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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文共享]这个博导写得滥/记北大瞎掰大师王岳川博导的写作

土土007

加入时间: 2008/04/19
文章: 780

经验值: 28579

标题: [妙文共享]这个博导写得滥/记北大瞎掰大师王岳川博导的写作 (259 reads) 时间: 2009-5-17 周日, 下午10:35

作者：土土007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 LUX

博导收容站（2）

一、

1974年4、5月间，巴尔特带着Sollers和F.Wahl代表Tel Quel小组到中国来转一圈，当时大概是耿飑同志领导的我党中联部安排他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座谈，老巴在那年5月24日的《世界报》上这样描述见面情况〖《这么说，你是去过中国了？》，全集，第3卷，32－5页〗：‘在客厅微熹的静寂里，我的对话者们耐心得了得，好专注（人人都沙沙地做笔记：居然没人不耐烦，一派集体劳动的和平气象）。那个专心得来，可以说是独到地专心，不专心于我这个鬼佬的异样，而是专心于我们共同的听：照势头看，仿佛是，在我们这几个还相互陌生的知识分子之前，横着这个巨量的人民，它是无论如何必须被承认，必须被同意的，仿佛是，上方有令，我这样的外国朋友只须迎合着同意，不须操练后才合拍。

‘老哥我起程去中国，捎着千万个紧迫又自然不过的问题：那块儿的性、女人、家庭和道德是咋样的呢？人家的人文科学、语言学和心理分析是啥光景？到了那儿，我们拼命地摇知识树，想看看有没有一些回答掉下来，好汲取关键的智性营养呀：破译一个秘密比如说。可什么也没掉落下来，我们带回来的（除了政治上的反应外）是：很多的无。

我这就要自问了：咱〖欧洲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去问明白的那些对象（性、主体、语言、科学）看来也只是些历史或地理上的特殊性，是文明的某些习语而已？莫非我们〖欧洲人〗总想要有一些无法穿透的东西横到我们面前，好让自己拼命去穿透它们：通过意识形态上的返祖，我们成了擅长破译的存在者，成了阐释的主体；咱总相信智性的任务是去发现意义。中国看来是抗拒着不肯向我们〖欧洲人〗交出意义，倒不是因为它把意义藏起来了，而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很让我们没辙地挫败了一切概念、论题、名称的建构。他们的知识打的是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靶；人家的语义场是不分格的；我贸然问这里有什么意义，人家就反问那么什么是意义？我想要知识，他们给仙境：我们西方社会建构的意识形态对象，被人家无声地宣布为不搭界。我的妈，这是阐释走到了头。

‘我们将各种指号的汹涌起伏甩在后面，我们踏上了一个太大、太老、太新的国度，那里的含义太审慎，都到了短缺的地步。从踏上它的那一刻起，一个新的天地向我们打开：什么都纤弱得碰不得，或者不如说（让我冒险说出这个字，下文里我会生发这个字的意思）：空淡（fadeur）。……

‘关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烫手的题目，我想努力生产出一种既不主动，又不消极，也不中立的话语来：是一种评述，但语气是：无可奉告：随你怎么认为（assentiment），一种超脱了伦理甚至审美的语言模态，而且既不是依从，也不是拒绝（是一种解脱了理性或疯狂的模态）。通过轻柔地将中国幻想成处于鲜活色彩、浓烈味道和粗暴意义（这一切多少都与男根的永恒展露有关）之外的一个对象，我将它联想为这一对象本身的女（母？）性之无限的孤独运动，联想为中国的由我看来的不可思议地平和、丰沛地溢出意义，联想为对于某一种特殊话语的权利：那种轻柔地漂移着的话语，或一种垂涎于沉默的话语－－也许是智者的话语，这个字被包含在比斯多蔼派更基本的道家意义里（“Le Tao parfait n’offre pas de difficulté, sauf qu’il évite de choisir…Ne vous opposez pas au monde sensoriel… Le sage ne lutte pas”－这是老巴引用的老子的话）。’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西方学者和他的中国听众之间的一个沟通方程，一种擦肩而过，一种没有共同语言、交流结果、搞不到一块儿却也另有收获的体验。老巴这人就是这样，从什么地方都能看出好来。因为中国他认为在世界写作史十大里程碑里占了最重要的三件，中国的书写里还保留着图画特征（他去农村考察时曾在乡下的土墙标语前流连忘返），他几乎就因此想把中国宠坏。那次来中国后，他余生里逢人便要说二件事：中国已解决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群众的理论是真正的实践；欧洲的革命真正发生在中国，Sollers是受中国革命启示的欧洲进步作家，你们理解不了他就象理解不了中国。他甚至为阿尔马尼亚的霍查说毛泽东的坏话而抱不平。

老巴这话里的意思是，中西学者之间就这样面面相觑着又有什么不好呢，就让我们就这样美美地相互不理解吧。让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于西方知识、理论和思想却会那么感到亲切，对它会象情急的女人那么地easy和available？

这真是一段很精到的关于中西寡合的符号学描述，老巴今天来估计也将得出相同的结论。德里达和哈贝马斯下次去中国前我真觉得该读一读巴尔特的这篇文章，中国听众也可读一读这些话，算是双方打个预防针，因为要不然，大家会将一些本来就讲不到一块儿去的双方都负不了责的事太往心里放，会闹得双方都不好意思起来。中西之间的深壑般的隔可能并不是象学者们说的什么关键词的翻译的不可能和原译文之间的所指的不可穿渡、communication断隔、不够改革开放、没有公关专家如西学渊博的知识分子的介入之类，这种隔阂可能是上帝在其中故意搞鬼或捣蛋：他让字成为花窗，句子成为墙，听着字好象已沟通了，要以句子来接受就发现难，迈不过去，撞得头破血流〖德里达《宗教行为》， 2002， 121页〗。上帝故意要让自己的名字被翻译到各个不相通的各种语言里，让各民族间有那么多分岐和误解，这样他老人家才可神秘，这世界才不会因为人人都成为马可波罗而象气球似地漏光了可能性。上帝总他妈自己先留一手。这种中外两造都觉得无奈就称作文化翻译的困局在今天的状况比巴尔特那时比利马窦那时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我们想当然认为自己已在全球化，多了理解的先机。

二、

但，快三十年后，一个叫詹明信的西人来上海演讲，终于，有人不是沙沙地做笔记，而是揭竿而起了。北大教授王博导听后认为詹是在‘舍我其谁’地训斥沪上学人，要我们愤怒詹的狂妄，要我们觉悟到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了（《詹明信以当今学人舍我其谁的口气训斥沪上学人》）。舍我其谁地训斥？据我的判断是不会。王博导太吃酸了。

王博导常常说到的‘西方’其实也就只有那几颗作者，更要命的是它也就有那么几颗听众。理论是资本主义的天敌，可资本主义也是理论的克星呀，我们搞这一行的，谁不体味过理论在市场系统里的苦大仇深？詹明信要跑到欧洲某个大学去讲，听众绝对超不过30人。再是有名的人，见有小青年跑来听都会感激不止。巴黎高师目前当红的Badiou来敝系讲一场，指导教授怕法国人笑俺这块儿的人是理论盲，除正常通知外要我将书面通知二星期前发到硕士生以上的每一个人手里，讲座前两天再发电子邮件到每人信箱里去提醒（他还关照‘必须有代表性’，我的理解是最好也能捉几个本科生来），终于凑起20号人（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迟到）。几分钟下来就听好几个座位嘎吱得越来越紧，怕有人半小内就走，俺连忙将教室门关上那把含有新技术的锁，想让人慑于锁的复杂而不敢离开得丢人现眼。就这样还有二人愤怒地走到我面前，命令我将锁打开放人。我想詹明信是见惯资本世界的理论买方市场行情的，在上海看到黑压压的崇拜者人头，一定是好生感激，舍我其谁不起来的。就是看到有人问不对题、不了解他写了什么胡乱问，他估计也仍会笑迎，感激大家这么跑来一趟的。理论知识分子大都是这么好说话的，因为他们一般也都将自己看成受害者、弱势群体，摆不起架子来的。

再说，我们如何才能甩开詹明信，来‘只有靠我们自己’？王博导如何才能只有自己靠他自己？别的学科也许倒还可以靠我们自己，就是王博导和鄙人想搞的这一被教育部高教司册封为‘现代’或‘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或‘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那是真没法‘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因为不瞒众位，我们这一行当现在连搬抄都忙不过来，我们甚至都在比谁搬抄得快、好，搬抄得稍好一点的人就去当一个搬抄得还一般的人的博导了。王博导的这一愤怒使中国的那个我认为也许是莫须有的文（艺）学理论界丢了丑，闹出了一个好玩事件。不过，这一场笑话倒也是我们认识什么是教授、什么是文科、什么是大学的一个很好契机，值得扯开来谈谈。谈的话，就让我们从王博导一直谈到德里达博导爹，再谈回到康德博导爷。

三、
王博导开始不服气的这个詹明信博导叔叔就因为懂点德语和法语（这在英语世界也算不小的能耐了，那儿也很少有人能够用它们去读马克思和福柯的！），也就一直是美国理论界大腕，在英语世界里是象卡勒尔、伊格尔顿那样的很好的理论进口商（还可加上萨伊德。他的被普遍认为很原创的《东方主义》，如果与福柯的《词与物》并放，就发现他连福柯的案例、语气都学。看细部，比如，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有‘鬼’：‘可是不象福柯－－我是很崇敬他的－－我却并不认为…福柯认为…我却觉得并不是这样的…终于，这样的知识和现实生产出了一种传统，或福柯所称的话语〖传统……也就是……话语？〗，其…’〖《东方主义》，93－4页〗，凡作者刻意在那里找出与那些著名作者的莫须有的差异的地方，往往他心里就有‘鬼’，其实这里萨伊德正在大段借用福柯的一篇叫做《无题》的论述福楼拜的《安东尼的诱惑》的文章，所以他这时格外需要与福柯划清界线，我这样的三道贩子倒是对这种策略特敏感。很精明的引用，但只是二道贩子，而象福柯这样看上去很幼稚和直率的作者，这样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却仍是伟大作者，很难理解这世道吧？）。如果你全部读一下詹明信和利奥塔的写作，一定会发现他的大多数东西利奥塔在他之前都已写过，每次都比他早好几年，而且写得更轻松、简单明了－－看一个人是不是在搬别人的东西，只要看一下他的文句是否拗口、夹缠，是否把读者往深奥里拖，书是否毫无必要地写了很多也就知道了。

换句话说，詹明信与我这个冒进的理论积极分子一样，也在搬欧洲的东西－－他的中国弟子们因不懂德法这两种白人部落语言，只好一个劲地惊叹詹氏怎么能写得如此原创和宏富。让我吹个牛皮：如果我们直接去阅读布莱希特、本雅明、利奥塔、阿多诺，莫非他的中国弟子们还得叫我们一声师叔？那几个中国弟子跟詹明信这么些年，连导师的看家本领德语和法语也没学到，我看出息也很有限，只是传销的劲头大了一些而已，弄得中国读者居然要从詹明信那里去了解欧洲思想。至于法国的pensee，德国的philosophie为什么在当代总是比美国梦精致一些，为什么美国人老要去搬德法两大部落出产的理论工艺，而福柯却又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和话语的生产源头，连马克思、尼采和弗罗伊德这样的‘现代性话语奠基者’，也是由于话语场的特殊磁性，别人的话语都往他们的话语那儿依附，才那么强势的，这是他们之间的事了，我们中国人不便去插嘴。但詹明信是一个很优秀、很出色的二道贩子，而在下我和王博导则还是不怎么样的三道贩子，需要先成为较好的三道贩子，才好嘴硬，揭二道贩子的短，才能最终走进那些莫须有的‘原创者’的写作里面。

三道贩子怪二道贩子来教训自己，这事迟早总会发生，也发生在情理之中。西方‘理论’在我们黄土地上是一种象毒品一样的暴利商品，贩进来，凭垄断和坐庄不断扩大自己的学术资本，是很爽的，如果不要搬错搬乱搬坏的话，因为搬也是要一点基本技术的。而且在数码时代，仿冒者常使用着比发明者更高的设备和技术，原创者一个不留心被超越也是说不定的事。三道贩子有时也会突然觉得自己怎么已经这么厉害，开始对二道贩子不服。王博导写了很多《二十世纪西方…》、《后现代……》《…现代性…》之类的教材和书，早已是学科带头人，象微软中国总代理一样，可能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第一供货商了。詹明信和王博导之间的纠葛是下游供货商和上游供货商之间的暂时磨擦，是个利益纠纷问题，真闹翻对他们双方都不利，我们广大用户千万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蒙蔽，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客户面前从来都是遮掩、配合得很好的。

这事件好玩就更好玩在三道贩子并没有听明白二道贩子在上海倒底讲了什么。因为那个动辄‘西方’什么的王博导的英语是不灵光的，他对詹明信的批评文章的主要缺陷就是没弄明白詹倒底说了什么，或者至少他没向我们读者说清楚詹氏的哪些话为什么得罪了他，得罪了上海或中国学人，他甚至把本来詹明信是在帮衬他的话当作了侮辱他的。比如王博导就判定下面的句子是‘东方主义’的：‘如今，我们可以在此清醒地〖？？〗听他的东方主义布道：\\\"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垄断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大家给我看明白了，除了加了‘垄断语式’和‘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这两顶帽子外，王博导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句话、这一引用为什么说明詹明信是‘东方主义’的。而不论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我看都不是‘东方主义’的，这句话大家读去甚至会发现是在同情、支持王博导的观点的，是反王博导所定义的‘东方主义’的。这是要命的硬伤。王博导自己其实也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凭这句话抨击詹明信，将詹明信帮他说的话理解反了。这在我的家乡话里叫‘活出空’。

本人也没听詹氏在上海胡说了什么，却能凭着我的一点儿三道贩子的业内经验举报出王博导因为英语词法句法方面的障碍，总在（在他的所有写作里）随意绑架一些字的意思，使读者毫无必要地不得不去作出一些与论题不搭边的价值判断。‘他者’被他用成‘使我真正感到阐释中国或者发现东方〖你还说人家是‘东方主义’呢，你都要让别人或自己来‘发现东方’呢！王博导一动嘴就要犯错。〗不能靠任何\\\"他者\\\"’；而‘低贱者’被王博导用成‘还有一些\\\"低贱者\\\"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 ’，这里，the other和the subaltern的意思被王博导篡改或恶意他用了，我们如果还真的读过詹明信之类的话，一定会发现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王博导编造出来，而且王博导所指的这两种意思刚好是一个不熟悉我们这个学科的外行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时都会产生的反应。而我们平时听王博导的口气是好象他真的读过拉康和斯皮瓦克之类的，读过了，为什么还这么随便玩弄这两个字？

王博导习惯于随意附会某些遥远的语言里的遥远的作者的意思，随意用一些强加的词意挑逗本土读者，比如这篇短文里被他反复耍弄的‘现代性幽灵’、‘霸权’、‘殖民化’、‘文化话语’，它们总象垃圾堆里的碎玻璃一样伤着读者的皮肉。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办法就是至少把英语弄得再牢靠一点，用英语的词法句法去穿刺、制服这些很霸道的字，不让它们到汉语里来捣乱。来自不同的西方部落语言的词，即使到了汉语里，即使再抢手，也必须继续接受它们的土著语言的句法的管制，它们在中国和汉语里有一点儿治外法权，但也得遵守这个共和国的法律和咱们的老娘讲的自然语言的词法句法，我们光为这个目的也必须将英语之类看得透一点看得穿一点。否则，‘现代性幽灵’、‘东方主义’之类的词会使我们的表达面目狰狞，让它们象易拉罐一样地污染了中华大地，且动不动就回火，伤着别人也伤着说话人自己。

难道做王博导这个行当的人非得懂德语法语英语？我看是的，因为这是在完成一种职业承诺。弄懂一种‘西方’语言至少能帮我们看透西方理论的句法（总可以问：没弄明白一种语言的句法，就能弄懂那一语言里的‘理论’？），使我搬或抄它时会弄得它简单一点，朱光潜和钱钟书就是王博导和我的榜样，他们因为语言好，搬得多么轻松自如、有滋有味。不通任何一种西方部落语言的句法的人，才会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请注意这是王博导写的一整个段落〗但杰姆逊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的分析模式可以说仍然是后现代性的，他区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谈到了后现代性是一种农业的工业化和无意识理论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 ’然后就不写下去了，可能说出这一大堆的大词之后作者喘不过气来，就算了？你把这句话倒译到詹明信的英语里去试试，实际上是倒不回去的，你也可试着将它翻译到当代汉语白话里，你也将发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倒可用英语或母语来揭发这种‘假洋腔’式的表达的石化，看出这种句法在汉语和英语里都是莫须有的，已‘细胞增生’，换句话说，癌变了。

还有这样卖弄却累赘透顶的句子：‘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这篇不到二千字的文章里的每一句话）如果被王博导的小学语文老师看见，一定会勃然大怒。我们也觉得蹊跷呀，会不会是詹明信的中译本之类读多了的缘故，二道贩子有点夹缠了，三道贩子就真的缠在自己所说的话里了？王博导大学都考上了，作文一定写得不错，莫非是一进了我们这个该死的外国、现代、西方、二十世纪、后现代什么的文学理论作坊，一当这方面的博导，我们就都象进了百慕大三角似地突然不会写我们在小学里就已很得意的作文了？这么看来，它一定是一个该死的学科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青年一进去就不会自在地写他的母语了？

搞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必须能读德法英语，这要求听起来很无理，做起来难，但考虑到要去北大做博导，任何人都肯急切地花一二年时间弄一下这些‘西方’部落语言的。这事儿哪怕做了博导后补也来得及，否则后患无穷，因为你将会去写教材甚至研究生教材甚至博士生教材（？），而我们中国人是将教材很当回事儿的，一本恶心的教材是能杀灭千万青少年的真挚好奇心的〖这个王博导还有他同系的孙玉威博导甚至还爱给自己的博士生的书写序，一本本地用这样的大大地不通的话儿去糟蹋年青人的书。〗。让我再权且假设下面这样的道理大伙儿都不知道，就我一人明白：弄明白一个作者的土著语言，不光可避免‘镜子照镜子’，可以把那些我们要搬抄的东西转说得土一点，而且主要的，由于熟悉其句法，那也就可以读得快一点，快一点，才能多读一点。

四、
凭我的观察，现在的王博导所称的‘学界’里，只要一个著名学者满嘴都是德里达或后现代之类，他一定是没有好好读过它们的。很多人对德里达不服，但德里达至少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象我敬爱的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无论什么到手上都读得很认真，读他时你多少也得跟着他象他一样地去读，被他一读，什么都有点意思了，读德里达并不是读德里达，而是去读德里达读过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浩繁的工程，这对于忙着当博导的人是太费时间了。所以我认为德里达正是博导们的克星。文学理论的博导对德里达肯定有兴趣，可他常常是那种没读却敢说有兴趣的人－－汪晖读不懂德里达，但竟敢把德里达往他的编辑部请，满屋子的人都象少女似地对德兄说，我们虽没读过你，但我们崇拜你！对自己宣称有兴趣的东西都可以这么无情，他肯定也难以用自己的热情感化年青人对他的学科产生兴趣，使我们这个学科招募不到好的后备生力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处于搬抄状态。

不过，我们每个文科人现在其实都多少有一点王博导的样子，谁说我们可以干净地指摘他？搬抄一点，写一本介绍性的书，编一本教材，然后就是堂堂正正的学科带头人了。但对于学科内的基本的读、写却没兴趣。而读和写本身是好玩的，是对文科人的唯一报酬和奖赏。用巴尔特的话说，即使我们读德里达，也是幻想着象德里达那样地痛快地去写，是象看好莱坞男女主人公弄情那样的一种欲望移情投资，是有不小的快感的。读也是写，写也是读，阅读是对我们天然的‘写作欲望’的疏导，是象‘排泄’和‘挣钱’那样让我们释然的行为。文科教授如果找不到这一份来自‘analité’的乐趣，不能象一个‘虚拟的作者’那样去读〖《论阅读》，全集，第2卷，1993年，381－3页〗，就会异化，去动歪脑筋，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来。

就比如北大另一位王博导王铭铭的抄袭。那是绝对的抄袭，但他的愚蠢之处更在于他竟以为能越过同行而抄袭，不想与同行扳手腕（描述福建某个村子里的祭祀仪式这事儿全国就只有几个人懂行和有兴趣，你得到这几个人中间去挣名声，与他们扳手腕，让他们免费做陪练，才能练到真功夫。用一些理论和研究工具去吓唬外行，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在此之外的写作就必须接受自己所在的论争共同体或更大的共同体的审视甚至拷打，我们写文章不都是在向同行上诉要他们做我的包青天？马林诺夫斯以来的人类学是要通过研究野蛮人的神话来回看白人的神话，同行间比的是能否在方法论上对别人构成挑战，为旁观者带来方法论启示，否则大家都去研究巴喱人斗鸡，论文不就都写成报告文学，去比谁写得厚了？），就直接想在青年男女面前卖弄进口货，但同行或学术共同体才是他的裁判和命运，也最终成了他的地狱。可是，我们每个文科人现在的确也多少有一点点这位王博导的抄袭的，这位王博导的不值得同情就在于他的以这一点为要挟，敢以此开脱自己－－问题是别的人没拿他们的抄袭去捞那么大的好处、犯那么大的事！而且他真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没有他就会倒了，他的学生们好象也把他看作中国人类学的顶梁柱了，这是好笑的，中国现在的文科少了谁都没事的，相反，博导们倒常常是挡了庙门的菩萨。中国的文科现在需要的却正是绕开一切重头来，万里关山从头越（这一点下文将另外展开）。有了王博导们又怎样了呢，当心他们别再丢了中国人类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的丑，他们用抄袭筑起的钢筋混凝土似的当代中国人类学、后现代文学理论优秀成果之类我祈祷它们千万别花去后代们大量的爆破成本。

这位王博导的不可原谅之处或可悲之处还在于其身为博导，居然连阅读和写作的天然乐趣都未找到：强大的经费支持，写什么都有人喝采了，这时还要去抄，写书、凑书来出风头，我们只好说他是假装喜欢他声称喜欢的学科，连写他喜欢的东西居然还觉得累和麻烦，要去抄，他当初一定选错专业了（大家看他取的书名《想象的异邦》，国际上多少个不同学科的学者已用来类似的书名，楞是不怕人家说他仿冒！）。一样地，这也不光是这二位王博导的事，我们每一个文科人现在也可能多少都有一点对自己声称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不那么有兴趣的，我们可能也并不看重敞开心胸地去读和写这一文科手艺的要领。我们身边有的是当了博导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非得要搞到这一学科里去，为什么读和写是令人愉悦的，为什么做了教授后就得勇敢地去干一些唐.吉诃德式的事的人。

我所在的这个也许叫做西方文（艺）学理论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们现在还常搬错、听不明白西方供货商说了什么，离明天的文科的要求还远，而且哪怕搬得地道了，还有一个很麻烦的方法论反省问题。在当代文科里，哲学和文学实实在在是一家了，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危机和落空，它的无法自拔于方法论反省，搞文学理论的也得去理会，总不能光拣着用，不去理会工具和方法论的正当和可能的后果和副作用呀。哪怕在美国的批评理论界，再没有一个人敢去写《二十世纪西方…》或《…概论》这样的东西，因为辩护起来麻烦呀。写的多的都是阿多诺所说的micrologie。要‘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话，还有的是王博导们忙的呢。什么才是搬抄的尽头啊？我们替王博导们犯难。让王博导们忙个鞠躬尽瘁去吧，我们还有快去担心生存其中的大学和文科的当前困境，我们有更大的文科和大学的自存、抵抗和突围这样的责任去担负。我没空去为王博导们的不济而太悲观于自己的学科、文科的无望。我需要为更重要的事而先不去理会他们的事儿。一些更大的困难正摆在我们面前（谢谢阅读。）。

作者：土土007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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