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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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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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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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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杨度《君宪救国论》看袁世凯的致命失误（三）
芦笛
三、 只有宪政能够救中国
对于清末民初的人而言，“宪政”乃是个热门话题，它其实说的是“法治”，也就是英国人发明的“rule of law”，只不过是把它特地改成了“rule of constitution”而已，也就是让宪法取代具体的个人作为全民的统治者，而这宪法则是全民同意的社会契约。
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绅士与流氓的分野。西方法治社会和东方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家治国有个高于一切的规矩，不管是谁都不能破坏那神圣的规矩，只能严格按规矩办事。因为宪法保证了所有公民公平竞争的同等机会，由此保证了国家的持久稳定性。而东方野蛮社会则是沿用原始社会的“力强者胜”的野兽法则，由垄断了暴力的强人随心所欲地治国，爱怎么胡来都没人能阻挡，哪怕是如北韩那样半国人成了饿殍，人民也毫无希望结束灾难，这就是伟大领袖极度自豪地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在本质上和土匪山寨没什么区别，甚至比稍微聪明一点的土匪山寨还糟糕。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人家还是有个“天宪”的，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石碣，上面排定了英雄们的座次。这“土匪宪法”一出，从此什么“火拼王伦”的“路线斗争”也就结束了。
晚清的人热衷于宪政，倒不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只有建立法治，按规矩治国才能求得永久和平与稳定”的真理，那阵子的危机和如今不一样。内政不是问题，朝廷也不是如今我党那种劣等土匪山寨，还是有点规矩的，起码没有血淋淋的接班人难题，用不着每七八年就来一次“梁山泊好汉大火拼”。孔孟之道特别是“天命论”更为皇室提供了足够的精神权威，用不着靠枪杆子来维持统治。所以人家用不着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武警等等无比庞大的镇压机器，朝廷也就只有祖传的六个部，无一个与愚弄镇压人民有关。即使是在实行新政后，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官制，增设了现代国家必备的部门诸如民政部和司法部，那也不是监控人民的特务机关或镇压机器。
当时最大的危机上面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国家积弱之至，随时有亡国甚至被瓜分的危险。甲午战争之后，许多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惜因为顽固派势力太大，康梁等人轻狂祸国，反而使得改革遭受严重挫败。要一直等到拳乱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向清廷提出了必须惩办的祸首名单，将所有的顽固派一网打尽，这才最终为中国人民扫除了改革的拦路虎，消除了新政的阻力，宪政运动也才有了发动可能。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拳乱，中国人整整花了六十年的辰光“开眼看世界”，这其间挨了无数痛打，割了无数土地，赔了无数金钱，才总算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制度优越性，还需要鬼子大军为民除害，誓把死硬派一扫光，才获得了全面改革的可能。您说这容易不容易？敝民族的脑袋是不是花岗岩作成的？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如前所述，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看上了宪政，乃是认定了它是富国强兵的魔术武器，也就是“纲举目张”的那个“纲”。这是什么原因涅？日俄战争。该战争爆发后，有人议论道：“此非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二体制之战也。”（《立宪记闻》，《辛亥革命》，（四），12页。）有的杂志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乎？”（《以立宪为万事根本》，《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社说”，以上均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杨度已经把这发现过程说清楚了：
“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
因此，中国人认识到“宪政乃富强之本”，无非是两个事实：第一，日本效法西方立宪后立刻变得强盛了。第二，中国遇到的无法匹敌的强敌，全都是立宪之国。因此，宪政当然就是人家有咱们没有的魔术武器，必须赶快弄过来。必须承认，这思维方式当然简单粗糙，但大致符合确定因果关系的原则。
杨度比时人的高明之处，是他还能看到宪政能导致富强的机制何在，那就是它避免了人治的“人亡政息”的弱点。他说，国家最大也最危险的隐患，乃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就是人治国家的通病。所以我们古代也有汉武帝、唐太宗那些英主，但只能富强一时，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也就是不可能持续富强，因而在短期内看也有兴衰，但从长期看就永无进步。
但宪政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法治保证了可持续发展，避免了国政受到领袖个人素质的制约，有无明君都能保证国家持续发展，“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所以，如今的德皇不再是威廉一世，首相也不再是俾士麦，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俩开创的事业终止。今日的日本天皇不再是明治，首相也不再是伊藤博文与桂太郎，但日本反倒比过去强大了，这都是靠宪政提供了政策的持续性。
这些理由对如今的中国人彻底缺乏说服力。在过往一百年中，中国人越折腾越有出息，倒退到连帝制时代的规矩都没有了，沦为没有石碣确定领导人座次的劣等土匪山寨。与此同时，中国却靠使用流氓手段变得极大的富强了，现在不是咱们仰视羡慕欧洲或日本，而是倒过来鄙视人家土包子了，所以杨度的滔滔雄辩就此黯然失色。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证明了不用法治，专用流氓手段，照样能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这或许不假，可从历史的长轴来看，中国目前的虚胖，恐怕也仍然是唐宗宋祖式“自一时论之”的“小有兴衰”而已。几十年内中国即使不大乱，能否维持目前的富强也大成问题，一旦大乱则“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于是便应了杨度的话：“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如同正弦波一般，虽然在一个周期内有涨有落，眼下正在疯涨，但长远来看平均值仍然是零。
所以，即使是将近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国人达到杨度的高度，认识到他指出的法治的优越性，而这是永远不可能为流氓手段取代的：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
富强还是第二位目标，中国最需要解决而始终没能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文明消解社会危机、文明清除防止腐败、文明转移权力的文明治国规矩。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个充满未知变数、不知何时会爆发的活火山，中国的历史进程便永远只会是那周期性大血崩的“正弦波”，一切繁荣都只会是“中兴”，永远有没落衰亡期紧随其后。
四、 只有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
杨度认为，只有实行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他从野心家孙黄辈兴兵争总统大位一事上吸取教训，认为此事证明了中国的共和绝无可能如法国美国那样，保证宪政成功。
他指出，当时实行的“专制的共和”只能苟安一时。总统大位既然是敞开的，那么将来中国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竞争大总统的战乱，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执政者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到防止动乱上去了，哪还顾得上国家建设？（Once again，此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百年后的党国弊病。）所以必须先除去这以武力竞争国家元首的弊病，否则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这话如今仍然适用，历史上少见这种起码管一百年的惊人预言）。因此，只有行釜底抽薪之策，把大总统变成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绝了野心家们的想头，自然也就不会再发生“二次革命”那种抢夺总统大位的武装叛乱了。
这是从防止动乱的消极意义上说，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恢复帝制也是宪政实施保证。有人认为共和制改成君主制后，皇帝不想立宪，大家毫无办法。杨度认为恰好相反，共和制度下才是无法实行宪政，因为人人都知道将来要大乱，所以干脆不管此事。若改成帝制，“国本既立，人心乃安……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而皇帝也知道他的帝位不是禅让来的，是从共和制改成的，因此一定会实行宪政，以此作为收买人心的手段。而且，他若想世世代代作君王，也只能靠宪法来保障这一点。如果用人行政都搞独裁，那么皇帝就会变成大众怨恨的靶子，反而不利他的统治。因此为了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他都一定会实行宪政。由此观之，实行宪政和帝制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非君主不能实行宪政，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
杨度还说，有人以为创业英主都野心勃勃，揽权成了习惯，而立宪君主并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因此创业皇帝绝不会甘于寂寞，当这种有名无实的皇帝。这些人不知道，“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知道如果作专制皇帝，即使为百姓建立功德，不管是怎样的丰功伟业，总有人亡政息的一天，还不如确立宪政，使得人存政举，人亡政也举，世世代代为人民感戴。所以，惟其是创业英主，才有远见卓识去实行宪政。
杨度这些议论非常雄辩，百年后读来尚令人觉得气势纵横，远远超过为时人称道的梁任公，可惜思路有很大的破绽，论思辨质量远逊于他对“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的论证。
首先，他顶多只论证了帝制对于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却彻底忽略了可行性。就连必要性论证，其实也主要是通过论证假共和对宪政的危害性来间接完成的。从逻辑上来看，这论证根本不能成立，当然，在不具备条件下“走向共和”确实只能制造出假共和来，并无希望真正实施宪政，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非实行帝制不足以保证宪政”。
除此之外，他只用“实行帝制能杜绝野心家以武力争夺总统大位的无穷隐患”来证明其必要性，而他恰恰没有证明为何实行帝制能起到这种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这个必要性论证，还得待百年后的后生芦某来替他补足。
其实我在前头已经提示了，君主立宪制，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唯一可行途径，能够避免革命必然产生的一切弊端。作为过渡阶段，君主立宪制可以提供民主共和国必需的硬软件，使得民主转型平稳完成于不知不觉间。
上面已经说过，在传统皇朝中，所有的威权机构包括“官军”、“官府”等等都是所谓“公器”。传统社会的“公”，其实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但它们并不属于地方政府或任何私人，主管官员不过是皇帝的代理人，并不是物主，不能得而私之，因此说是“公器”也未尝不可。采用君主立宪制后，官军便可以如英国的所谓“皇家空军”、“皇家海军”一般，保留的只是个荣誉头衔，实质上变成了全民公器，从而避免了这些设施因革命落到军阀或革命党手上，变成无法解散的私人武装，保证了国家机器的中立化。
君主立宪制也同样能保证国家从人治顺利进化为法治。如上所述，完成这个转化的最大难题，是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契约权威。君主立宪制的优点恰在于它没有这个难题。晚清实行的是以皇帝为终极权威的人治，如果和平转型为君主立宪，则宪法及其子法便能狐假虎威，借不容置疑的君威，获得 “王法”的不容挑战的契约权威。在这个权威的制约下再加强公民教育，使国民逐渐获得公民的权利、义务等常识，待朝野上下养成了守法用法的本能后，人治社会也就平滑过渡为法治社会，避免了青黄不接必然出现的无政府阶段。
因此，君主立宪制能够提供实行民主的硬软前提的替代品或前身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不需要 “军政”作为前驱的“训政”阶段，乃是中国从旧式专制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唯一康庄大道。待到将来人民发育成熟了，要废黜皇室，话一句耳。它和“军政 －训政－宪政”那后患无穷、自相矛盾的疯话的本质区别，在于君王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精神权威，并不是由捏有私人武装、本人丝毫不懂民主为何物的军阀来作训练人民的“民主教师爷”。
除此之外，正如梁任公早就在革命前就指出的那样，有个满族皇帝，能起到类似英国女王对原海外殖民地的笼络作用，确保藏蒙留在中国大家庭。废除满族皇帝必然要导致蒙藏脱离。而这正是辛亥之后立即就发生的事。蒙古王公马上表态说，他们当初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一部分，乃是因为曾向清廷宣誓效忠，而且还和清廷结成了世代姻亲。如今满清既然被推翻，则他们的盟约也就随之解除，再没必要留在中国了。这从此成了个问题，终民国之世始终没能解决，如今外蒙仍然是独立的。
最重要的还是，就在“民国”成立前夕，君主立宪制不再是幻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武昌兵变发生后，清廷下了罪己诏，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在滦州发生“兵谏”之后，清廷又接受了“兵谏”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提出的“政纲十二条”，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声言“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清廷并开释政治犯，开放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为向臣民表示诚意，还特地宣誓太庙，以彰信守。《重大信条十九条》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宪法，其实质与英国实行的“虚君共和”非常相似，是今天中国人做梦也没法指望本世纪末能实现的好事。
清廷还真的说到做到，11月9日，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载灃解除了摄政王称号，退归藩邸，皇族内阁解散，乖乖交出权柄，老袁顺利组阁，就此获得了类似英国首相那种至高无上的行政实权。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就能避免后来那一系列灾难，逐渐发育成英式民主国家，而老袁本人也能如英国首相那样，长期担任国家事实上的一把手，既可满足他的个人野心，又能充分实现他的改革中国振兴民族的宏图壮志。
老袁当上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后，也曾招降窃据南方的革命乱党，说国家已经实行虚君共和，不必造反了。但宋教仁回信拒绝了招安，一面以更吸引人的“大总统”的名号收买之，一面用暗杀恐吓之，使得他最终吞下了那个钓钩。
待到老袁发现民国之路走不通时，又想吃回头草，却全然意识不到再没这种好事了。随着革命“成功”，君主立宪制便成了中国永久错过、再无可能寻回的破灭的残梦，而这正是老袁伙同革命乱党造成的。民国成立后，他本人带头宣传普及“总统人人可做，国家非一家一姓之产，大总统不过是受国民委托的公仆”的“民权思想”。哪怕是在“二次革命” 发动之前，他还要在逮捕潜谋内乱的歹徒的总统令中劝告野心家们：
“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
这种“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空前普及，当然要煽起野心家们的非分之想。这些人因辛亥造成的“纲常崩坏”，不但失去了对“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军”崩解化为“民军”而获得了私人武装，具有了问鼎实力。同盟会出身的军阀不必说，袁的北洋袍泽也都开始尾大不掉，就连个辫帅张勋在做了江苏都督后，袁都无法撤换，只能用更高级别的“长江巡阅使”去赎买之，这在传统皇朝根本就不可思议，更从不曾在创业英主手下发生过。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改为帝制非但不能杜绝野心家的蠢动，反倒激起了包括北洋将领在内的众怒——你过去口口声声“大总统人人能做”，现在却绝了咱们的想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要起来兴兵“再造共和”。即使没有蔡锷，也迟早会有人完成这“历史使命”。从军事上来说，蔡锷兴兵对推翻洪宪王朝毫无效用，他无非是出来作个出头椽子，使得大众趁机群起反对罢了。“护国战争”毫无什么光荣可言，蔡锷更算不得什么英雄。那场战争和后来发生的军阀混战一样，没有什么道义上的是非可言。官修史学把这场战事说成是“帝制不得人心”的证明，那其实也没说错，只不过应该改为“帝制不得野心家军阀们之心”，至于民心向背，则已由此后张勋复辟失败满街扔的假辫子充分展示了。
奇怪的是，杨度能看到共和制造成了“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的凶险局面，却看不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些事实，竟然幻想以袁称帝来杜绝这弊病，却看不到那只能激起诸侯们武力抗争，就算送不了老袁的命，也很可能断送他的总统大位。就算老袁能化险为夷，国家也必然因此开始崩解，迅速滑入竞争大总统之无穷战乱中。在这种情况下老袁唯一可做的，也就是为自己保留“中国华盛顿”的名声，把民国那漏船划到他断气那天而已。可惜杨度没看出这点来，无怪乎老袁临终前要骂他。
不过老袁并非小孩子，既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何以还会看不见我上面说的那些再明显不过的事？他怎么不想想，曹丕可以篡汉，司马氏可以篡魏，可他没法抄古人故事篡民国，那道理再简单不过：传统皇帝的非暴力精神权威来自于“天命论”，而自他接受了南方“临时参议院”选举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那天起，“天命论”就此荡然无存。此乃中国专制制度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至今仍然是、并将永远是我党无法解决的难题。
因此，谁也没误老袁，是他自己误自己。从国家民族利益而言，袁世凯称帝在道义上并无错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使得它彻底丧失了可行性，本可以藉此让中国避免堕入如今这个不能自拔的烂污制度中。缺乏可行性使得洪宪皇朝变成了丑剧闹剧，但这只是袁个人的不幸，并非全民损失。袁世凯对全民同时也对自己犯下的大错，不是称帝，而是在辛亥时接受了南方革命乱党的收买，不当总理当总统。在那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走错了这一步，便使得中国失去了“我们的光荣革命”，也使得他本人失去了“现代民主中国国父”的历史地位。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4-21 周一, 下午1:00修改，总共修改了4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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