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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出中华民族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下篇)

陈沅森

加入时间: 2004/07/15
文章: 63

经验值: 1457

标题: 挣扎出中华民族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下篇) (348 reads) 时间: 2009-6-27 周六, 上午1:44

作者：陈沅森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内容提要 ]
本文对“中共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为什么不会垮台”作了透彻的剖析；从深层次挖掘出“只要达到一定条件，中共还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全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作出彻底让步，让中共启动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挣扎出中华民族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下篇)
——让中共放心启动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作者/陈沅森

[目录]
上篇（一）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症结何在？
（二）中共“溃”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三）难道不会发生军事政变吗？
（四）中共“溃”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五）中共“溃”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中篇（六）中共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自组织系统”
（七）中共“溃”而不“崩”的其它多种理由
（八）中共难道真的不愿进行政治改革吗？
（九）《零八宪章》商榷
下篇（十）政治落到实处是一个操作问题
（十一）释十四疑
（十二）结束语

（十）政治落到实处是一个操作问题

中华民族绕了一个 “百年宪政历史的怪圈”，目前，又回到了“宪政起步”的原点：面对一个与大清帝国同样庞大、臃肿、腐败、拒绝政治改革、统治术却更加精湛的专制集团。一百年来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追求民主宪政的艰辛努力不但付诸东流，还产生了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恶果。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真地反省过吗？痛苦地检讨过吗？一个世纪屡战屡败，难道与中华民族知识精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没有干系？任你列举多少客观原因，怎样巧舌如簧辩驳，知识精英应该承担失败历史的主要责任是无可推诿，无法抵赖的。
既然不是个别、偶尔、短暂的失误，而是一百年、几代人、前仆后继的重大失败，为什么不好好反思一下，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究竟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群体性缺陷？为什么不好好探查一番，我们承传的五千年文明遗产中有哪些糟粕和劣质基因？如果能够查清“病因”，总结经验教训，便可“对症下药”，切除掉我们头脑中遗传的那段劣质基因，洗刷掉我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抛甩掉压我们肩膀上沉重的文化历史包袱，认清形势，重新起步，轻装前进，迈出坚实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向前，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目标。
为此，经过悲凉、沉痛、长时间的苦苦思索，我不自量力地初步探索了一些中华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缺陷：

第一，狂妄自大、“能人”太多
自古以来，青年俊才读了十来年书，便自以为“老子文章天下第一”，自视甚高，自我感觉良好，幻想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展雄才大略，遂“治国、平天下”之宏愿。
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倡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做到前三项，对自身和社会大有裨益；坏就坏在后面两项，鼓励所有的读书人“治国、平天下”。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不具备“治国、平天下”的素质和才干，一窝蜂地霸蛮往这条窄路上瞎撞，不仅误了自己，还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后果与危害。
人的一生，究其实，不过是一个“过程”：一个“由生到死”时间不断消逝、一个来来往往地域不断变换、一个进进出出肉身物质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谁都逃不脱大自然铁的规律。什么名满天下、家财万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长、短人各不同的几十年、至多不过百年的过程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怎样才能不负此生，不枉到人世间走了一遭呢？
站在这个哲学的高度思考，就发现中华文化遗产中存在许多误区，上述“治国、平天下”便是典型一例。
让我们来看看曾经担任中共党魁的知识精英瞿秋白的临终遗言吧。瞿秋白先生临刑前写出了震撼人心的自述《多余的话》，他哀怨地感叹：“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注51]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名震寰宇、叱咤风云的共产党领袖临死前，吐露了与“阶级斗争”截然相反的人生真谛。
中国古代典籍和现代文献中，太多了鼓励青少年“做人上人”、“成名成家”的格言和语录：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成文武业，货与帝王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但是，几千年来，出将入相者，到底有几多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次次失败后，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郁郁寡欢凄冷寂寞中，了却“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残生。上述这些鼓励青少年“往上爬”、“出人头地”的格言和语录，千百年来，不知误了多少人家的子弟啊！
根据马斯洛“人生需求五层次说”，人在满足生理、安全、社交需求后，还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但是，获得他人尊重只有“学而优则仕”一条窄路吗？人类数千年社会生活、生产的信史证明，无论在什么领域，只要通过诚实劳动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都会获得尊重。例如，当今在深圳，一个优秀的模具钳工，企业争相聘用绝对不愁失业，其工资不低于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硕士，并受到广泛的尊敬。在加拿大，早几年缺少厨师，这两年高级技工、家庭护士等许多行当的能工巧匠奇缺。
中国大陆每年新增找不到工作的百万大学毕业生，家长们为什么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一门手艺呢？学一门手艺精益求精，一辈子不求人，技艺随年龄增长，收入按岁月增加，所到之处，人人尊敬。我记得，才女陶乐诵在回忆文章中写了遇罗克烈士的母亲曾鼓励儿子学手艺，例如当一名理发师。要知道那还是文革时代，这位可敬的妈妈，具有多么可贵的远见卓识啊！[注52]
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逞能、争强、好胜的人太多。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绝对不是能人，只是一辈子自以为是，时时处处指责他人，到头来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想出人头地不得而牢骚满腹的平庸者。由于投身政治场搅浑水的“能人”太多，大家竞相扎堆在“治国、平天下”的狭路上，人人欲“遂平生管（仲）乐（毅）之志”，“一匡天下”。于是，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天下纷争，王朝更迭；兵燹战祸，连绵不断。——综观中国历史，大多数政治灾难并不是庸人造成的，而是自命不凡的“能人”不甘寂寞的所作所为。

有着深厚自恋情结的知识分子“能人”，一个典型是上世纪50年代的柳亚子先生。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东就结识了名满天下的南社大诗人柳亚子。1949年建政前后，毛泽东与柳亚子诗词酬唱，借柳的诗名提升共产党领袖风流儒雅的形象。谁知“圣眷甚隆”的柳亚子领会错了上意，竟然向毛主席提出让他来当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未能遂愿，在诗句中负气地说要回老家分湖隐居。毛泽东用“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诗句予以挽留，化解了柳亚子的不满。
满脑子旧学、儒家思想，曾狂妄地放言自己是“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年老力衰之际，犹念念不忘“治国、平天下”，觊觎共产党的“宰相”位置，这不是头脑冬烘、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能人”吗？柳亚子在旧体诗词方面有一定造诣，但绝不是“政治能人” 。自秦汉以降，这样误己、误人、误国的书呆子实在太多了。幸亏登基之初，毛泽东还有点雅量，一笑了之，没有让柳亚子“牢骚太盛头颅断”。[注53]
由此看来，中国教育的整改要落到实处，社会、教师、家长要提倡、诱导、鼓励、劝慰中等文化的知识青年、大专生，甚至大学本科生，自觉自愿去做工、务农（绝对不能强迫）。不要让青年人的眼睛老盯着“国家神器”（当官），动不动就空口打哇哇“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要让他们认识到，“大事业”需要的人才极少，且要求一些特殊素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不具备“干大事业”的才能和气质，一辈子也得不到那种微乎其微的际遇。要改变社会上做工、务农是“下贱职业”的错误观念和风气，使“去工厂、农村干出一番出色的成绩”成为青年人的理想。让他们认识到社会上人才需求量极大的“七十二行”，不仅是谋生之道，同样可以“行行出状元”！只要肯放下身段深入工厂、农村，边实践边钻研，三、五年之后，文化优势就会让这些青年在他从事的行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这时，他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财富，还收入超群、家庭迅速进入小康。在生产中取得良好实绩提升了社会地位，就会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敬，成为群体中的佼佼者。这样人才分流，人尽其才，就没有那么多人争抢着去“治国平天下”了，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康生活不用愁”，平安快乐地走完人生历程，不是比那些苦苦追求出人头地、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的知识分子，活得更舒心、更安逸、更潇洒、更幸福吗？
我来加拿大后发现，加拿大的青年似乎没有中国大陆青年那么多烦恼。目睹许多在餐馆里端盘子，在街道上收集垃圾的年轻工人，男男女女，尽职尽责、快快乐乐地忙忙碌碌。他们不稀罕名满天下，不追求出人头地，不担心别人瞧不起（实际上加拿大几乎没有人蔑视平凡体力劳动），对拥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心满意足。
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理想的过程中，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能人”要越少越好。

第二，不辨真假、轻信盲从
八旗兵1644年入关，清王朝统治中国大陆268年。由于腐败颟顸、故步自封，到十九世纪中叶，已衰败不堪。又由于妄自尊大，不能与时俱进，顽固地拒绝开放口岸，不准西方人来华做生意，于是发生冲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多次与列强交手，在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屡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求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积弱积贫痛心疾首，便一窝蜂地把眼光投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个时代的中国，遍地都是“主义”。什么“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民主主义”、“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引了进来，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许多人刚刚宣布信仰某个“主义”，又听说“XX主义”更好，便三番五次改换门庭。大多数人对各种“主义”并没有深入研究，拿不定主意，看了一本浅显的入门书，便对某个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听了某位名人一次演讲，便跟着起哄。人云亦云，轻信盲从；不辨真假，暮楚朝秦；变化多端，随波翻滚。柳亚子先生便是一个，有诗为证：“孔佛耶回付一嗤……独拜弥天马克思”。（见[注53]）青年李沛甘心仪无政府主义，他从这个主义的祖师爷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译名中各取一字组成“巴金”，作为后来成为大作家的笔名。
在这样混乱状况下，“马列主义”乘虚而入，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远隔重洋，云遮雾绕，高深莫测，被某些权威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吹嘘成拯救中华民族的灵丹妙药，据说“好得不得了”。这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缺陷就暴露出来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弃原来的信念和理想，不辨真假、轻信盲从，纷纷趋之若骛，后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奔向延安的“盲流”（盲目流动）。每一参与的个体都深受这股盲流之害，但同时又壮大了盲流的声势贻害更多的人。
其实，大家只听说马列主义“好”，但究竟“好”在哪里？是不是真正能够“拯救中国”？却说不出一、二、三。根本没有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便跟着鹦鹉学舌，奉为圭臬，与狼共舞……请问，通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的有几人？当年的“革命队伍”中，没有一个。莫说当年《资本论》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就连俄语专家、“马列主义权威”瞿秋白，都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见《多余的话》）。据说，另一位“马列主义权威”王明，可将《资本论》背诵如流，但对政治操作一窍不通；1937年这个书呆子从苏联回国到延安，旋即被毛泽东整得灰头土脸，差点被毒死。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庸俗化、实用化，他在延安时作报告说：”你能吃小米(吃苦)吗？能走路(行军)吗？能吃小米，能走路，就是马列主义。” ——照他这样解释，农民起义领袖李闯王的队伍也可以算为“马列主义” 。
当年那么多北大、清华以及其它大学的高才生放弃学业，如飞蛾扑火般地投奔延安，不是轻信盲从又是什么？像王实味那样“飞蛾扑火，连小命都丢了”的，不知凡几。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两头真”的党内离休官员和学者，如李慎之、许家屯、王若望等，他们的觉醒和坦诚令人感动和尊敬，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两头真”，对他们早年是如何“真”心投入革命进行批判，总结经验教训。
轻信盲从“马列主义”将其引入中国“功莫大焉”的另一位“伟人”是孙中山。早年的孙中山上书清廷，乞怜赏识，希冀平步青云；没有得到回应郁郁不得志，反过来便投身革命。他经常奔走南洋、美、英等国家募捐。1911年，他到美国募捐，没有募到一分钱，连生活都无着了，只好到餐馆去端盘子。10月10日后不久的一天，他正在侍应客人，餐馆经理走过来对他说“孙逸仙，你的电报”，“啪”的一声将一份电报甩在他端着的盘子里。孙中山打开一看，原来是“武昌革命成功，速回国任大总统”云云——闹出“美国的企抬（孙已入籍美国）当中国大总统”这则大笑话（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民国之后，袁世凯、北洋军阀走马灯似地夺权。由于没有实力（武装），孙中山“革”来“革”去，连自己安身立“命”之地都没有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饮鸩止渴，接受苏联的卢布和枪械，办了黄浦军校和按照列宁主义重新组建国民党，实行苏联顾问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于是，养痈遗患，让共产党寄生在国民党内得以发展壮大。
晚年的孙中山最后还是醒悟了，“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但悔之晚矣，共产党已成气候。他没有深刻反省，而是埋怨美、英帝国主义不出钱支持他革命，开脱自己“有奶便是娘”投靠苏联的罪责。孙中山培植了“马列主义”的信徒横行中国大陆，肆虐中华民族几十年。
中国知识精英不辨真假、轻信盲从，难道不应“负有失败历史不可推诿的责任”吗？

第三，夸夸其谈，不善操作
大多数刚刚从大学大门走出来的青年，只有一些书本专业知识，没有或很少具备实际操作经验，要参加工作若干年后，才解决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问题。而对于非专业又跨行搞政治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但相关理论知识不足，而且对政治操作一窍不通。“一窍不通”通过虚心学习可以通几窍，但糟糕的是，大多数书生蔑视操作，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太简单了”，以为自己“天生便会”或可“无师自通”，以为只要“懂得道理”了，就必然会“操作” 。实质上“懂道理”和“会操作”是两码事，大多数情况恰巧是“懂得道理”了，却“不会或不善于操作”。书生们致命、盲目的自信和自负，有时达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其实，“搞政治”落到实处，关键是一个如何“操作”问题。方向和路径确定后，操作得当与否成为实现政治理想不可逾越的障碍。
世界上做任何一件事，都存在“廓清它的道理”和“怎样去完成”两个部分。“廓清它的道理”，就是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怎样去完成”，则是符合实际的操作过程。“理论”和“操作”两个部分相辅相成，就能把一件事办好；两个部分不相符、不对称或某一部分缺陷甚大，事情就办不成或办得不好。
打开各工种的《工人技术等级国家标准》一看，对于一个工人的要求也分为两个部分：“应知”和“应会”。“应知”是要求工人懂得这项技术的基本道理，解决理论认识问题；“应会”则是要求工人能够熟练地操作这项技术，能够按技术要求干出某种难度的“活”。从学徒工开始达到“二级工”，“应知”“应会”各有几十条，规定工人应该具备哪些理论知识和干出某种难度的“活”，条文很细致、烦琐。越往高级别走，理论难度与“活”的难度越大，但条文越来越少。到最高级别“八级工”“应知应会”合并为三条，除了这种技术最高操作难度的相关要求，其中一条是“对本厂生产关键提出有效措施”——这家工厂生产线上遇到的所有问题，要求“八级工”都能有效地予以解决。实际上，这种要求使“八级工”达到了“工人工程师”的高水平。
文革期间，长沙水泵厂接到一台特大型军工水泵的加工任务，因为设备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全厂工程师和高级技工都望而生畏，束手无策。任务紧急，只好作为“政治任务”出榜招贤。一位在机械工厂劳改多年、身怀绝技的右派分子带领几个青年工人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按时按质完成了加工任务，军工代表给他的特殊奖励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就是1953年青工倪志福在完成一批“抗美援朝”的合金钢板高难度的钻孔中发明的，倪志福被评为劳动模范，最后升任国家领导人。
我举出对工人的要求和这两个实例的目的是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时候，不是缺乏理论，而是操作上卡了壳，无法完成任务。为什么要求工人重视操作呢？因为工人干出的“活” ，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操作不到位便出次品或废品。知识分子从政，操作得当与否可能一时看不出来，等到灾难性后果降临，败局已定，人已出局，时过境迁，便没有人去追究具体操作时哪个步骤失误了。
落实到本文的主旨，当前中华民族要实现宪政理想，不是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而是参与的知识精英不善于操作，造成了目前这样僵持的民族困境。前述《零八宪章》还没有进入操作程序，便碰得头破血流，不能不引起知识分子警醒和重视。现在要“解套”，从实现宪政理想的僵局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提出匪夷所思、出奇制胜的可操作方案。如果“提不出克服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妙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会有希望，中共的一党专政将长期高枕无忧。”（李国政语）

自孔夫子至王安石，到康有为……书生主持政治改革无不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理论、轻实践”，不善于操作。他们常常试图走捷径，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定乾坤，缺乏长期坚持做细致工作的思想准备。他们议事时唾沫横飞，说得头头是道，大道理一篇又一篇；处理具体事务，则心急火燎，手忙脚乱，全无细密操作的耐心。一个不谙人情世故、不注重平衡利益、不善于化解矛盾、无法驾驭复杂局面的人，学问再高，理论再多，如何能够治理好国家？许多书生以救世主的姿态居高临下，颐使气指，动不动就训人；他们拼命争夺了主政的最高名分，却看不起或不愿亲自处理细致、琐屑的日常事务，当“甩手掌柜”，事无巨细任由下面人各行其是却不能控制整体局势；他们喜欢听谀词，获得赞扬便飘飘然，喜形于色；一旦忠言逆了耳，便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拍桌打椅；或者三句话不对头，便拂袖而走，甩手不干了，容易中保守派的奸计。其实，政治从来就是妥协的产物，凭一时意气，不知退避让步者，哪有资格主政呢？多数书生主政，空谈理想，不脚踏实地，懵懂毛躁，不知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识人心之险恶，把勾心斗角、暗流汹涌的政治场当作轻松愉快的周末派对（party，聚会），焉有不败者？一旦大势不妙，本人方寸先乱，进退失据，最终错失历史机遇，直落得“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书生主持政治改革失败，往往激发了人性中最肮脏的“恶”，使历史倒退，保守派重新掌权，造成国家民族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萧翰教授批评《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不及清末的孙中山、袁世凯。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理论普及、资讯发达、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的今天，今人反而不及前人呢？因为孙、袁是经过复杂政治斗争长期历练、老谋深算的操盘高手，非常注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可操作性，连哄带逼，迫使清帝逊位，避免了大动干戈。而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等人是书生议政、纸上谈兵的纯粹理想主义者，根本无视对方的存在，丝毫没有考虑政治权力和平转移过程中对方的利益和承受能力，一相情愿地只顾自说自话，把可操作性撇在一边，因此，搞出个不伦不类、可操作性等于零的东西，还迎来一片赞赏之声。由此可见，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性地蔑视操作是何等严重。因此, 中国知识精英今后在介入政治时，要在操作层面上紧急补课，狠下一番工夫，应该把“操作”看得与“理论”同等重要；在目前蔑视操作的状况下，甚至比“理论”更为重要。
兹举三则书生意气在政治斗争中操作失败的事例如下：

“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缺乏“改良运动”是一个长时期渐进过程的思想准备，急于求成，毛躁冒进；见光绪皇帝是个“有职无权”的傀儡，竟企图采用“谋杀慈禧太后”的暴力手段来推动变法，结果事不机密，彻底失败，以六君子喋血刑场、自己亡命天涯告终。

1967年1月13日，是文革中最黑暗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死刑”。这天晚上，毛泽东玩弄“猫戏老鼠”的政治游戏，用自己的小车，将处于困境中的刘少奇突然接到人民大会堂“谈心”。因为毕竟共事40多年，延安时代拥戴自己有功，此时毛泽东尚未下定“置刘少奇于死地”的决心，他要看看这个政治对手是否彻底臣服。如果刘少奇痛哭流涕，自己掌嘴，跪地求饶……毛泽东是性情中人，乐意欣赏对手投降的场面，或会网开一面，饶刘一命。但刘少奇没有识破毛的险恶用心，仍然以平起平坐的“同志”姿态请求“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延安或老家湖南宁乡去种地”，并说“广大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他们”。毛泽东顾左右而言他，言不及义。谈话完毕，毛不动声色地将刘送出门，目送这位“死不悔改”的政敌绝尘而去……刘少奇不善于操作，看不出“死生一线”的玄机，失去了求生的最后宝贵机会。“长舌妇”江青适时进谗：“干部是主席的干部，他有什么资格多嘴饶舌？他这是韬讳之计，妄图保存实力，东山再起。”——于是，“打倒刘少奇”、“甄别干部拥毛还是拥刘”的“文革”政治游戏升级，最终导致刘少奇在单独囚禁和绝望的饥饿、病痛中死亡。虽然任何人无法改写历史，但如果刘少奇善于操作，在生死关头演出一幕跪地求饶的活报剧呢？

“6•4事件”中，当我看到报载5月16日赵紫阳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需邓小平同志掌舵”时，大吃一惊，头脑中立即冒出“赵紫阳完了”几个字。怎么能这样说呢？这是撇清自己，在关键时刻，把一切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啊。且不说报恩，你是邓小平提拔上来的，现在学潮闹得这样厉害，应该挺身而出，大包大揽，将一切责任捆绑在自己身上，这样，上面的人就会保护你，无论如何不会落到“软禁到死”的地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某些事“只能说不能做”，而另一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的浅显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你这位大政治家不懂？即使“党内邓小平掌舵”是事实，也绝对不能公开说出来，更不能对外宾说，否则就是“背叛”，就得下台。在官场历练数十年的总书记，如此欠缺政治操作功夫，真令人扼腕叹息。赵紫阳此举不但没有减轻自己的责任，反而将同情学生、举棋不定的邓小平推到保守派一边，最终使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聚集的改革力量遭受沉重的打击和清洗。
另一说是：赵紫阳公开党内秘密是有意“把学生运动推给邓小平，同时把邓小平推给学生运动，导致血案发生。”——那就不是操作失误，而是个人意气用事，暗中使绊，将个人进退、荣辱置于国家民族改革成败大业之上，涉及道德问题了。——从赵紫阳的正直、大公无私等优秀品质来看，我无法苟同这种说法。

其实，中国古代先贤早已指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操作问题。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就通过比喻指出了政治操作的重要性。前人没有弄清楚这句话的主旨，陷于斤斤计较词章之中难以解脱。什么“小鲜很娇嫩，翻来覆去容易弄碎，比喻治理国家不能折腾”、“烹饪的关键是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比喻治理国家要恰如其分”、“治理国家要循其自然，不能朝令夕改”……各种解释，不一而足。
厨师，这个职业要求的理论水平并不高，懂得一些菜肴、配料的基本常识就足够了；但炒出来的菜好吃不好吃，关键落实在拿着勺子站在炉火旁的操作过程。同样的菜料、同样的配料，内行与外行炒出来，味道天渊之别；同样的菜料、同样的配料，不同厨师炒出来，味道风格各不相同，就是操作差异的结果。“烹小鲜”光注意“不翻来覆去弄碎了”、“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并不能保证这道菜好吃。须认清最终目的，是“炒出来的菜合口味，好吃”；要胸有全局，操作时照顾到方方面面的细节，最后才能端出一盘鲜美可口的佳肴。在操作过程中，如果“一着不慎”，将“满盘皆输”，最后“小鲜”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治理国家的道理不难，关键在善于操作”。治理国家，要胸有全局，目的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在处理具体事务（即操作）的过程中，要小心谨慎，照顾到方方面面的细节，要平衡利益，化解矛盾，求同存异，妥协让步……最终形成合力，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古往今来的大政治家，如刘邦、朱元璋、毛泽东……几个是死啃书本、迂腐的硕学通儒？他们都是小知识分子，但在达到他们目的的实际操作中都是顶尖高手。
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中，如果由全局在胸、善于妥协的政治操作高手担纲，轻重缓急，按序进行；有条不紊，稳步推进；则大功告成，必有时日。如果由目光短浅，不谙操作的知识分子“能人”掌盘，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反而会坏事。

中华知识分子还有许多群体性缺陷，例如：互不相让，喜欢纷争；缺乏沟通，固执己见；不知妥协，不识权变；急躁易怒，反复无常；任性使气，不计后果；缺乏耐心，韧性不足；不肯认错，不愿忏悔；倡导愚忠，至死不悟；自视甚高，无知人之明；相互蔑视，看不起他人；逃避责任，缺乏团队精神……不必一一对号入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此处就不罗嗦了。

[注释]
[注51] 瞿秋白（江苏宜兴，1899—1935），政治家、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1927—1931年曾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1935年被俘后多次劝降不从，被枪杀。《多余的话——瞿秋白临终遗言》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7790
[注52] 陶洛诵，北京才女，现居澳大利亚。她在长篇纪实回忆录《生之舞》中记述了遇罗克家的这件事。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oldsite/leve14/issue17/2-shengzhiwu-cover-TLS.htm
[注53] 柳亚子（江苏吴江，1887—1958），民主主义者，著名诗人。《空言》：“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柳亚子先生诗词作品赏析》，网址：http://www.wjllzx.com/show.aspx?id=15&cid=35

（十一）释十四疑

“让中共现任领导者、离退休的老一辈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同意和支持政治改革；让7400万中共党员放心，赞成和支持政治改革；让占全国人口0•4%、掌握70%社会财富的暴富者以及‘贪官污吏’组成的‘权贵利益集团’在政治改革前、后，不受到任何清算、追查……”——全国人民须作出这样苛严的、天翻地覆的彻底让步，中共才会启动政治改革。
当我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地总结出中国人民给中共作出彻底让步的上述“底线”时，肯定会有许多人提出异议，提出许许多多疑问。根据可能提出的十四个大问题，一一解答如下：

问题之一：“执行这种彻底让步政策，连贪官污吏的财产都不追究了，有何公平、正义可言？”
答：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中，“公平和正义”不是第一位应考虑的因素，第一位应考虑的因素是如何尽早减轻、结束正在发生的“不公平和不正义”。
公平和正义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即使是加拿大这样典范的民主国家，也经常出现许多不公平、不正义的大大小小事件。但是加拿大有一种非常好的机制：第一，尽可能防止不公平、不正义的事件发生；第二，出现了不公平、不正义的事件，有投诉、讲理，使问题得到解决的评判机构；第三，舆论对不公平、不正义一致谴责。
我承认，在财富占有方面执行这种彻底让步政策，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死死纠缠下去，要在改革的过程中迫使“权贵利益集团”的每一成员极不情愿地交出带有耻辱标记大部分财富，他们就会反对政治改革，目前的僵局就无法打破。而继续僵持下去，他们的财富又会进一步增长，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我”冒着身家性命风险（随时可能被“双规”）已经拥有巨额财富时，是否心甘情愿交出大部分？大多数人是不情愿的，只有极个别豁达的理想主义者，才乐意拱手相让。因此，为排除启动政治改革的阻力，我们不得不忍痛不公平、不正义地彻底让步。人们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政治改革最终给我们带来国家安宁、人民幸福的欢快结果的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还可能给我们带来某些损失和痛苦。上述让步，就是政治改革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实例。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到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
其次，我们承认目前这种不公平、不正义，恰巧是快刀斩乱麻，尽早斩断不公平、不正义的链条，为国家的未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
在国内时，我曾研究微观经济多年，以“松郁郁”等笔名发表过数十万字关于销售学的文章，被一位教授命名为“非学院派经济研究者”。在这一研究中，我对财富聚集过程获得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古今中外，在自由市场，财富永远向少数能人集中。这些能人，具有独特的“亲财敏感”和一些特殊的“聚财素质”。他们起步时两手空空，或者只有很小的本钱。但是，他们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犀利的目光很快就会发现高于常规的赚钱门道（俗称“生意眼”），依靠机智灵活的操作手段，迅速赚取了第一桶金。本钱增大后，他们又会发现适合自己更大的生意眼，使赢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成为资本家，财富过亿……大多数人由于目光短浅，不善操作，只能赚几个辛苦钱和生活费，与聚财能手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除了在市场上打拼，成为富翁还有两条途径：继承遗产和运气特别好。继承遗产，一般是有个好爸爸或其他富有的亲友；运气特别好，例如中了六合彩的头奖。从“时运”这一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把当今财富来历不明的富翁成功的原因看作是“时机好，运气佳”——他们遇到了“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的“党妈妈”，他们遇到了“制度性腐败”的绝佳时机。这样一想，就心平气静，不耿耿于怀，不会气不忿了。
社会财富往少数人手中集中，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美国的石油大王、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在刚刚成为百万富翁时曾经说过：“现在，把我的财产全部剥夺，例如一场大火烧得精光，让我赤手空拳到市场中去闯荡，过几年，我又会成为百万富翁。”——财富向少数具有积财天赋的能人聚拢，是不可抗拒的市场规律。我们国家已经经历了一个“1949年之后剥夺全部富人的财富，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财富又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怪圈。假设现在又一次强力剥夺当今所有富翁的财富，若干年后，财富会再次集中到另外一批少数人手中（其中不乏先前富翁的后裔）。没有任何一笔原始积累的资本敢于号称是绝对干净的，所以中国当今的富翁人人屁股上有“屎”。不出事是因为政治靠山平稳，头顶光环，富翁排行榜上赫赫有名；一旦政治异动或冰山倒了，屁股上的“屎”就是沦为阶下囚的罪证。马克思说过“资本原始积累的每一个铜板都沾满了血渍”，马克思追究那些获得大量血渍铜板的富翁没有？——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劫富”和“均富”方面，而是要让富翁们把财富拿出来利用，增值。
请问各位，你们知道吗，当今的富翁与1949年之前的财主有什么不同？——从前的小财主与现今众多大富翁除了财富的数量级相差天悬地远之外，最大的不同是：从前小财主掌握的是自由资金，他们省吃俭用，将兢兢业业积累的资金不断进行稳妥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穷人就得到就业机会，国家获得税收，生产得以发展，社会财富呈良性循环（螺旋型上升）状态。现今许多大富翁的财富来历不明，是“非自由资金”，国家又在执行“反贪政策”，除了藏着掖着，就是想方设法向国外转移，不敢拿出来进行投资。这样的“黑钱”呆滞在家里，除了成为贪官们自身的“不定时炸弹”（经常看到报载从某某贪官家中搜出几百万、几千万“老人头”钞票），对国家社会毫无益处。
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和建议，值此金融海啸、经济低迷的大契机，国家立法宣布：不问资金来历，不追查原始积累过程，只要拿出来投资，一律承认为“合法资金”——执行“黑钱”在特殊历史时期“洗白”的政策。我猜想，这批资金的总量与“温总理宣布投入4万亿救市资金”相比，可能少一点，也可能多一点，而创造的价值将远远超过国有资金。私人投资效益比国家投资效益不知高多少倍，资金将很快进入良性循环。于是，中国立马走出困境，真正的全世界经济一枝独秀。——即使现在实施“黑钱洗白”政策有困难，在启动政治改革时，也必须优先执行这一政策。
萧翰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零八宪章》的“可操作性等于零”，但是，随后自己又提出了“可操作性等于零”的另一条款：“……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这是一个貌似宽大，,实质上紧逼的设想。
　　请问，“按一定比例退还国库”的政策由谁来执行？“要让共产党‘剥夺’自己的‘财富’，无异于痴人说梦”。其次，怎样操作？除了采取强制性措施被迫退财消灾之外，99•99%的人绝对不愿意将已经到手的财富献出一大部分来。怎样核定某人的财富数量？原本“暗箱操作”，你估计有那么多，他不承认怎么办？“应该”退还国库，他争辩说“不应该”，怎么争得清？是“民主说服”还是采用“暴力压服”？贪官们获悉即将执行退财政策，会趁混乱时期，将财富全部转移到国外，溜之大吉。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们将千方百计阻挠政治改革……
一个最重要的思考是，要让这笔常人想象不到的庞大财富滞留在国内。
我来蒙特利尔后，女儿指着皇家山掩映在红色枫林中的一大片豪华别墅说，那是白俄们的天堂，据说他们的钱多得子子孙孙永远花不完。1917年列宁搞“十月革命”把俄国大批富翁逼出国，许多人来到加拿大，他们的财富当然也随着主人转移。一个世纪以来，这些财富对促进加拿大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而当年的苏联却变成了“饿乡”（瞿秋白旅俄写有《饿乡纪程》）。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已经出现了许多华裔成群的豪华别墅区，被戏谑地命名为“大奶村”、“二奶村”。美、加各大城市的中文小报，在各类广告中刊登得最多、最具规模的是房地产广告。没有华裔移民买房子，怎么会刊登那么多中文房地产广告？进入5月份，加拿大的房地产业逆经济形势升温，来自中国的买家已成为温哥华房市的主力军。2009年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略有收紧，惟独放宽了中国大陆“投资移民”的数量。说得漂亮是“投资移民”，赤裸裸的说法是喝令“带钱来！”从尝到白俄“带钱来”的甜头开始，加拿大历届政府一贯执行嫌贫爱富的政策。——我想，大家不会希望中国重蹈上个世纪初苏联的覆辙吧。
当前，中国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还有空子可钻，出现成群结队的资金外逃现象；一旦因政治震荡政策松弛，外逃资金会像决堤溃坝的狂澜，后果极其可怕，中国将上演真正的“金银空城计”。我们制定任何政治改革政策，都应该优先考虑“让庞大的财富滞留在国内”。上述“按一定比例退还国库”，是一种“将财富逼往国外”的错误设想。因此，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只能执行“难得糊涂”的“快刀斩乱麻”政策：“……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一概既往不咎”。让这些财富重见天日后，进入良性循环，促进祖国的经济发展。
执行“难得糊涂”的“快刀斩乱麻”金融政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已经逃逸到国外的资金可能回流。这种“资金回娘家”的行为应当要受到国家的表彰与欢迎，以带动更多的资金回流。
关于财富的最后思考是：我们的富翁新贵，由于致富的时间短、暴富得太容易和国家反贪政策的制约，还没有学会怎样合理处置巨额财富的“散财之道”（这里的“巨额财富”不是指几百万、几千万元，而是指多少亿元以上的资金）。每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累巨额财富做什么用？子孙贤，不需要给他们遗留巨额财富；子孙不贤，遗留巨额财富反而害了他们，成为嫖赌逍遥的化孙子和社会败类。因此，使富翁们在临终时心安理得地告别人世的最佳散财之道是：生前成立各种各样的慈善基金，回报社会。这一道理在美国重要历史文献《财富论》中，早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请看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身体健康、年事不高的他，若干年前已成立各种基金会，将个人名下数百亿美元全部捐献给社会，本人则收获了快乐和欣慰。不要以为散财很容易，美国钢铁大王老卡内基说过，“有效的散财所需要的才智和能力决不亚于、甚至超过经营致富。”当今我们中国许多富翁毫无社会责任感，毫无爱心，只知道将财富转移到国外，自己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地“烧钱”，沉浸在温柔乡、爱欲海，竟日里迷迷糊糊、晃晃悠悠、意志消沉、道德败坏、堕落为一具具“穷得只剩下钱”、没有任何思想的行尸走肉。但是，我估计，只要出台“让财富走到阳光下”的政策，中国的富翁们将很快学会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用巨额财富回报社会的人生终极最佳处置方法。人们翘首以待，实施积极的、科学的散财之道的大富翁，不久将现身于神州大地。

问题之二：“你就这么相信中共？要是我们彻底让步之后，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不启动政治改革呢？”
答：“不可能！”
我们要看到，目前这种僵持局面，中共上上下下都很着急。共产党人也是“人”，他们之中许多有良知的人也同样热爱这个国家。现在中国大陆环境污染异常严重，资源枯竭，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沙漠化，国民道德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贫富悬殊、官民对立已逼近临界点……这样僵持下去，上述这些问题不但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还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存繁衍吗？在“稳定压倒一切”，在“党的组织纪律”约束下，中共上上下下都急在心里，不敢公开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对政治改革多嘴饶舌的人都受到了严厉处分，大家只好噤若寒蝉，闷在心里，只在可靠的亲朋戚友面前发发牢骚。本文第（八）节已经论证了当前中共“外部：有压力”、“内部：有动力”，有“一个为数不少、头脑清晰、忧国忧民、切盼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政治改革、有着高度责任感的群体”，中共党内潜伏和储蓄了巨大的政治改革热情。
姜维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很多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私下谈论的时候很开放，很有良知，也希望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掌握权力的体制内官员有这样想法的），最起码有三分之一。”（见[注30]）姜先生太保守了，且止“三分之一”，据我看，只要没有“丢命失财”的威胁，中共体制内可能有95%的官员赞成或不会阻挠政治改革。中国的未来命运掌控在“权贵利益集团”以及“权贵利益集团”遴选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手中，只要他们没了后顾之忧，内部就会起变化。
有许多历史事例可以证明，“一旦没了外部压力，内部就会起变化”。兹举两例：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位社会贤达（名字忘记了）发出警告：日本入侵中国，国共两党虽有摩擦，但不会改变貌合神离的携手合作大局；一旦日本人被赶出中国大陆，国共两党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
1975年西贡被北越占领时，对东南亚半岛历史恩怨非常熟悉的西哈努克亲王预言：美国人被赶出越南后，中越两党必然交恶，两国之间必然会兵戎相见。
这两次预言，都不幸而言中。
有充分的理由推断，只要让步到位，全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给中共创造一个安宁的政治环境，中共没了“失去政权”的外部压力之后，内部必然起变化。现在中共内部保守派占据上风，改革派在沉潜中待时。改革派一直在祁盼某种形势的出现，他们在观望反共人士的政治走向、态度和行动，是大喊大叫要“天灭”他们，“埋葬”他们，“清算”他们，还是准备作出某种妥协和让步。当让步达到中共认可的程度时，党内改革派绝对不会自甘寂寞，必然会浮出水面，对“是否进行政治改革”展开大论战，就像当年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没了失去政权的后顾之忧，不担心“丢命失财”，改革派必定会得到多数人的拥戴，在大辩论中战胜保守派，“能够控制速度和方向”的政治改革必然会启动。——“中共一批政治改革新星带领中华民族进入民主宪政时代”，足以弥补和抵消这个党原先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惨烈痛苦。这些呕心沥血、为实现民主宪政操劳的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必将彪炳于青史，传之千秋万代！
与其说我相信中共，不如说我对“自组织哲学”深信不疑。中共这个“自组织系统”在许多方面已经弃恶从善，回归人性；当今的中共，绝对不是文革时期的暴力中共；当今的中共领导人，也不是毛泽东那种专横跋扈、一意孤行的独裁者；他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都是理性的人；许多人出身平民，深知民间疾苦；同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爱国者。因此，我深深相信，只要给他们适合的条件和机会，他们将挺身而出，排除各种阻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中共目前虽然没有垮台的紧迫感，但由于反对专制政权的人太多，他们相当紧张，活得很累。每天四面八方传来告急文书，到处要“救火”，到处要“补漏洞”。温家宝就是四处奔跑，忙得焦头烂额的一个典型的“救火副队长”。梁京先生观察细腻，指出“温家宝今年会见各国记者，精神大不如前……六年的劳碌岁月……显出疲态……”。[注54] 如果实现了民主宪政，就不会出现有责任心的领导人累个贼死的现象。当然，初期的事情不会少，但制度和法律健全走上正轨后，许多矛盾得到缓解，一切按部就班，领导人就没有这样焦心，如此操劳了。——这也是中共高、中层领导人希望走出困境，得到解脱，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

问题之三：“中共既然在逐渐变好，大家不要反对了，就让共产党这样搞下去算了。”
答：“不可。”
没有经过民主票选，“一党专政”的国家永远被世界各民族视为野蛮民族。中华民族受到这种侮辱性歧视的状态必须改变。
尽管中共在逐渐变好，但不彻底，总是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顽固地表现出专制本性。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前提下，依靠自我整改，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彻底的。目前仍然是少数人的小圈子独裁，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根本无须通过人大作形式上的审核、议定，由中共政治局几个人说了算。而且有隐患，在某种政治气候条件下或某个适合的时机，仍然存在出现铁腕人物夺取权力独裁的可能。
实际上，中共内部也在裂变，随着裂变程度的加深，它的主流声音也会跟着起变化。难道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和开明派会相信目前这种高张力的统治方式能持续千秋万代吗？可以想象，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
所谓“立党为公”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招牌，从来就是“立党为私”，为党和党的成员攫取利益。审视中共建党88年的历史，从夺权、建政直至如今，霸占政坛，窃据要津，一贯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养肥自己；把全国的土地、资源、税收视为党产；把全国人民视为党的工具，而且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做“党的驯服工具”，不驯服者一律赶尽杀绝。这种反民主、反世界潮流的状况，必须改变。
一党专政要防止人民造反，要防备人民了解真相，须消耗巨大的社会资源。中共及其政府，是全世界执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应该尽快结束。
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与文明世界的价值理念和利益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仅仅把“和平崛起”叫得震天价响，很难让人放下心来。
中国民主化是国际大家庭安全链的重要一环。独霸政治权力的中共，担心失去政权，总是不断增加军费；民主国家对一党专政不放心，为防范其滑向法西斯发动战争，势必跟进，增加军备。双方互不信任循环升级，一轮又一轮无止境的军备竞赛，使地球人永远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中，永无安宁之日。因此，中国必须民主化，融入国际大家庭，使世界更加安宁。
台湾希望大陆民主化。因为实现了民主化的大陆会取消对台湾的打压；台湾的许多有识之士深知另立一个蕞尔小国并不一定是好事，他们尚未完全死了“中国心”。中国大陆民主化实现得越早，祖国统一的希望越大；如果拖延得太迟，则台湾独立的机会越来越大。
享受民主政治，是人类所有成员应该享受的权利，中国人民不应该永远被强权剥夺这种权利，因此，必须尽快结束一党专政。
依靠一党专政和权贵资本主义崛起的不民主的中共，目前已强大到足以影响世界政治文明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成为具有独裁偏好国家的“合法”榜样，从而可能使专制主义在世界范围抬头。
用民主票选的方式选举领导人，为了争取选票，政治家就会千方百计讨好选民，他上台后必然执行照顾人民福祉的政策；由专制集团少数人遴选的领导人，他们只感谢提拔他们的人，不会优先照顾广大民众的福祉。
这是一个“双赢”策略。对于中共来说，避免清算结局，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宪政社会，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他们失去的“权力”，实际上是动一次大手术割掉了一个巨大的毒瘤（癌），丢掉了一个不堪重负的包袱。他们之中对治理国家感兴趣的精英人物，仍然可以组成新的政党，甚至就用“共产党”这个名字，参加竞选。如果获得多数选票，仍然可以大大方方登上政治舞台发挥能力。
“民主”也好，“专制”也好，最终落实在“谁来担任领导人？”这个问题上。人类的信史证明，“掌管国家神器者”由个人或少数人私相授受靠不住，容易激发出他的“人性之恶”，产生无法无天的独裁者。政权私相授受，往往结党营私，侵犯公众利益，常常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灾难；独裁者本人也战战兢兢，地位极不稳固。配备了强大监督机制、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无法胡作非为，用制度杜绝独裁和腐败，政治清澈透明，经济平稳发展，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使人民福祉与日俱增。
“为什么是他当领导人呢？”——不应该用“砍人头”的办法，应该用“数人头”的办法决定；不应该由极少数人说了算，应该由多数人说了算。
现在中共许多领导人和离退休领导人的子孙后代（太子党），依靠官僚阶层对政治经济的垄断迅速膨胀为亿万富翁。为了确保自身权益和确保子孙不被清算，紧紧攥住权力不放手，形成“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
但你保得几时呢？你们小范围决定的接班人是不是绝对可靠呢？
古话说“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能保住儿子、孙子，此后的曾孙、玄孙、来孙……呢？在一党专政下，能确保今后所有子子孙孙的未来平安幸福吗？如果一党专政某一天突然崩塌，给儿孙带来的必然是社会报复的灭顶之灾。
多年以前，我看到一则报道：有位老红军的孙女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后，竞争公开招聘的某职位得到录用通知书，但迟迟不能上岗，最后才得知卡在总经理“上床就上岗”这一关。老红军气得拍桌子：“老子出生入死闹革命，难道就是为了建成这样的腐败社会！”当老红军了解到这位总经理的过硬靠山后，自知无力扳倒，只好忍气吞声叫孙女另谋职业。
你们能够确保你们的子子孙孙今后永远不会受到类似的欺侮吗？
鲁迅先生说过“爱自己的儿女是母鸡都知道的事”，所以我们不仅要爱自己的儿女，也要爱别人的儿女，爱中华民族所有的儿女和子子孙孙……要达到这种“博爱”的境界，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交给民主社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权利永远不会受到无端侵害，受到侵害后有讲理和维护权益的地方。
目前官家子弟大批大批地定居国外或持有发达国家绿卡，你们既然如此向往民主，把自己的儿孙放心地交给别的民主国家，又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家园改建成民主体制呢？
我认为，本文“让占全国人口0•4%、掌握70%社会财富的暴富者以及‘贪官污吏’组成的‘权贵利益集团’在政治改革前、后不受到任何清算、追查”这一条款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之后，中共现任领导者、离退休的老一辈领导人，应该趁热打铁，赶快启动为子子孙孙造福千秋万代的政治改革，完成国家政体最低成本的民主转型！

问题之四：“要是让中共改革，他们按照极权主义思路，改出个‘民主四不象’呢?”
答：“不会。”
不是说“民主”是“普世价值”吗？提出这样的问题，证明你对“民主”的“普世性”没有信心。
什么是“普世价值”？——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一切生活、生产领域，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粗糙向精致靠拢、从野蛮向文明转化、从不合理向合理进展，从低耗能向高耗能过渡……适合人类需求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跨地域、国界、种族、文化等人类的共享价值。
举例来说，请一位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的人，设想制造供汽车行走时转弯用的“方向盘”。他把方向盘的草图勾画出来后，一定会告诉你：右转弯时向右打方向盘，左转弯时向左打方向盘；他绝对不会设想一个“右转弯时向左打方向盘，左转弯时向右打方向盘”的怪物。装上“怪物方向盘”的汽车，是不能也不准上路的，否则车祸连绵不断。那么，适合“人体工学”的“右转弯时向右打方向盘，左转弯时向左打方向盘”，就是“普世价值”；反之，则是“非普世价值”。
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简单易行、最普世的政治制度。凡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只要听任其自然发展，少一点人为干预，这种制度就会水到渠成。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智商、高学问的“能人”去“设计制造”。
落实到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一样，只要是真心实意启动政治改革的“人”，就会改革出适合“人”的“普世价值民主政体”，绝对不会改革出不适合“人”的“非普世价值政体”。因此，如果今后政治改革在中共的主持下启动了，请不要七嘴八舌，指手画脚，共产党里面有的是人才，他们知道怎么做，我们不要自称“能人” ，不能“能人”太多。本文的副标题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从“促进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修改为“让中共启动政治改革……”，就包含这层意思。你不要自称能人去“促进”，只要让路，只要让它 “启动”就行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患有“上书癖”，动不动就给最高领导人上书。其实，谁都知道洋洋万言的“上书”底下隐藏着祈盼平步青云的私心。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万一有什么好的建议，写成博文往有关网络上一贴，就行了。如果你的建议好，切实可行，就会被当局采用。不必费尽心机去上书，还难以“上达天听”。另外，要允许“试错”，要有政治改革可能会走一些弯路、须经过一个漫长时期（至少20年）的思想准备，就像当今台湾一样。要有耐性，慢慢来，“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在探索中前进，最后必然走上符合“普世价值民主政体”的人间正道。
所以，只要中共像上世纪70年代末那样真心实意地启动政治改革，我们就可以放心，最后必然会走上适合中国人民的“普世价值民主政体”之路，任何人的阻挠和干预都无法扭转向正确的“普世价值”方向前进。

问题之五：萧翰教授指出：在民主宪政实施过程中，应该给予中共“制度性宽恕方案”；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请问，怎样将这一设想具体化。
答：我个人初步设想，凡是“赞成作出重大让步，给中共创造一个启动政治改革的安宁环境”的中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裔，应该签署一个让中共满意的《中华民族大和解宪章》。这个宪章的草案经过公开的、广泛的讨论，修改、完善、形成正式文本后，面向全世界征集签名。
初步设想，《中华民族大和解宪章》(草案第一稿)应该包括下列内容：
一、为使中华民族顺利地走上民主宪政之路，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方式，不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进一步认识到中共是当今唯一有实力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政党。
二、从签署本宪章之日起，本人彻底放弃“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转变至“给中共创造一个安宁环境以利于启动政治改革”的立场。
三—1、我自愿为“给中共创造一个安宁环境以利于启动政治改革”让路，自即日起直至新的民主政权诞生之日止，克制忍让，不采取针对中共的任何对抗性行动；
三—2、我不仅自愿为“给中共创造一个安宁环境以利于启动政治改革”让路，还愿意对此进行一些个人力所能及的帮助。自即日起直至新的民主政权诞生之日止，不但克制忍让，不采取针对中共的任何对抗性行动，还劝说我的亲朋戚友、周围民众克制忍让，不采取针对中共的任何对抗性行动。劝导他们了解、认识“不把中共当作敌人看待”的重要意义；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给中共创造一个安宁环境以利于启动政治改革。
（三—1、三—2两条可任选一条）
四、自签署本宪章之日起，本人保证不口头表达、书写和发表任何揭露、谴责、漫骂中共的言论、文字、艺术作品或行为艺术；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共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恶语相加。
五、即使非常必要、须及时发表某种政见，也应该用善意的姿态，用建设性的语言，心平气和地予以表达；只讲事实和道理，不使用刺激性、侮辱性、挖苦讽刺的语言和文字。
六、从签署本宪章之日起直至新的民主政权诞生之日止，本人不参与任何针对中共的游行示威、结社、组织政党等一切针对中共的政治活动，不违反一党专政的任何规则。
七、为顺利启动政治改革，我同意对中国共产党、中共历任领导人和中共党员进行制度性宽恕，赦免其在中共体制、政策和制度下，在所有政治运动中和非运动中的罪错；对每一个曾为中共服务的自然人以及逝世者，不追究其历史责任（用中共有关法律衡量、在20年追诉期内必须惩处的杀人、纵火、投毒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除外）。
八、为顺利启动政治改革，我同意将中共体制下集体、个人获得的财富一律视为合法资金，不进行追缴。所有共产党员及其家族、所有民营企业及其个人的财富，一概既往不咎，承认为合法资金。
九、本宪章具有国家宪法同等的崇高地位，新的民主政权建立后，不应违反本宪章的条款，例如对曾为中共服务的某个自然人进行政治责任追诉，或对某人在中共执政期间获得的财富进行追缴。如发生上述类似事件进行投票表决时，全体宪章签署人一律自动投反对票。
十、我认真填写《中华民族大和解宪章》表格，签署真名实姓和正确的身份证号码，以示诚意和严肃，永不反悔。
十一、我严格恪守上述承诺，将《中华民族大和解宪章》视为限制和约束自己言行、一切法律、法规与个人不可凌越的宪法；并向亲朋戚友、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公民签署。（不全面，欢迎修改、补充）

问题之六：有人说：签署这样的宪章太不平等了，就像历史上屈膝投降的《南京条约》、《马关条约》。中共至今连错都没有认，它总得表个态，先认一下错，我们再让步，再与它和解。
答：在目前僵持局面下，要中共首先认错是不可能的。我在本文第一节中已经论述清楚，为“保命保财”，现在中共寸步不让，“认错”就是一种让步，就是给“大坝僵局”开一个口子，被认为是放弃执政权力的表态。如果你能保证只要它认个错，就会达到全国人民彻底让步后创造一个安宁政治环境的最佳效果，它也许可能点点头，作出一个认错的姿态。但它并不知道你们要怎样做？即使知道你们愿意让步，但是否能达到最佳效果？……当这些都是未知数时，它怎么会轻易认错呢？
再者，我们不要僵化地追求“认错”这一形式和表象

作者：陈沅森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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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大和解宪章》是个好创意！ -- johnsum - (0 Byte) 2009-7-03 周五, 下午12:36 (10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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