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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我母亲的自传——一个沟沟坎坎的女人. by 吴幼明

锦瑟华年

加入时间: 2009/03/20
文章: 507

经验值: 19118

标题: [转帖]我母亲的自传——一个沟沟坎坎的女人. by 吴幼明 (269 reads) 时间: 2009-5-26 周二, 下午10:57

作者：锦瑟华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母亲的自传——一个沟沟坎坎的女人

文章提交者：吴幼明

一个沟沟坎坎的女人

戴哲梅

我生于1945年的一个农村贫农家庭，父亲是戴先成。母亲田清是大悟田家湾人，从小在河南郑州长大，直到跑日本人时（日本人侵略中国）才回到农村。我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那时农村很封建，她嫁到我们湾时什么事都不会做，那时在农村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女人是很难过下去的，她到农村什么都要学着做，再加家庭又穷，生活很困难。
我父亲有兄弟两个。我不到两岁时，我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那个弟弟不到半岁就病死了。我伯母没生孩子，我从小就跟伯母睡，由于我母亲生得多，就把两岁的我过继给伯父伯母做女儿。我叫我伯父为“伯”，我伯母为“代”（方言）。我伯父还抱了一个哥哥，大我十岁，叫戴哲记，我哥人很笨，当时读书根本就学不进去。
在我三岁时，我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叫戴哲菊，生的那天，我母亲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吃的，我伯母叫我送去十个鸡蛋，三斤面条。我母亲住的房子很黑，我把面条送去，（我过继后对我母亲叫“干”，对我父亲叫“叔父”），我叫了好几声“干”，我母亲才出房门，把面条接过去。
我生父母当时被过继给湾下的两个老人家做儿子，由于我父母和那两个老人合不来，那两个老人就把我生父母赶出家门。他们回到自己的生父家，又说他们是过继出去的，是通过祖人的（过去过继孩子给外人要敬菩萨，要告诉双方的祖先，说清楚这是谁家的后代，现在过继给谁家当儿子。我过继到伯父家就不用通过祖人，因为我伯父和父亲本来就是一个祖先。），不能回家。所以，我父母就没有家回，也没有房子住，借了别人的一间牛房住。那个房子又破，又漏雨，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父母真穷，他们只有五升田，我小时爱到那个田里去玩，那时没有种二季稻，我父亲把那五升田割了谷子后，再搞好多肥料施肥，让谷子长翻生谷（让收获后的谷子继续生长，还能有些收成），还在田里种泥豆（一种豆类，可以做豆腐，做出来的豆腐比较黑，但是很好吃）。那个五升田真起作用。
我记得我生父母每年到了十月份就开始打菱角。父母用麻做成麻片，在塘里拖，菱角都粘到麻片上，拖上来再用竹片磕下来，用箩筐装。有时一天要搞一箩筐。把菱角晒干，用“对”（一种农具，可以用来去米、谷的外壳）打成菱角米，菱角可以炒着吃，还可以把菱角米磨成粉，做成菱角豆腐吃。菱角老了之后，掉在塘里不会坏，过几年后，捞起来还可以吃。拖菱角时，有时候可以顺便捞出鱼虾。

我记得过去农村真穷，连肥皂都很少，也用不起。洗衣服就用烧过了的稻草灰，用热水一泡，再用那水洗灰色、蓝色、青色、黑色的衣服，床上用品也是用这个洗，只有白色衣服才用点肥皂洗。
我们家的孩子小时候都不吃晚饭，一到天黑都睡了。大人吃晚饭，大概在晚上七八点钟时吃。我们家的孩子小时候都不吃肉。每到过年，我生父母总要叫我去吃年饭。桌子上有鱼，有粉条，有海带，有豆腐，就这几个菜。我父亲不吃肉，就是我的“干”（生母）吃点肉。我母亲总是把少量的肉放在海带里一起煮，我们爱吃肉煮的东西，就是不吃肉。我记得是六岁后才开始吃晚饭，在生父母和养父母家都是这样。
我有个小我两岁的堂妹。我记得我八岁的时候，有次到她家玩，亲眼看到她母亲生了一个男孩。孩子一生下来，她母亲自己用剪刀将脐带剪断，再用旧衣服将小孩一裹，将孩子放进被窝，上面用枕头一捂，不到半小时，小孩就闷死了。其实她家孩子并不多，只有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只怪她家太穷了。当时人不懂得计划生育，只晓得用这种笨法子。真残忍啊！其实堂妹她妈当时也很难过，我看见她在那里坐着哭，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我幼时总是生病，颈子上长了一个淋巴节，那时医学落后，没有消炎针打，只有用土方子治。我记得伯父到山上抓了好多土狗蛇（是一种剧毒的蛇，皮是土黄色），再把土狗蛇放进新的土茶壶（泥巴烧的陶壶，里外都没有上釉）里闷死，蛇的毒气就都吐进土茶壶里了。然后把蛇取出来，用土茶壶煎酒喝。我的淋巴节一长就是三年，我天天喝一杯酒，喝酒时吃一点花生米。我伯父还抓活蜈蚣，把蜈蚣放进小麻油里闷死，然后我用这个小麻油搽在淋巴节上。
我小时候不知道生了一种什么怪病，一天到晚就是想吃东西，吃了之后又想吐，吐了半个小时后我又想吃，这样一天反复五六次。我记得我小时候总在吃药，伯父总是驮着我到袁家畈一个姓袁的医生家看病，医生家离我家有五六里路。就是吃袁医生开的中药，我六七岁时，我的病慢慢的好起来了。
一九五四年，我上学了，当时九岁。在学校里，我经常生病，总是肚子痛，一发作就疼得在地上打滚，还经常流鼻血。因为身体不好，每年只读得半年书，一直到五九年，我只上到四年级。
五四年发大水，我们那里有叫杨家畈的湾子，是在西大河边，有人说河西边有条龙，是从天上贬下来的，有三条田埂长。所有人都想去看，我也要去，我伯父就背着我去看，走到河边，天晴了，但河里的洪水还没有退。我看见有三个男青年，他们手牵手趟水过河，突然一个人的手松了，转眼就被洪水冲走了。龙没看成，白搭了一条性命。
剩下的两个男青年不敢往前走了，退回来了。当时有上百人都在河边看着，都是想过河去看龙的，看到男青年被水冲走了，都不敢去救。

　　我弟弟叫戴哲华，在家排行老三，大概五0年生，小时候很调皮，大家都叫他“土匪”。直到他十七岁去当兵，大家还叫他“土匪”。他读书的时候不要二姐戴哲菊读书，说她读书的话，他就不读书；所以我生父母家就是二妹戴哲菊没读书，三妹戴哲勤，四妹戴哲清都是高中生。我只读了半年初中，就休学了。戴哲华也只读了小学六年纪。我生父死得早，七二年死的，那时四毛（戴哲清的小名）才十岁，我母亲再困难，也让三妹戴哲勤，四妹戴哲清读了高中。二妹戴哲菊出嫁到邓家冲，妹夫邓先军是个农民，读了初中，他们在农村过着一般的生活。
三妹戴哲勤嫁到洪湖，妹夫黄道斌是个养蜂人，当时放蜂到我们大队郑家林，和三妹自由恋爱，三妹就嫁过去了，也过得一般。四妹戴哲清运气好一些，她高中毕业时，我的户口迁到黄石，我才有心思照顾她。她来到黄石市投靠我，被我介绍和黄石人刘爱国结婚，现在生活在黄石，过得还不错。

我小时我伯母（养母）很少打我。我记得我三岁那年，我伯母叫我拿个麻杆到别人家点火（借火源），那时连火柴都很少人用，叫洋火。我拿一根长麻杆点火回家，我家门口睡着一头大肥猪，我把火向大肥猪身上一捅，又怕猪烧死了，就没有捅到猪身上。我把火伸向我家墙上挂着的一件蓑衣，结果蓑衣着火了，还把墙上挂的我家人过热（夏天）的衣服全烧了。我当时只是小孩子顽皮，烧火玩，哪里知道蓑衣着火之后烧得那么快。我吓得直跳，叫“着火了！着火了！”当时我伯父伯母都在家，跑出来将火打熄了。这只怪当时农村太落后了，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用火盆（一种铁盆，内装有灰，用来烧火取暖，也可保留火种），没人用火柴，才搞出这样的事。烧了那么多衣服，我伯母也没有打我。
大约十岁时，有次我洗碗，抱了一摞景德镇的瓷碗，大概有十几个，不小心全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景德镇的碗是很贵的，但伯母也没打我。要打就是我性格（脾气）不好就打，她说一个女孩子性格不好就难得做人。
我伯母虽说不识字，但她知书达理，我小时伯母讲了好多戏文给我听，我跟伯母长大，学了伯母的好多经验。我伯母说：“对小孩只要不冻着，不饿着，爱要放在心里。对小孩不能养成不好的习惯。”“人要不学着理财，置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浪沙。”“做人要有礼尚往来。”
我小时很少吃顿白米饭，天天总是吃菜饭，各种各样的菜都晒干，萝卜、刚豆、红薯叶都向饭（拌在米里一起煮成饭）。伯母说一碗干叶菜可以抵两碗饭。那时实在太穷了，饿肚子的人也太多了，如果不精打细算，那就要饿肚子。我记得六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读五年级，那年过春节，我们湾里有个老工人在武汉工作，回家过年，我正月初三和他一起到汉口去玩。那个老工人我叫他“爹爹”，我在他家住了六天，他家在武昌大东门，他家有四个孩子。“爹爹”是开大货车的，有时送货到武汉的东西湖，他就在东西湖摘好多野菜回来吃。他家吃野菜节省出一点蚕豆来，我们几个小孩天天晚上到大东门去卖蚕豆。我们将蚕豆用纸包好，每包不到十颗蚕豆，卖五角钱一包。一篮子蚕豆，有一百多包，不到半个小时就卖完了，真好玩。
有一天我和“爹爹”的几个孩子到邮局去寄东西，当时营业员正在吃饭，只有一小盘子饭。那个营业员服务态度很好，看到我们进去，就把盘子放下来为我们办事。突然进来一个邮递员，那个人瘦得皮包骨头，看到那一盘子饭，一手把盘子捧着，用手抓饭吃，几口就将饭全吃完了。我看着那个瘦人，觉得他真可怜。我们是寄三和粉（将糯米、大米、黄豆炒熟磨成粉，可以冲着喝）到贵阳给一个叔叔。那时只准寄两公斤食品，我们多带了一公斤三和粉不能寄，我看那营业员的饭被人吃了，就铲了一小盘子三和粉给那个营业员，他很感谢我们。那时每个人都吃不饱，都在饿肚子，一小盘子三和粉可珍贵了。

我从那年就开始做生意，那时我十四岁。我从汉口回来时，买了两捆迷信纸（祭奠烧的纸钱），一捆有十几斤重，三块钱一捆。带回河口，我卖八角钱一斤给贩子，赚了十多块钱。从那时起，我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当时学校里，星期六的下午不上课）坐长途汽车到汉口去买迷信纸，一次买三捆，在“爹爹”家住一晚上，星期天就坐车回来，转手卖给贩子。那时到武汉的车票是两块二，每趟我可以赚十几块钱。
那时河口对迷信纸管得很紧，不准人买卖迷信纸，在客运站下车时查得很紧，抓到就要没收，说是投机倒把。我总是不到终点站，离河口还有里把路时就下车，然后步行回家。我一共搞了十几趟。最后一次是七月半前，我们农村七月半要烧纸，我记得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到汉口，买了三捆纸，那天夜晚下大雨，发了大水，我们河口的木桥被大水冲断了。星期天的早上，我到汉口新华路长途客运站买票回河口，车站的人说：“河口的木桥被大水打断了，不能通车。”
我在汉口“爹爹”家住了七天，那时没有电话，不能通知家人信息，我在汉口急得哭，我伯母在家也急得哭，她以为我被大水冲走了。到了七月初十的那一天，卖票的人说：“长途汽车可以开到河口的大桥头，乘客就在那里下车。”我就买了票，在汉口一上车，纸就被汉口车站的工作人员没收了，当时我就哭了。我两手空空的回到家，在河口的大桥头下了车，我和大人们一起趟水过了桥。当时山洪水退了，桥断了，但没有完全冲垮，不能走车，只能过人，桥上还有两尺深的积水。那次我亏了十几块钱，我伯母没有埋怨我，还一路哭一路说：“人回来就好！”。从那以后，我就不卖迷信纸了。

我们湾有好多大树，五八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时都锯了。五八年时搞大跃进，我家的房子做了一个湾子（小队）的食堂。我每次放学回家，一湾子人都在一起吃饭，食堂的生活（伙食）过得很好，三天五天杀一头猪，大家一起吃饭，有说有笑，都满开心的。我伯母看到每天都有很多剩饭，丢了可惜，就把剩饭晒干，用水缸装好，装了满满一缸，有一百多斤。
当时县里要求大队、小队把几个田里的秧棵都并到一个田里，胡吹什么搞亩产千斤，结果造成减产。好日子不长，五八年下半年食堂就搞不下去，停办了，一家一户都回家去吃饭。有的人回家连锅都没有，因为大炼钢铁时把锅砸了炼铁了。队里也没有粮食分，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吃的，只有吃野菜。到了5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天不下雨。五九年修水库，那时我在黄才畈中心小学读五六年级，我们学校的老师带我们去水库工地帮工，捡石头。我们看到好多民工瘦得不行了，哪有力气做事呢。工地的民工都是吃食堂，吃的是稀饭，稀饭真稀，象米汤，民工都饿的东倒西歪。有的监工干部还打那些民工，监工干部拿棍子，拿扁担打那些民工，我们这些小孩看着，觉得那些民工真可怜。我们学校也在工地上做稀饭给学生们吃，但我们的稀饭比民工们吃的稀饭要干一些。由于营养不良，好多民工在工地上死去，是饿死的。一百名民工中，可能有三四个人饿死。
在五九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我家把办大跃进食堂时存下的那缸干饭和菜煮着吃，就派了大用场，我基本上没有挨过饿，比别人家好很多。我哥哥和我伯父都去修水库去了，我和我伯母在家，我上学要走五里多路，中饭是自己带饭去吃，在学校看到好多同学都是光吃菜，我每天还可以带点菜饭。由于天干（旱），田里的土都烤松了，我和伯母在一口水井的田边，种了一大块菜。每天放学回家，我和伯母到田里种菜，我们挑井水去浇菜，菜和萝卜都长得蛮好，我们自己吃不完，还可以挑着一担担的白菜萝卜到河口街上去卖，当时萝卜可以卖到六、七毛钱一斤，一担萝卜可以卖几十块钱。当时说一个汉口的工人月工资才五六十元，一个月的工资买不起一担萝卜。有很多工人在城市里饿得受不了，从城市逃回农村。当时一斤米黑市卖五块钱。我哥哥和我伯父比别的民工好一些，因为伯母做了很多腌萝卜，腌白菜，他们每次回家都带上四五斤腌菜去工地上吃，有腌菜拌稀饭，就比别人好多了。

　　我六一年考上初中，中学在红安县大赵家中学读，当时一进中学就转户口，吃商品粮。学校食堂的饭真难吃，米很黑，饭上面一层米虫（肉虫），我端起饭就不想吃。我是六一年九月份上的初中，到六二年八月份，我伯父（养父）生病了，我就不能上学，在家帮忙做事，那时我是十七岁的大姑娘。我爱做点小生意，到吕王城贩烟卖，到吕王城要走四十多里路，我们三个同湾的女孩每次去都是早晨四点钟出发，九点多钟才走到。我每次买十条“喜鹊”烟，一块一毛钱一条，拿到河口卖给贩子是一块三毛钱一条，一条烟赚两毛钱。出了吕王城就十点多钟，走到大畈要三个小时，我们还在大畈地里刨花生，一般干两三个小时，有时能刨四五斤，有时能刨两三斤。地是收过花生的地，有些没有收干净的花生还留在地里，我们就是刨别人剩下的。我们刨完花生再走回家，大概是下午六七点钟，天都黑了。我们在家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再把烟拿到河口卖给贩子，能赚两块钱。当时贩烟行为算投机倒把，卖什么都是投机倒把，连你自己织的布，拿出去卖也是投机倒把。我们不敢走大路，都是沿河边走。我们把烟装在篓子里，花生放在上面，用耙子挑着，看上去象个刨花生的人。
我们在吕王城买烟，一个人在一个供销社里最多只能买五条烟，碰到不好的营业员还只能买到两条。我们经常找别的农民代买几条烟，因为你一次性买多了，营业员就知道你是拿出去卖，是做生意，他就不卖给你。我们后来和营业员混熟了，送给他们一斤花生，他就一次卖给我十条烟。这种生意我搞了两个多月。
我伯父的病一天比一天狠，叫了很多医生看，每个医生都是头三付药有效，后来的三付药就无效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家请了个大悟肖家田一个姓吴的道士上门来治，道士说我伯父是被后面人家做的新房压住了。为了救伯父的命，我们求后面人家把他新做的一间房（土巴屋）拆了。说来也怪，拆了房后，我伯父马上就能起床，还和道士一起吃了餐饭，看起来病象是好了一点。到了第三天，人又不行了，我们还是请了吴道士来，他说我伯父的病是被拆屋的土压住了。我和哥哥只有去挑土，我们挑了三四天才挑完。刚挑完土的时候，我伯父要显好一点，看起来有精神了一些。但没过几天，他又不行了。我们不请道士了，把伯父送到红安县医院，在医院一检查，是晚期胃癌，没办法，到十一月中旬，人就过世了。
　　办完丧事之后，我们再去把别人的房子盖起来，真是人财两空。先前我家的境况还可以的，就是伯父的病，搞得家里钱花光了，还欠一家伙帐。我伯父死时只有四十八岁，平时身体很好，突然一下病死了。
六二年十二月份，把伯父的丧事料理了，把别人的房子盖起来后，我就去跟湾里的一个叔父学做裁缝。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的手冻得象个肉包子。到了腊月二十八的回家过年，我师傅说：你回去用辣椒油把手包着，来年就再也不冻了。我先在手上涂了辣椒油，然后用布包着，二十八的那天晚上痛的一夜没睡。我伯母叫我不要用辣椒油算了，我说师傅说了，今年痛一次，第二年就再也不冻手了。到了正月初三，把包的布一打开，手整个都脱皮了，一直到六三年的四月份才好。虽说手痛，我还是天天把手包着，到别人家做上工活儿（在村民家中干缝纫活），农村人真好客，做到哪一家都是酒肉招待。每天早上八点到人家家里去吃饭，做到十一点钟还要过个中（吃点心），到了下午一点钟吃中饭，做到下午六七点钟再吃晚饭，吃了晚饭就回家。一天总是吃四餐。我本来是九十多斤的人，因为吃得好，到后来有一百二十多斤。
我在农村好多人家里做事，看到别人家里孩子多，有的家庭生八、九个小孩，在一条长板凳上，吃起饭来像喂小猪一样，看这些小孩真好玩，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就两个，就觉得好笑。小孩吃完了，大人再用盆子给每个孩子用小饭瓢添一勺。我在人多的家庭一做就是七、八天，看到人家小孩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打架，打成一团，我当时想：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小孩子？

到了六五年，毛泽东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
我们做手艺的人都到大队厂里面去做。我们大队是红安县二城区高山公社二大队，我们厂里有缝纫，有做面的，有碾米的，有做农业的，还有喂猪的，一个厂里有十七到二十个人左右，都在大队厂里吃饭。我们做裁缝的又加了三个学徒，我是大徒弟，那时我就会裁会剪，我在厂里只管做衣服，别的杂事如洗衣裳等都由别人来做，我有时也带学徒下乡到别人家里去做上工活。
我们厂在一条大河边，河面好大，河边有好大的沙滩，厂在一条大路边上。我们那个地方是赶河口的集，单日子是热集，双日子是冷集，一到热集，我们缝纫店里生意很好，到了六五年的冬天，我师傅是第一年在厂里做，收衣服没有经验，收了很多，农村的小孩子到了过年都要做一套新衣服过年。到了腊月二十八的，好多衣服没做完，大人还好说，一些小孩又是哭又是闹又是骂。当时有个小孩，腊月二十八的来厂里来拿衣裳，衣裳还没做好，他在厂里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要新衣服过年。我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就一直没有上床睡觉，别人过年我是过劫，眼睛根本就睁不开，晚上加班又没有灯，是用一个煤油罩子灯，确实不好做，但又没有办法，只有做下去。一直做到正月初三，我才休息了半天，我一到家就睡觉了。
我们做衣服是开发票，我们做上工是一块五一天，全都交厂里，买线和买煤油都是凭发票报销。我师傅在厂里是一天拿十二个工分，我在厂里是拿十个工分，后来的学徒有的拿七个工分，有的拿六个工分，一个工分大概是一角钱，我一天收入一块钱。那时我拿的钱也不算少，还算是高工资的，当时一个邮递员月工资才二十四元。几年下来，我把伯父死去时借的三百多元债务都还了。
我们做缝纫的也有旺季和淡季，我跟别人不同，我一到淡季就给别人绣枕头，我在武汉绣花厂去看过别人绣，回到大队厂，我就学着绣花。我们农村的姑娘出嫁，一个人最少要两对枕头陪嫁。她们把布先给我，我忙着时就不绣枕头，闲时就给她们绣。绣花要先在布上用圆珠笔描花，我自己画花，自己绣，一天可以绣两对枕头，一块五一对，绣一对枕头的花线要五毛线，一天可以赚两块钱。我总有事情做，那几年我是最开心的。
我们厂是几间平房，要是做累了，可以在河边走走，看那些打渔的人打鱼，他们用线网一撒到河里，就可以打上十几条鱼，一般是三四寸长的刁子鱼。鱼厚的时候，一网下去可以打上一两斤鱼。六月天，中午休息时，我最爱看一个哑巴捡滩（在沙滩上捉脚鱼）。他在沙滩上，一看就知道那里有脚鱼，用脚在沙滩上一挑就发现一只脚鱼，他带着麻绳，将脚鱼穿成一挂提着，他每次可以捡十几只脚鱼。他捡的脚鱼不卖，自己吃或者送人。捡滩都是伏天捡，脚鱼怕热，伏天才钻进湿沙里，嘴吧朝上呼吸空气。我们那一边只有那个哑巴会捡滩，这是他祖传的绝技。哑巴和我师傅的关系好，一送就是十几只脚鱼给我师傅。
　　在河边住也有不好的地方，怕发大水，有几次发大水，把我们厂都淹了。一到发大水就要搬家，有一次洪水来得很快，我们搬第一次东西时，水还离厂有几十米，过了半小时，搬第二次东西时，水已经进了屋。山洪水涨得特别快，真是易涨易退山洪水，易反易悔小人心。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好多红卫兵打着红旗在厂门口路过，我们做手艺的人就是一天到晚在厂里做事，那时我真有点羡慕他们。
到了六八年，我哥哥结第一次婚，找了一个弱智姑娘，钱用了几百块。彩礼倒没用多少钱，主要是接媳妇要请客，这就用了几百块。新娘是别人介绍的，是从大悟来的，当时我哥哥已经四十多岁了。由于那个姑娘有病，结婚不到半年，她娘家就把她接回去了。

　　六八年，我经人介绍，和吴业权定了亲。之前我们都认识，但是没有说过话。我只有点钱就买点棉花回家，我伯母帮我织成格子布，一共织了五十多丈布。到了七一年元月，我和吴业权在北岗结婚，那年我已经有二十六岁。我出嫁时在当地也算是大陪大嫁（指陪嫁丰厚）。业权家在高山公社一大队，我家是高山公社二大队，我从二大队厂转到一大队厂里做衣裳。我住在家里，每天早上起床要挑两担水，我不会用水桶打水，每次将桶丢进井里，桶总是浮在水上。我总是挑两担水后，到别人家去上工做衣裳。那时业权的母亲有胃病，一天到晚光吐，我又忙，没有时间在家招呼她，时间一长，她老人家对我就有意见。她总叫心里热，我又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手上留的买缝纫机的一百五十元钱，不到一年就用光了。她三天两头买个梨子罐头吃，又是看病，又是买茶叶买烟（她喜欢喝茶抽烟），我连厂里的工资都支着用了，一年到头不知不觉用了三百多元，一点结余都没有。当时业权在黄石市胡家湾煤矿工作，他带回的钱我都没有过问，后来我才听说家里还欠有六七百元帐（欠别人钱），介绍结婚时我都不知道。
我一想，这样下去，这几百块钱的帐要何时才能还得完。七二年过完春节，我就和业权一起到黄石市胡家湾，住煤矿工人招待所。我在招待所里面住了半年，那房子约有八九个平方，厨房都没有，在门口烧煤做饭。煤不要钱，是业权在矿里捡回来的。
我看到别人到胡家湾山上去锤石头，我也到山上去学着锤石头，锤了不到半个月，我在山上一滑，我怀了四十天的孩子就小产了。在小产时，由于条件不好心情也不好，总是想着欠别人的帐怎么还，我想着家里的那么多陪嫁的棉布又不穿，不如带到煤矿里卖了它。因为煤矿里工人家属大都没有户口，都没有粮票、布票，他们都要买布做衣服；我就回家把家里的五十多丈棉布都拿到煤矿里卖了，都是格子布，那时格子布都卖七毛钱一尺，五十多丈棉布卖了三百五十元钱，还了一部分欠帐。
到了七二年的六月份，我就住到吴业权的机电值班室，自己做饭吃。那时又没有油，（我是农村户口，没有城市户口供应的油票，买不到菜油。）业权每次下矿井的保健大概有二两熟的五花肉，他自己舍不得吃，都带回来炒菜。那时业权只有四十五元左右的工资，每月带十五元给母亲，我们俩用剩余的三十元，到月底总是可以结余六、七元。
九月份我生父得了胃病，我那时住在机电煤矿值班室，家里打来好几个电报我都没接着，一直到生父临终前才接到电报。我回家时，我弟弟戴哲华也从部队回家，看到父亲的病不行了，就做了一口大棺材，我回家时棺材已经做好了。我回家时由于心情不好，再加上看到父亲病危的情况，我自己也大病了一场。我父亲还没死，我弟弟就回部队去了，我父亲临终前说：“我死了再别叫哲华回。”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一生都把工作看得很重，所以他不要我弟弟回家办丧事。
办完丧事后，我在家住到十月份，经我伯母精心调理，我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直到十一月份我才来黄石。到黄石煤矿又住在招待所，我们做缝纫手艺的人到了十二月份就特别忙，我就到我们老乡家里借了台缝纫机，胡家湾好多人叫我到他家里去做衣服。我只做了三天，工商部门的人就不要我做了，说我是没有户口的人，不能在城市里经营，还把我的缝纫机拿去了。找熟人帮忙，才把缝纫机拿回，我也没有法子了，只有白天到山上去锤石头，晚上再回招待所里做衣服。
我借缝纫机的那一家叫黄世骄，还是个亲戚，他说要钱过年，要把那个缝纫机卖给我。我当时拿不出来钱，我跟他说要缓一段时间，过了年再给他；他不同意，没法子又向老乡借了一百三十元钱送去，还说了好多好话。我白天在山上锤石头，晚上在家做衣服，我给煤矿工人改工作服的棉袄，改棉袄是一块五毛钱一件，一晚上可以改一件。我有时给胡家湾的小孩做肚兜，绣两朵花的那一种，七毛钱一个，一晚上可以做三个。
到了春节，有的老乡给了豆腐票给我，有的给肉票，有的给粮票，我和业权就办了一个很丰盛的年，还带了三十元钱给业权的母亲过年，还把借别人的一百三十元钱也还了。过完年，我和业权一人手上还有二三十元钱，我们这两个月最少也赚了四百元。
我锤石头每月可以收入五十多元钱，我锤石头，业权给我过桶，一桶就是一个立方，一百五十斤一担，要挑十五担才有一桶，业权有时一个星期天要过十几桶，要挑一百五十多担。我锤石头的地方离过桶的地方有三十米，有时候业权累得说不出话来。晚上回家还要做衣服，我回家在缝纫机面前一坐，就开始做衣裳，业权就开始做饭，洗衣服，我两人总是做到晚上十二点多钟才睡觉。业权从来没有早睡一回，我做衣服，业权总是把家务事做完以后，来给我折边，到了十二点我们做完了才睡觉。过完年，我们再把家里一清，给别人改棉袄剩下来的边角余料粘在上面的棉花就有十五斤，我用来打了两床棉絮。

到了七二年三月份，婆婆病了，我和业权回家看了一次，把她带到河口街上找医生看了病。住了五天，我又返回煤矿，这次就没有住招待所了，我到胡家湾煤矿附近租房子住。租了胡家湾农民的一间房，房子隔我锤石头的地方只有半里路。到了四月份，我又怀了孩子，我在山上锤石头，不小心又摔了一跤，五月份又小产了。我在胡家湾住，一个姓童的警察，他多次上门叫我走（离开胡家湾），说我没有黄石市户口就不要在这里住。我跟他说我小产了，我满月就走。他说一定要我现在就走，我当时气得不得了，我说我是在坐月子，怎么走？我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我起来，拿起小椅子向他打去，他一偏身，我没打到他。当时业权上班去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童警察见势不妙，就走了。
我满月后的第二天，就搬到胡家湾山上，一家姓刘的人家的房子。那房子隔我锤石头的地方有两里路。房子有两小间，前面一间可以做饭，后面一间可以炕两个铺。那家人男的姓刘，女的姓戴，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还是在胡家湾山上锤石头，我每天早晨七点钟就上山锤石头，中午业权就从煤矿食堂给我带饭吃。那时我真吃得（能吃），业权在食堂给我打八两饭，我都吃的完。
到了六月中旬，有一天我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我就没有锤石头，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又怀孕了。当时我二十八岁了，怕小产，就没有再上山锤石头。七月天，天气很热，我每天上午睡一上午，到了下午三点钟，我就开始做衣服，一天总是做三件衣服。
那时因为煤矿要减人，业权从煤矿调到中医院。当时业权不愿意去中医院，一直没有去报到，因为他不是医生，到中医院没有好的岗位选。他每天到黄石市劳动局玩，有一天市机关幼儿园到劳动局要一个司务长，当时业权正在市劳动局，劳动局就要业权去市机关幼儿园工作，业权同意了。八月份，业权就去市机关幼儿园报到了。到了九月份，我怀孕有三个月了，人也正常了，就又到山上锤石头。
有一天，婆婆到胡家湾煤矿来了，我正在锤石头，听说婆婆来了就回家了。第二天，婆婆也要和我一起去山上锤石头，我当时不想让她去，但是她一定要去，我没有办法，只有让她去。婆婆到山上去锤了两天石头。第三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去三医院检查，叫婆婆不要到山上去。可是她老人家叫我去看病，她说她一个人到山上去又没有人打她，她非要去。我到了三医院，还在排队挂号，就有老乡去跟我说：一个拖板车的人在山上装石头，他将石头往山下推（因为板车上不了山，他把石头推着滚落到板车附近再装车），你婆婆被滚下来的石头打断了脚。我当时病也没有看成，也没有检查，马上赶到锤石头的地方，把婆婆送到三医院。
婆婆的右脚小腿处被石头打成了粉碎性骨折。那个拖板车的人是个安份人，也很穷，当时只要他出了点药费，没有住院，医院给老人打了石膏，就把她带回家。医院里石膏没有打好，她总是白天叫痛，晚上叫疼。我们住的那间小屋只有十多个平方，婆婆就跟我们住在一间房里。有一天胡家湾一个看山的老人在我家门口玩，听见婆婆叫痛，那个老人就进来看了一看，那个老人说他去挖点草药给婆婆敷。当天下午，那个老人真的来了，他把婆婆腿上打的石膏拆掉，再用自己的手慢慢的捏，捏捏就把她的骨头捏拢了，不到半小时婆婆就不痛了，他再把锤碎了的草药敷上去，也没有绑，他说就这样不要动，把脚放平，不要一个月就不痛了，可以下床。真的不到一个月母亲就下床了。
到了春节时婆婆就能走路了。那个看山的老人治婆婆的脚一分钱也没收。业权在机关幼儿园里好买排骨，他就买了两大块排骨，有七八斤的样子，再加上水果，我们两人一起到老人家去看老人，那个老人只收了一块排骨加点水果，我们总想着欠那个老人的人情。

我当时是一个大肚子（孕妇），但白天还是上山去锤石头，业权在机关幼儿园上班。婆婆白天在家里可以睡觉，到了晚上，她在房里又抽烟又喝茶，响动蛮大，而且我怀孕后对烟味特别讨厌，这样弄得我每天都没有休息好，孩子在我肚子里发育也受了影响。
我们在胡家湾山上刘家的房子里过的春节，过完了春节后，到了七四年二月份，婆婆就回乡了。随后，我家搬到机关幼儿园去了，我们搬家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只有一板车煤。因为我是煤矿家属，我在山上锤石头时，回家要经运煤的桶那里过，我每天回家的时候总用竹篓子装一担煤回家。看厂的门卫有时说我总是在那挑煤，我说我是个大肚子，马上要生了，要烤尿片，所以搬到机关幼儿园时就只有一板车煤。除了煤以外，还有一口业权从老家带来的木箱。我们所有的家当和煤一起，就是一板车装完了。
我住在幼儿园里，天天还是坐公共汽车到胡家湾山上去锤石头，直到生孩子的前两三天我才休息。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午，我在三医院里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吴幼明”。孩子生下来，只有四斤八两重。不过孩子的钙质好，因为我每天在山上锤石头晒太阳，又能吃，孩子看起来还挺精神。为什么叫“吴幼明”呢？生他时，我的伯母从红安老家来招护我，她到黄石还带了十几只鸡，还有鸡蛋、油、面条。婆婆说孩子要叫“北明”，因为我老家在红安北岗；我伯母说要叫“幼明”；两个老人一个人取一个字，所以最后就叫“吴幼明”。
生孩子时我得了风湿，因为我在机关幼儿园里，是在一个没有用的食堂的灶上放的铺板上睡觉，因为我家没有床，是幼儿园给的两块铺板，我就把铺板当床。那房有三十平方，隔壁是幼儿园的新食堂。业权就在新食堂上班，他是司务长，天天早上骑着三轮车去买菜，我就是在那个房子里坐的月子。因为我没有经验，铺板放在灶上是吸潮的，我在月子里就不舒服，有天突然象瘫了一样不能动，身上到处痛。我到三医院一检查，是内风湿，吃了几幅药后好了一点。直到满了月后，把床上的棉絮拿出去一晒，发现底下一层棉絮都是湿的。从那以后，我就得了风湿，一到天变（下雨），我身上就到处痛。我伯母在黄石住到过六一才回家，我也带着孩子和她一路回去的。我带着孩子在伯母家住了四个月，到了十月份才回黄石。
由于孩子小，我不能出去做事，只能在家里做一些手工活。我在被服厂拿一些工作服回家锁扣眼，钉扣子和锁扣眼是半分钱一个，我做一个月可以赚三十七八块钱。接着我又怀了孩子，到了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阴历七月初七），我生了一个姑娘，取名吴秋萍。我怀秋萍时，天天还到服装厂拿扣眼回来锁。
那时婆婆又来黄石住。我们住在机关幼儿园的一个没有用过的改造了的厕所里，那个屋有两米宽，六米长，我和业权在外面捡了旧砖头，在老乡的帮助下搭了一间四个平方的厨房。一家五口人就住在那一间平房里住了七年。我快生秋萍时，婆婆就把幼明带回老家去了，住了五个月。幼明在老家得了干疾，瘦成了皮包骨头，我看到幼明那个样子，心痛得眼泪直流，婆婆真不会照顾小孩，我真后悔不该让她把孩子带回老家。
业权把幼明带到中医院看了几次，孩子好了些。因为生秋萍只有六个月，我的奶水还很好，两个孩子就一起吃奶，直到幼明三岁时才没吃奶，他的身体就恢复了。我还是锁扣眼，给别人做衣裳，生活勉勉强强过得去。

到了七七年九月，幼明就上了机关幼儿园。母亲又回老家去，把秋萍也带回去了，秋萍一回老家就哭，白天哭，晚上也哭，身上又起了一身的红斑，只待了一个多星期，业权就把秋萍接回了黄石。秋萍一到黄石，红斑就好了，就把她送到一个街道办的幼儿园，那时秋萍只有两岁多。孩子都上了幼儿园，我就可以工作了，经人介绍到黄石港建筑公司做副工，做副工的工资是一天一块二角八分钱，我在港建公司做了一年多。
到了七八年，就开始改革开放了，我就回机关幼儿园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我白天在机关幼儿园上班，晚上就去卖花生。那时乡下人炒的花生到黄石来卖，我一买就是一百斤，我晚上就到码头上去卖，一斤卖一块钱。刚刚改革开放，卖的人很少，我天天晚上去卖，一晚上最少要卖一二十斤，也可以赚四、五元钱。我记得有一天到袁仓煤矿发工资，我带了五十斤花生去卖，我一毛钱一两的称，好多工人刚领了工资，手头有钱，就称个一两毛钱的花生回家吃。买的人真多啊，中午休息的一个小时，我的花生就全卖完了，我真高兴，一下子就赚了十多元钱。这样卖了一个多月，卖的人就多了，不好卖了，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就没卖了。
到了七八年九月份，秋萍就上了机关幼儿园，这时两个孩子都上了机关幼儿园。七八年的十月份，我就拿着缝纫机到街上摆摊子做衣裳，我开始那天就补了几件衣裳，再接了一件衣裳，赚了三元多钱，我很高兴。我在街上做衣服，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我手上有几个钱就想着搞户口，我当时想着：我没有户口不要紧，两个孩子没有户口不能上学怎么办？就托关系。有一个幼儿园小孩的家长是在胜阳港派出所当户籍警，姓张，那个人说着好听，说他一定能帮忙。张户籍警爱人的弟弟在农村要结婚，要业权帮他买猪肉，一买就是半边猪。那时猪肉紧张，要凭肉票买，要找关系才能买到肉。这都是要用钱的。
我天天在街上做衣服，我做的地方是在交通路旅社的门口，门口有一个雨棚，有点小雨也没关系，交通路旅社的服务员的人也好，有时候还帮我看看摊子。那两年钱是赚了一点，我也吃了不少的苦。一年到头，基本上只能休息几天。白天做衣服、收衣服，晚上回家就裁衣服、整理，天天晚上要搞到十一、二点才能睡。再热的天也要出去，又要收衣服回家裁。到了冬天，下大雪也要出去。雪落到缝纫机上，我的手冻得象个包子，没有办法。十二月份特别忙，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我总想着要搞城市户口，要用好多钱，所以才拼命的做。
两个孩子上幼儿园，要买高价油换成油票，还要买高价粮票，交给幼儿园。因为我和我的两个孩子都没有黄石户口，没有城市人供应的油票和粮票。再加上婆婆一年总要往返老家和黄石好多次，每次来回最少都要用一百多块钱，她每次来黄石住不了三个月，就闹着要回乡，但她在老家没有住几个月，又要来黄石。有次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她和业权吵架，深夜就挑着铺盖要回老家。我叫业权到船码头去劝她回家，业权到船码头一看，她在船码头伸冤（对众人说儿子不孝顺）。业权很生气，就自己回家了。那次她回家后，有两年没有回黄石。
　　那年婆婆跑回老家时是个六月天，幼明四岁多，秋萍三岁多，老人在家乡，我们没办法，只有回老家过春节。我记得是个腊月二十七的，我们全家四口人，一大早六点钟，就从黄石坐火车到武昌，再从武昌坐公汽到汉口，十一点钟才到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当时到大悟河口的车票都卖完了。我们全家买不到票，走不了了，当时还有很多要回家过年的人买不到票，因为那时的客车少，没有车子跑。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我没法子，就牵着幼明、秋萍去找站长，说两个孩子小，求他一定要想办法搞辆车送我们回家，不能让两个小孩在车站过夜；因为天太冷了，冻着孩子怎么办？再加上幼明、秋萍都向站长说：“叔叔，做点好事，把我们送回老家过春节吧！”到了四点多钟，那个站长真的搞来一辆东风平板货车，连车蓬都没有。我们全家第一个上了车，不到半小时，就上去了满满一车人。冬天天黑得早，五点钟天就黑了。那时幼明的身体不好，还有晕车的毛病，再加上天气又冷，又没有地方坐，我只好坐在包裹上，把幼明紧紧的抱在怀里，才好一点。秋萍身体要好一些，她还抵抗得住。我们到了老家，已经是八点多钟。但是老人看见我们回家过年，看见两个小孩，真是高兴，一家五口人团团圆圆的过了个年。
　　幼明从小城市生，城市长，在农村闹了很多笑话。婆婆买了好多松枝当柴烧，幼明没见过松枝，问她，你买这么多小葱做什么？他把松枝当成了葱。幼明看到牛，说好大的猪，猪头上还长了角，把大家都说笑了。姑妈接我们全家去吃饭，在路上要走八里路，还过了一条大河，河上有个木头做的独木桥，业权把幼明背过桥，再把秋萍背过桥。路上有很多小麦，幼明说：哎呀，好多韭菜啊！他把小麦当成了韭菜。当时姑妈请我们吃早饭，我们七八点钟开始走，到十点多钟才到，姑妈请的客饿的不耐烦，先吃了。我们去了之后，姑妈又从新做给我们吃。
　　
我那时做衣服很顺利，天天回家算算自己赚了多少钱，就写在日历上。每个月一盘存，除去生活开销，每月能赚一百三四十元。那时只收工商税，我做衣服一个月只收九块钱，后来和税务局的人熟了之后，我给多少，他们就收多少。经济上是过得去，就是为了搞户口，用了好多钱。那个张户籍警只是说得好，实际上一点忙都没有帮，他骗了我们两年。他总说我的户口他报到市局里去了，但市局还没有批下来；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报。有次我和业权去建委盛主任家，盛主任说你现在一大家子人，生活最重要，户口没什么重要。我听了他的话，觉得有道理，就有两年没有去跑户口的事。到了七九年，我再请市局三科的熟人去查，发现张户籍警根本就没有将我的申报户口材料送到市局，材料还在胜阳港派出所里。我当时申报的是病残户口，后来市局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调查情况，看到我一家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很同情我。户口批准下来之前，市局的工作人员带我到三医院复查，我出的是子宫下垂二度的假证明，实际上我没有病。我复查的时候，骇得个战（吓得颤抖），生怕过不了关。那时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用开假医学证明的方式获得城市户口）。
七九年九月，吴幼明五岁半就上了广场路小学，当时是幼儿园出的证明让他上的学。当年十月，我和两个孩子，婆婆何子清的户口一起迁到了黄石。当年十二月，业权调到了黄市建委办公室当办事员。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伯母病重时，我没有好好的招呼（照顾）她几天，因为我那时很忙。七九年，我伯母七十五岁，她颈部长了一个肿瘤，我带她到县医院去看，医生说：“不开刀，还可以多活几个月。老人年纪大了，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让她吃。”
那时大家都叫我“万元户”，乡里人都以为我在城市里赚了好多钱。我对伯母没有招呼好，但在经济上招呼得蛮好的。我哥哥很细心，那个肿瘤长了一年多时，我伯母就想见个孙子，当时我哥哥有个女儿，四岁，叫幼云，就在我伯母病重中，哥哥又生了一个儿子。我伯母就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根求”。伯母死时，根求还不到一岁，伯母临终前说：她这一生，心里想的事都实现了，她也走得安心。她对我说：哲记哥的能力有限，叫我一定要把他这个家招呼好，把两个孩子都招呼大。我对伯母说：你放心的去，我一定能做到。伯母的丧事是我一手招呼的。哥哥家四口人，我也招呼得很好。我哥哥做农活是没话说，农作物都长得好，吃的粮食是没有问题的。两个孩子的衣服是我包的。
幼云读了初中就来到黄石，在美尔雅公司做服装。二00六年，幼云考到日本去做服装，合同是三年，幼云在日本做得很好。根求读完高中，没有考取大学，也到黄石读了两年职业学校，毕业后被大冶一家铸造厂招工，根求在厂里工作得还不错，工资一个月有一千八百多元。两个孩子自己都很懂事，知道努力上进。
　　我记得有一年，我哥哥隔壁邻居做楼房，我哥的房子和隔壁邻居是共山合脊，我回家一看，那时我家的屋是土巴屋（土做的房子），我回黄石对业权说：我哥隔壁要做楼房。业权说连忙送钱回去，隔壁做楼房非把你家的土巴屋扯垮，快回去买红砖，也把房子改成红砖屋。那时哥哥的孩子小，又没钱，只有我来做啊。我一回想这个家，我可以说，我的任务基本上算完成了。

八0年七月，我四妹戴哲清高中毕业后，到黄石来了。业权找了熟人，介绍她到一个建筑队打副工，在工地上挑灰桶。做了半年后，到了八一年，四妹就和我原来住在胡家湾时的房东的小儿子刘爱国定了婚。到了八二年，四妹和刘爱国结婚。当年十月，四妹的户口迁到黄石。因为刘爱国的户口是城市菜农户口，而四妹也是农业户口，所以她迁入黄石菜农户口很容易。四妹当时到胡家湾菜业队工作。不到三年，国家占用菜农土地，就把刘爱国和戴哲清招了工人，成为黄石市煤建公司下属单位胡家湾煤建的正式职工。后来，业权又找了关系把戴哲清调到自来水公司工作。
八二年，我家搬到三医院旁边的一户过渡房，那房子有两间房，带一个厨房和小房厅，没有厕所，上厕所要走到五十米外的公共厕所，但条件比我在幼儿园时要好多了。

我在红安老家的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叫黄惠兰，她先前是在农村当老师，在农村结了婚。她爱人是农村合作社的干部，他们结婚四五年没有生孩子，她爱人说她没有生育能力，就和她离婚了。经别人介绍，她和武汉江岸搪瓷厂的一个工人结了婚，老师也没有当了，就在汉口住着。不到半年时间她就怀了孕，三年时间就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因为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她生活很困难。
　　有一次，我到汉口，去她家玩。她那时是最艰苦的时候，住在不到十平方的平房里，在门口用石棉瓦搭了一块，就在下面做饭，家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吃饭时坐在床上，生活靠捡火车上掉下来的焦煤，卖几个钱为生。当时她还去买了几条小鱼给我吃，还和我说笑，她说：以前我们在老家，她当小学老师，我当裁缝，总以为这辈子衣食是不成问题的，没想到现在连生活都成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她就开始做生意。她爱人是做搪瓷花的，她就天天提个大包，到武汉及武汉周边大小城市和县城去卖，她的生意很好，一天可以赚一百元左右。那时卖东西会被人驱赶，她总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别人说她生活过好了，说她总是带着两个孩子上餐馆吃饭。
我记得八二年七月，天很闷热，黄惠兰来黄石卖搪瓷花，住在交通旅社里。我在交通旅社门口做衣服，她看到我，叫我的名字。我看到她很高兴，很多年没有见到的熟人。她叫我和她到上海去玩，说上海更开放些，说不定更好做生意。业权说：“天气热，你们两人到上海去玩几天，去渡渡假也可以。” 业权还在建委开了个介绍信，当时到上海住招待所要凭介绍信，否则不让住。业权说：“我们建委开了个建材物资站，到上海买了一批次品日光灯管，用起来还可以。”我们俩听了这话，就到上海去了，准备买点日光灯管，当时黄石五金商店的日光灯管非常紧张（紧俏）。
当时黄石到上海只能坐船，没有客运汽车，我们坐了两天一夜的船。我在船上很无聊，给幼明和秋萍各打了一件天蓝色的毛线背心。船上生活非常便宜，我在船上买的饭只要五毛钱一份，还有五六块带鱼，吃得很饱很舒服。
　　我们走的那天，在黄石街上看到一个人卖拉毛衣，那个拉毛衣装在袋子里面很好看。当时是七月天，天热，没有人穿拉毛衣。我们问价，那个人说十八元一件。我们两人那天夜晚坐船到上海，我们到了上海，住的是招待所。进灯管是在上海中央商场专卖处理品的地方，买的次品日光灯管（二级货），有3瓦、8瓦、12瓦、20瓦的，上海3瓦的卖四角一根，8瓦的卖六角一根，12瓦的卖八角一根，20瓦的卖一元一根，我们一种买了两件（箱）。一件一百根，我们买了四种货，总共是八百根。我们没有经验，先没有到船站去问，就把货买了。我们把灯管放在招待所，然后到船站去问，才知道灯管是不托运的，是要人带着的，不要看小小灯管，这么多还是很重的。
　　第二天我们就到上海滩去玩，在上海滩就看到有人卖拉毛衣。一问，真是便宜，零售价才六块钱一件。当时我们两个人没有下手买，我想卖拉毛衣的人他要去进货，我们就偷偷的跟着他的后面走，我想跟到厂家去，厂家会更便宜。结果他真的去厂家拿货了，那个厂家是私人的小作坊，我们去一看，厂方用一根毛线分成三根，再用它来织成衣服，一件毛衣只要三两线，织完以后就放到那个拉毛衣机（就是象农村弹棉花机一样的东西）里面一拉，再放到包装袋里面一包，不知道有多好看；但那是一次性的衣服，根本就不能洗，洗了以后就象鱼网一样全是洞，不能穿了。拉毛衣在厂里只卖四块五一件，我们在厂里定了二百件，老板说两天时间就可以做好，老板还请我们吃饭，那个服务态度真是好。第三天我们在上海到处去玩，到城隍庙，看到有好多绣花的衣服，一问价，不过是七八块钱一件，还是的确良的，我们又买了四十件。当时惠兰说：“不能买多了，我们拿不起。”
　　第四天，我们把拉毛衣取出来放在招待所，打好包，因为东西多，有两担货的东西，各有一百二十斤。我们在上海到处都买不到扁担，只有到建筑工地去要了两根竹子做扁担，竹子是圆的，挑起来很不好用。到了晚上上船时，我们想请人给我们挑担子，但是根本就请不上人，当时在上海找不到挑夫，只有自己一步步的挑着货往前走。上船的人很多，上海的码头好长，起码有一里路，我们挑上船真是筋疲力尽。我们在船上睡了一个好觉，在上海开往黄石的船上整整坐了两天，第六天早上四点多钟就回到了黄石。
我们在黄石上码头时，也是一步步的挑上码头的，我们俩挑上来时，人基本都走完了。业权到码头去接我们，他说：“你们两个人真狠，这样重的担子，你们既然也能挑回来！”那也是没有法子，逼上来的。
我们回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在交通旅社门口用钢丝床放货，摆起摊子来，开始卖货。我到交通旅社接电，把灯管挂了出来，有红的有绿的，还把拉毛衣也摆了出来，真好看。我记得我们第一天就卖了两百多根灯管。我们的灯管卖出去的价格比进价要贵一倍还多，但还是比黄石五金商店的便宜，我们还是上海货，比他们的（灯管）质量好些。当时买的人都排起了队，我们卖都卖不赢。拉毛衣第一天也是卖了五六十件，每件卖十四块钱。
我们看到生意好，过了三天，惠兰一个人又到上海去进货，我在黄石卖。我们摆摊子一天只用交两块钱的税。那时刚改革开放，政府就是要发动人出来做生意，政策很优惠。黄惠兰第二次回来时，因为不好拿，就没有进日光灯管，只进了三百件拉毛衣和五十件绣花的的确良衣服。我们家的灯管都卖完了，就是拉毛衣没有卖完，由于拉毛衣的质量不好，后来就不好卖了。惠兰在黄石卖了二十多天，货全部卖完以后，她就回汉口去了。我们两人共赚了九百多块钱，一人分了一半。

到了八二年的九月份，我就上班了，我当时上班时用的是环卫局的招工指标，但我根本没有到环卫去报到，就借调到建委物资站当营业员。我九月份上班的，建委物资站办公室里有十人，我们营业员有八人，我们当时经营有建筑机械，有和灰机，搅拌机，转扬机，还有下水管，日光灯，电扇，玻璃。那时候玻璃是计划分配的物资，我记得我们物资站每次进回来几个火车皮的玻璃，只要一打电话通知，市一建，二建，还有建筑公司，几个大厂，一天就可以把几个车皮的玻璃都分光。各单位都是带的支票来，也不用担心支票里面没有钱，第二天我带一包支票到银行，都能进帐。计划经济的商品真是不愁卖。那时玻璃才紧张，我们还到巩县的小厂去进玻璃，那时路面不好，坑坑洼洼的，车子颠来颠去，拖回来的玻璃碎了三分之一。
建委物资站的科长叫周福海，我从九月份当营业员，到十二月份我就当了商店负责人。那时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为从一九六二年到八二年，我整整二十年没有拿笔，真是什么都忘了，就是打算盘还可以，因为算盘是我母亲（生母）教我的，当初我母亲说：“学会九归七二五（打算盘的口诀），走遍天下不受苦”，所以工作我还是应付得下来。我负责的那段时间之中，我进了好几个厂的货，都是代销，有天门的和灰机，转扬机，还有广济梅川的搅拌机，龙门架，有通山的转扬机，有黄陂的下水管，生意做得还可以。

到了一九八四年，黄石市政府的机构改革，建委被撤消了，合并到市计委，我们物资站就跟市建材局合并。我在合并没有正式交接之前，就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我在居委会打了一个证明，要求当个体户开店。在建委物资站批准同意我办停薪留职后，我就没有到建材局去上班，个人开了家建材商店。当时黄石市的个体户非常少，很多人替我捏把汗，说现在工作很难找，你有工作还要停薪留职干个体户。
　　当时住宅建筑公司在沈家营路边建了个大院，里面放施工机械。我向他们借了一块地方，在院内盖了一间简易房，屋顶是石棉瓦搭的，在外面开了一个大门，离人行道有四米，我用水泥建了个两米宽的场地，可以放机械。我的店在黄石大道沈家营路口，一路车站旁边，位置是很醒目的。我当时看报纸，天天都写着这“创新”那“创新”的，所以我也将我的店取名叫“沈家营创新建材商店”，商店在银行要开户，我刻的公章是“黄石市沈家营创新建材商店”。店名是业权的同事谢见明帮我写的，当时他不好意思在白天写，是晚上用红油漆写上去的。
　　我的商店执照不到一个星期就办下来了，当时对个体户，国家政策很优惠，当时办建材商店是要十万元的流动资金才能批，那时我哪有十万元，连一万元都拿不出来。我的货都是代销，我在建委物资站当负责人时，和那些厂方的关系都很好，我向他们要货代销，他们对我都很放心。我就叫厂方把货都送过来，然后叫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来看，他们看到我的店里有这么多货，价值远远超过十万了，就给我办了营业执照，我就这样开张了。我的代销业务只收销售额的百分之五，利润很低。我做的大多数都是单位生意，都要开发票，这样厂方也放心，他对着销售额算帐就行了。我是按发票提取管理费。
　　当时我到税务局交税，我总是把我商店的帐本抱到税务局，让工作人员自己算，他们说该收多少税，我就交多少钱。那时的税不高，按我纯利润的百分之三收。我每月交几百元的税。当时我交的税是全市个体户中最高的，那时黄石的个体户大多数是做衣服、卖早点、补鞋的小摊贩，一个月交个几块钱的税，所以我算是个体户中的纳税大户。我做的大多数都是单位生意，都要开发票，所以不存在偷税漏税的事，工商税务的人都对我特别放心。
因为那时沈下路在修公路，挖地几米深，建下水道，黄石市的两家建材商店都在沈下路上，因此货物无法进出。我的商店在黄石大道上，不受影响。我卖的设备和建委物资站的一模一样，都是同样厂家的货，他们也是代销。当时商店旁边有大块空地，我的大型搅拌机、笼门架都放在外面，和灰机，转扬机放在门口的水泥地上，下水管配件等东西放在屋里。那时这些大型机械都没有人偷，连铸铁下水管（一米八长，约三十斤重）放在门口都没有人偷。那时刚改革开放，好多农村建筑队来城市做工程，都没有建筑机械设备，必须要买，所以那时的机械很好卖。我是八九月开张的，到十一月，我的机械卖得很好，每个月的营业额总是能达到一万元以上。我一个人要进货，又要接待顾客，真是忙不过来。业权在计委那边上班，又不能过来帮忙，怕影响他的工作。到了八五年，我就到农村叫了一个业权的叔伯兄弟来帮忙，他叫吴业国，当年十七八岁。他来了之后，我就可以到厂方去进货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广济梅川搅拌机厂，因为那时搅拌机非常好卖，每个建筑队都要买一台。龙门架，合灰机，转扬机，一个建筑队必须买两万多块钱的设备才能开始施工。因为厂方的货供不应求，我总是在厂方等货，一住就是三、四天。
那时国家对个体户很重视，一九八五年十月，黄石市个体协会在海关山宾馆开大会，会开了三天，我只开了两天就出差去了。那时我是市里个体户搞得最好的一家，黄石市个体协会叫我到省个体协会去开会，我没有去，不想出那个风头。因为建委八五年又恢复了，业权还在建委办公室工作，有人提意见到市纪委，说：“建委机关干部的家属在搞经商。”我怕影响业权的工作。那时建委主任是李咸武，他给我做工作，叫我到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去，经中房公司王海松来办移交手续，我于八五年十一月就正式由环卫调到中房公司去了。我当个体户只当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九八五年我们中房公司是在楠竹林开放小区吃的年饭，中房一把手是陆长江，那时中房公司刚开发楠竹林，公司很困难。公司人不多，只有三十人左右，大家很团结，一心想把公司搞好。那时我们商店就搬到中房公司去了，还是搞建材商店，我们中房公司建材商店地点是在沈下路往江边去的十字路口，店面很大，将近二百个平方，我还是经营我以前的业务，中房的领导还叫我当商店的负责人。我当时商店的大部分业务是做自己公司的工程，外面的业务做得很少。
到了一九八七年，市里开建材商店的人多了，生意就不好做了，我们商店是公司管理，独立核算，我在中房搞得不是很好。虽然我们商店好几年都是公司的先进单位，但我们商店在中房只是起了一个安排职工子弟就业的作用。生意做得不好的一笔是一九八八年红安上新集建筑公司的那笔，上新集建筑公司在团城山项卫的公司接的工程，转包给福建一个建筑公司做，在我们商店里进了两万块钱的货，都没有给钱，说等工程付款以后再给。当时想那个工程才开始，到结帐时，团城山建筑公司又不对福建建筑公司结帐，是对红安上新集建筑公司结帐，因为上新集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是何泽香，是业权的姐夫哥，这个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哪想到，出乎意料之外。到了一九八九年元月份，那个房子是七层楼的房子，做到第三层时，红安那边没来人，福建建筑队直接在团城山开发区的项目经理项卫处支付了一部分工程款，到我商店来结了一万六钱多块钱，还欠五千没结完。我当时想，反正工程只做了三分之一，没想到福建队过完春节就再也没来，我到工地上一看，福建人将机械都卖了，人走楼空。项卫那里还有工程款没有结完，我去了好几次，项卫都不给我结帐，他说这个工程做得不合格。我只好向红安第三建筑公司要钱，三建说他们也亏了，我到三建去了五、六次都没有要到一分钱，有一次，路费都是我自己掏的腰包。一九八九年，红安三建破产了，他们来了一个证明，三建确实破产。中房公司到项卫那里一调查，项卫说三建确实是亏了，中房公司也没有处分我。我们商店做的最好的是铸铁下水管生意，那时有三个厂给我们供货，黄陂、姚集有两个铸造厂，汉川有个铸造厂，我们主要供应自己公司的工程。外面做得最多的是大冶钢厂建筑队，他们队用的下水管道都是我们商店进的货。我们还卖扣件，扣件也是代销，我记得大冶钢厂做游泳池时一买就是几万个扣件。虽说我们商店的利润不多，工资还是维持得下去。

我在八五年赚了点钱，婆

作者：锦瑟华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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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锦瑟华年 - (9641 Byte) 2009-5-26 周二, 下午11:00 (16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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