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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该为文革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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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子
现已禁止
加入时间: 2009/11/18
文章: 13
经验值: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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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叶子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谁该为文革负责？
东洋镜上有一位网友，以她特有的“爱娇”语尾，使我经常在一天工作疲劳后得到心疗。去年年底看了她转贴的邓念著《生死在上海》中文译本，让我整整花了四个晚上，一字不漏地读完。其中两个晚上还失眠，我在失眠中想了很多很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谁该为文革负责任？”
我自己是在念小学时遭遇文革的，父亲是五十年代从日本的海归，况且携带不会讲中文的母亲一起回的，他们在遭遇文革时的心惊胆颤是可想而知的。但由于我们家住鼓浪屿，离父亲所在厦门大学隔一个海，并且母亲保持日本习惯，一直在家里当专业主妇从没参加过工作。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父亲对我母亲的一个最大呵护，让母亲如同一只小鸟，始终躲在父亲宽厚的翅膀下，免遭外界的冲击和批判。
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读初中的哥哥姐姐无资格当红卫兵，父母也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论文革，我对文革可以说一无所知。那时候我和妹妹更多的是游泳、爬山、踢毽子、跳橡皮筋、织毛衣、甚至跟妈妈学绣花，进入七十年代则热衷于读世界名著，从大小仲马到莫泊桑、从雨果到司汤达、普希金的诗，因为舍不得还，干脆抄写下来，反正有的是时间。
其实这些书都是我从姐姐的抽屉悄悄拿出来看，而姐姐是从鼓浪屿的大世家人那里借来的，大世家私人藏书量成了我们的图书馆和知识宝库。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她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不愿意我和她看同样的书。我就悄悄从姐姐的抽屉里偷出来看，又悄悄地放回原处，连姐姐也不知道我看过她的书。
在这种环境下，不知不觉使我对文革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出生好的人趾高气扬地在外面干革命事业，出生不好的人就在家里默默地偷偷读书自学。
时过境迁，33年后的今天，在异国他乡读到邓念这本活生生的文革纪实文学，令我久久不能入睡。那个年代，像邓念这样看过世界，受过外国文明的教养，懂得人权、人格、人性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她的视点，尖锐且客观；她的疑问，透彻且朴素；她只是作了一件事，一件在中国人人皆知、却又人人不敢当的事，即：没有的事，就说没有。为此她付出了过酷的代价，失去爱女，失去家园，失去六年半的自由，失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意欲。于65岁之年，只身离国，奔走他乡。
为什么？文革是为什么？又是谁的责任？
33年过去了，13亿人中有几个人真正地想过这个问题吗？也许有，可是又有几个人把想法写出来呢？我想寥寥无几，而邓念是这寥寥无几中的佼佼者。我以为她的这篇长达几十万字的纪实文学，好比一扇思索的大门，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扇门的金钥匙，破译了埋在13亿中国人心中的谜。这句话我只看一眼，就有相遇恨晚的感觉，甚至有那种偶读一句话，胜读十年书的感叹。
她说的这句话是：“我不知道，这么一个孤家寡人怎么能造成遍及中国的灾难，我想，在我们自己的品性中一定缺乏某种东西，才使毛显露他的邪恶的才华成为可能。”
我苦苦思索了几天的问题：到底谁该对文革负责任？终于在这句彻骨铭心的话语中悟出一个答案：
要对文革负责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
要对文革负责的，不仅仅是四人帮四个人
要对文革负责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
要对文革负责的，不仅仅是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
而是抚育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中华文化，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每一位人民。
试想，这场革命，如果搬到日本来演，肯定成不了气候，因为日本文化不可能接受，日本人民也不可能拥护。
具体的说，我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凡事先考虑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惑和麻烦，而中国人恰恰相反，凡事先考虑不要让自己遇到麻烦。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日本电视也常常上映犯罪事件后，记者采访目睹者的节目，即便警察已经证据切磋，目睹者，不论男女老幼，也只说几点几分在哪里看到犯人（且一般不会说某某犯人，而是说某某桑），并不会附和警察说看到犯人在偷盗，在杀人放火。看见的就说看见，没看见的就说没看见，不会干墙倒众人推之事。
可是中国人就大不一样，往往会异口同声地说：是他，就是他。大家一哄而上，争先恐后，墙倒众人推，文革是这种文化的集大成。对自己的上司、自己的邻居、当然包括自己的朋友，从没见过什么特务行为，却可以回答听到过，看到过。甚至像邓念书中所说的那样，她的部下招供，接受她的特务活动指示，与她一起参与过英国特务活动。
这些人编造谎言陷害别人，除了怕连累自己之外，更可耻的目的是为了立功赎罪，用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的平安。这种事情在日本是见不到的，在日本没看见、不知道的事，不会胡说八道编造出来，没看见、不知道的事，谁也不愿意乱讲，怕连累无辜者，怕让别人造成困惑。
说假话，损人利己，墙倒众人推，是中国文化的秉性。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把千千万万个人折磨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历尽人间沧桑。
回到我的主题，谁该对文革负责任？33个春夏秋冬过去了，中国自己还没一个答案出来。政府在避开这个问题，人民也在避开这个问题。试想，我们如果不搞清楚这个答案，必然会演变出第二场、第三场文革。为什么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当年的造反派领袖、当年的工宣队头头、当年的军管会干将，没有一个站出来说一句加害者的理由、动机、心境、甚至加害者的委屈（也许他们也有委屈）？这也是中华文化的典型秉性之所在。
再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听林思云说，1972年的中日建交发表联合公报之时，中方的草案中，原本有这么一条：“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中方本想这是为日本人开脱战争责任，不料日方却说：这条我们不能接受。如果我们写上这一条，我们回国就会被质问：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具体都是谁？是不是包括天皇？日本人不会含糊地承认“一小撮”说法。
中方还是不理解，问：那么你们那场战争是谁的责任？
日方干脆地回答说：是我们全体日本人的责任。
中方真没料到日方会这么回答，可这一条是周恩来总理特别嘱咐加上去的，满以为日本会接受中国为他们开脱战争罪行的好意，没想到日方绝不同意这一条，拒绝签署公报。最后中方上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终于点头取消了这一条。可是如果在联合公报上写明战争是日本全体人民的责任，这在中国国内却又无法交代，所以最后在中日建交公报中，干脆避开不谈战争责任问题。
日本战后有“一亿总忏悔”的说法，日本人不认可把战争责任推卸到东条英机几个人身上，当然更不会推到天皇头上。东条最终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说到底，那是战胜国美国的审判结果。
如果我不是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也许还会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指着林思云说：“你这个大汉奸，又替日本人辩护。”可我在日本生活了多年之后，听到上述插曲虽有些吃惊，但也情不自禁感触地说：“这正是日本人的可爱之处。”
再有一个最近的例子，2007年日本为了处分年金的篡改问题，社会保险厅职员17000人，全体承担责任，每人退还夏季奖金的一部分给国家，作为认错和赔偿。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小职员们会说，这都是领导的责任，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不过在中国的话，不言而喻，这种事总会很麻利地揪出一小撮领导人当替罪羊，就不了了之了，人民总是没有错，也从不可能有错的。
我的初步结论是：文革不是简单的个人责任，而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悲剧，我们大家人人都有责任。
我至今看到的只是文革受害者的发言，还没有看到过加害者的发言，这样我们就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不能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作为炎黄子孙，我想我们应该有义务搞清楚文革的责任。
为了不重蹈文革浩劫，我迫切希望那些文革中的加害者们，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和心路，用纪实文学来披露于世。如果本人说实话有顾虑，可以利用马甲发言。现在网络上不是正时兴马甲吗？可以大大的发挥这种马甲的隐私性，如实地痛快地说出文革中自己的心路体验。
作者：沙叶子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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