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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现代解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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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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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帝内经》的现代解读（4） (793 reads) 时间: 2010-4-04 周日, 下午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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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衍之术宏大而迂——《史记》

邹衍创立的五行学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了解这一学说产生的过程。

邹衍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思想家，他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诸侯的高度礼遇。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到赵国，平原君为他擦去座位上的尘土；到燕国，昭王为他扫路、引导，并在碣石为他建造了一所行宫。足见邹衍的学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书上说邹衍对天文、地理、音律、历史等学科都有极深入的研究，并且十分厌恶战国末期儒墨两家学风的败坏。他的研究方法是先通过小的事情验证自己的理论，然后把它推而广之，以至用于论述万物的变化。

五行学说显然被后来的传人大大歪曲了，《史记•封禅书》就说后世方士们对五行学说极为推崇，但却不能通达邹衍的原意，所以将各种怪诞虚妄的东西附会于五行学说之上的事情不可胜数，因此我们今日已经难以了解邹衍学说的原意。

邹衍创立的五行学说究竟出于哲学、术数上的推演，还是对大自然的系统观察？是古人的凭空想象，还是对天地规律的深刻洞察？由于史料的缺乏，这都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黄帝内经》是流传到今日典籍中保留五行学说最完整的一部，因此《黄帝内经》也就成为代表五行文化最权威的经典。《黄帝内经》对万物的五行属性，以及人体与五行的对应关系都进行了详细的划分（见附表），这成为了后世五行学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万物五行属性
五行木火土金水
数字八七五九六
天文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
地理东南中西北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寅卯巳午辰未戌丑申酉亥子
四时春夏长夏* 秋东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音角徵宫商羽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嗅臊焦香腥腐
五畜犬羊牛鸡猪
五谷麦黍稷稻豆
五脏肝心脾肺肾
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
肢体筋脉肉皮毛骨、髓
九窍眼舌口鼻耳，二阴
五脏之华爪面唇皮毛头发
人体精华血神水谷气精
五脏所藏魂神意魄志（精）
情绪怒喜思悲忧恐
分泌物泪汗唾涕涎与溺
*长夏为夏秋之交，按《黄帝内经》记载，土也对应于每个季节的最后十八天。

这一套对应关系是怎样构建起来的呢？

有些内容我们可以作出合理推测，如四时与五行的关系应当是通过四方与五行的关系确定的。因为季风的方向会随季节的交替周期性变化，也就很容易将季节与方位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四时通过四方与五行的对应关系纳入五行之中。

再如不同季节有不同气候特点，春天风大、夏天热盛、夏秋之交湿气重、秋季干燥、冬天寒冷，所以就有了风热湿燥寒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再如五音是在认定了最基础的宫音为土之后，按照古代确定音律的三分损益法依次派生出其他几个音，然后按照相克的关系确定出其他音的五行属性。

但是《黄帝内经》所列举的五行与万物对应关系，大多都无法考证其分类的依据，并且有很多分类方法也很随意、牵强。

例如五脏属性的划分就具有很大的主观性。由于秦代崇尚五行中的水，所以西汉建立时为了克制水就将土作为崇尚对象，由于心是人体的君主，所以在西汉成书的《淮南子》中将心的五行属性定为土。到了西汉末年，学者们认为应该崇尚火，于是到东汉时期就开始崇尚“火”，也就将心的属性定为火，这才有了《黄帝内经》中的五脏属性。

再如九窍与五脏的对应关系中，肾开窍于耳，固然由于肾虚引起的耳鸣耳聋不少见，但临床上大多数情况下与听力有关的疾病和肝胆关系更为密切。再如五味中苦属心，但是在临床上出现口苦的病人的病位大多在肝、胆、胃。

2.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

《黄帝内经》无疑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作者知识极为渊博，阐述问题的思维清晰、概念清楚、逻辑严谨，往往运用道家的思维方式，从极为高远的哲学视角去审视具体的临床现象，并且始终在尝试根据具体生理、病理现象构建一套普适的人体理论。这与后世医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思维混乱、严重缺乏创新与探索精神的学风炯然不同。

但是世界上任何高明的理论，都无法摆脱时代带来的局限性。

《黄帝内经》汇编了汉代流传的大量医学文献，但那时的医学理论并非都是精华，淳于意在向阳庆学习医学时，阳庆就要求他把以前学的那些医书全部都扔掉，称“去尔方书，非是也”，可见汉代流行的医学理论中不乏糟粕，而这些糟粕也就难免被搜罗到了《黄帝内经》之中。

司马迁也说过方士们将大量怪诞虚妄的东西附会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之上，使得邹衍的学说面目全非。对战国时期科技理论的附会曲解自然会影响到了《黄帝内经》的成书。

因此《黄帝内经》也不乏很多荒诞、附会的内容。

例如“天干”是古代历法中的纪时符号，每隔十天天干就轮换一次，《黄帝内经》中极为重视十天干的五行意义，并按照五行的生克关系来推演天干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例如肺病之人，肺属金，丙丁之日属火就会病情加重，庚辛之日属水，病情就会减轻。

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中没有任何现象以十天为周期，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秦汉时期的方士们能比现在的人观察到更多自然现象，因此这种用天干来预测疾病的方法完全是附会于五行学说的一种妄想产物。

再如《素问》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一套称为运气学的用天干地支变化预测流行病的方法，其理论核心是天地间存在两种分别以十年和十二年为周期的变化规律，在这两种周期性变化规律的影响下流行病就会有规律的发作。但问题是我们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中不存在准确的以十年或十二年为周期的现象（木星的运行周期约为十二年，因此木星也被称为“岁星”，但十二年只是个约数）。

《黄帝内经》这些荒诞的内容，以及一些神秘化的思维方式，被后世医家不断继承与发扬，利用五行理论进行机械的推演来构建医学理论的风气一直弥漫在古代中医学术之中，在很多人眼里《黄帝内经》五行与万物对应的理论揭示了人体与自然界的神奇关联，许多无法着手的疑难杂症都可以在这套理论中找到治疗的线索，这使得后世医家对五行理论的运用日趋荒唐、愚昧。

从较早的医学典籍《难经》中就可以看见机械照搬五行理论的例子，《难经•四十五难》中讲述了一套完整的诊断五脏疾病的方法，其要点是：风邪伤身会引起气色变化，暑邪伤身会引起嗅觉变化，劳倦伤身会引起味觉变化，寒邪伤身会使人发出的声音变化，湿邪伤身会使人的分泌物发生变化。五种致病因素引起的变化完全可以用五行理论来推演：

风入肝则面色发青，入心则色红、入脾则色黄、入肺则色白、入肾则色黑;
暑入肝则厌臊、入心则厌焦、入脾则厌香、入肺则厌腥、入肾则厌腐;
劳倦伤肝则喜酸、伤心则喜苦、伤脾则喜甘、伤肺则喜辛、伤肾则喜咸；
寒邪伤肝则喜呼、伤心则喜言、伤脾则喜歌、伤肺则喜呕、伤肾则喜呻;
湿邪伤肝则多泪、伤心则多汗、伤脾则多唾、伤肺多涕、伤肾多涎。

不难发现这套理论极为工整、对称，推演的逻辑非常清晰，全部是按照《黄帝内经》五行与人体的对应关系严格推演。但它过于工整，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完全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作者坐在家中依据数术原理玩的理论游戏，这其中有多少内容来自于临床？对临床治疗有多大指导意义？实在值得怀疑，并且这其中大多数结论与临床实际大相迳庭。

即便到了今日，在中医学术界这种思想仍然盛行。一本十分受欢迎的中医读物就有这样一段论述：

在日本所有的常用食品中，惟独有一种日本人很钟爱的食品，在促进内啡呔分泌方面独占鳌头。这种食品，类似于中国的豆豉，就是大豆经过发酵以后制成的，这是日本人每天早餐必备的食品。这种食品为什么对提高大脑功能有这样独特的作用呢？打开经典我们才发现，答案还是在《内经》里面。上过《中基》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属于神经系统的脑，与肾的关系最密切，有道是：“肾主骨生髓，髓通于脑。”所以，要想改善和提高脑的功能，从中医的角度来思考，就要设法从肾入手。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和原则。这个方向确定后，那就好办了。还是上面的《素问•金匮真言论》的那段话，肾的谷为豆，其臭为腐。肾之谷为豆，这个很好理解，大家只要拿一颗豆瞧一瞧，你就明白了，豆的外形与肾怎么样？简直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所以，豆与肾有一种非常的关系，这是不难理解的。另外，经过发酵的豆，使上述这个“亲情”关系又密切了许多。为什么呢？因为发酵，实际上就是一个腐质化的过程。所以，发酵以后的豆，对肾的作用更大了，对肾的作用大，当然对脑的作用就大，这就从经典的角度印证了春山茂雄的研究”。

书中采用了“比类取象”的方法，用《黄帝内经》的理论进行推理，但是其中的逻辑却有很大的问题，按此推理：一切形状似肾的食物，经过腐烂发酵让它发黑后，都可以改善和提高脑的功能。那么普通的豆豉是不是也应该有健脑作用？腰果发酵后是不是也应该有健脑的作用？

即便“比类取象”、五行学说存在某种内在的合理性，但它至多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辅助工具，为我们提供灵感与启示，但用它来解释某种医学现象、论证某种疗法的合理性就显得过于荒诞。

3.如果用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解开人体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难题，那么西学东渐以来，西医一点一点被中医同化，世界将不存在西医——诺伯特•维纳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意义呢？

笔者认为，尽管从《黄帝内经》开始，五行理论在医学中的运用就充满了神秘与荒诞的色彩，但是五行理论所透射出的深刻哲学思想，对中医医学哲学的形成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五行学说，就不会有今日的中医诊疗观念。

五行学说将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人的感官、思维、情绪、起居，还是气味、食物、季节、昼夜，都通过五行理论与五脏联系起来，使五脏成为了沟通人体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五行学说对天地间万事万物属性的划分虽说可能充满了主观色彩，但它却为古代医学认识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非常便利的说理工具。

同时，《黄帝内经》也将人体内部各种组织器官划分五大体系，并且都从属于五脏，如眼睛、肌腱（筋）、手指足趾（爪）、胆都属于肝;耳、骨骼、头发、膀胱都属于肾（详见本章“万物五行属性表”）。五大体系都在五脏的主宰支配下行使着自己的功能，这使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生理现象在理论上具有紧密的联系。对组织器官五大体系的划分，应当是建立在一定数量的医学观察基础之上，反应了人体内部的某些深刻联系，当然其中必然也不乏附会与想象的成分。

但这种复杂的划分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得中医医生数千年来都习惯于从大量看似与疾病没有关系的环节中寻找诊治思路，避免了陷入割裂组织器官与人体复杂关联的机械思维模式。

例如大肠与皮肤都从属于肺，那么皮肤出现问题时就不应该孤立的考虑皮肤的局部病因，这个理论在痤疮（青春痘）的治疗中就有很好的运用。痤疮与便秘往往形影不离，这在今日几乎已经成为爱美女士的常识，如果不解决便秘问题，痤疮必然会反复发作。

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西医而言，要在医学理论解释清楚了便秘与痤疮的内部关联之后——大肠的内毒素内移，导致人体内分泌紊乱，皮肤脂肪分泌异常导致痤疮发生——通便来治疗痤疮的方法才会被西医广泛理解和接受，即便如此，西医也很容易陷入简单的对皮肤局部清洁、消炎的简单治疗思维之中。但对于中医而言，用通便的方法治疗痤疮却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事实。

五行学说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用一个结构简单的理论模型，使得古代哲学家、医学家可以用直观的方式去领悟世界的复杂性。

我们不妨把五行学说比喻为一种“理论玩具”，就像研究模型飞机，可以了解很多真实飞机的飞行原理；拼装建筑模型，可以了解真实建筑的基本结构。同样五行理论构建了一个极为简单清晰的理论模型，它的要素之间以简单的规则发生联系，而它们的关联却反映了真实世界中事物保持稳定与平衡的复杂性。

用现代的观点看，五行学说是一个标准的“控制论”模型，而且是一个结构不可能再简单的“控制论”模型。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介绍一点“控制论”的知识。

“控制论”于上个世纪中叶由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提出，这是一门研究复杂系统在外界环境不断改变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与稳定状态的科学。今日“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渗透到了几乎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在生物学中，维持生命活动的平衡与稳定正是一切生命现象的基本特征。

“控制论” 认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是系统的要素之间两种基本的系，“正反馈”代表一个要素可以促使另一个要素增长，而“负反馈”则代表一个要素可以促使另一个要素削弱。

以生态系统为例，草原的繁茂可以促使羊群数量增多，而狼群数量的增多可以促使羊群数量减少。因此草原繁茂程度对于羊群数量就是“正反馈”关系，狼群数量对羊群数量是“负反馈”关系。读者不难发现，五行理论中的“生”与“克”正是代表了正负反馈两种基本关系。

“反馈回路”是“控制论”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对于一个稳定的系统而言，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必然会经过一级级传导最终又影响到自身，这就好比“棒棒打老虎”游戏中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吃棒棒、棒棒最终又可以打老虎，这种循环过程就被称为“反馈回路”。如果一个要素改变后，它的影响不能通过“反馈回路”传导到自身，那么这个系统就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一个系统无论多么复杂，其“反馈回路”只可能有两种类型：要素发生改变以后，这种改变经过循环被增强就称为正反馈回路，如果被减弱就称为负反馈回路。

可以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如果一个系统要同时具备一个正反馈回路和一个负反馈回路，那么这个系统至少要具备五个要素，而且这五个要素之间必须具备如图所示反馈关系。

读者一定会惊讶的发现，这正是五行的生克关系图，因此可以说五行结构正是一个同时具备正负反馈回路的最简单控制论模型！这幅图并非笔者附会，而确实是一个严格的数学结论。

这里并不是想用现代理论来附会五行学说的合理性，也许邹衍创立五行学说的基本思想与维纳的控制论有着很大差异，但无疑邹衍创造了一个最简单的能够反应控制论实质的“理论玩具”。

古人推演这个“理论玩具”，并透过它来理解世间万事万物，即便哲学家们闭门造车玩弄理论游戏，也很容易从五行理论中领悟到这样一番哲理：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行使自己的功能，而是与其他事物发生着复杂的关联，万物都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促进与制约关系中保持着自己的平衡。

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医学也就十分强调人体各种机能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尽管五行理论对人体功能的概括未免过于理想化，但它却使中医先天具备了这样一种医学思想：

人体在各种机能的相互牵制中保持着平衡，不应该脱离各个器官的相互关联去认识人体，疾病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过程，而应该综合考虑各种要素之间的整体制约关系。

这种基本观念使中医数千年发展避开了像西方医学那样陷入机械、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中，从它的理论源头就将人体与外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高度重视人体各种机能之间的制衡关系,从宏观上维持各种要素间的平衡成为了医疗行为的首要目标，而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修复个别器官功能之上。

从《伤寒杂病论》中的一段经典名言，可以看到由五行理论衍生出来的这种哲学观对医学行为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好的医生总是善于治疗还没有发生的疾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上工治未病，下工救已成”，这是《黄帝内经》的一句格言）？师父回答道：所谓治疗还没有发生的疾病，比如见到肝出问题了，知道肝的五行属性属木，木克土，就会引起脾的疾病，因此治疗时应该在脾还没有病时就对它补益，而在每一个季节的季末是脾气最旺盛的时期，就不需要补宜。一般的医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见到肝病，不晓得要预防脾病，只知道治疗肝。

《伤寒杂病论》以肝与脾的关系作为例子，阐述了一套应综合考虑人体机能的相互制约关系来治疗疾病的医学哲理，试想如果没有五行学说这个形象直观的“理论玩具”为载体，要将这样一番复杂的哲理贯穿在数千年的医学发展历程中，成为多数医家都普遍接受的观念，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不可否认在中医的发展历程中，五行学说被推到了极为愚昧而且顽固的境地，将其从中医理论中剔除，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物是中医发展的大势所趋，它蕴含的深奥哲理或许可以逐渐用表述更加准确、清晰的现代系统理论取而代之。

但不能因此就抹杀它所蕴含的高深智慧，以及它作为哲学思想的载体给中医发展带来的难以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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