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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若迷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标题: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一） (729 reads) 时间: 2005-12-22 周四, 上午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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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一）
芦笛
最近谈起儒学，倒钩起了我对当年在地下读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回忆，免不得把当年的心得写出来，就正于博雅君子。
一、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
愚以为，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在于《论语》上这段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话很重要，得翻译一下（参照朱熹注释译出）：
“颜渊问孔子怎么理解‘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就能做到仁，一旦实现了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于仁了。做到仁靠自己，并不是靠仁自动实现。’颜渊问：‘请问具体的操作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说：‘我虽不敏，一定会照着这些话去作！’”
在我看来，“克己复礼”就是孔子思想的总纲，儒家的其他思想、乃至其苗裔流变，全是从这“克己”与“复礼”中生发出来的，从孟子、荀子（乃至法家的分支）直到程朱理学莫不如此。他们之间的歧异，不过是在对“克己”与“复礼”的侧重点不同造成的。
从孔子对“克己复礼”的解释来看，他的政治理想乃是恢复据说是已经在春秋时代崩坏的远古“礼治”。
所谓“礼”是一个很庞杂含混的概念，既包括远古（西周早期）的文物典章制度，又是社会各阶级的行为规范。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它其实是等级制度的仪典式外在表现。我党从延安时代就在搞这套，王实味所说的“衣分五色，食分三等”就是这名堂：群众吃大灶，一般干部吃中灶，高干吃小灶。哪怕是在文革平均主义最盛行的期间，这一套仍然没有完全废除：军队虽然废除了军衔制，但军官四个口袋，当兵的两个口袋，仍然用不同的衣着来标志了他们的不同等级。
换言之，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其中处于某一等级的人，必须严格按照社会地位赋予他们的等级而从事衣食住行等日常活动：穿规定的服色，吃特定规格的饭菜，住特定规格的居室，乘坐特定规格的马车，享受特定规格的娱乐，在与不同等级的人来往时，遵循复杂严苛的礼仪和举止规范，采取特定的言谈态度。不幸的是，在春秋乱世，这一套古礼已经崩溃得差不多了，而这就是孔子的毕生恨事。
要恢复这礼治，根本措施还是“克己”出发，也就是战胜私欲，严守本分，严格按照礼教根据自己身份作出的规定去行动，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就一律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动，否则就是“僭礼”，也就是不守本分。在孔子看来，只要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做到这一点，自然礼治也就能够恢复，社会成员也就达到了“仁”的理想境界。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
（顺便说一下，我已经指出过，儒家中心概念不是西方式精确概念，而是模糊概念群，根本就无法作出西式逻辑定义来，“仁”就是这样，据黄仁宇先生研究，它有几十个不同层面的涵义。此处讨论的“仁”只涉及在这一特定层次的涵义。以下涉及到的其他儒家概念也如此，不再注明。）
因此，要恢复社会秩序，着手点还是个人的道德完善。用现代话语来说，那就是重建黄金时代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努力，从我做起。
《大学》中给出了“克己复礼”的具体操作内容，那就是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
这里的连锁公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环节是个人自我道德修养过程，后面三个环节却突然飞跃到了群体管理水平上去。
顺便为现代读者解释一下，这儿所谓的“国”，指的是诸侯国，而“天下”就是当时中国人所知的世界，其实就是整个周朝的疆域。
怎么去“格物致知”，早期经典失传，没有交代，给宋儒留下了个攻关难题，这才会有王阳明根据朱熹“一物有一物之理”的说道，对着庭前竹子去苦思冥想几天几夜，企图格出它的“理”来，最后几乎精神失常的轶事。但后面诸环节的操作内容，《大学》倒是交代了：
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正心－修身：“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修身－齐家：“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齐家－治国：“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
治国－平天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
这些Ｐ话，逐段翻译似乎太麻烦，也不值得，指出其要点似乎就够了。
从这个“连锁推论”可以看出孔子的思路，那就是他把整个社会的不同层次看成是个人的层层放大：无论是国还是天下，其实都是按照家庭的模式构建的，其组成原则和调节方式完全一样：“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意思是说，臣子忠于君主的道理和儿子孝敬父亲相同，尊重长辈的道理和尊敬长兄一样，以慈爱役使部下的道理和长辈役使后辈相同。由此，他便得出飞跃性的结论：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
这话如果直译成现代汉语就会显得很可笑，但如果把那“一家”理解为“每一家”，“一人”理解为“每个人”则就可以理解了──他在前面已经说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总而言之，这种思想产生在一种生产力低下，社会以家庭为单元的家族社会中再自然不过。它的特点是把社会看成一个放大了的家族，把社会关系看成是家族关系。因此，百姓必须无条件服从官府，跟儿子无条件服从父亲一样。反过来，官府也得“以慈使众”，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小民。如果每人每家每国都做到了这点，那天下也就“平”了。
二、孔子学说的内在缺陷
由上可知，孔子学说的基本特点是：
１、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靠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去调节人际关系的伦理学。
２、它把个人行为伦理层层放大到家庭和社会的不同级别上去，用伦理学代替社会学和政治学，将政治学原理和伦理学原则等同起来，由此形成了一种原始的“道德宇宙观”。它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种家族式和谐社会，而这取决于个社会成员个人的道德完善。
３、它的基本假设是人可以自觉战胜自己的私欲（所谓“克” 就是“战胜” 的意思），忽略了自我克制的限度，并将政治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由此产生了两大内在缺陷：
第一，作为试图管理全社会的政治学，它缺乏可行性，在乱世显得特别迂阔。
第二，因为把政治问题看成道德问题，它不但缺乏道德上的容忍，而且缺乏政治上、思想上的容忍，具有将政见分歧视为善恶之争的天然倾向。
第一个缺陷在现代人看来一目了然：孔子完全是个空想主义者，指望社会全体成员去自觉进行“诚意正心修身”的自我思想改造，以此扭转“礼崩乐坏”的大趋势，当真是缘木求鱼。要使它行之有效，前提是有统治者强力推行，给民众洗脑。因此，它的用处只在于稳定既有社会秩序，而不可能拨乱反正，使乱世转为治世。换言之，它在乱世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是为何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热衷作官，但一直仕途失意。
这个“克己的可行性”问题导致了后世儒家的分野，他们似乎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探索为孔子忽略了的重大前提性问题，亦即人性的实质以及“克己”与“复礼”的侧重点何在，由此导致了孟子和荀子两大流派的产生。这是后话，不题。
第二个内在缺陷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了。不过，那道理其实很简单：所谓“容忍”有不同层面的涵义，难度最大的乃是道德上的容忍，因为道德考虑的不是“真伪”、“对错”而是“善恶”，而“容忍恶”似乎就是恶的一种表现方式。反过来，“疾恶如仇”似乎是一种美德。于是，当世上所有的问题都变成道德问题后，社会的容忍度也就降到了零。这在我看来就是孔孟“伦理政治学”的最大隐患。
孔子在世时，中国还未迎来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中国还没有多少思想家，因此孔子在容忍异端思想这个问题上还不是很突出，尽管如此，《论语》中也还是留下了记录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
那意思是“研究异端邪说，害处真是大来兮！”括号内文字乃是朱熹集的后世大儒注解。他们认为孔子说的异端乃是杨朱和墨子的学说，似乎不然──那时杨墨还没出世呢。程子更是痛骂佛家，那在我看来完全是借机发泄──佛教传入中国乃是很久后的事了。
正因为当时没有多少竞争者，所以孔子这个问题还不显得很突出。孟子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是后话，不题。
孔子的不容忍主要还是礼教上的。如上面所引，他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四不准”，凡是不符合礼教规定的都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说，不许动。这还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同样也是针对别人的。不信请看《论语》的记载：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所谓“佾”乃是舞列的量词术语，据朱熹考证有两说，一说是每佾的人数就是佾数，如此，则２佾就是４人，８佾就是６４人；另一说则认为不管佾数多少，每佾人数固定为８人。按礼教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季孙氏不过是个大夫，按礼节规定，只能使用４佾舞列，在庭中跳舞给他看，可他却用到８佾。如此不守本分，便引起了老孔的极大愤怒。
这姓季的家伙专干这种事。按礼教规定，诸侯只能祭祀封内山川，可他不过是个大夫，没有祭祀资格，竟然也敢去祭泰山，引起孔子绝望的呼吁：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 ‘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有，名求，是孔子的弟子，当时任季氏的管家。孔子问他能不能劝阻此事，小冉说，不能，孔子于是绝望地反讽：唉！难道泰山神还不如鲁国人林放懂礼，竟然会接受这种僭妄的祭祀？
在《论语》中，这主仆二人还被谴责过一次：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这意思是说，姓季的比周朝著名功臣周公还要富，而小冉还要帮助他搜刮民脂民膏，让他更富，孔子忍无可忍，宣布革他出教门，并号召门徒去攻击他。
老孔这儿流露出来的不容忍很说明“克己复礼”的内涵。季氏主仆犯了双重道德错误，既不克制私欲，又超出了礼教规定的本分。我还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更让孔子生气：是不知道爱民，还是因为富裕程度超过了周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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