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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是否在西安事变中为斯大林转过密电？——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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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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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宋庆龄是否在西安事变中为斯大林转过密电？
——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芦笛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爆发后，保安窑洞内一片欢腾。如张国焘坦承的那样，“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1）。
这的确是中共最初的反应。事件发生当天，中共中央发给北方局的指示中就有“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一条（2）。次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会议确定了“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方针（3）。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电贺张学良，开头就说：“元凶被逮，海内同快”，提醒张学良必须绝对保证“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务必周密布置，万无一失，免遗无穷之祸（4）。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红军将领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方面“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5）。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告诉他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就不可避免，张应“干到底胆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6），暗示以杀蒋稳固军心。12月1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与中央汇报，他已经说服了张学良，“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7）。
但莫斯科来电改变了这一切。斯大林挥动巨手，为我党拨正船头，指引航向，确保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革命航船才没有被伟大舵手开翻，我党也才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趁机崛起，最终统治了全国。
那么，莫斯科是何时发来这生死攸关的命令的？照张国焘的说法，那是在事变次日：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8）
照斯诺的说法，他在1937年11月采访了宋庆龄。宋庆龄告诉他，她在西安事变时“曾转送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那份电报。电报声称，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据宋庆龄说，毛收到这封电报时“大发雷霆，跺脚咒骂”（9）。
此说相当可信：第一，斯诺是位名记者，不至于践踏新闻职业道德，公开捏造名人谈话。他历来亲共，与当时的左派头面人物很熟，此书出版时，宋庆龄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事涉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他不敢胡编乱造。第二，宋庆龄同志早就是共产国际特工了，受国际直接领导。廖承志同志曾亲切回忆道，1933年春，宋同志“代表最高方面”专程光临廖府，向他了解上海的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并要他开出叛徒名单，随即将廖给她的名单塞进掏空了的香烟，放进皮包，施施然离去（10）。宋家一直设有秘密电台和莫斯科联系，这事连国内在80年代出版的索尔兹伯里著《长征》的注解中都明说了。
那么，宋庆龄是何时收到斯大林这份电报的？应该是12月13日。据胡子婴回忆：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11）
胡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而宋庆龄是该会的执行委员。两人过从甚密，所述应该是可信的。
然而杨奎松教授在其权威性专著《西安事变新探》中却对斯诺的证词不以为然。他没有解释斯诺为何要捏造宋庆龄的谈话，却说斯诺不了解中共中央与苏联有直接的通信联络，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又误以为宋庆龄与中共中央有秘密电讯联系，因而相信斯大林只能通过她向中共中央传达指示（12）。
窃以为，杨教授这两条否定理由都不足。宋庆龄名义上受国际领导，其实是由苏联情报部门领导，平时未必会与中共中央发生联系。但在紧急时刻，如果斯大林觉得有必要，完全可以通过宋庆龄传达不便由共产国际传达的命令。斯大林那命令很难听，但非常符合他的个性和一贯作风。他的脾气很粗暴，不但曾在电话上放肆辱骂克鲁普斯卡娅，导致列宁与他绝交，而且曾在预警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上批上俄语三字经。他外交决策的唯一依归便是苏联的国家利益，各国共产党不过是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方便工具罢了。为了讨好希特勒，避免苏德冲突，他可以将逃到苏联去的德国共产党人悉数捆送盖世太保。他正确地看到，为了避免日苏武装冲突，中日必须开战，而没有蒋介石作全国领袖，就达不到持久交战的目的。他天性极度多疑，很容易怀疑中共被日本间谍渗透而制造了西安事变，更怕中共不听他的指令，为此严词厉色警告中共完全是可能的。这种难听的命令自不便经共产国际那正式官僚渠道发出，宋庆龄便在这种时刻派上了用处。
杨教授认为，因为电台功率不够大，陕北与宋庆龄不可能有直接电讯联系，这断言我觉得似乎武断了些。陕北和上海两地的电台既然都能与境外联系，何以不能彼此联系？那距离似乎比离境外的电台近吧？杨教授给出的反例，是中共在上海的特工无法与陕北联系，但这并不能证明宋庆龄的电台功率小到无法跟陕北联系，and vice versa。
事实上，中共中央可能在此前就与宋庆龄有过电讯联系。宁夏战役后，红军饥寒交迫，张闻天向莫斯科催款时就曾询问王明：“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13）不能排除这是张闻天先问过宋庆龄，得到否定回答后才追究王明到底是否汇出款来的。
从胡子婴的证词可以判断，那电报宋庆龄当天就转给中共中央了，那就是她何以先急着要去西安，很可能是想将信息亲自传递给中共代表，但晚上就说不去了。这很可能就是张国焘说的莫斯科来的那个电报，只是张不知道是由宋经手转来的。以常理度之，宋只会原文转发，从电文上当然看不出是转发还是原发。
这还可以解释从官方渠道传来的斯大林的正式命令何以姗姗来迟。斯大林是名副其实的战略大师，对国际动态极度关心，反应极为迅捷。据官修党史介绍，从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以“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解释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国际新闻通讯》等刊物也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12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驻苏大使蒋廷黻，表示张是受到了某些心怀叵测的恶意挑唆，声明苏联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们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14）。
由此可见，西安事变一发生就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关切。在他的命令下，苏联宣传部门与外交机构迅速开动，公开作出旗帜鲜明的表态，让各方明确无误地了解苏联政府的立场。
然而奇怪的是，共产国际的行动却相当迟缓，直至12月16日才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第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14）
不难看出，比起宋庆龄传达的那份电报来，这口气可是委婉客气多了。它的确符合正式公文的风格，然而却远远不能反映出斯大林对事变的极度关切，更没有如《真理报》社论那样，忠实反映出他对张学良的猜疑与憎恶。
不仅如此，杨教授还根据《季米特洛夫日记》推断出，直至12月14日晚间12时，斯大林看到了王明给他的建议杀蒋的信（其实似是电报稿）后，才首次就此事与季米特洛夫联系，16日才将季氏等人召往克里姆林宫，商定了上引指示电的内容（15）。斯大林的反应何以如此迟缓？他在命令有关机构迅速表态、向各方传递明确无误的信息时，何以偏偏忘记与涉事一方中共打招呼？若不是王明上书提醒了他，则他好像就完全听任国际自行处理了，这可能么？
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经通过直接掌握的特工宋庆龄，绕过共产国际，与中共打了招呼，因此自然不必再通过共产国际那官僚渠道。直到他看见王明的电报稿，这才意识到共产国际有可能坏了大事，于是大发雷霆，不仅将季氏召去开会，还怀疑王明是日本间谍，甚至将据说建议王起草那电报的苏军情报局官员阿图佐夫（Artur Artuzov）抓起来枪毙了（16）。这严厉的惩罚说明他是何等关心蒋的安全。既然如此，若他不是已经通过其他途径知照过中共，那他迟迟不与共产国际打招呼就根本无法理解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在事发次日立即通过宋庆龄严词警告中共，不但符合他的智力、性格与作风，为斯诺与胡子婴的证词直接支持，为廖承志的证词间接支持，而且能圆满解释他为何迟迟不向季米特洛夫下令。杨教授认定斯大林只能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下令，把“莫斯科的命令”完全等同于“共产国际的命令”，却忘记了莫斯科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给中共下命令。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杨教授用以论证“12月20日以前，中共中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任何一份电报指示”的几个根据都不能成立。
杨教授的第一个与第三个根据是，毛泽东于12月17日致电张学良，说“我们对远方（即指苏联——引者注）政府已做几个报告，尚无回报”（17）。12月19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国际指示还未到。”（18）
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杨教授也承认，共产国际在12月16日就给中共发了电报，但中共迟至18日才回复莫斯科，说那电报被“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19）这不能说是“尚无回报”。就算跟张学良不必讲这些，毛也有责任向政治局说清此事，不该告诉政治局国际指示还未到。这分明是撒谎，却被杨教授用以证明中央尚未收到国际指示。
杨教授的第二个根据是，共产国际16日的电报开头第一句是，“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因此“不难判断这确实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几份报告的第一份电报指示”。这本是鬼子的通讯规矩。鬼子的习惯是“作为对你某日来信的答复”，共产国际的同志想来是老粗，不兴清晰表述，所以没指明是对哪天来电的答复。我无缘看到俄文原稿，无法确定那“来电”是单数还是复数，不知道杨教授推测的“几份报告”是否成立。但那即使是共产国际的第一份指示，也不能断言那是斯大林的第一份指示，理由已如前述。
更奇怪的是那“错电报”事件。共产国际早在16日就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上引那份电报，但中共直到18日才回电说勤务组弄错了，无法译出，请求重发。杨教授认为，真情确实如此，盖当时中共的电讯设备和技术水平都相当低。
其实中共破译密码的技术非常先进，红军全靠此克敌制胜。不但龚楚在回忆录中介绍过（20），彭德怀在自述中也提到红一、三军团在逃离右路军前夕，他和叶剑英专门商量过如何偷走前指的作战地图和军委二局（21），而且李先念同志还对曾希圣同志开创我党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指出：“曾希圣同志是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始人。在红军时代，他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为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在《曾希圣传》序言中，李先念同志还引用了毛泽东、周恩来赞扬曾希圣和军委二局工作的话。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也称曾希圣是我党情报工作“创业的人”（22）。很难设想负责翻译莫斯科指示的人员会在中央日日盼望的重要电报上出错。
更不能无视的是张戎的采访报告：
“毛后来称莫斯科十六日的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称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发。这不可能是事实。中共核心的收发报员告诉我们，电报译不出会马上要求莫斯科重发，不可能等两天。更何况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十九日还对政治局说：‘国际指示还未到。’”（23）
这可是经手人的第一手证词，史家不能不正视。的确，“错码”说面临两个无从逾越的障碍：第一，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共和张杨都在翘首盼望“远方”的福音，据杨教授说中央还给国际接连发了几份电报，而毛在接到“错码”答复后竟然等到18日才请求重发，岂非咄咄怪事？第二，既然是“错码”，毛为何不对政治局讲清曲折，却要撒谎说指示还未到？
杨教授认为毛泽东不可能扣押电报，理由是当时党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而非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也是由他负责，盖此期中共给国际的电报大部分由张闻天或“中央书记处”署名。毛泽东是在40年代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后，才“不得不严格控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络电台”，而此时“不存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的情况”。因此，“在这个时候，绝不可能出现共产国际的指示被个别人扣押起来而拖延向政治局传达的事情。”
窃以为这论证缺乏说服力。控制电文收发与起草电报是两回事，不能因为电报多为张闻天署名便认定张就是控制电文收发的人。张闻天早就是“虚君”了。连斯诺那个局外人，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去陕北采访，都能轻易察觉毛是中共地位最高的人，在所有的领袖中只为他立了传。作为幕后实权人物，毛完全可以用洛甫的名义与莫斯科联系。张国焘是在1938年叛逃的，根本不可能知道40年代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收发管理，然而他却说：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24）
毛泽东自己的证词就支持这一说法，如上所述，毛泽东在19日告诉政治局，“国际指示还未到”。光是国际有无指示得由他通知政治局这事本身，就说明张国焘说的一点都不错，他早在那时便已垄断了与国际的电讯，政治局只能从他那儿听到国际的指示。他爱讲多少，政治局才能知道多少。他只字不提“勤务组弄错了”更提示那是只供外销、无法内售的谎言——如果焦灼等待的大员们对这“事故”不满而加以追究，骗局就可能被戳穿。
杨教授所谓“这个时期也不存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的情况”就更不是事实。杨教授自己披露的材料就表明毛主张杀蒋，而共产国际主张放蒋。这还不算意见分歧？难道不是他“不得不严格控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络电台”的充分理由？
所以，看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毛泽东早在事变次日就收到了斯大林严禁杀蒋的命令，但他阳奉阴违，向党内隐瞒了这一指示，指望任性冲动的张学良杀掉蒋介石，造成既成事实，强迫莫斯科接受。接到16日的电报后，他知道不能久拖，于是亲自致电张学良，暗示杀蒋，并令周恩来说服张对蒋“行最后手段”。但18日与19日，南京电台反复广播《真理报》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人都听到了这广播，纷纷来电询问（25）。毛再也无法封锁消息，只好在共产国际于20日将16日的电报重新发来之后，向政治局作了通报，并于次日复电诡称：“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26）
这分明是哄骗上司，讨好卖乖——此前中共基本没有采取国际规定的方针。可惜毛还是露出了欲盖弥彰的马脚：电报是瞬时通信，在正常情况下，他不会说“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而若是他不知道16日来电内容与20日相同，也不会这么讲，只会说“20日来电谅即16日来电”。因此，这句话反而暴露了他知道两份电报内容同一。
此说的唯一难题，是张国焘声称毛泽东13日即向他和其他要人披露了莫斯科来电，当晚便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转给了周恩来。后者于14日便向张学良通报了苏联的真实立场（27），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我想，大概是毛20日出示的其实是宋庆龄在13日转来的那份电报，而国焘把时间记错了。除此之外，我认为，此说不仅与各重要证人的证词相一致，而且能圆满解释一系列貌似奇特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不是未被杨说计入，便是它无法解释的。
参考文献：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32页，东方出版社，1998。
2、《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1936年12月12日，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16页，档案出版社，1985。
3、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3（3）；《中共党史研究》，1988（4）。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24-3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3日，《文献和研究》，1986（6）。
5、《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19-320页。
6、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31页。
7、同上，335页。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33页。
9、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散记》，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10、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11、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112页，人民出版社，1982。
1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51页。
13、同上，256-257页。
14、黄修荣、黄黎：《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75282/75284/5138302.html。
15、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
16、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15页，开放出版社，2005。
17、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54页。
18、同上，357页。
19、同上，355页。
20、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404-405页，1978。
2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http://www.jysls.com/thread-154958-1-1.html。
22、《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重温李先念为《曾希圣传》所作序言有感，http://www.hudong.com/wiki/%E6%9B%BE%E5%B8%8C%E5%9C%A3
23、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16页。
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45-346页。
25、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59页。
26、丁雍年：《有关西安事变史实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57页。
2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34-335页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7-08 周三, 上午12:58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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