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上）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上）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上）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经验值: 519217

标题: 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上） (1163 reads) 时间: 2009-5-12 周二, 上午4:30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上）

——保路运动启示录之二

芦笛

如前文所述，所谓“铁路商办”的闹剧，其实是大规模骗钱的烂事，用鬼子的话来说便是fraud，用阿拉伯上海旧话来说便是“仙人跳”，坑害了无数被迫“入股”的升斗小民。清廷在1911年5月9日的上谕中指出，铁路商办在广东“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倒帐甚巨，参追无着”；而在湖南与湖北，则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如果这种状况旷日持久，民累愈深，后果何堪设想，云云。确实如此，这烂尾工程不仅已经烧了大量的钱，而且还将继续烧下去，不知伊于胡底，最后受害的还不是百姓？

而且，它不仅殃民，更加祸国，盖它还不是一般的商业欺诈，更妨碍了国家基本建设——你占着茅坑拉不出屎来，请问这铁路到底是修还是不修啊？正如给事中石长信说的，如果张之洞不重金购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让老美的公司承包到底，那铁路早就修好，已经开始还本付息了，那又何至于让尔等折腾几年，耗资1000万银元，却只修起了40英里的铁路，每英里值25万银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贵的物事么？照这单价计算，粤汉铁路全长1096公里，约为680英里，岂不是要花17,000万元？跟马关条约赔款也差不多了。川汉铁路比粤汉铁路更长，工程更浩大，再加上别的省的铁路，总支出只怕要相当于庚子赔款加上马关条约赔款，岂不是要让全国彻底破产？

所以，世上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不能不出来收拾这烂摊子，犹如今日欧美国家政府出来将濒临倒闭的大银行国有化一般。而且，清廷还不是一般的负责。据萧教授介绍，清廷先后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了15次调查与检讨，最后推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合情合理，兼顾了为国与为民。

先看为国。鸦片战争50年后，清廷总算学会了两个西方观念：“利权”，亦即“国家利益”（“利”），与“国家主权”（“权”）。已经在旧作中解释过了，传统中国并无这些西式观念，盖孔教讲“义”不讲“利”，更无“国家平等”观念，因此古人不可能有由此派生的“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的观念，只知道维护“国体”亦即朝廷的面子，也就是如今中共的“民族尊严”。只要能保住皇帝的面子，国家利益与主权都可以弃之如敝屐。这就是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指导思想，更是毛共30年的外交总纲。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党外交的指导思想。现代中共与毛共的外交方针的区别是，毛共如19世纪的清廷一般，只讲“国体”，不讲“利权”，而如今我党则是“面子第一，利权第二”。虽然比起晚清和民国来仍是极大倒退，但相对于毛共毕竟已是天翻地覆的进步了。

晚清新政开始前后，朝野总算有了“利权”观念，抛弃了只要面子不顾利权的愚蠢做法，而且，由于舆论的抨击，还变得过分谨慎，非但不敢像我党那样“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放手让外国承包，就连借外债都疑虑重重。全亏盛宣怀那现代中国绝对见不到的国务家说服了摄政王，告诉他中国穷得要死，要兴办大型工程非得举外债不可，这其实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利权，只要谈判签约时坚持“严定限制，权操于我”的原则，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洋款利大弊小，欠下来的债可以靠企业盈利还清。

据此，朝廷推出的善后方案是，将铁路干线的修筑权收归国有，由国家出面向外国银行借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再由国家出面招工督造。盛宣怀通过二十多次艰苦的谈判，与德法英美四国银行签订了条件相当优惠的借款合同，年利率为5%，分40年还清，以两省的百货税收和盐税抵押。凡是向银行借过钱的同志都该知道，这属于低利率，萧功秦指出，它还不到当时国内钱庄放债利率的一半。而且，它还是固定利率，完全忽略了通胀。

更重要的是，条约明确规定，铁路建造与管理的全部权力归中方所有，由中方自行选派三名洋人总工程师，外国银行对所聘总工程师有否决权，但须说明否决理由。总工程师听命于中方督办大臣。其委任、辞退有关人员须经中方总办同意，如有分歧，由中国邮传部作最终裁决，对此裁决不得提出异议。合同还明确规定了筑路必须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中国对所采用的贷款国的产品与原材料拥有监控权利；四国银行及其政府只是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中方如能按期偿还贷款本利，则贷款方不得干预各省之厘捐。

因此，这贷款完全无损于中国利权，与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完全是两回事。在那次谈判中，苏联给了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年息仅为1%，利息虽低，中国却付出了沉重的国家利益与主权的额外代价，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苏联人从条约中得到“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转引自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没说的是，他在民国政府好不容易才废除了治外法权之后，又再度以密约方式将治外法权赋予苏联专家。

再看为民。清廷采用了给事中石长信的建议，将计划修建的全国铁路分为“干路”与“支路”，前者是“纵横四境”、连接各省的大动脉，而后者则是前者衍生出来的支线。清廷只将干路收为国有，而支路仍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这既符合民间无力筹资承办铁路干线的国情，又照顾了各省绅商的筑路热情，保障了民间经济自由与绅商走资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清廷的路权国有化政策并非我党“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乃是有偿赎回，其原则是将各铁路公司现有的实际资本价值换成国家保利股票，对坏账则不予补贴。这当然是正确的，如盛宣怀指出的，政府的钱来自全民，无权用百姓的钱去弥补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亏空。

这儿可以商榷的只是对各省的赎买比例是否公平。如上所述，粤汉线只修筑了长沙到株洲约40英里的一段，就花去了1000万元，然而朝廷却按票面价格赎买了两湖的公司的股票。广东公司股票的真实价值不及票面价额的五成，清政府仍从优发给六成的国家保利股票，其余四成则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四川公司因为某经理挪用资金从事私人投机，造成巨额损失，朝廷印象恶劣，于是就只同意偿还已经用于筑路的700万两现银以及开办等费，私人投机造成的300万元坏账则由川人自己负责。

就是这惹恼了四川人，触发了所谓“保路运动”。其实“保路”是假，“保坏账”才是真。这从两湖的态度转变中最能看出来。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最先跳出来抗议的是湖南人，他们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叫嚷“拒外债、保路权”，湖北也跟着闹腾了一气。但待到偿还方案公布后，喧嚣立即停止，“湘中革命空气，一时颇为沉寂”。

四川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1911年6月7日，度支部（财政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为川汉铁路总公司公开，全省舆论大哗。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咨议局副议长罗纶起草文章并联合2400余人上奏朝廷，逐条批驳借款合同。四川铁路公司与咨议局的负责人随即组织群众大会，罗纶在演说时痛哭流涕，声称：“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大会一致同意他的号召：“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并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积极分子们更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诬指“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呼吁“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集议，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人，少至六十名，作为临时团丁，分批轮训，驻官署官局，以便保护”，准备以武力抗争。

因为局势不稳，清廷令端方带湖北新军入川弹压。消息传到川中，更是火上加油。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同数万人赴总督府陈请阻止端方入蜀，总督赵尔丰不允，“众即言词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拘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保路同志会会员邓孝可等9人。商民闻讯后涌向总督府，要求释放蒲、罗诸人，赵下令对商民开枪，酿成血案。同盟会乱党趁机见缝下蛆，勾结袍哥组织煽动暴乱，以“水电报”的方式号召各地起事，全省乱成一团。湖北新军被端方带走入川后，武昌“起义”得以爆发。消息传到四川后，各地纷纷宣布独立，连端方率领的新军也在途中“起义”，他本人为叛军所杀。因此，四川 “保路运动”骚乱，其实是辛亥丑剧的导火索。

如今后人回顾历史，不难洞见这档子烂事的本质。保路同志会赖以号召愚民闹事的理由完全是诬陷，所谓“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完全是莫须有的指控，“商路亡，中国亡” 更是搞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路都没有，保个什么？川汉铁路到今天也没修成。成渝铁路直到1936年才开始修建，1937年7月停工，仅完成工程量的14%，一寸钢轨未铺，直到1952年才建成营运。在此之前，四川全境内无一寸铁路，连云南都不如，后者还有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如果四川人不奋勇“保路”，辛亥丑剧不爆发，让清廷按原计划借债筑路，聘任外国技师，那么就算川汉铁路因地势险峻无法修通，起码也不至于弄得寸路毫无。这到底是保路还是毁路？

“劫款”之说更是匪夷所思。政府不过是拒绝为四川铁路公司的内部贪腐买单罢了，并不曾效共党恃强抢夺私人财产。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没有像两湖那样迅速消散，完全是因为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致电通知川督王人文，度支部决定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这当然是应该的：民间经营亏空折本，岂有让国家 “保本退款”之理？

最恶心的还是，明明是为了私利，却要装出忧国忧民状来，说什么“川人不在反对借款，而在反对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为外国所有”，“借外债是明明导外人干预财政也”，“中国将步印度之后尘”，“外人占人干路，扼我财权，足招亡国之祸”，这算是什么笑话？盛宣怀签订的贷款合同，有哪条哪款可以招致这一系列恶果？中共执政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大举对外借债，招商引资，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国家亡了没有？

总而言之，从全民利益来看，清廷此举一点错都没有。从法律程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也无大错。国内学者周衡指责铁路国有化违反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宪政原则，否决了依当时的《公司律》而“转（让）股”之可能，“晚清政府的宪政国基与法律尊严荡然无存” （周衡：《保路运动的历史启示——兼与萧功秦先生商榷》，《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我觉得也难成立。当时只是“预备立宪”，并未开始行宪，处于一切草创的过渡时期，朝野都未建立明确的法治意识（哪怕是今天也如此）。以西式现代法治国家的高标准去要求清廷，未免责之太苛。更何况四川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按西方的做法是拍卖，哪来什么“转（让）股”之说？政府出来为公司擦屁股，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周先生还指责清廷“对于不法商人造成的累累金融弊案概不查究，并不设法弥补民众因之的损失。此损害民利、轻纵案犯的作法，必然招致民怨沸腾”，我也无法同意。首先，民办企业的贪腐不是政府机构贪腐，只要不是偷税漏税，即使是现代法治国家也是“民不举官不究”，政府无权随意插手。其次，“民怨沸腾”并不是因为政府“轻纵案犯”，而是因为政府拒绝为坏账买单，“保本退款”。周先生此说，完全是代无理取闹的川人在百年后追加借口。

至于许多学者吹嘘的“保路运动是中国第一次维权运动”就更是海内奇谈。所谓“维权”，指的是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并不是维护自家公司的坏账。如果此论成立，则股民也可在炒股蒙受损失后去向政府索赔了，天下焉有是理？如果川人有点起码的权利意识，知道行使股东的监督权利，则那坏账也不至于发生了。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纵容经理人员上下其手，中饱贪污，等到公司资金被蠹虫吸干后，却去要求政府“保本退款”，将这种无理取闹誉为“维权运动”，我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曲解，也是对先民的恶毒讽刺。

总而言之，我认为朝廷对此事的处理不过是策略失误，也就是没有把此事交给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去处理，让它们代朝廷去做恶人。但这也不过是事后说现成话而已。若真如此办理，则我敢断言该案永无解决之日：须知保路同志会的首领就是四川咨议局的议长与副议长，他们要争的就是“保本退款”，又岂会同意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度支部绝不会同意“保本退款”，必然形成僵局。于是那烂事只会永久拖延下去，资金越耗越多，“民累愈深”，到最后激起民变，还不是得由朝廷兜着？

因此，要不激起民变，唯一的出路是朝廷接受川人“保本退款”的无理要求。但这势必造成朝廷威信尽失的严重后果，盖川人已把此事提到了爱国与卖国之争的高度，朝廷若是让步，势必变成在英勇的四川人民的爱国斗争下乖乖屈服的卖国贼，落到当年制止广东三元里人民攻击英军的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下场。

说到底，这档子烂事，与过去愚昧绝伦的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一模一样，两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以“民族大义”煽动愚昧无知的愤青与暴民作冤大头，去维护他们的私利，最后由全国人民为他们的胡闹买单。在传统社会，民众常为士绅操控。鸦片战争前，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外贸窗口，由朝廷直接垄断外贸，实行“行商制度”，在广州造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集团。英国人以武力打破了这种贪腐制度，把贸易自由强加到中国人头上，激起该集团的反抗，官绅们利用舆论操控权（亦即今日所谓“话语霸权”），以道德高调煽起愚民去为他们的私利流血送命。

这就是陈寅恪说的“中国之人，上诈而下愚”的实际国情。自鸦片战争以来，这国情反复发作，反复戕丧国家民族元气：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保路运动、辛亥丑剧、“逼蒋抗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直到八九学运。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071737 seconds ] :: [ 22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