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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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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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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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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血雨腥风的“肃反”
官修党史对“王明路线”的第二个指责，便是“肃反扩大化”，然而正如高华教授指出的那样：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如上所述，早在四中全会召开（也就是王明上台）前11个月，亦即1930年2月6日到9日，为铁腕整肃不服从毛的领导、与毛的连襟刘士奇有矛盾的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和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人，毛在赣西南特委所在地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毛在会上将江、李等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将李文林调出主力部队。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由此开始了血腥的“反ＡＢ团斗争”。
在二七会议精神指引下，苏区迅速出现肃反高潮。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党内，进而从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上层领导。10月14日，毛在给中央报告中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ＡＢ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
毛首先在其亲率的子弟兵一方面军下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从4万多将士中清理出4,400多名“ＡＢ团”，其中有数十名“ＡＢ团总团长”，悉数被处决。紧接着，毛又派出亲信李韶九作为钦差大臣，将江西行委以及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悉数逮捕，并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内就处决了40多人，逃出虎口的红二十军团长刘敌于1930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逮捕了该军军长，率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员，并逮捕了李韶九以下当地政府人员（后经陈毅调解后全部释放），并把队伍拉过赣江，宣布脱离一方面军，并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状，要求逮捕毛泽东。
富田事件爆发后，代理中央局书记项英将之定性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只开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党籍，余人免予追究。但不久后，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认为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动，免了项英的职，以毛泽东代之。
毛掌权后便主持苏区中央局于4月17日通过《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在苏区全面展开肃“ＡＢ团”运动，公然下令对“ＡＢ团”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使得毒刑逼供泛滥成灾。就连我党内部文件都承认：“所有ＡＢ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 “凡打ＡＢ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ＡＢ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ＡＢ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ＡＢ团”。
毛还以谈判为名诱捕了20军兵变领导人，将其全体处决，又将20军调入红一、三军团的埋伏圈，将其包围缴械，该军自军长、政委以下700多名副排长以上干部悉数被杀。该军被取消番号，残部归入红七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血腥“肃反”，反倒是被“王明路线”制止的。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苏区途中，目睹了闽西肃“社民党”的惨祸，当即下决心“纠偏”。他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就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ＡＢ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 这其实是对毛不点名的批评。至此，“打ＡＢ团”的大疯狂才逐渐冷却下来。
此后周恩来仿效苏联模式，在苏区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制度，将毛式“肃反人民战争”改为特务操作。但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传统已难彻底纠正，各地打ＡＢ团、社民党等虚构组织的流风余韵未歇。更恶劣的是，毛“肃反”似已上瘾，无从摆脱，直到中央苏区后期，他都在号召“肃反”，看一眼官方编的《毛泽东年谱》便能洞见这一事实：
1933年3月 15日，毛与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的训令，指出：敌人除开军事“围剿”之外，还有计划地在苏区内部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各地苏维埃政府缺乏警觉性，对于反革命活动情形居然忽视。中央政府现在严重唤起各地政府及其肃反机关，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
1933年6月25日，毛在在瑞金召开的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临时中央政府致开会词，说明苏区内还有地主残余和富农，他们假冒贫农、中农，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苏维埃和群众团体里面进行反革命活动；解释中央政府召集这样大会的意义，就是要开展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1933年10月18日，毛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要求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
1934年1月29日，毛泽东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团结一致争取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并提出七项紧急任务，其中两项是“加紧赤色戒严”与“镇压反革命活动”。
在毛的一再敦促下，许多地方又再度陷入乱捉乱杀的赤色恐怖中。1934年5月，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ＡＢ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ＡＢ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 闽赣省裁判部“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沿途格杀群众”。 以致张闻天不得不再度出来纠偏，谴责：“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
但总的来说，自周恩来入主中央苏区后，再没有开展过像“肃ＡＢ团”和“肃社民党那样大规模的杀人运动。 而且，“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苏区的“肃反”，与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央苏区以及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的“肃反”有个明显区别，那就是只是冤杀百姓，并不屠杀党内政敌。就连博古中央“反罗明路线”，整“邓毛古谢”集团，也只是理论批判加组织处理，从未使用过毛无情屠杀部下的血腥手段。所谓“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完全是毛泽东倒打一耙。
有趣的是，毛泽东编造出来的神话已经牢不可破，以致许多人以为，在“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苏区，毛泽东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国内某学者曾在谈宁都会议的论文中说：
“正是因为毛泽东行事谨慎，才使他得以躲过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运动。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曾觉得幸运。1965年8月5日，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谈起那段被打入冷宫的历史，他诙谐地笑道：‘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幽默，相反，也反映了一种客观的事实。”
反映了什么“客观的事实”？笑话！只见毛泽东砍战友和部下脑袋的，从未见过谁要去砍他的脑壳。
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的亲信萧劲光不战而弃战略重镇黎川，致使大局崩坏，难以逆转（详见后）。中共对萧进行了审判，判处他五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派贺子珍前往探视。贺转达了毛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萧劲光关了一个月后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李德也说： “我当时说，应该把萧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萧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
由此可见，不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们没有毛那种为了个人权位便胡乱杀人的铁石心肠，而且毛在所谓“被排挤”期间的势力还如此强大，以致能一笔勾销法庭判决，包庇贪生渎职的亲信逃过军法制裁，这就是那个脑袋朝不保夕、摇摇欲落的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0-1-11 周一, 上午5:19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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