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跋《敝乡青岛民生考察报告》（三） |
 |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gif)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经验值: 519217
|
|
|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五、关于“齐飞佯谬”
这“佯谬”翻译得真TMD糟，就是英文的paradox，现在译为“悖论”，也就是“貌似矛盾但其实不矛盾”的意思。这词多用于物理学，齐飞是物理高手，当然没有误解问题，我这解释是为文科同志考虑。
齐飞佯谬的正规表述是：
“国内的情况有点诡异，大多数城市里有稳定工作的人似乎不怎么觉得存在社会危机，除了对腐败有所不满 外，基本上都在埋头挣钱过日子，对未来还是很抱希望的。但有时候看到一些学者或记者调查研究的文章，又让人感觉到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似乎那火山随时会爆 发。所以说‘两个中国’的说法是很准确很形象的。”
这感觉大概许多人都有吧？也就是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为何还有秦晖、王力雄等先知先觉出来大声疾呼社会危机严重？
我的感觉是，那个社会的组建方式非常病态，非常畸形，因此尽管它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内里的骨子仍然很烂很糟糕。有识之士看到深层的腐烂，当然要觉得不安，而一般同志只看到华丽的外表，因此觉得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个人认为，当今的社会的构建有以下烂污特点：
第一，严格实行按权力分配财富，因此达到了全民腐败的理想境界。
一切按权力实行分配，乃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其分配内容囊括了一切，不但是经济收入、物质享受等等，甚至包括了信息的占有权。毛社会也如此，只有高干出差才能坐软卧，看《大参考》，住高级宾馆等等。但当时的社会普遍很穷，一般民众不知道高干的特权享受，也毫无权利观念，并不认为统治集团剥夺公民的权利有什么不合理，因此并不构成社会危机。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那样，由于三大硬件和八大软件的效应，毛共社会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社会。
后毛共社会与毛共社会的最突出的区别，是引入了私有制，而又在这过程中实行按权力分配财富，“人为合成”了社会的贫富两极。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是费厄泼赖的竞争形成的，而咱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党各级官员动用权力人为制造的。我看过份资料，谓资本主义国家平均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自然产生一个亿万富翁，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20年内就产生了世界一流的亿万富翁，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如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的摩根财团、福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大资本家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发起来的，而现在中国堪与他们比肩的富豪有的是，可从未听说过那些人如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一般，有什么过人的本事或是对社会做出了类似的贡献。
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我原来在的那个厂子也出过个亿万富翁。此人是个老转，初中文化（还是文革中的初中），毫无本事，其唯一的贡献就是把原来还能混下去的工厂偷到要垮的地步，于是上级就将厂子作价两三百万卖给了他。他买下来后并不生产，而是出售地皮、厂房与设备，光是地皮就卖了上亿。就这样，我党动用权力，一举制造了一个亿万富翁和几百个生活毫无保障的平民。网友dxk10001也作过类似介绍。稀副统帅也介绍了某个大企业是怎么严格按地位分配股权的。可见这种烂污私有化非常普遍。这烂污过程至今还在延续，通钢事件就是最新演示。
一个社会的统治集团竟然动用政治权力有意人为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社会难道还不是腐恶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
更可怕的是这“权力”从政治领域里泛化渗透入一切领域，从而造成了全民腐败。这趋势其实发轫于毛社会，当时就连售货员都能“大权在握”，刁难侮辱虐待顾客。这在历史上也是一种创新。广大群众学着“掌权用权”，也就是及时发现自己的行业能提供的一切拿捏别人的优势所在，充分利用那“权力”为自己谋求好处，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勃兴，使得如今的售货员成了人下人，再也没有拿捏别人的“权力”了。然而这概念却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推行，过去是琢磨怎么用自己的职业刁难他人，现在是琢磨怎么用自己的职业创收，于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成了大生意：开学校不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生方想法地用出售教材、开班等等为教员创收；开医院不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如何逮住每一个病人“小病大治”、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榨取他/她的钱财；就连矿山的安全保护都成了有关人员的生财之道。前段在网上看到一份国有矿山矿工写的帖子，说负责检查矿山操作安全规范的人员把他们的权力卓有成效地化为“合法伤害权”，利用那行业敲诈勒索，以贿赂量作为“安全生产”的指标，读来令人发指，但非常可信，盖这是全民思维行事方式。既然连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都这么干，难道能指望矿山安全干部例外不成？
这种全民腐败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先例。吴思先生在《潜规则》、《血酬律》中揭示的“合法伤害权”，过去也就只适用于衙门胥吏，并非全民从事的人民战争。传统社会历来是腐败社会，但腐败只限于官场，并不会渗透入一切领域特别是学术界。可如今“合法创收”竟然成了全民富起来的金光大道，所有的行业都踊跃投入，这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早在80年代末，我回去为先母送终时，就跟一位大夫说，全世界的医院都是一种慈善机构，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追求暴利。你们既然把这当成大生意做，何不把医院统统改为高级宾馆？90年代末我回去为先父送终，发现医院的生意做得更大更红火了。我家的经历就不说了。我上一位老同学家去玩，他两口子都是主任大夫，家里摆满了病人送来的礼物。据他自己说，他平时根本不开伙，一日三餐都让病人家属包养了，据说那叫“应酬”。从dxk10001网友介绍似乎可以看出，又是10年过去了，医院那大生意还在方兴未艾，红火着呢。
学术界似乎也是这样，卖教材收回扣，也就只是中小学教员的小打小闹。“高知”们可看不上这种小儿科。据网友介绍，郎咸平演讲一次就是十几万的报酬。那天在《天涯》的《煮酒论史》上看网友讨论如今中国怎么会没有民国那些大学问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原因。我看最主要的一条还是如今的人财迷心窍，有谁会沉得下心来，如王国维那样去做学问？过去是“学而优则仕”，如今是“学而优则富”，稍微有了点名声，立刻就要去把它兑换为滚滚财源。这还能出大学问家或大科学家？
腐败既然成了全民生活方式，那就是无从根治或起码是难以根治的了。国家再设置什么廉政机构也是白搭，反而为官员开辟了财源。前段见《多维》文章，谓今日之纪检委员会成了明代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锦衣卫与东西厂。这话并不夸张。我有位同学的先生就是纪检会的官员，她嫁给那人后立即便从县城调到了省城，而且成了最早的有车阶级（当然是公车而非私车，dxk10001网友已经介绍过了。我一位中学同学当了区委书记，配置了专车和司机，其实衙门离他家也就百来米，上班照样车来车往，盖那是一种身份的表现）。
第二，等级社会的外在标志变得非常明显，连盲人都不至于错过。
如上所述，按斯大林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但该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在不同程度上剥夺公民权利。缺乏权利意识的百姓一般看不到这些。从剥夺公民权利而言，现代的等级社会其实比过去要平等得多（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但它的不平等集中表现在按权力分配社会财富与地位上，于是便变得非常醒目。
恶化了这个问题的是国民的普遍势利心态。毛时代官方欺骗宣传还很有效，文革造反更使得老当们心惊胆颤，不敢作威作福，现在则完全撕下了一切伪装，从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赤裸裸的见人下菜碟。网友转贴的某位“一叶知秋”先生的归国观感就说：
“上饭店吃饭，从进门到电梯，到包间，一路上都有服务员驻足问安，‘您好！’‘谢谢光临！’‘专为领导服务！’‘专为老板服务！’等等，不一而足，让人听了舒服。”
我觉得此乃大实话，从虚伪的“为人民服务”变成了真诚的“专为领导服务”与“专为老板服务”，也算是个社会进步吧。
但问题在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可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欺骗宣传中长大的。如今政府从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他们可不会认为那是社会进步，只会认为是社会倒退。这就是毛左大量涌现的原因。有位国内网友跟我说，他过去很喜欢芦文，但现在国内的情况让他觉得我对毛的评价有失客观。毛泽东不是治国白痴，也不是瞎折腾，他是真心为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个伟大的平民政治家，云云。
我无话可说，只好请他去看我纪念五一六通知的长文，告诉他我从来也没认为毛是个毫无信念的政客，反倒一直告诉大家毛是个狂热偏执的理想主义者，而他给人民带来的最大灾难，恰是他想让百姓用暴力手段去“当家作主”。如果中国没出过那种民粹主义政治家，则今日也未必会有这种赤裸裸的“专为领导服务”、“专为老板服务”的官僚社会。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走向反面”。
与全民腐败一样，这森严的等级也渗透到了一切领域，包括学术界在内。用老金生动的描绘来说便是，中国乃是一层层爬满了猢狲的大树，上面的猴子看下来全是“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屁股”，下面的猴子看上去则是红屁股汇成的红海洋。
有趣的是，老金介绍国情的文章引起了下面的猴子的愤怒反弹。有的国内网友就说，老金是个大学阀（当然没用那话，这是我自己用的表述），屁股决定脑袋，从自己的地位看社会，自然要美化现实。其实老金已经说清楚了，“学阀”们把研究生当会说话的工具，无情驱策利用之，而研究生们出国后还来信感谢老师的严格要求。其实那感谢未必是真心的，那位愤怒抨击老金的网友似乎就是学界的底层劳力。但问题是，整个国家都是如此建构的，学界岂能例外？你要靠个人操守去与潮流相抗，最后只会按吴思说的“清官淘汰律”那样，得罪所有的人，自己被淘汰出局。我要是留在国内，大概也要像老同学们那样，变成了学阀吧。
第三，社会缺乏化解危机的手段。
这个问题也反复说过。江总所谓“稳定”，胡温所谓“和谐”，使的都是传统帝王的“消防”手段，了无新意，就连胡温对地方大吏实行的“问责制”，也是原模原样抄袭传统帝王。我已经在《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中介绍过，过去朝廷对封疆大吏的要求只有两条：完粮纳税与维护治安。一旦地方发生暴乱，则方面大员不是杀头就是充军，传统“问责制”可是比如今结棍多了。
这种“稳定”“和谐”，似乎可以更准确地称为“消防心态”，其实质是把人民看成潜在的敌人，把防止他们的反对或甚至武力反抗当成了治国首要鹄的。这防止的方法则是革命的两手，软的那一手是由政府扮演体恤下情的包青天，对弱势集团单向施恩，改善他们的境遇，避免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硬的那手则是剥夺他们和平抗争的一切权利，将所有的抗议行为都定为非法，一旦逾越这界限，立即铁腕打击。
如所周知，西方民主社会之所以能有效化解社会危机，乃是人家治国的思路完全不同，他们不把“反对”等同于“敌意颠覆”，而是将它程序化与制度化，变成化解社会矛盾、达成各派利益平衡的基本杠杆。所谓社会矛盾，也就是全民分赃不均引起的冲突。它之所以产生，说到底就是某个或某些阶层后集团觉得分配不公，起来争吃打闹，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于是社会矛盾也就暂时化解了。
中国的治国之道则与此截然相反，谁胆敢抗争，谁就是大逆不道的阶级敌人，就一定要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予以无情镇压。弱势集团改善境遇的唯一指望，是朝廷单向施恩，决无可能是通过双向谈判争来的。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只在于传统社会还容许百姓和平请愿，而现代官府连这都要看成是造反，以致人民居然发明了“散步”这种和平示威手段，这在世界史上大概还是独一份吧，在“人民国家”居然会有这种烂事，其讽刺意味大过了前苏联所有政治笑话的总和。
这结果，就是取消了百姓通过合法抗争手段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一切手段，使得制造社会矛盾的社会弊病无从根治，矛盾只能积累而不能化解。这种背时治国手段，使得“群体事件”成了百姓实现诉求的常规手段，让国家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邦乱邦，反过去更强化了统治集团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更不敢放手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人民和统治者的潜在敌对状态，也使得统治集团的“阶级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成了历史上捍卫自身利益意识最明确、最自觉、最主动的统治者。据中国广播网6月17日披露，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却被开发商建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当记者前往采访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逯军居然拔掉了采访机话筒，质问记者：“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类似地，戴秉国最近在美国发表的谈话，也特别强调了统治集团自觉捍卫其利益的坚强决心。他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由此可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最重要的还是维护那烂污制度一万年不走样。和这比起来，连国家主权、领土乃至国家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
最令人无奈的是，这种烂污治国之道竟然获得广大海外华人的衷心拥护。就连在本坛都这样。每逢国内出了“群体事件”，“法制派”们便出来援引西方镇压暴乱的例子，给我党打气，要求他们出重手镇压，却看不到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百姓维权的合法手段，百姓只有乖乖做顺民一条路，更看不到“按狼”不可能是永久的，历史上除了秦朝那个短短的时代，从无哪个帝王光用革命的硬的那一手来求长治久安。
第四、“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成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此乃老邓的治国思路，也就是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的百姓普遍富裕来缓解社会危机，维护统治，古话所谓“买静求安”。
30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治国之道确有神效，最强烈的对照是苏东的政治改革之路。中国最不稳定的时代乃是“风波”以后。90年代初我回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骂娘。那时若有外敌入侵，我看人民必然起来配合，中共立刻垮台。但经过这些年来的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据说是已经进入唐虞盛世了。
这也不难理解。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乃是外来货，中国人对它没有什么理解，略有所知的人也认为那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过去一个半世纪先贤追求的就是“民富国强”，如今大多数城市居民总算过上了海皮日子，当然要感到极大的心满意足。此外，中央政府拥有了空前的财力，也可以用施恩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救济弱势集团，以防他们活不下去，揭竿而起。于是经济繁荣的规模效应便使得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获得了改善，贫困化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但这思路的潜在前提是两个：第一，国民经济可以无限发展。第二，人民有口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
这两个前提我看都值得推敲。
关于第一条我已经说过了，那其实是美国道路，未必适用于中国那种资源小国，人口大国。当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发展就会停滞下来，甚至大幅度衰退。如果要继续学美国，就只能对外输出资本，让外国普罗大众为本国资本家打工，但要完成从“世界打工仔”到“世界大雇主”的转变，其难度恐怕要远远大于个人发生此类转变，就算能完成这转变，也必然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而在此前能否维持社会稳定还在未定之天。
第二条我也说过了，不平心理的出现，有如说是与经济增长有关，莫如说是与分配有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对不平心态发生的基本原因的深入观察。毛时代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解放前”极大地下降了。国民党蒋匪帮说毛共掌权后“富者成了赤贫，贫者更穷”，不是所谓“反共八股”，而是事实陈述。但那时大家都心满意足，即使是在大饥荒中也不曾有过大规模的揭竿而起，比起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全是两回事。那阵子大概是我党当国以来最丧失民心的时代。
因此，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把经济发展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使得国家的稳定变得非常脆弱（vulnerable），缺乏对经济危机打击的承受力。同样程度的经济萧条或衰退，西方人可能处变不惊，而在中国就完全可能引出动乱。
第五、社会发生了严重断裂。
这也说过了，识字分子完全成了逐利动物，被官方的高官厚禄收买，既没有西方知识分子力薄儒们（小诚别生气啊）的人道关怀，又彻底丧失了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仁义传统，对弱势集团普罗大众的遭遇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苦难。只有个别优秀知识分子如秦晖、王力雄等人才看到了深重的潜在的危机（请注意那是潜在的，并没有到外显的程度），于是出来大声疾呼，这就是苏轼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过那“暖”字必须改成“冷”字，也就是他说的：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故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以上就是我对“齐飞佯谬”的解释，其核心是：中国建构社会的方式很不正常，缺乏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设计；国人的心态很不正常，朝野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正义”。这种国家的统治集团当然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但它的稳定是建筑在持续经济增长，国民生活不断改善之上的，一旦这前提不复存在，则社会难免大乱，而因为国人心态失常，那将是很残酷无情的悲剧。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8-10 周一, 下午8:38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