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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屁民会真诚地为我党分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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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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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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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为何屁民会真诚地为我党分忧？
芦笛
本来说不再为六四问题没完没了地吹轱辘笛了，但看了SHWJ网友的帖子，又让我不能不再说两句。他说：
“回到国内，和老干部、老党员私下交换意见（当然不是在公开场合），在六四问题上多数是批评老邓的，即使不批评，也不敢说杀人有理。而遇到非党群众，或者是顶了个‘屁挨着地’（甚至留过学）的识字分子，大讲屠城有理的人多不胜数。”
这段话只有一个地方值得商榷：个人认为，那好像该是“屁爱吃地”才对。当然我这翻译也不一定准确，聊备一说而已。
说正经的，据我观察，这“多不胜数”的同志，都并不是出于什么个人利益，是因为得了共党的什么好处，违心发言，他们真是这么想的。本区网友卡城老李和布朗运动似乎都真诚地相信，我党再无退路，不杀人政权就要被推翻，天下大乱，玉石俱焚，谁也没好处。有如死个几千万，不如杀掉几千人。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得了我党什么好处，而是真诚地这么相信。
这当然是一种政见，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或辩论。可惜我这人涵养太差，特别无法容忍“屠民治国论”，一听就要跳起来。尽管我知道在本区发言的都是朋友，已经是倍加克制了，仍然在辩论中免不得火气十足，实在抱歉。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真诚的想法？说起来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算一种认识上的进步——他们看到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利害交集之处。我反复说过，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并不是我党说的要么完全一致，要么水火不相容，而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我还说，尽管我党犯下的大罪罄竹难书，但他们能为国家民族带来的最大灾难，很可能还是突然垮台后引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彻底摧毁了民间社会，使得百姓彻底丧失了自治能力，因此共党突然消失后必然出现难以填补的权力真空，势必要引出史无前例的大乱来。因此，从全民的利益来看，除非有强国接管，否则我党只能消亡，不能推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党会因百姓抗争而轻易垮台，卡城老李和布朗运动的误区，在于他们为我党的病态恐惧感染，在脑子里牢不可破地建立了一个恒等式：“民众大规模抗争＝推翻我党”，这其实是老金发现的“五大致定律”（极权统治致死、致穷、致愚、致奴、致痞）使然。
已经反复说过了，我党从当国那天起，便生活在病态恐惧中，完全是集体害了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妄想型人格失常）的病人，尤以毛泽东最可笑。他分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强大的政权，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攥在手心里，百姓根本没有造反可能，却天天担忧“千百万人头落地”，今天怀疑这人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明天说那人是匈牙利的纳吉，天下太太平平本无事，庸人无穷无尽自扰之，直到把所有的人都逼反了而后快。
后毛共又何尝不这样？他们理解的“正常”的朝野关系，就是统治者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百姓俯首帖耳，百依百顺。“正常”的人民必须是顺民，如果人民起来抗争，那就必然是“人民起义”，必须铁腕镇压，否则就是“向人民投降”，而“投降＝垮台”。一言以蔽之，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只能是驯兽师与猛兽的关系，“退后一步就全完了”。
不能说这种担忧一点依据都没有。前段朋友跟我说他的“三民主义”：国人在铁腕统治下是顺民，开明时代是刁民，乱世是暴民，却从来不会是公民（看来老金总结的少了“致暴”一条）。文革过来人见多了暴民，自然以为非此即彼。不是顺民，当然只会是试图推翻政府的暴民。
可问题是，非但“反对 ≠ 推翻”，而且“想推翻”也未必等于“能推翻”。更何况整个八九学运连反对都谈不上，充其量不过是 “不乖乖顺从”而已。无论是学生和市民，都没有什么推翻共产党的心思，完全是热血一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自己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进入集体催眠态，觉得自己很悲壮、很高尚、很爱国、很民主、很委屈、很自恋而已。从头到尾，百姓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有几名湖南工人用油漆泼污毛像，犯了损坏公物罪，都还立即被学生纠察队抓起来扭送公安。在涉及上百万人的和平示威能有如此高度克制，在世界史上端的见所未见。
90年代初英国人民在伦敦Trafalgar Square集会抗议人头税，和平集会演变为大规模群体犯罪。示威者们打砸焚烧了附近的商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与维持秩序的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导致多人受伤。也没见人家出动大军，杀得血流漂杵。抓的暴徒都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 要说“政府对人民投降”，这才真算是。可也没见人家国将不国，陷入内战。
担心八九学运会导致共党垮台，与我党害怕冯正虎入境一样，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心理病态造成的恐惧。您说政府不许冯正虎入境，到底是怕什么？谁有本事解释这种病态恐惧？难道他真有洪钧老祖的大神通，以一人之力便能颠覆政府？如果他不能，难道手无寸铁的一伙愤青靠死赖在一个广场上，就能颠覆政府了？这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
布朗运动要说了，那不是赖在广场上的问题，而是百姓不遵从戒严令，堵军车的问题。如果再不杀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那就是政府向人民投降，政府就会自动垮台。
Is that so？How？恕本人迟钝，我还真没法理解这具体工作机制。老百姓去堵军车，并不是去施暴，如我党造谣宣传说的那样毒打杀害戒严部队士兵，而是去开展“说理斗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父老的身份，苦苦哀求子弟兵们不要进城伤害学生。当时全世界的电视放得清清楚楚。如果政府不派军队入城，那还会有这种事么？把学生晾在广场上，看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根本不理他们的人来疯，则他们哭闹累了，觉得无趣，自然也就会悻悻散去了。
我就是这么对待对我实行emotional blackmail的孩子的，而我这是从我父母那儿抄来的，行之而有奇效。这既能避免不断去刺激他，为其提供无限哭闹的动力，又能避免把自己逼到武力摊牌的困境。这点起码的政治智慧，连升斗屁民都有，老邓何以就是不懂？
其实学领最怕的就是这一手。2000年6月间，我在《大家论坛》跟六四的捍卫者辩论，其中一位过来人就曾坦承，当时他们很着急，因为许多市民已经丧失了兴趣，运动开始变得冷清了。而他们又无力回天，无法再回到五月中旬呼风唤雨的风光中。他们最怕的就是毫无结果地散场，这样必然后患无穷，云云。
这恐惧心理在柴玲那个讲话中也表露无遗。明眼人一望即知，她比统治者更恐惧，生怕运动无疾而终，自行消亡，让我党秋后算账。她没说的是，她们一开头就把“招数使老”了，毫无必要立即就来了个绝食的最高威胁手段。这强刺激确实有效地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然而政府不为所动，他们便也无法坚持下去，自行灰溜溜地结束绝食。此后学领们便再无刺激性更强的后招了。如果不是当局奇蠢无比地用派兵入城的手法去提供更强的刺激源，学生们还有什么本事让市民持续处在兴奋状态中？
所以，大屠杀是老邓故意制造的。他这么干的目的，一是把赵紫阳做成“反革命暴乱后台”（邓纳吉抓赵纳吉，真是历史的讽刺。老邓是四五运动的黑后台，老赵是89运动的黑后台，何等红色幽默！）。二是以大血案震慑全党，使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龟孙子兵法，人为制造“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困境。三是杀人立威，用大屠杀一劳永逸地吓得人民肝胆俱裂，从此做梦也不敢再丧失对我党的敬畏，终生乖乖做顺民。
这最后一个目的，袁木已经在89年5月3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得清清楚楚了。他指责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这就是老邓等人最恼火的地方。他们理解的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只能是一方高高在上，一方卑微屈从。如今学生竟然胆敢与政府平起平坐，那当然只能用大棒打下去。以“不应招”的方式当然可以拖得学运无疾而终，但不能恢复朝廷不可忤犯的尊严，因此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连白吃都想得过来：如果不是一顿打怕了学生，那就算这次学运和平化解了，日后学生们还会三天两头上街。长此以往，“国体”何存，君威何在？
这就是中国人理解的“常态社会”。令人骇然的是，它竟然在中国识字分子们成了主流看法。老金在他的《中国的事，难说！》中一文介绍，他们学校有位学贯中西的教务长（或是什么官员，记不得了）跟他说，学校就是该办成衙门，决不能办成民国的自由思考中心，否则学生三天两头上街闹事，把政府闹垮了有何好处？
于此可见中国知青们的智力水平。国民政府不是学潮能闹垮的，是被共党的武力打垮的。如果没有共党，学生们再闹国府也不会垮。一个高压社会在减压时，民众必然大规模释放怨气，甚至会出现失序乱局。这丝毫不可怕。台湾刚解严那阵也是酱紫的。闹来闹去怨气释放得差不多了，朝野也就见惯不惊了。一个真正的常态社会，不能没有百姓上街，否则怨恨无法消散，社会矛盾也无从暴露，遑论得到及时化解。
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这是“顺民／刁民／暴民”进化为“公民”的发育过程。从朝廷来看，这是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驯兽师”转化为真正公仆的必经步骤。怕的是统治者被吓坏了，又回到老路上去，捡起鞭子来，把百姓打怕为止。以此治国，则“国体”与君威当然能保住，只是国家永远只能是个不知何时爆发的活火山，而统治者永远生活在恐惧中，连个区区屁民冯正虎回国都要给吓得屁滚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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