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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纯真——读《大梦谁先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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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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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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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曾经纯真（二）
——读《大梦谁先觉》
民运的根本问题，是职业革命家们的吃饭问题。我虽然不曾干过民运或从事过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但也根据常识意识到了这问题。在《革命经济学导论》中，我指出，我党的劣质革命宣传，使得中国人悉数丧失常识，连革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乃是世上最花钱的勾当都不知道。
其实这问题明摆着：要使任何一种运动成点气候，具备起码的规模，就必须有一群全日制的专业人士在其中运作。这些人以及其家属都需要养活，办杂志、举办会议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如毛毛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只能要么来自于某个外国政府，要么来自于某个毁家革命的大资本家。前者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德国政府秘密的巨额资助，以及中共被苏共长期豢养，后者如“基地”一样，有本拉登那种百万富翁鼎力支持。海外民运也就只有这两种经济来源，要么拿台湾的钱，要么如王炳章设想的那样“以商养运”，也就是丁楚设想的“民运企业化”（虽然他没用这字样），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Personally，我倒不认为拿台湾的钱是什么丑闻——你总得让那些志士活下去吧？无论是王炳章还是丁楚，本来都可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并不是为了找口饭才去当职业革命家的。王炳章据说原来是个收入相当可观的大夫，后来还当了保险经纪人，太太又开了个什么“国际工商公司”，并不是非得以从政谋生不可。丁楚是在籍学生，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利用暑假给某个冷冻机修理公司打黑工，年收入可达三万美元左右，在那个时代算是高的了（他在上大学前就是干这行的，据说干了七年，经验丰富，根本不是美国技工可以相比的，与我个人经历颇相似。看到书中的描写，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的确，西方的富庶惯坏了技术工人们，他们的所谓“修理”就是“更换”——查出某个零件坏了，换上个零件了事，根本不会如咱们那样将它修好，或用种种歪门邪道对付之）。老板非常赏识他，答应为他办绿卡。即使他不上学，靠那手大陆练出来的技术也能活得轻松愉快，并不必去赶那趟浑水。
但既然要人家全日制干革命，就得保证人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这还是小事。一个政治组织要发展，不光得养一群机关人员，而且活动分子们得到处旅行演说游说，还得定期召开各级会议，不但要为代表们提供往返机票，而且得安排人家的食宿，租用会场，等等，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要有个大财东。除了台湾，还能上哪儿去找去？
然而拿台湾的钱，就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人家绝不会白养你，起码大方向必须在人家的轨道上。这种受人豢养的民运非但无独立可言，而且见不得人，盖国人个个被官方洗脑一劳永逸地弄坏了脑子，一致坚信革命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事业，一旦听说革命家们竟然拿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钱，顿时觉得那些人乃是廉价拍卖自己的毫无原则的败类，却不想想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国父孙中山、毛泽东诸先生比起来，曾不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更想不到那些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实在是猫吃酸腌菜，一百二十个没奈何。最痛恨施主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最想改变这饮鸩止渴状态，获得独立的，恐怕也是他们自己。
这还不是受人豢养的唯一弊病。既是一种事业而非企业，当然就是open的，来者不拒，那就必然鱼龙混杂，势必掺进许多“找饭辙”的“民主混混”。在海外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语言文化风俗障碍，找个体面的职业要比在国内艰难得多。例如呼延民吧，他在国内，哪怕中学语文从未及格过，凭那华东师范的文凭，也能随便在哪个中学当个轻松体面的教书匠，但到美国二十多年至今仍目不识丁，口不能言，除了去唐人街中餐馆端盘子，还能干什么？若不是童贯爷爷给他一笔丰厚的“遗产”，又岂能到中文网上广撒票子作金主？在此类劣质人等眼中，全日制民运职务当然就要变成一种简便轻松体面光荣的“饭辙”。
民运一旦变成一种谁都可以争夺的简易饭辙后，经费有限，粥少僧多，立即就会变成一种以内斗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恶性生存竞争。它的尴尬在于：它标榜的是“民主”，因而就毫无理由变成一种由少数高质精英垄断的事业，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打出“权利”、 “平等” 的冠冕堂皇旗号来争夺饭辙，而有能力的精英根本就抵挡不了混混们的争夺——人家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又没有正事需要操心，可以全日制地陪你熬。高寒那个完全彻底的文盲状告独立中文笔会的职业作家们的丑闻，就最能体现这种恶性竞争。
民运为其参加者提供的虚幻“权力”感的诱惑更恶化了这种恶性生存竞争。在读丁楚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极度诧异：那不就是个野鸡组织么？有何政治权力可言？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说的跟江总退下来也差不多了。“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听上去跟说敬爱的党中央政治局似乎也无甚差别，闹得跟真的似的，都什么事啊！
但后来我想想也就明白了。当年咱们也曾纯真，一伙志同道合者办了个《海纳百川》网站，那既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饭辙，完全是只有付出、毫无收益扛死马的背时事。然而几个人在当惯了“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斑竹后，竟然会为那再虚幻不过的“权势”感迷醉，变成了大槐安国的皇帝，甚至沉醉在“压寨夫人”（＝被暴力抢上山的性奴）的下贱幻觉中不能自拔。为了维持那幻觉，竟然干出比王炳章提走全部公款、关闭账户有过之无不及的烂事来——把数据库和服务器卷逃一空后拉闸断电，让我等统统翻船落水，与此同时趁机开张新店，把所有的访客悉数拉过去。这到底为什么？还不就是为那虚幻的“权势”感。
所以，阿奇顿爵爷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那“权力”其实并不一定非是真实的，虚幻的权力同样能使人腐败。
有了“饭辙”和“虚幻的权力”这两个因素，民运作为一种事业迅速败坏就是必然的，而且它必然要经历“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过程，将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志士排挤出去，最后只剩一伙纯“饭辙”，而民运就完全成了简便稻粱谋，最终变成于今所谓“政避民运”，堕落到出钱雇佣政治避难寻求者来开会的地步，当年的纯真的理想主义气息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个逆向筛选的过程之所以必然出现，原因也是明摆着的：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事业，就没功夫如呼延民那样全日制琢磨人，不惜每月花两百多美元的电话费去发展“横向联系”，以“制衡总部权力”。而民运既然是一种民主事业，当然就只能搞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套。有能力有抱负的精英们把精力全花在经营事业上，当然就不可能有呼延民那种职业捣乱家的人脉，只会在票决时败下阵来。有能力者被淘汰出局后，猢狲们也就把大树爬倒了，再无油水可捞，自然也就一哄而散。《海纳百川》的《罕见奇谈》论坛在短期内由盛而衰，就再生动不过地演示了这种逆向筛选过程。
丁楚之聪明，就在于他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些弊病。王炳章乃是个如假包换的毛共分子，他领导下的民联完全是个如假包换的列宁式政党，不是西方式民主政党。而丁楚当了民联的大管家后，便着手改造这局面，据他说：
“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 ”
这完全是应该的起码的改造，否则对不起那“民主”二字。更难得的是，他说，他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关系。
他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民联不是要消灭或打倒共产党，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只要民联能活下来，能在国内与共党并存，就是民主事业的伟大胜利。
此外，他还和胡平一道，提出了对国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这些想法可谓根本性的战略突破，深得西方民主政治神髓，完全背离了毛共“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传统全民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堪称先知先觉。
除了为民联奠定这些基本原则外，他还力图使《中春》企业化，将账号公开，使得国民党的资助从黑钱变为明捐。据他说，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而在他的经营下，民联在严重经济危机后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最高点，存款达8万美元之多。他和林心声常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投资方向。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他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他还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下一步计划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
然而这大好局面却被呼延民发起的罢王风波无情腰斩了，民联分崩离析，《中春》风雨飘摇，经费逐年递减，这一口气从此再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他不禁扼腕太息，觉得自己犹如遇上了西安事变的先总统蒋公，而呼延民当然也就是张学良。
这就是说，丁楚发现了民运的根本死穴在哪里：作为事业，它只能靠人豢养，无政治上的独立性可言，因此只能办成企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立，从而取得政治上独立的经济基础。
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世上能有“民运企业”、“民主公司”这种怪物么？民主本是管理国务的一种政治制度，岂能拿去管理企业？世上有哪家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经理由竞选产生？就算倒王风波不发生，《中春》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那又便如何？不过是办成《多维》网而已，充其量办成《凤凰网》，当然拥有经济自立能力，也可以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性，那又便如何？能算是一个民主政治组织，为我党和其他政治势力作个表率么？
丁楚其实也意识到了这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我看到这段话时不禁大笑出声。当初我等办《海纳百川》网站时也是搞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到后来才发现这整个是扯淡，绝对的不公平，盖权利与责任毫不对称。有些人什么事都不曾做，加入俱乐部正如文革期间“造反兵团”的“户口兵”，只是挂个名而已（本人在文革中就当过这种“户口兵”），出大力流大汗的乃是我这日产万节的主笔，然而到最后人家把持了斑竹的“权力”，就是有那本事将我永远驱逐出海纳百川。这还是斑竹干的，斑竹好歹还管理论坛，算是有点劳力付出。有的人如魏碑者什么事都没干过，然而到投票时跟其他人有同等的决策权，吵起架来嗓门还比谁都大，您说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所以，丁楚为大好局面的夭折，把脚杆都抹细了，我看大可不必，他应该庆幸才是，幸亏《中春》的起飞没有实现，总部不曾财源滚滚，否则民主混混们更要眼红，只怕要打出人命来。
因此，说到底，民运的内在悖论是无法解决的：根据民主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是一种强调广泛参与、来者不拒的群众事业。但那需要金主，因而没有独立性可言，必将变成饭辙而引起无穷无尽的内斗，无法由能干的精英垄断决策权与执行权，最终出现逆向筛选，猢狲们爬到大树后便一哄而散。若是为了避免这弊病而办成企业，由有理想、有抱负的能干精英垄断权力，则它就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组织，只能算一种开放自由的出版企业。这个悖论并不为民联和《中春》独有，乃是所有民运组织的共同难题。这就是为何民联的没落为几乎所有的海外民运组织标出了鲜明的共同堕落轨迹。
由此似可导出，所谓“民运”，不能成为某一部分人的标签，只可能是一种全民事业。任何一个比较开明的报刊、网站，都应该视为全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无论它们的政治背景如何，哪怕就连《凤凰》网站那种被普遍视为亲共的网站也罢。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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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网站管理的权。 -- 草根 - (234 Byte) 2009-6-29 周一, 下午2:55 (250 reads)
- 为了方便阅读, 我为<丁楚回忆录>制作了目录(Bookmarks), 并把芦老的导读也放了进去. -- 王泓 - (173 Byte) 2009-6-28 周日, 下午4:17 (346 reads)
- 民运教科书。 -- 汉城王 - (0 Byte) 2009-6-28 周日, 上午12:42 (201 reads)
- 现在的民运,运气实在不好.不象当年的国,共两党,背后有苏俄的巨额资助和直接的指挥介入. -- 诚灵 - (148 Byte) 2009-6-27 周六, 下午12:36 (247 reads)
- 芦文虽然客观, 但有砸人饭碗的不良效果.难怪"芦敌"会远多于"芦迷" -- johnsum - (0 Byte) 2009-6-27 周六, 上午9:27 (19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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