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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周恩来公款请客说开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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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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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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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周恩来公款请客说开去
芦笛
读尔建先生的《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温故》卷二，89-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文，谈到周恩来公款请客一事，颇有意思。
据该文介绍，吴国桢小周恩来五岁，两人是南开中学同学，但周只高他一级。在校时，周与他和另一位李姓同学非常要好，情同手足，周曾提议三人效桃园故事，结拜为兄弟。但李姓同学是三代单传的独子，李父以为结拜不吉而不同意，于是终未结拜。但少的也就只是换帖拜天地而已。为了表示特殊情谊，从此三人改用彼此的字称呼对方。后来周毕业后便到日本去“留学” 了两年，因五四爆发回国，折腾了一年多便去法国“勤工俭学”，就此成了职业革命家，终生什么学问都没有。
吴国桢则在南开毕业后考入清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归国从政，先任侍从室秘书（老蒋的侍从室有点像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后又先后任汉口市长、陪都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均为党国高官。国府播迁台湾后，吴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后来与老蒋闹翻，于53年去美国，在美发文章丑诋国府，引起和胡适的冲突。这事已在我的旧作中介绍过了，不题。
异姓兄弟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可见环境对人的模塑作用。周恩来去的是日本和法国那种烂国家，20年代两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都甚嚣尘上，没学问的愤青如周辈当然要变成职业革命家，而吴国桢去的是理性的美国，难免被熏陶为自由主义者。但这还不是两人的最大的区别。
却说吴国桢回国后，1927年某日曾在上海法租界电车上遇到周恩来。周化了妆，但吴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曾经朝夕过从的兄长，便过去相认。周见他走过来，便迅速将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吴知道他不想认自己，但又想周或有急难，自己岂能坐视？于是便挤到他身边，低声呼唤：“翔宇！翔宇！”周却说他认错人了。正在此时，电车到站，周便立即跳下车去，头也不回地走了，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
吴国桢无法理解周这种无情反应，故终生吃不准他遇到的到底是不是周恩来。老吴运气好，从未在我党手下讨过生活，所以才会有这种疑惑，其实这反应在周再自然不过，盖共产党人从不相信有超阶级的感情。他与吴国桢既然在政治上异路，那就只能有阶级仇恨，决不能丧失阶级警惕，麻痹大意，指望吴会出于不存在的超阶级感情，在他陷于危难之中加以援手。他自己就是这样对朋友甚至同志的。就连贺龙走投无路之际来投奔他，他都有本事巧妙诱捕，何况是阶级敌人吴国桢？
吴国桢第二次和周恩来见面乃是1938年的事，其时国共合作，老吴在汉口任市长，周恩来则在国府中任高官（国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日周登门造访未遇，留下了名片。吴乃回访，见到了周。两人见面一边呼喊着对方的字，一面紧握对方的手，然而周却什么话都不说。“旧”社会规矩很严，兄长不说话，弟弟就不能先开口（这一套现在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了），吴国桢当然免不了这套传统道德，但久等恩来都毫无开口的意思，只好开口问安，并问他住地是否合适，是否需要帮忙，等等。周很简略地作了回答，毫无往昔的亲热，接着又陷入沉默。吴只好告辞，告辞前提出要请周恩来吃饭，其他闲人一律不请，只请南开旧日同学。周答应了，商定了日期。
吴回家与太太商量请客的事，太太提出，汉口最贵的酒席是36元一桌，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既然是老同学而且是异姓兄长，当然只能是这种安排。但太太旋即又说，不行，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贪污腐败，我们这么请他，岂不坐实了你官僚阶级买办阶级的罪名？两人最后商定，就去市上叫一桌16元的廉价酒席。
周和其他老同学如约而至，将那廉价酒席吃得涓滴不留，连酒都喝光了。走前周恩来提出要借用吴宅回请，酒席则由他负责，不需吴太操心。
到了那天，周请来了全汉口厨艺最高的银行公会的大师傅，做出了最昂贵的酒席，上的是陈年上好的花雕。客人吃得非常惬意。某位同窗段观海（据说当时是国府外交部秘书，后来升任某国大使）因问道；恩来，你这酒席是全汉口最好的，我知道是36元一桌，加上这美酒，共约50元，请问你的薪金是多少？
周答：五块钱。
大众惊问：那你怎么付得出这桌酒席钱？
周笑答：这钱由组织出，组织批准我用这钱请你们。
段观海因把周缎子狐皮袍翻了一翻，说，此乃上好的狐皮袍，价值可到百元，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
周答：是的。
他进一步解释，他们是共产党人，共享一切，他个人什么都不占有，由组织供给他需要的一切。
段观海不胜羡慕，笑道：如此说来，我也可以做共产党人了！
这就是人民的好总理公款请客的小故事，材料完全来自尔建先生的大作，只是我懒得抄书，改为转述，但自问并无失真。至于尔建先生抄自何处则未交代，想来是吴国桢的回忆录吧，但基本事实是可信的。我党的外交就是统战，而统战无非就是请客送礼拉关系那一套，何方先生早在《我在外交部的日子》中披露过了。周恩来在国统区搞统战，用公款请客乃是工作前提，用我党的行话来说便是“革命需要”。
那位说了，这又有什么稀罕的？民主国家也同样用公款请客，难道国宴花的不是纳税人的钱？没错，可惜周恩来请南开同窗吃饭并不是公事而是私人联谊。正因为此，吴国桢贵为汉口市长也不可能动用公款请同学吃饭，只能自掏腰包。
所以，好总理用公款请客，是革命需要；吴国桢用私款请客，就是贪污腐化，这就是我党的逻辑，简单明快。只是不知道我党为何现在要把公款请客当成贪污腐败加以整肃？一年吃喝几个亿（几十或几百个亿？待考），难道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下来的优秀革命传统？而且，如今的贪官请客送礼，有的还是为办公事添加“润滑剂”，并不是周那种宴请同学旧好的纯粹私人活动。说起来，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公款请客，比老一辈好像还更符合“革命需要”些。
有的人痛恨现代中共的腐败，却不知道那是毛共土匪哲学决定的，那哲学已由好总理充分阐述了：他们是共产党人，共享一切，他个人什么都不占有，由组织供给他需要的一切。好总理只是忘记解释该组织的经济来源。如所周知，该土匪组织并未开办什么企业，亦无什么基金会，金钱当然只能来自于抢劫。至于抢来后该谁用则由“革命需要”决定，而“革命需要”又由个人的权力决定。于是社会财富的流动便完全由权力决定。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烂污的制度，它的特殊烂点，乃在于彻底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个人可以以革命的名义霸占世上一切东西，而从理论上来说又并未占有什么东西。例如毛在全国各地大盖行宫，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一切帝王记录，然而你却无法指责他是贪污犯，因为在理论上那些行宫都是国家财产，并不是私人的。如此巧妙的贪腐发明，当真也只有俄国人想得出来，绝不是中国惯匪们的简单头壳可以胜任的。
这还不是这种超级烂污共产制度的全部弊病。过来人都知道，我党第一次腐败高潮发生于72年之后。其时林彪“折戟沉沙”，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被“落实政策”。那些人复出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贪婪结党营私，大走后门，把子女统统从乡下调回来，塞进大学去，将七大姑八大姨统统塞到好单位去。当时的口号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这种普遍现象在文革前还未见过，起码不是全党投入的轰轰烈烈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这发生原因再简单不过：文革的冲击，使得老干部们首次短暂地领略到了丧失权力的巨大痛苦。他们过去还没意识到，自己享用的巨大财富并不属于他们本人，而是属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旦丧失权力，则立即就要变为一钱不名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没有哪个凡人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再跌到社会下层还能安之若素。因此，他们总结的教训当然就只能是趁手上有权，赶快把它用足用尽用烂用穿帮为止。
看看罗点点的《红色家族档案》，立刻就可以洞见这一点。罗家原来在南池子霸占了一栋屋主不明的豪宅，一切奢侈享受应有尽有。但罗一旦失去毛的欢心，全家立即成了无产阶级，什么都没有了。相比之下，刘少奇的子女还好得多，据罗介绍：
“有一次，我到刘少奇儿女们的家去玩。他们家在北京站附近一个新建的高层建筑的十几层楼上，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了。不仅房间布局合理，他们的房子里还有非常贵重的家具，听说是他们外婆的，由于是私人所有，所以允许他们带出来。”（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75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刘家的住的公寓楼当然只可能是组织分配，然而有无豪华家具则是有无私产造成的区别。刘家有私产，因此哪怕少奇同志当了叛徒内奸工贼兼中国赫鲁晓夫，后代的日子也比毫无私产的罗家好过些。
这就是苏俄式官有制的可怕处：在一个常态国家，丧失权力绝不会同时丧失个人财富，盖这两样东西毫不搭界。据张铁生的弟弟张铁木揭发，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私人财产高达200亿美元（据说那就是伊朗革命的正当理由，或是革命是巴列维逼出来的证明。我看即便真如此，老巴也比英国女王穷多了，为何英国人还不起来革命涅？建议铁木去煽动之），这样他即使下台也足够快活一辈子，没有必要拼死捍卫王冠。
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可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敬爱的林副统帅教导我们：“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习惯了模糊思维的国人一般意识不到，他这儿说的“政权”不是regime（政府），而是political power （政治权力）。的确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一切富贵荣华都来自于手中的政治权力，一旦丧失这权力，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决定了中共政权（这次是regime了）的几个特点：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镇压起革命来，其凶残根本不是巴列维等老朽废物可以比拟于万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丧失的将是整个江山，得到的只能是一条北戴河出产的贝壳项链，因此绝对不会容忍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变天。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理论上是无产阶级，不该拥有可遗传的私产，因此他们必然要实行世袭制，以便世世代代共中国的产。
第三，现代“变修”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仍然缺乏财产保障，因此最痛恨的就是交出手中的权杖，在此之前一定要确保后代子孙乃至七大姑八大姨捞足捞够，在海外存入不下于巴列维的存款。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烂污制度，而且是打着“解放穷苦人民”的圣战旗帜建立起来的，这原因我早就说过了：穷鬼比富鬼更贪婪，更残忍，更血腥，更反动，更野蛮，更烂污。这个事实明明白白地写在两千年的“农民起义”史上。因此，要纠正贫富不均的社会弊病，只能把穷鬼提起来和大家一边高，决不能让他们翻上来骑在大众头上，否则只会造出人世间最可怕最烂污的制度来。只是中国人太愚昧，永远不可能明白这简单道理，只会踏着前人的脚印走，越弄越厉害，最后弄出个穷棒子真的当家作主的好事来，至今无望结束。
当然我也知道，有的同志不管有多老，终生只会是愤青，可以炫耀的就是正义感，理性是木有的，所以说也白说。再说，愤青若是真绝了迹，只怕这世界要寂寞多多。所以，还是让愤青们继续愤下去吧。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2-17 周二, 下午11:31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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