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论社会设计的基本原理（三） |
 |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gif)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1
|
|
|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论社会设计的基本原理（三）
芦笛
六、为什么“人力永动机”能持续运转？
在思考社会规律与客观规律的区别时，我一度在“违反规律”的说法上犯了迷糊，其实那问题很简单。
谁都知道客观规律不可能被违反，但那说的是自然现象，并非人类设计。自然界绝不会出现违反规律的现象，但人类却能设计制造出违反规律的产物来。不仅如此，违反能量守恒定律设计制造的永动机不会违反该定律运转，但违反人性设计的社会却能靠统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行运转，甚至长期存在。这就是我党常说的“人定胜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后来的共党社会就是靠人力强行推动的永动机。太平天国和红色高棉甚至能依靠暴力剥夺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性交权利，这种逆天行事的政权照样能存在多年（分别为14年与4年），甚至还需要从外部加以暴力摧毁才能垮台，可见人力之伟大。
更奇妙的是，如中国历史表明的，这种靠人力推动的永动机不但能运转两千年，到最后还会形成巨大的惯性，以致连外来先进文明的强大冲击都难以使它逸出既有运行轨道。这种现象绝不会发生在自然界里，它表现了人类社会相对于自然界的特殊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违反人性设计出来的社会不但能长期存在，而且难以改用更符合人性的合理设计？
我认为，这种吊诡（paradoxical）现象之后有着知识与智能、道义观念、感情、利害等多方面原因。许多人只看到了利害因素，尤以精通马克思“隧道眼思维”的学者们为然。
如前所述，利益考虑从来是西方人主要的行为动机，所谓“阶级分析”，就是以利益考虑去解释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西方社会学派，都是“唯利论者”，用利益考虑去解释政府决策动机，用利害冲突去解释一切社会冲突。
自从马克思主义被奉为中国国教之后，御用史学家们就此成了“智力钟楼怪人”集群，而官修历史也就成了胡话大全（或《敏豪森奇游记》）：鸦片战争前朝廷有“严禁”与“弛禁”之争，战争爆发前后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据说这些都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开明派与顽固派的利益之争——开明派看到了鸦片贸易对本阶级长远利益的危害，主张禁烟并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而顽固派从鸦片贸易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因此反对禁烟，主张屈膝投降；战后60年内朝廷之所以接二连三地丧权辱国，是因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靠出卖民族利益来勾结帝国主义；等等，等等。
据此也能完美解释为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据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新生资产阶级太软弱，被维护自己利益的地主阶级镇压了；类似地，辛亥革命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被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联手颠覆了。至于戊戌变法时中国到底有什么鸟的资产阶级，辛亥乱党中又有谁是资产阶级代表，这些问题则处在隧道眼的视线之外。而美国建国与日本明治维新又是如何在强大的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此类尴尬问题当然更只能存而不论了。
当然，“唯利史观”也不是毫无道理。顽固派之所以反对戊戌变法，确有可能是因为改革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例如被罢免的礼部六堂官就是利益受损者，但这种事在当时司空见惯，与嘉庆杀和珅或慈禧除八顾命相比不值一提，因此绝无可能是主要原因。更何况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些昏话背离历史真实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清廷卖国，并不是因为皇帝和大臣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他们也并不需要靠卖国来镇压暴民，一则是因为打不过洋鬼子，二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国家利益观念，不知道给予外国治外法权是损害主权，而给于外国单向最惠国待遇则是上当吃亏，三则是因为君臣基于“义大利”的原则，尊“华尊夷卑”的“道义原则”如神主，弃国家利益（如关税）如敝屐。顽固派反对戊戌变法，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华尊夷卑”的神圣道义原则，反对“用夷变夏”，更将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祸国之道。
改革开放之初党内顽固派与改革派之争又何尝不如此？邓小平发动改革时完全是靠权力一意孤行，在党内外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阻力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老干部预见到自己的特权将被改革侵犯，而是因为他们忠于伟大领袖制定的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农村大包干并不会损害党内特权集团的利益，顽固派完全是根据毛主席“反修防修”的神圣原则反对它；私有化之所以遇到强烈反抗，也同样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教义，并不是因为它损害了党内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如同历史上有过的一切清浊流之争一样，顽固派理直气壮，改革派心虚胆怯，以致邓小平不能不发明“不争论”，赵紫阳不能不发明“初阶”论，挂羊头卖狗肉，偷偷摸摸地走资。这些作法根本就不能用“唯利史观”解释。
由此可见，中国的国情确有特殊性。前节已经指出了，中国人的行为心理与西方人不同，制定国策的出发点常常不是利益考虑，而是莫名其妙的“道义”，而这正是孔教为统治者规定的正当思路，孟子早就在两千年前教导过了：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里为不熟悉国学的读者解释一下：这是孟子对魏惠王的教诲。老孟到魏国去见国王。国王问他：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带来了什么有利于吾国的高见哪？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考虑利益？有仁义就够了。如果国王关心的是怎么才能有利于吾国，大夫关心的是怎么才能有利于我家，百姓关心的是怎么才能有利于自己，举国上下都在争夺私利，那国家就危险了！
这就是“义令智昏”的发生机制：两千年的“德治”培养出全民对道德的无比执着，社会将维护“世道人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道德考虑取代利弊分析，成了制定国策的根本出发点，让正义感压杀了精英们的智能。同样是在政策辩论时“讲道理”，鬼子作“reasoning”的理性论证，而国人则是讲道义、说天理，自然要变成unreasonable的怪物蠢货。当全社会经过两千年的洗脑，一致笃信“压制人欲即天理”之后，当然就要反过来把符合正常人性的社会制度看成是不道德的洪水猛兽，举国一致自觉抵制之。
由此不难窥见，封闭系统内的精英就算能察觉社会弊病，也绝无可能找到制度原因，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因为他们是在承认原设计的基本假设的大前提下思考社会问题。一个接受了“人欲乃万恶之源”的基本假设的思考者，就算天资再聪明，也不可能发现那些弊病是压制人欲造成的，从而改动原有设计，为人欲的正当宣泄开辟渠道。同理，一个认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改革者只会致力于提高官员的道德节操，以“廉政教育”去消除腐败，绝无可能认识到“权力有引起腐败倾向，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阿克顿定律，放弃权力崇拜教，改用分散和制约权力的新设计。他们之所以无法突破原设计的基本假设，乃是因为这些假设被捧到了“天理”的宗教高度，否定它们就等于基督徒否定上帝。
明白了这一点，则立刻可以看出“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或“满人入主中原使得中国失去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机遇”之类论调全是胡说八道。孔教的基本教义与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基本假设水火不相容。只要国家由儒教统治，资本主义萌芽就永远会被统治者动用权力扼杀。这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大是大非”的宗教问题。
哪怕是在系统被鬼子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之后，精英们见识了外来的合理设计，也未必有足够的智能发现或承认两者之间的优劣。这除了认错服输（特别是向原来不屑一顾的野蛮人服输）需要非凡的勇气、会招致巨大的感情痛苦之外，更是因为改用鬼子的设计意味着“欺师灭祖”，比欧洲宗教改革遇到的阻力还大——宗教改革毕竟只是反对教皇，并未否定上帝，而承认人欲并非万恶之源，否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贤教导，等于公开烧毁中国的圣经，势必在无数信徒心中引起激烈的感情风暴。此所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要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使是在今天，除了老芦，有谁又敢说“中本无学，用尚不能，焉能为体”的难听的大实话？
除了道义观念与宗教激情外，心理快感也是构成人力永动机惯性的一个原因。孔教提倡的道德规范虽然没有普遍的可行性，却因为实践上的巨大难度而获得一种美学上的感召力，使得真能做到（或假装能做到）它们的坚忍卓绝的志士获得了类似日本“神风特攻队”勇士的光环，为全社会普遍景仰崇敬。此外，为道德信念牺牲一切，常能给志士们带来一种强烈的悲壮感与成就感，其发生机制与中世纪西方苦修士因虔诚而自虐肉体引起的心理快感差不多。这就是“国难见忠臣”的发生机制：民族危机越严重，慷慨壮烈的清流们也就越多，那无非是因为国难为忠臣们提供了一个获得心理满足机会。因此，当本土文明行将被外来文明颠覆时，卫道士多如牛毛也就不足为奇了。Paradoxically speaking，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违反人性的旧制度恰好满足了卫道士们的人性，正如它从来就能满足官僚敲诈集团隐藏着的私欲一般。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所谓“社会规律”其实不过是人性在社会现象中的表现。无论是阿克顿定律还是马克思的价值规律，都是人性的表现。权力有导致腐败的天然倾向，乃是因为人天性自私，在具有安全盗窃机会时必然要做贼，而供求关系之所以能决定商品价格，使得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也是人类天然的逐利冲动使然。西方能发现这些规律，乃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到人性不是完美的，因而能设计出比较符合真实人性的制度来。
但人性不但复杂多变，可塑性还相当大。违反人性的制度的“优越性”，是它赋予统治者全面的绝对权力，使得他们能按自己的愿望改塑人性。虽然他们并不能真的把六亿神州改造为尧舜，却可以将孔教或毛教的基本教义永久性植入子民大脑，从根本上消除子民要求改变原设计的可能。这就是“人力永动机”虽然毛病百出，缺乏活力，却不但能持续运转，而且显示了抵抗改革的顽强惰性的原因。说白了，西方社会是让制度将就人性，而东方社会则让人性将就制度。当人性被制度扭曲到一定程度后，两者之间也就完成了“磨合”，人力永动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进入“违反客观规律”的自动运转态。
明白了上述这些道理，则不难看出，“犬儒主义”的流行尽管引出了大量社会问题，但它却在客观上破除了某些制度改革会遇到的主观阻力。如今举国无志士，出自道德信念、宗教激情而反对改革的人大概已经基本绝迹，剩下的抵抗因素只有官僚们的利害考虑与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们的愚昧。如今反对民主自由的官僚全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不再是捍卫什么莫名其妙的天理大义。据《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披露，老赵认为，继他之后的中央常委里没有改革派。江泽民完全是个机会主义者，曾自称“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但这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也照样进行了经济改革，那原因无非是官僚集团最终发现，经济改革其实为他们提供了获取暴利的天赐良机。但对政治改革他们就绝不会松口，这一点中共的高参刘吉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据宗凤鸣在《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中披露，刘曾指责主张实行民主的人是“半夜鸡叫”，说要实行民主，他们那些人就得沦落到去扫大街，所以要实行民主也是后代的事，云云。
因此，30年的改革开放毕竟造成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松动软化了国民的僵硬头脑，如今社会变革的最主要阻力不再是荒谬的道义，而是官僚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誓死捍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虎口夺食便成了政治改革的最大难题。
另一方面，道德观念的彻底沦丧也使得政治改革丧失了动力。如前所述，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人的意志主动塑造出来的。因此，没有一群为了民主信念不计个人得失的体制内精英的发动与参与，很难设想既有制度会在根本上发生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义信念的丧失却又构成了旧制度的惰性。这种中国式吊诡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9-12 周五, 下午12:31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