啥信心。
中国会向哪里去我不知道，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是无法长久的，这是我明确的感觉。变化过程中有没有暴力说不清，但有两点我敢确信，一是有限的局部暴力反抗有助于和平过渡，甚至是和平过渡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毕竟他们内部也需要变化的理由，没什么比烽烟四起更好的理由了。二是如果不幸演变为全面的暴力，其惨烈程度很可能不像预想的那么惨烈，大清朝被一个走火爆炸的炸弹炸翻了是谁也没想到的。至于对内使用核武器，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这个政权将不容于人类，他们自己的下场不想而知，即使是他们的子孙可能在这个地球上都难找容身之地了。面对这样的结果即使是智力平庸如政治辅导员者，也不敢干这事。
上面这段话可能会使一些人觉得有鼓吹暴力的嫌疑，实际上我觉得是否出现暴力不是识字分子可以影响的，大陆出现的这几次悍不畏死的暴力事件只能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发生。古人的话“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都忘了吗？抓书生的人长没长脑子？
最能说明我对形势和前景的想法的是我的“三十年与“隆隆””。张贴如下。
三十年与“隆隆”
谈国内的事情我说那是观感，文中多用“感觉”一词，这不是谦虚，我本就不是一个“谦虚”的人，自小学开始就没听人这么夸我。这三十年来，我对“国家前景”这类大事从自以为“看清了”到“一头雾水”或“有些苗头”,有着不止一次的变化，年逾不惑之后有大惑，这是这几年经常在网上看东西的原因。
在回帖中，我说芦先生和金先生的看法很老道，这不是恭维。中国的事情难说我以为不是因为特色所致，而是那些事在一个罩子里，外面能看到的有限，年长者因其阅历往往有鉴往知今的神通，而鉴往不只是文字上的，切身的感受更重要。
第一个十年里我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人，衲兄问老菜帮那是不是“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最快乐的时光”。我这个“中小菜帮”觉得那是与89以后相比产生的说法，那个年代与后面的时光相比最大的不同的思路的“开放”。不仅是识字阶层的思路开放，执政党自己的思路也比较开放。那个年代的识字分子的“快乐”我没看出来，89前夕的学生们还是考托福、拍马子、搓麻将的一群人，有人称为烂掉的一代。识字分子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出台的过程就感受到强烈的压抑了。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社会对前景的预想是杂乱的甚至是非常模糊的。在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里，认为49年以来的建设过程就是被文革打断了，万方有罪，罪在文革，只要按照十七年的搞法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此即使有疑惑也是被放在脑后的。而党内外的识字分子们对上述结论是十分怀疑的。这不仅表现在对文革的质疑中必然涉及的对个人崇拜的反思，更表现在对产生反右、文革的社会基础的探讨上。魏先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这种思潮的最激进的表达。后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等一系列试图启发国人的现代文明意识的“启蒙”就是从根本上解构49年来的意识形态体系了。对这一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觉没错。这个发端于对文革的反思的启蒙运动不仅对识字分子产生了影响，对执政集团内部的影响也很大。89以前的越来越明确的关于“政治改革”的说法就能说明这种影响。
文革后的改革是由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那是大饥荒以后就有的做法，经过文革十年的实践，人民公社已经显示了它能够表现的全部荒唐。包产到户以后不久的84年居然出现农村余粮卖不出去的胜景，现在的小帮菜可能不拿着当回事，可粮食不足的问题正是长期困扰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大问题。农业巨大的成功给当局和社会带来极大地鼓舞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疑问。中国不仅人均土地极少，当时的内地宜农地区的人均耕地一亩都不到，而且困在土地上的人口数量极大。这种小农经济的农业模式是没办法使农民富裕的，而农业土地的无法流转使得农业的再集中成为不可能。这样的困惑在书生们的脑子里出现后并未停留过久，毕竟路还长得很。
78年以后的工厂开始搞物质刺激了，这是17年中就有的念头。老毛走了以后这种做法就没有阻碍了。84年以后提出了城市改革，在前期允许个体户出现就容纳了许多社会劳动力的鼓舞下，这次的改革以建筑行业为试点。以前非法的“黑包工”上了台面成为合法的事情了。这时候的改革思路与农村的包产到户如出一辙，搞啥承包制。这时的做法当然有其不得已的历史环境，但这种承包制的法理基础是如此薄弱，以至于承包只能赚不能陪，承包者也赔不起！好在那是匮乏时代。
与此同时发生在南部沿海特区的事情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遐想。习仲勋先生发端的改革实验简直就是私有制大实验。在内地还在为私人雇工几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争论还在进行的时候，那里的私人企业已经开始搞起来了。随着广东的小家电私人企业以规模效应进入行业强手之列，企业的改革就变得十分迫切。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乡镇企业的逼迫下搞起了厂长责任制。
第一个十年中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方面的反思也对后面的年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民主、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些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都能找到的东西的讨论起自对文革的反思，那还只是识字分子们想的多的东西，而党政关系和私有制的问题关注者就不至于识字分子了。把种田的事交给农民自己决定就能吃饱饭，允许私人贩运就能减轻物资匮乏，私人搞的商业、企业就没啥人偷懒，企业的决定就不至于荒谬。这些事实使得人们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财富的飞跃发展有着没边的憧憬。这时候的执政者的信心应该是比较足的，虽然他们可能也搞不清这信心是基于什么东西的。
支部建立在连队的党国模式是典型的苏联模式。我党的特点就是无论是理论还是人员素质都有着浓厚的反文化特色。这种以党代政在前三十年的反文明恶斗中发挥的作用臭名昭彰。在改革前期党棍们抱持的那些无可理喻陈腐教条更成为改革的大障碍。那个时期的党政分开、政企分离的改革是有诚意的。这个时期的用人也体现了类似的趋势，在用内部人的同时强调用人的才的标准，那时候“革命化”的标准显得不像先前那么森严。八十年代后期对所谓威权统治方式的思考是这种思潮的阶段性的结晶，威权统治对党的传统作用的废止企图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十年中“改革派”将僵硬、瘫痪的计划经济调整到一种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模式的大方向是一贯的，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以及一大二公的市场经济建立才二十多年的历史条件下，那十年采取的措施颇具原创性，也是有活力的。当权者在改经济的过程中对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机制与这一大方向的矛盾是有认识的。上面提到的威权统治模式实际上就是想在保持基本政局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入到一种法治的良治状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调整与依赖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稳定的矛盾在改革派那里，至少是在识字分子的眼里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而这一矛盾可能导致政权丢失的危机感在老牌“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是那么的明确，以致89年的事情出来以后，老家伙们的反应是那么出乎国人的预料。
89事件以及随之而来华约国家的集体变色给中共带来的震撼前所未有，经过短时间的晕头转向，他们似乎有了以下结论：政治上的开放会导致政权的丢失，而政权的丢失会导致大乱；华约国家的集体变色说明了一个事实，计划经济不可为，市场经济是中国能够选择的不二方向。他们采取的做法，以最大的善意猜测可能就是：在培养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法治的良治秩序。从事后的表现来看，可能是边走边看，有问题留着后人想办法吧。
由此开头的第二个十年因为89的阴影，政权的安全成为首要问题了。舆论导向是第一个十年没有的，在用人上的“任人唯忠”是第二个十年有别于前十年的一大特色，党政分离、政企分开的提法渐趋消声。这一个十年中从优化组合开始的企业改革最后走向所有制的改革，是符合建立市场经济逻辑的。然而其刻意回避的改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在前十年放出的腐败的“润滑剂”的共同作用下，将一场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权贵经济的歧途，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又实在是情理之中的。
89以后的邓小平坚持十三大路线不能变是他对头一个十年中的思路的最后坚持，89运动与苏联变色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这种坚持显得无力，即使这时候他还对陈旧的党国体制能不能适应他想建立的那种经济运行体制有些疑惑，他也只能走一条不知道会通向哪里的小路了。南巡讲话表现了他对改革的方向的选择，那就是先将政治改革放在一边，按照头十年农村改革的类似思路，找出一个能将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观的办法，在法律上力求能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政治的问题留给后人，就像把89的问题留给后人一样。最能体现他这时候思路的就是朱镕基先生的话：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
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除了允许私有经济小规模发展以外，改造原公有工商业是重点。大量的公有企业由于它与生俱来的缺陷成为财政和银行的大负担。这种负担在90年代末的银行改革中表现为大量的坏账。改造原公有工商业是以承包制和减员增效开始的，那时候是私有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间，第一次减员增效并没有到来大的社会震荡，减小来的人员大多能在社会上找到出路。但其效果却很快就减退了，当大批中小企业产权允许变化的时候，当局并非完全是一卖了之，以养老保险解决原有人员的后顾之忧的解决方案得以推广，这个做法原先是为了解决不同所有制企业负担的差别推出的。对于大型企业的改造是以所谓“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在产权改革上是以资产重组和股份制的方式进行的。中小企业的卖和大型企业的股份制遇到了类似的窘境：非国有资产介入少，盖国内私有经济发展时间还很短，没多少人能买得起。想想被看做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
90年代的产权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都由政府直接操办的，从刚开始好企业兼并差的中小企业，到做大做强时的兼并，直至就是90年代末开始盛行的低估贱卖。这种兼并不是从兼并企业的发展需要出发，而是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负担。在这个过程中被搞垮的大企业不少，许多企业后来完全是靠银行支撑，银行一撒手就死了。不管是重组还是卖企业，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被丢掉了，国企长时间的低工资制度暗含着各种福利的承诺，而长期人为维持的工农业的剪刀差是“新中国”工业的启动资金甚至是维持资金，因而国企的“股东”是全体国人。出卖国企的过程中没有员工和国民利益的参与。秦晖先生在说土地问题时有一句话：不该卖的都卖了。我的理解指的就是这个。仅从改制的遗留问题看，在没有理清改制的法理基础和设计能为社会接受的操作方案的时候就把国有企产“处理”掉的做法是不对的，这种做法不止是造成改制结果的不公平，最严重的是这种结果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前几年有人一提到原罪就把不少人吓得不轻。
通过引进外资、允许发展私有企业和国企的改制，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非国有经济规模居然超过国有经济。2000年8月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说：“今后，非国有经济在企业开办、土地使用、上市融资、进出口等方面，将享受与国有经济同等待遇。”的时候，我相信当局是当真想创造一个政企分开、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的。
90年代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加入世贸。世贸组织对加入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要求确实使我产生过诸多遐想。龙永图先生在叙说世贸将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时是这么说的：“它将使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环境。在体制环境当中，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是稳定的、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法律体制。中国正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自己的承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对外经济法律法规体制。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第二方面，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廉洁、高效、规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治环境。各级政府和部门都在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策的透明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行政干预，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严格依法行政，不断改善服务，提高行政的效率。第三个重要要素就是可以看见一个更加公平、有利、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将继续加大打击走私、骗税、假冒伪劣等扰乱市场经济的行为，继续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和投资者利益的力度，建设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还记得刚刚加入世贸时的对法律法规的清理、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作用的讨论。好一番改邪归正的新景象。
90年代的政治特色就是“开放性”的收紧。在用人上对“党”的“忠诚”被视为首要条件，而“忠诚”其实就是效忠的姿态，用人的专业背景也不提了，这样的用人方式使得呼朋引类、卖官鬻爵渐成风气。记得一次与朋友聊天时谈到现在的官都没有气节，我说用人唯忠就是排斥有气节的人的。在没有制度性安排的时候（这几十年的改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改革”的过程就是破坏进而解构现有法规）成功地进行一场利益大改组的社会变革的基础就是：主导变革的掌权者是一帮有献身精神的有理想的志士。按照上述方法遴选的恰好是一帮盗贼！改革的结果不想而知了。实际上日本刚搞维新的时候它的制度也并非没空子可钻，而主持维新的就是一帮有良好教育的志士，所以我觉得制度决定论有一个缺陷就是一开始就假定有一个完备的制度，将一个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东西当做前提条件。(未完待续)
入世前后的宣传和一些举动当时给我不小的惊喜。一方面政府的位置确定有走向正常国家的趋势：从市场里退出，承担维持公平竞争秩序的角色；政府决策透明化；各类企业同等享受国民待遇。这之前朱镕基的政府机构改革搞到中央机关以后就搞不下去了，这不仅有一般的阻力的问题，另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政府机构的权力未变，入世以后，开始讨论厘清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在小政府的讨论中还有一个说法，把商业利益与公权力隔开是对公权力的寻租最好的釜底抽薪。当寻租的余地小了以后政府工作量大减，吸引力就小得多了。在法律方面，在清理已有的法律法规给我的感觉是今后的法规会逐渐走向明确、稳定。那时候的地方法规的制定开始讲究与上位法的相容（必须符合上位法的精神，由专业法规办人员掌握），同时对立法的程序要求也渐趋严谨。一时间司法机构的专业化和相对超然的地位也进入考虑范围（有人开始公开讨论了）。90年代在舆论导向中，也开始讨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了，央视的焦点访谈一度成为收视率极高的时事节目。医院、学校也允许民间开办了，甚至有了关于民办学校如何利用国家的基础教育资金的讨论了。这种趋势在权力交接的本世纪初渐渐的销声匿迹了。
第二个十年是政治改革的直路被封闭的十年，一度出现迂回突破的曙光，最终未能成为现实。在这十年中，新建立的体制有其形无其神。以党领政的管理结构在后期反而有所回潮。这是将政权的“稳定”与政治改革对立的结果。通过政府权力的缩减、界定国家对公民的财产和权利（经济权利）的保护、建立专业超然的司法体系以维护竞争环境的公正这样的行政司法上的改革改良环境、减少矛盾、促进全民致富，这才是获得长期稳定的正途。中国人通过前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89事变后，全民对纯粹的意识形态大多没啥兴趣了，即使在今天民间创业、工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是极大的，如果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建立一个能够不受“帝力”影响的环境，建立正常的“市民社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时候的国人对“清算”之类的应该热情不高，能如此中长期的稳定就真的实现了。这时候我还真的产生了良治——宪政——民主宪政的遐想。
第三个十年是使我眼乱神迷黯然神伤的十年。以收容法的废止来回应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国际国内的舆论对此有着诸多好评，胡温新政的提法包含的期待显得那么真实。几年后，暂住证依然存在，五人（三人？记不准了）以上的上访要受到追究了，到北京上访居然被“截访”了。当初的希望全然破灭的效果就不仅是“个人威望”的掉价了。一年收上来一百多亿的农业税被废止被说成是数千年未见得善政，当时就有人用这是全世界仅有的受农业税的国家来反唇相讥。农民的负担根源就是基层政权的庞大。农业税的免除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的吃饭财政问题，因而羊毛还是要在羊身上拔。农村的最大问题是乡村自治和农业金融体系的建构，这方面同为小农经济的日本和台湾都有成功范例。
关于 “乱象”的叙说很多了，大多是议论满目皆是的社会现象。这十年使我深感不安的是国家管制上的“悖乱”。中国的矿难举世闻名，其原因具体的技术问题尚在其次。煤炭工业本就是资金、技术要求很高的行当，中国的做法竟然允许挖洞式小煤矿开采，这种规模的开采“企业”根本就不可能维持起码的安全技术力量和成本，对矿资源的糟蹋更是令人发指。解决之道本应是根据资源情况设置规模门栏，允许民间资金进入开采，政府以超然的立场对企业的安全进行监督。而当时居然拿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跟班下井”的“指示”。看到这个我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些人不会是在秦城关了二十年刚出来吧。小煤矿被一关了事后煤炭大涨价，于是就悄悄的再开开，对外的办法是关的时候宣传，开的时候不许说了。公安破案总是有一定比率的，各位海外大侠可以说说国外的情况。前几年本国有一个“命案必破”的“硬指标”，这种乱命之下“造案”之风盛行就是必然的了。此风之下这片土地又不知添加几多冤魂！
金先生通过川震看到“今胜昔”，我也看到了。不同的是使我看到希望的仅限于民间的行为。平时“讲力不讲理，用诈不用德”的人们自觉的排着长队等候在取血车的情景使我落泪；大队自发开进灾区的救援车队、来自成都的逾千辆等在学校门前免费救人的出租车队使我坚信善仍然留存在广大的民众心中。自发组织的救援义工的行动能力更使人对“人民”刮目相看，昨天还被认为颓废自私的独生子们居然自发地走进炼狱般的灾区，有秩序地从事繁重的体力活。一个商人居然在第一时间从不同的省份调集一百多辆大型机械长途奔袭一千多公里直达灾区，这些设备竟然成为最关键的几天里仅有的大型设备！四川、重庆本是路桥大省，是大型设备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本省的路桥专业公司实力在全国是很强的，在自己家里发生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居然在最初的几天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这是怎样的政府？看到第一时间到达的温先生严命24（记得不清楚了）小时内打通到汶川的公路而最终破产的时候，实在是很郁闷。那里的地形、地质四川的专业人员了如指掌，到汶川的道路已经出现高差两米多的裂隙，难道就没有专业人员告诉他此路不通？至于拒绝日本、台湾以及近在泰国的原拟救援缅甸水灾的大批专业救援人员和设备，就不必多说了，那是他们的传统。
大灾之中的表演很纷杂，舆论在短时间的放开之后就进入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了。对校舍问题一番胡言乱语之后的封锁恐怕就使得民间的“感恩戴德”难以为继了。近日对追究校舍问题的民间人士的审判简直就是倒行逆施！minsheng网友对于“上一级/上上一级的党政机构完全无视邓案和昆明案子（包括湖北石首的案子）”感到“最不能理解”，我有同感，相信看在眼里的所有人都会有类似的不理解，一个社会的管理者应该有起码的是非吧！只是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不觉得奇怪。川震中的校舍是亿万人眼见的事实，这都能颠倒黑白，那些小事算个啥？
经营城市与沿海的筑巢引凤形似而实反，当初的筑巢引凤不仅有外向型经济的实际需要，而且有浙粤当局的长期谋划和引导，温州模式是藏富于民然后不顾现行法规的约束为强行为民间创业者开辟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广东的做法类似，只是进驻的对象多以港台中小工商业主。长三角的发展在后边，起点要高一些，进驻的开始以国外大型企业为主了。这时候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一是外向型经济的容量有限，国内的“制造环节”也过于低端；二是外向型经济的地域分布狭窄，狼协提到的产业链就不能分散；三是随着大企业的进入以及国内已有企业的规模扩大，以稳定的法律保障、独立超然的司法体系以及简洁有效且不与社会争利的行政管理来营建一个市场环境就成为当务之急了。只有这样各种企业才敢于在大陆有长远经营的打算（这是提升产业层次的基本前提），大量的中小创业者才敢于进入市场，广大的内地才有可能进入以产业的发展促进民富进而真正扩大内需，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入世的时间点正逢其时。
薄先生熙来在大连开始的经营城市是倒着来的，它从大规模的基建和夸张的城市景观开始，特点就是全程是由政府亲力亲为，这为政府权力直接参与市场争利进而操弄市场开了大门。这种做法的经济上的毛病是巨额投资的效率不会高，甚至有成为烂帐的巨大风险。大连挟沿海地利获得部分日韩投资尚且有“城市如欧洲，乡村如非洲”的病态。这个发明在江朱后期得到的评价不高，朱先生对02年的房地产都不感冒，断不会赞成这种搞法的遍地开花。
经营城市在大江南北祖国大地的普遍盛行竟是在“宏观调控”的年代发生，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竞争环境的改善停滞甚至倒退、外向型经济渐趋饱和的时候，大批城市的规模成倍膨胀必然导致为扩大而扩大，为盖房而盖房的奇景了。政府的楼堂馆所固然是毫无效率的投资，而大片的住宅是要有人住进来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的，住进来的人必须能有维持生活的活计才会住进来。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决定这种“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前几年我与一位搞设计的同学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不以为然，他的感觉与金先生类似，这些房子不都卖出去了吗？今年上半年他与我开车在一个经过十几年开发的“开发区”里逛的时候，看着黑压压一片片楼房仅有的几点鬼火般的灯光，他说：你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今天这不仅是一个“道理”了，经营城市开端的房地产大跃进绑架了国家经济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眼前的事实了，也是金融危机下国家的刺激措施进退失据的一大原因。
这几年从上到下发生的视法律如无物的情况是这种“悖乱”的集中表现，“经济适用房”的定位、90-70政策就是直接违反它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这方面任志强先生有详细的论述。各级地方政府随时以红头文件形式出台的各种政策简直就是视上位法、国家强制性规范如无物，这些政策往往对当地的民生、工商业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对比上世纪末的情况这是大倒退，这种倒退已经到了杂乱无章的地步了。
说这十年是停滞的十年是一种恭维。这种情况能不能“隆隆”下去，我不看好，解决之道我同意芦先生的意见，不能“大乱达到大治”。
对金先生说的“还能玩下去”的理由我很怀疑。从当下的情形看“国家有了一定的民主自由，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的说法成问题。民主是这三十年从来都不曾真正有过的；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自由在前两个十年中确实有逐步扩大的势头。张五常先生最为欣赏的县域竞争体制从老先生的专业角度可能有其优势，但这种公权力直接操弄甚至直接参与争利的体制有其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必然日益严重地破坏竞争自由。经济社会的活力在收获入世红利的年代是真实的，芦先生经常提到的“低人权优势”也是有其边界的。这十年各类左派们提出的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不仅关乎他们的“后顾之忧”，更严重的是所谓“低人权优势”积累的财富与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不相干。这种“优势”的效力也就发生在产业低端，这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特有的“优势”。从现在看已经难混下去了。权力一旦参与争利其发展呈发散型，不仅腐败如此，对市场自由的侵害也是如此。这几年大政府趋势使民间的创业风险激增，前景预期日趋迷茫应该就是狼协提到的“投资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内容了。好在许多企业还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与外迁所导致的远离产业圈这种得失之间权衡”，改弦易辙还有机会。
纯粹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中国民众感兴趣的东西，“儒教”在中国的长期盛行不仅仅是有利于维持皇家的权力垄断，它还为整个宗法社会的秩序维护和人伦提供了一个基本自洽的说法。佛教在中国的盛行也不是因为国人对其“禅理”的认同，而是它为上述说法有提供了一个宗教的说法，这一点在重庆大竹的石雕看得很清楚。中共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应有秩序和人伦基础没法提供一个自洽的说法，这种矛盾他们自己不是没有察觉，调整甚至从根本上理顺也并非没有办法，只是政治短视使得他们的脑子僵硬。现在当局的意识形态言说连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方面已经缺乏说服力了。这是“笔杆子”被撅断的明证。
芦先生在提到“在政府变得极大富裕之后，市恩并非难事，因而能延长我党统治的隆隆性”的时候说：“我仍然觉得那并非根本解决办法，再计入“尺蠖效应”，它的效果就更有限了。”我有同感，不同的是我对“政府变得极大富裕之后，市恩并非难事”本身都很不乐观。这几年有政府操弄的大跃进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由政府操弄的行业高热不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业却寒到彻骨，这种分化使得社会资金日趋做短期投机而不是做中长期的投资，这几年其中的弊病已经显露无疑了。看似很有钱的政府不仅自身开销巨大，维持大跃进的财政支出和风险也在急剧加大。金融危机来临后，就连很有钱的上海政府都发愁09年的社保资金缺口咋填。四万亿来了，上海今年大体无忧了。不过原先由民间投资接替政府投资以保证“持续发展”的算盘看来很可能落空，四万亿以后因为西方需求的恢复支撑中国经济的荣景继续下去的希望也在落空中。国内外关于中国的四万亿用完后咋办的议论是有道理的，据谢国忠先生说，中央在四万亿用完后打算推出第二期刺激方案。这一轮就搞得通胀预期高涨，下一期不怕高通胀真的成为现实？那时候恐怕“外资撤离就挡不住”了。这几年的市恩效果不佳，医保、社保的普及如蜻蜓点水，钱多的发达地区还有些看头，广大的内地看头不大。近两年吹得最厉害的保障房也是以经营性的“经济适用房”为主，福利性的“廉租房”做的不多，在内地就更少了，因为地方上拿不出配套资金。社会福利不是一次性投入，它需要长期的财富转移的制度安排，这方面的欠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难以补上的，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国家能够既维持中国这样庞大的行政费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基本保障的。
齐飞先生关于官商关系的解释如果说的是个体的商人与官权的关系大体上是成立的。首先具体的商人与官僚不是绝对对立的，官商之间的高交易成本也不是他们对立的理由，只要这种成本与交易获得的“法外利润”相比是划算的交易就能完成。问题是官商能够进行利益交换的环境是一个不公平也不稳定的环境，今天能够给你“法外利润”的官僚，明天就能对你进行“法外剥夺”的勾当。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的是真正的不法商人，即使是境外的规矩商人在这种环境下的行为也与他们在本国的行为大不相同（商业道德层面的不同）。最可怕的是这种环境下的商人的行为只能做短期选择，而一个能够长期稳定容纳就业的实业必须有长期的打算才能造就。只要这种污浊的状况不变，大陆经济就无法走出寒热交替的打摆子状态，在全球化趋势已经发生本质变化的今天，衰落恐难避免。
关于这种状况不能混下去，经济现状和工商业的感受已经相当明显了。一般民众的感觉更严重些，大量失地农民（特别是前期的）获得的补偿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这些城市边缘“市民”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化。下岗工人从来就是城市最困难的群体，在小资本创业的途径越来越少的今天遇到金融危机的风浪，困境不难想象。农民工在制造业萧条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就业机会大减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减税、国有资产返还国民、土地私有化等根本性解决办法都被否决了。现在的刺激方案造就的狗的屁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该数字的就业容纳能力过低。突破这一困境的途径只能是改良竞争环境、缩小公权力的作用范围进而缩减政府规模。变化（大变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上述变化涉及到公权力的自我缩减，离开当权者的变革意愿是没法达成的。上面列举的“难混了”的形势实际上也是当权者产生变革意愿的理由。我在观感一文中提到的“有限暴力”也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其积极的意义。即“有限暴力”的遍地开花使得当权者产生“这样搞下去不是长久之计”的想法。这几年的高压统治实际上也是不成功的，日益严重的蔽塞言路并未能起到维护高大形象的作用，到今天居然是90%的民众认为官方的话不能信（他们自己的统计）。严峻的事实使得官方自己的学者都频繁发出不能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声音，这几年党校的教员对经济、教育甚至政治改革问题的发声屡屡与中央的“主旋律”发生冲突就是明显的迹象。社会的对立、执政者本身行为的“悖乱”在执政团体中也会产生日益强烈的不安，摆脱这种不安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能混下去”最大的依仗就是暴力镇压的能力。民间的有限暴力与镇压的资源消耗是极不对称的，镇压此起彼伏的民间反抗需要保持比现在大得多的镇压机器，这在经济高增长时代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在官民对抗激烈的时期会更加困难。何况“枪杆子”是拿在千万出身平民的士兵手里的。在与平民对抗的“战斗”中枪杆子的效力十分可疑。这些情况当权者应该能够想到。
官民双方都有变革意愿（可能是潜在的）的时候，实现变革的途径就是焦点了。当下分左右谈到变革都是在说“改天换地”，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思路容易导出必有大乱的结论。政治上的变革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64和法轮功。64需要一个交代这是啥时候都躲不掉的，但把平反等同于清算也是不合理的，起码是不合时宜的。对64的起因承认学生的出发点是纯洁的，而过程中的对抗来自官民双方的严重误判，这是与事实相符的。经过这二十年的反思，学生们对那场运动本身的问题有许多检讨，现在缺的是来自官方的检讨。实际上通过对造成双方误判的细节的有节制的披露还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一方面把事件的性质导向“国家灾难”，避开所谓清算的讨论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抚恤、国家赔偿；另一方面当极左派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公布于众的时候，极左派也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就为下一步的变革扫清了来自极左派的干扰。关于法轮功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它的定位。如果它自身的定位是一种宗教，那就不能干预政治，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西方解决政教关系有很成熟的方法，直接拿来用就行。官方首先停止对教徒的迫害并对前期的过分行为进行补偿，以前的政治对抗不追究了，以后别干就相安无事。经过这两个大动作，共产党政权在国际国内获得的好评将是前所未有的。根据我对民运、法轮功的观察，这种程度的和解会使大部分国内外异议人士改变对中共的态度。在国际上，这不仅会大大减少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立，也会使西方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判断产生根本影响。这正是中国这二十年求之不得的效果。
上述政治上的和解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对64事件和法轮功的有限平反最大的受害者是僵硬的极左派，通过这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极左派的市场本来就不大。由于这种和解并不直接涉及当局的权力，在执行层的抵触也不会太大，因而是“风险小小地，收益大大地”。最大的收益是主其事者会因此得到巨大的社会威望，为进一步的变革打下基础。
当64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最大的心结就排除了。后面要做的就是继续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推进入世前后的行政、法律改革的事情了，理由是现成的，经过这么多年“悖乱”期的反面教训，理由就更充足了。阻力会有可能还相当大，不过我觉得并非无法克服。来自执行层的抵制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会很大，当变革已经展开，这帮以见风使舵见长的乌合之众不大可能有“团结抗战”的胆色。接触抵抗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有限清算原罪”，即除了明显严重违反刑法的贪渎行为予以惩处外，凡属于由于法律模糊或当时政策擦边球造成的“原罪”，甚至违反刑法的轻罪都一次性赦免。这种做法是在“我党”控制下进行的，控制打击面不是问题。其缺陷是实现的正义是“有限正义”，获得的也只能是大众的“有限谅解”。好处是能为执政集团、工商业者一次性解脱“原罪”造成的不安全感。这对每个掌权者及其后代都是不小的诱惑。这与邓小平先生用腐败赎买改革的反对势力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邓先生的“赎买”之后是腐败，现在的这种“赎买”之后是不许再腐败了。
中国还处于很穷的阶段，各方面的发展余地很大。一种稳定的以维护公平竞争为己任的行政权力系统和超然独立的司法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全民不难形成发展的共识。这时候的变革可以不涉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经济上各种力量在政府权力退出市场争利的情况下有着十分广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个竞争中，共产党相关的权贵们由于前期的获益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特别是他们的资产经过一段时期的洗白可以堂而皇之的传之子孙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官权的退出也必将打开他们的创业空间。教育和文化方面，去除“防止和平演变”的紧箍咒以后，教育独立、学术独立、传媒和文化事业的逐步市场化也就没有啥实质性的障碍了。用杨恒均先生的话说：划几个道道，放开了不会出大事。这时候的党禁不必解除，通过在准言论自由环境下的政策批评，逐渐形成几个意见集团是必然的。台湾的民进党在组党之前并无组织，那时候叫“党外”。
这时候实现的是“良治”。 “良治”下的民主是个体参选的自下而上逐步推进的“有限民主”。这个进程就是台湾的进程了，这以后的趋势几乎是确定的，过程应该不会太短，也不能太短，欲速则不达。毕竟经过这六十年的极权统治下，大陆已经是一个“原子化”社会了。
最后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做这个事情了。赵紫阳先生说只有邓小平才有实力搞政治改革，芦先生说即使是他也不见得能行。我的看法是这不光是个人权威的事情，时势不同才是关键。89年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还在，“社会主义道路”还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幻觉，至少是在大多数官方人士内心如此；今天不只是社会主义阵营灰飞烟灭，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罪错不断揭露，这条路是死路已不容置疑。89年的姓资姓社就能把“改革派压垮”必须邓小平出来说“别扯了”；现在据说“经济学界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了”，连党校教员都敢谈三权分立。89年还有人讨论雇工超过几个就算剥削，现在市场化已经发展到再不搞政治改革经济就要出大问题了。这二十年的变化简直就是天翻地覆。陈胜揭竿秦朝灭，并非是他有超人的权威；叶利钦站出来而苏联散，也不是因其比托洛斯基辈党内地位高。时势使然而已。反逆势强为必须有超人的权威；顺势而行，其行就能给他带来强大的权威。这是我认为今天的政治变革并非不可能成功的理由。
具体是哪位大人能领导这样的变革就不是我能预知的了，我党的一大特色就是暗箱政治，大事件发生前外界很难预测。看到邓先生给华主席表白信的人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这个走资派能走这么远。
我党的统治“豪隆”（how long）？我的看法是：不变则“隆隆”的可能性不大；有次序分步骤向着“良治”的方向变，“隆隆”可期。对我党来说后一种选择的最大好处是，当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以后结束一党专制的时候，有可能不必退出历史舞台，毕竟中国人是善忘的因而也是宽厚的。
作者：看客101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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