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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我党政改的压力与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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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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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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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也谈我党政改的压力与动力
芦笛
网友将陈沅森先生的大作从隔壁转贴过来，还说陈先生大概不熟悉本网站的架构，因此贴到了冷冷清清的隔壁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记得陈先生曾在本区张贴过如何应用“自组织”学说医疗癌症的专著，后来不知怎么就不来了，或许是我待客不够周到吧，在此检讨。
陈先生的大作我看了一遍，如我理解不错，他的基本假定是，何频先生说的“中共政改外部没有压力，内部没有动力”不成立，国际上有压力，党内也有动力，唯一妨碍当政者实行政改的，只是出于对“秋后算账”的深刻恐惧。因此，咱们必须对症下药，每个人都签署他拟出的“宪章”，保证自己绝不与共党为敌，对中共既往罪行决不追究，则中共也就会破除那恐惧心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改了。
这就是我的理解，不知道说对了没有，还请陈先生指正，谢谢。
若我理解不错，则恕我不能同意。我没有看过何频先生的文章，也不知道陈先生提到的何频开出的“2021年”之类的时间表是怎么推算出来的，但我同意“中共政改内部没有动力，外部没有压力”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国情实事求是的评估。而且，我不认为妨碍中共政改的主要障碍是恐惧心理，更不认为签订一份卖身契即可破除之，遑论促使中共实行民主改革。
先看陈先生的第一个假定：外部有压力。
陈先生认为国际文明世界讨厌专制国家，因此当然有压力，而这似乎就能视为对改革的一种助力。我认为，不能这么理解所谓“压力”。实际上，文明世界对野蛮国家的道义谴责，反而常常是后者赖以巩固内部团结、度过危机的强大助力，毛泽东就最善于此道，兵法所谓“哀兵必胜”。
我曾写过篇《“以夷制华”论》，说的就是这猫腻：但凡我党内部危机重重之时，毛泽东就必然要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外部，造成一种“以一国敌天下”的悲情气氛，让他从容化险为夷。其最漂亮的表演，就是将全党投入 “反修防修”圣战，不但把大跃进的灾难轻而易举地归咎于“苏修卡脖子”和“帝修反反华大合唱”，而且使得他成为圣教的唯一捍卫者与继承者，在全党心目中成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对象。
现代中共也很精通这一手，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就完全是为此设计的。因此，将文明世界对中国的道义谴责视为改革助力，似乎南辕北辙。
依愚见，能推动国家改革的外部压力，不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而是中外生活方式的差距。这差距有着多方面的内容：经济军事实力，国民生活水平，社会制度以及文明程度，等等。这其中最显眼直观的区别是前两项，中国历史上两次改革大潮都是因此触发的。
晚清之所以发动大规模改革，根本原因是拳乱使得清廷几乎亡国，老佛爷终于意识到，东西方军事经济实力实有天壤之别，不效法西方实行全面改革，我大清（其实也就是中国）就不可能在国际环境中生存下去。而邓小平的改革也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外经济军事实力与国民生活水平的天壤之别，而八九“风波”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人民从打开的一隙门缝中，瞥见了中外人民生活水平的天差地别。
犹记80年代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反映日本人民普通生活的纪录片，题目忘记了，只记得影片开头的题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电影对深锢于密封罐头内的井蛙们的震撼作用简直无从描述。我厂的老弟兄们来找我聊天，必要说到那部电影，惊呼：老芦，你看了那部电影没有？上面有个普通的日本人家，大彩电就那么白白开着，全家人只顾埋头吃早饭，没人去看上一眼！那么值钱的东西，就这么白白开着哪！日本人真TMD有钱！
这就是能推动中国改革的最强大的外部压力。如今这压力是再也没有了。中国过去30年内发生的经济奇迹，使得国人可以不必再羡慕小日本，可以居高临下地傲视“老欧洲”，甚至可以怜悯陷入经济危机的老美了。咱们有足够的自豪理由，不必再去学习他人了。他山之石不复是攻错之器，而是变成了攻错的对象。
再看陈先生的第二个假定：内部有动力。
所谓“改革”，其实就是“试图建立西式政治和／或经济乃至文化制度”。离开这一条，根本也就无所谓改革，不是只有祖传的造反作乱，就是顶多有点王安石式的“兴利除弊”，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出更多的弊端来。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改革的灵感与内部动力，都是外来文明冲击引出来的。改革的内部动力产生于中外比较，而改革的蓝图则是西方模式，两者都与人民斗争毫不相干。在东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中国人民斗争了两千年，从未斗争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来。“改革与新思维”完全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直接结果，这是任何一个知道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
这也就是我党改革的基本动力与蓝图来源。中共内部有改革动力，乃是70年代末的事。其时党内的改革派看到了东西方差距，区别只在于看到的层次深浅有别。邓小平看到的只是经济军事实力与国民富裕程度的差距，而赵紫阳则还看到了社会制度的差距，两人都因此产生了改革愿望。老邓只想改革经济制度，有限地引入西方发明的资本主义，而老赵则在此之外还想以西方政治制度作模本，进行政改。这就是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唯一作数、唯一起作用的力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前苏联，盖我早说过了，社会进步主要是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说白了也就是统治者的恩赐）实现的。人民起到的作用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便是帮倒忙甚至开倒车。
国人的一个传统误区，乃是朴素的民粹主义，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没谁愿意承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听任统治者任意宰割的一堆肉”。因此，许多人误把人民的普遍不满视为改革的动力，以为89年民间普遍出现不满空气，不是因为看到日本普通民居内白白播放的大彩电，而是因为渴求民主制度，从而构成了逼迫统治集团不得不改革的民意压力，是中国的前途所在，等等。这种幼稚园的理解，与真实图景相差何止以道里计。它其实是倒果为因，把改革引出来的不满，反转为改革的动因。常智者应能理解：若不是老邓老赵折腾，中国人民一定会如北韩人民那样海皮，因为不可能看到普通日本民居内的大彩电。
现在的基本国情是，中外经济军事实力与国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基本消除，这些方面的国际压力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东西方差距，只是社会制度与文明程度上的，而这并非显而易见，没有“硬指标”，不能量化，不像普通日本民居的24寸大彩电那样直观、通俗、富有说服力，只给少数人讲可以，无法使全国人民都知道。统治集团完全可以忽略之。因此，改革的客观前提业已丧失。
从主观前提来说，改革要能发生，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有一批志士，而这主观前提也已经消亡。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毛共虽然作恶累累，专搞“志士祸国”，但它毕竟富集了一群不计个人得失，为了某种信念献身的志士。在发生信念转化后，一部分党官便会转变为以全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派。这就是80年代党内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的主观前提。
然而现代中共完全由一批毫无政治信念与献身精神的“犬儒”把持，这些人的行为动机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全民利益最大化”，而这就是“犬儒”与“志士”最本质的区别。这些人就算看到了东西方社会制度与文明程度的差距，承认中国在这些方面仍有学习西方的必要，也绝对只会停留在“理性认识”上，绝不会化为行动，盖对他们来说，维持既有的官僚社会体制，远比学习西方改造社会的好处更大。这不是如陈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是出于恐惧的消极避祸，而是出于攫取更多利益的积极进取心理。以为大众自动签订卖身契即能填满他们的欲壑，未免过于天真。
陈先生看到了中共内部有一批“两头真”，便误以为那些人是改革的动力。这些人的存在当然不容否认。他们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志士，奋斗一生，人之将死，才发现自己当初找错了信仰，于是又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扑在新发现的信念上，盖这些人没有信念便无法活下去，与他们的后代完全是两种动物。要说当今中国还有能看到东西方社会制度与文明程度区别、并愿意为弥补这差距而为之献身的志士，我看也就只有这群人。不幸的是，他们的发现未免太迟太迟了些，是在自己再也不是“当权派”时才姗姗作出的。如今他们可做的，也就只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已。除了陈先生，谁也不会以为，几个过气耆宿垂死前的大彻大悟竟能推动中共改革。如今中共当家的人中，再也没有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有的顶多是策略争论。胡总“不折腾”一语已经道破了天机，在此之后还要做梦，只怕过于一厢情愿。
“个人利益最大化”不仅是中共当权派的行为动机，也是大部分文化界、学术界以及企业界精英的行为动机。这些人才是能改变社会，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的指导哲学其实是西谚“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有如去发动或推动某种风险难测、成败未知的政治改革，不如最大限度地exploit既有制度，为自己谋求最多最大的好处。用《西游记》上的谚语来说便是：“谁愿意‘现钟不打打铸钟’？”
这就是改革难以逾越的主观障碍：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集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认定，既有体制不仅有可能在未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也能使得国家更加强大，那么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有改革的内部动力。同样地，如果该集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认定，现行“潜规则”虽然不合理，但它能让自己获得在公平竞争的干净制度下无法获得的利益，那么那些潜规则就绝不会被废除。而这不幸就是今日中国的基本国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部分中国知青（通作“知识分子”，误）都认同这一光辉教导，区别只在于各有各的目的。在志士，那是“国家繁荣富强”；在“犬儒”，那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现行体制既能使得国家日益繁荣富强，又为每个精英都提供了发财的希望，那他们又怎会还为认为有必要去改造现体制，去从事某种成败难测、后果未知的冒险呢？
过去国人钟情于“民主”，无非是误以为那是制造普通日本民居内大彩电必需的一种技术软件，如今他们才发现，专制制度不但照样能使家家户户都有大彩电，而且还能空前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而从事民主改革的前苏联以及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反倒陷入灾难中，这民主手段还要来何用？
相对于传统帝制，现代专制社会还有个更不利于改革的弊病，那就是它是所谓“非遗传专制”。说白了，党天下与家天下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前者无法传给后代。这个弊病决定了统治者绝无可能高瞻远瞩，为了子孙的利益而发动改革。因此，当慈禧终于认识到不改革她家大清的衣钵就无法传下去之后，她便会毅然决定发动改革，因为中国也就是爱新觉罗家的家业，她若把家业折腾光了，后代便无法享受那遗产。这问题对党皇根本就不存在，他只要保证自己在世时能安富尊荣即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折腾”方为上上策。
综上所述，我认为，陈先生赖以立论的两个前提无法成立。目前的基本国情是，国际上没有改革的压力，党内乃至国内没有改革的动力。
至于陈先生把我党不想改革的主观原因归结于恐惧心理，我认为倒也不错，只是失于片面，最主要的动因前面已经说了，还是“积极进取”心理而不是出于恐惧的消极防御。后者当然存在，但这种恐惧心理我看未必是怕杀头抄家，而是怕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政局失控。这种考虑并非杞忧。从极权制度转为民主制度，等于全面拆毁既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制度，重新另建一套，实行权力与财富再分配，造成各利益集团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激化甚至引爆社会矛盾，确实是一种高风险事业，岂是简单的暴民报复可以涵盖的？陈先生将我党的入骨恐惧归结于对“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担忧，甚至将我党贪官外逃归结于对“秋后算账”的恐惧，窃以为有直线思维之嫌。他据此开出的“卖身契”药方因而也就毫不对症，只能让公民白白自动丧失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绝不会换来我党的相应让步。
陈先生认定党内军内不会发生内讧，我看也未必，窃以为不能以毛共的情势去刻舟求剑，推想未来的光景，必须引入“权威逐代递减”的参数变化。我党历来强调对枪杆子的绝对控制，但到底谁是“党”的代表却构成了内讧的潜在根源，即使是在毛时代也有这个问题，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就是最经典的例子。据此不难想象，当未来的党皇的权威弱化到不足以镇住全局，党内因而分裂成两个或多个互不相下的实力集团时，则枪杆子发生分裂也就是不难想象的事。
换言之，列宁式“以党控枪”，与西方文明世界实行的“以国控枪”是两回事，前者的死穴是永远有“到底谁代表党”的问题。除非在党内实行西式民主（也就是真正的民主），使得党魁在党内获得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这个死穴就绝无可能消除。于是当“党代表”出现合法性危机时，党内爆发武力内讧的前景似乎也就是必然的。当然，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并非好事。尤其是蒙上帝的诅咒，中国早就有了核武器，党内大规模内讧导致核内战便永远是悬在全民头上的达摩老祖剑。对此恐怖前景，我已经在《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的政治幻想小说中描述过了。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7-04 周六, 上午10:25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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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俺愚见,朝野双方的上上策还是"无为而治",不做比做要来得更好.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 诚灵 - (132 Byte) 2009-7-05 周日, 上午1:32 (145 reads)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听任统治者任意宰割的一堆肉”。绝了!!! -- 北徙 - (0 Byte) 2009-7-04 周六, 下午5:22 (128 reads)
- 基本上同意芦笛先生的分析 -- 大隐于朝 - (74 Byte) 2009-7-04 周六, 下午2:11 (209 reads)
- 第一次发言，很高兴 -- dxk10001 - (169 Byte) 2009-7-04 周六, 下午1:55 (203 reads)
- 唉，真希望老芦的分析是错误的。 -- 吴耐 - (337 Byte) 2009-7-04 周六, 下午12:05 (234 reads)
- 反复学,反复有体会. -- 汉城王 - (0 Byte) 2009-7-04 周六, 上午10:50 (116 reads)
- 唉,陈先生刚划亮根火柴, 又让老芦给吹啦. 还是休息去吧. -- johnsum - (0 Byte) 2009-7-04 周六, 上午10:37 (11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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