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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學文： 點評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的「胡說八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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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 驁
加入时间: 2009/09/21
文章: 67
经验值: 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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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躋 驁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點評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的「胡說八道」
● 還學文（德國華裔學者、著名異議作家 歐洲導報社轉發原創來稿）
◆ 顧彬先生的雙語言說
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當然不止顧彬先生，我是接觸過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的德國漢學家與中國作家學者的交往，我是有參與也有了解的。八九十年代漢學家的工作，我瀏覽過，了解過，也介紹過。在《塵埃落定看書展之九至十三》中提及，顧彬先生與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代漢學家，都是嚴守事實與文本的。
這些年來漢學家顧彬先生在德漢兩地走紅，更像明星，而不似學者。他的行止時有聽聞，那些不著邊際的故作驚人之語太多了，使他漸失學朮上關注的價值。以中國為主賓國的本年度法蘭克福書展因為兩位非官方中國人戴晴和貝嶺的出現，而高潮迭起。而貝嶺的出現又勾起漢學家顧彬先生的對他的宿怨，使他在媒體上一再被顧彬幾乎是毀滅性地攻擊。于是，漢學家顧彬在近距離進入我的視野，他的一些公共言論或者說「胡說八道」（援引M·K·阿卡曼 (Michael Kahn Ackermann),歌德學院中國總院和北京分院的院長，「我跟顧彬很熟，這個人比較激烈，有時候喜歡極端，有時候干脆就是胡說八道。『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種說法就屬于比較胡說八道的那種。」見《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7080），補證了我對他的觀察。他的這類「胡說八道」已泛濫成災，稍作留意還是有必要的。它們並非無意的「胡說」，言者是真情吐露；它們并非隨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別的。觀察這些言論、這些分別，對于瞭解顧彬及其漢學都不無意義。
這裡點評的是顧彬2008年為李雪濤所著《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所作的序「德國漢學家比美國漢學家更有發言權」（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6/27/content_15897403.htm）。我讀到的這個序是中文，原文為何不得而知，姑且假定這里的中文文字是序者了解和認可的。其中不乏一孔之見、一得之功，但確有許多原則性的「胡說八道」。與顧彬先生有關中國的德文言論并列就會發現它們之間的區別：面對不同的讀者聽眾，談論不同的話題，顧彬先生使用不同的語言。例如在德國公視三台的釆訪（http://www.wdr3.de/mosaik/details/artikel/wdr-3-mosaik-ead45774c9.html）中，顧彬用德文對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的德國聽眾“自由”無礙地兜售他不真實的中國圖景（對于該文分析，見「塵埃落定看書展」之九至十三，此不贅述）；而這篇序則是用中文對不懂德文不了解德國的中國人傾銷他在德國、在西方隱而不言的德國觀。借助這種語言與文化的隔離，顧彬先生在兩種社會與文化中都可以口無遮攔。對于雙語優勢的運用顧彬先生可謂出神入化。
如果僅僅如此，顧彬先生對雙語優勢的這種運用雖說不值得推崇，也不一定要受詬病。問題是他這種面西言東、面東言西的論說實在離譜，他的妄言太過大膽，以致逾越了雖不說真話但不講假話這樣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
◆「胡說八道」之一 —— 德國作家「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
顧彬一直批評中國作家沒有外語能力，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與李雪濤的對談中（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3722）他又提起，「中國作家不僅不會外語，也拒絕學習外語，這會影響他們的創作，同樣也會影響中國在外部的聲音」。說到「一國之聲」，他還不止一次以德國作對比，在《德國之聲》的一個釆訪中他說，「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12/16/content_5495651.htm）。
所謂一國之聲、所謂代表國家人民之全體，如果出自中國政府之口，那不足為怪。法蘭克福書展展前一個月的熱身研討會上，中國官方拒絕貝嶺、戴晴的借口不就是他們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嗎？其實們兩人並無「代表」之求，不過是爭一個個人與獨占「代表」權的中國官方同享言論自由的權利。六十年來在共產黨無所不在的「領導」之下，中國人無時無處不負著「代表」的重軛：科學技術代表國家民族，文學藝朮代表國家和民族，體育競賽代表國家和民族，……個人已銷于無形。所以，才有為中華民族去角逐諾貝爾文學獎這樣貽笑大方的咄咄怪事。這種「代表」觀念與西方崇尚自由與尊重個人的基本價值是格格不入的。聽到顧彬口出此言，真讓人瞠目結舌！他到底是德國人，是在德國出生成長，在德國社會安身立命，求事業、求聞達的！莫不是緣「漢學」之故，顧彬先生變形了？！但願不是如此！如若不然，如此「漢學」、如此「漢學家」，沒有也罷！世界到底乾淨一點。
不錯，德國到處都有作家，有通俗文學作家、有嚴肅文學作家、有前衛的、有古典的， ……哪個作家、哪部作品可以代表德國的文學，是托馬斯曼還是黑塞（Hermann Hesse），是伯爾（Heinrich Böll）還是格拉斯（Günter Grass）？這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人，又有哪一位因為「代表德國」而獲獎？！在「21世紀中國文學的地位」（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中，顧彬舉伯爾、格拉斯為例，說「他們經常代表比較好的德國人，這意味著他們代表一國人民的道德意識」。可是，在格拉斯到79歲之際才透露自己17歲時自願加入希特勒的沖鋒隊之後，他自己是否能歸入「比較好的德國人」一類，都成問題了。哪個作家、哪部作品可以自稱「代表德國人說話」？代表甚麼 樣的德國人？工人，農民，企業家，流浪漢，大學教授，政府官員，……？自由主義的德國人、保守的德國人、左派德國人、還是右翼的或新納粹的德國人 ……？ 作家「代表德國」就更不著邊際了。在國際事務中，代表德國的可以是在任的德國總統、總理、外長……，而這種代表權限是過期作廢的。卸任了、落選了、所屬黨派在野了，他們也就只代表自己了。文學創作是個人的行為，這種「代表」的話，在德國是傻話、是笑話。或許街頭巷尾有人會說這種話，或許幽默小品中會這樣的插科打諢。沒見一個嚴肅的學者教授在公開場合會愚言至此，除非他的智力發生了問題。
當然，顧彬先生的智力正常；當然，顧彬先生絕不想危及他著名漢學家的名與利，不單在德國，而且在中國。所以這種「代表」的話、這種「一國之聲」的話，他絕不用德文在德國媒體和社會上哪怕是露一點蛛絲馬跡，更不必說在英文世界了。但是他會用中文在中國社會對中國人放肆地講。他欺負中國作家、中國人不懂德文、不懂德國社會。這種放肆與傲慢當然不在「比較好的德國人」的美德之列。不懂外語雖不會直接影響到中文作家的創作，但是不懂外語，卻會妨礙個人的視野，甚至傷害個人尊嚴。顧彬教授一直惇促中國作家學外語，不是沒有道理的。可若是中國作家掌握了外語，他顧彬不會盡失中國這方他可以盡意而為的寶地了嗎？未必。就是現在中國也有不少德國語言文學學者，但他們基本不或不直接與顧彬以及他那些「胡說八道」起沖突，不去說破「皇帝的新衣」的真相，他們需要挾洋自重，他們需要洋人漢學家進行「國際交流」。但是如果中國作家人人都能大致掌握一點外語，情況就不一樣了，顧彬先生自然就會收斂了。
◆「胡說八道」之二 —— 美國確立了科學討論方式
「德國漢學家比美國漢學家更有發言權」，序言的題目已夠直白，無須演繹也不易辯解。
一開篇顧彬先生就說，「美國在1933年以後，開始吸納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緊接著把英語變成了唯一的科學用語，因為當時許多科學家被迫離開德國，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一些中國的科學家也不願返回自己的家鄉。美國漢學所取得的第三項巨大成就是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一種科學的討論方式，這是一種反形上學的，也可以說是反歐洲的討論方式」。
且不論是否1933年之後英語才成為國際語言是個大可存疑的話題，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中國的科學家也不願返回自己的家鄉」的論斷也是一廂情願，恰在二戰結束的1949年之後，大量留學歐美的中國科學家自願離開西方回到中國。所謂1933年之後美國漢學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反形而上學即反歐的討論方式，出于一個西方的學者教授之口，就不止是荒誕不經了！這種科學討論方式的確立，不是美國人的、自然更不是美國漢學的「巨大成就」，相反，它產生于歐洲，是歐洲人對世界的貢獻。
哲學上，這種科學方法論起源于上個世紀初形成的分析哲學，它強調經驗科學的基礎—從經驗觀察出發，又經過經驗事實驗證—與分析—論理與邏輯—的方法。經驗哲學可以追溯到近代自洛克、貝克萊、休謨以降的英國經驗主義，當代分析的方法始自德國弗雷格以及英國羅素的數理邏輯、 奧地利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而維也納學派的邏輯經驗主義（或邏輯實證主義）可視為這種科學討論方式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基礎。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如學派領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重要成員如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紐拉特(Otto Neurath)、克拉夫特(Victor Kraft)、費格爾(Herbert Feigl)等都是在德奧兩國出生、讀書和工作的，大都是學數學、物理和哲學或心理學出身的。維也納學派的形成與工作始于1922年，1936年以石里克被刺而基本結束。這一切都是在1933年之前發生和完成的，顧彬先生不由分說地把它們推到了1933年後。
要談科學的討論方法，這些是不能不了解的；作為科學方法論的ABC這些是不難了解的；而這些，顧彬教授不應當不了解，尤其是當他要談論這個題目的時候。面對西方的讀者和學界，顧彬教授不敢也不會如此輕率、如此傲慢、如此不負責任。對中國的讀者和學者，顧彬教授顯然缺乏起碼的尊重。他的這一類的「胡說八道」在中文界，准確地說在中國的中文界能夠如此長驅直入、甚囂塵上，中國的文學界、中國的德語文學界難辭其咎。他們不能說他們看不出顧彬這類言說的錯誤與荒謬，他們不能說他們對德國、對德語文化一無所知。他們的沉默縱容了這種洋人及其這類「故說八道」。時常被顧彬訓斥，也是自取其辱了。
◆ 用中文傾訴的怨美情結
顧彬先生時而語出驚人，時而似乎欲言又止。在「德國漢學家比美國漢學家更有發言權」的序言中，他稱某一問題不能深談，「因為如果不談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不被劃入反美的那一派，那簡直是太難了」。如果「反美」之名令顧彬先生如此為難，那么姑且稱之為一種對美國的怨艾之情吧。對美國的這種怨艾之情，在德國并非異數，在政界、知識界，文藝界……都不罕見，碰上什么適當的事件，這種情緒便會陡然高漲起來。顧彬先生也忝列其中，以前不清楚。其實應該能夠想到，顧彬先生這一代漢學家不少是當年德國六八學運的驍勇之將。
雖然如此，把上個世紀初產生于歐洲，通行于國際學朮共同體的規范視為美國的文化霸權、罪為「反歐」，則近乎漫畫式的丑角了。好也罷惡也罷，英文作為國際通用的語言是現實。說「任何一位想有所建樹的中國學學者，都必須用英文發表其有關中國的論著」不幸也是現實。對于漢學而言，如果不說通用的、那么首要的語言應該是漢語才對。不用所討論的語言對它作語言和文學的討論，至多是隔靴搔癢。但這不是顧彬先生所怨艾的。他是要警醒人們注意：「百余年來德國漢學所取得的成就」，德國的漢學「不論其學術水平還是翻譯質量都是一流的」，一言以蔽之，是要爭一個「德國漢學家比美國漢學家更有發言權」。把一個學術共同體的規範說成是「使自己的詞匯和思維結搆屈從于美國的主流思潮」，更似一種街頭的反美煽情。
顧彬先生熱衷分別學術的民族國家所屬：歐洲的學術、美國的學術，德國的漢學、美國的漢學、日本的漢學；熱衷談論文學、作家代表國家民族。這種對國家民族的病態熱衷似曾相識。192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萊納德（Philipp Lenard）提出反猶的德意志物理學的口號，納粹德國期間這個德意志物理學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德國的另一位物理學諾貝爾主施塔克（Johannes Stark）。德意志物理學拒絕相對論和量子理論，視之為非德意志的猶太物理學，他們要發展出一種與之相對的德意志物理學體系。日耳曼漢學替換了德意志物理學，反猶換成了反美，時間相隔了七八十年。難道這是逃不脫的宿命？！
顧彬先生不是知道學朮爭論中沒有所謂「主流觀點」嗎，那談什么「屈從于美國的主流思潮」？據說「學術爭論在歐洲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習慣這種方式」（《江南時報》, 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8/42545/archives/2008/707898.shtml)。只有歐洲才是學術自由的？！把美國隔離于國際學朮共同體之外，把歐美對立起來，合事實嗎？行得通嗎？學術風格上—無論是漢學還是其他學科—，歐美會有差異，但在根本的學朮規范上，例如學術自由，學術共同體中是容不得國家的與政治的隔離的。顧彬習慣于學術自由的討論方式？！人們看到的分明是他把學術的爭論扭曲為與「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爭奪話語權。有比較才有鑒別，德國的漢學水準與翻譯是否一流，不是關起門來說了算的。對此，我沒有比較，也不作論斷。不過我知道，在八十年代以及進入九十年代，有不少中國當代作品的翻譯是漢學家領銜、漢學系在讀生動手的集體創作。這種集體勞作自然也參與決定德國漢學翻譯水準，是否一流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常言道言多有失，顧彬先生信口開河連連，失則比比皆是。
例如，在給李雪濤所作的序中他強調閱讀原著對于研究的重要。這原是不錯的。但是說「與美國、中國以及日本相反，德國漢學乃是一門多語種的科學。它所論及的所有著作都應當閱讀其原著，這常常也適用于參考文獻」，就過猶不及了。僅就閱讀漢學原始文獻而言，日本漢學不能與德國漢學相比？！是不是有些天方夜譚，是不是過分自戀？！說「在美國或中國，人們往往根據譯本對黑格爾的中國觀進行批駁」，顧彬先生也許不無道理。不論美國的黑格爾研究實況如何，邏輯上當然不排除有根據英譯討論黑格爾的情形。對于今日中國而言，這話也有言中的一面，中國不是有像王元化這樣不懂德文的黑格爾專家嗎？但顧彬先生也應當知道，中國也是有懂德文的黑格爾研究者的，一二十年來也有留學德國專攻黑格爾哲學的中年學者。顧彬先生不能否認，黑格爾「這位德國哲學家自然無法像今天的我們一樣了解中國」，「今天的我們」如顧彬先生懂中文，黑格爾不懂。盡管如此，顧彬先生還是要求，中國人在了解黑格爾提出的有關傳統中國是否存在主觀性的問題時，有必要閱讀原文。問題是，如果黑格爾沒有閱讀中文古典的能力，那么他怎么能「提出」傳統中國是否如此或如彼的問題呢？這種提問在學朮上有任何意義嗎？
顧彬先生這樣鄭重其事，是嘲笑黑格爾，作弄中國人，還是哄騙自己？！
2006年秋格拉斯通過媒體披露了他在新作《剝洋蔥》中提到自己在十七歲時參加了納粹的沖鋒隊，引起嘩然。有批評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該用這種手段為自己的新作促銷。看過顧彬的序后，我不禁生疑，冠這麼一篇序不丟人嗎？轉念一想卻也不盡然。不是這篇搞笑的序，我會注意到李雪濤先生這本書嗎？顧序的媒介之功無論如何不能抹殺，正面也罷，負面也罷。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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