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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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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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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来自达赖喇嘛特别代表的安排——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1）
DWNEWS.COM-- 2008年4月13日7:48:41(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王力雄来稿／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chinesenewsnet.com)
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共产党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暗含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chinesenewsnet.com)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chinesenewsnet.com)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chinesenewsnet.com)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chinesenewsnet.com)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chinesenewsnet.com)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 由 亚 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chinesenewsnet.com)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chinesenewsnet.com)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chinesenewsnet.com)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chinesenewsnet.com)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chinesenewsnet.com)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chinesenewsnet.com)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chinesenewsnet.com)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chinesenewsnet.com)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chinesenewsnet.com)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chinesenewsnet.com)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chinesenewsnet.com)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chinesenewsnet.com)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chinesenewsnet.com)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chinesenewsnet.com)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赖喇嘛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赖喇嘛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乐观——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西藏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西藏在它手里，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chinesenewsnet.com)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西藏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西藏的边境官员朗诵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拉萨复述，因为拉萨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西藏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武装使团”一路打到拉萨，逼迫西藏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chinesenewsnet.com)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赖喇嘛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赖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西藏问题到底如何认识。(chinesenewsnet.com)
同时，LD向我表示，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西藏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西藏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藏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chinesenewsnet.com)
我回答LD，能够见达赖喇嘛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西藏问题，我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赖喇嘛都是难得的机会。(chinesenewsnet.com)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赖喇嘛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为在美国。达赖喇嘛将在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chinesenewsnet.com)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西藏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chinesenewsnet.com)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藏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chinesenewsnet.com)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赖喇嘛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赖喇嘛在那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chinesenewsnet.com)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赖喇嘛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chinesenewsnet.com)
加上这一次，我和LD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赖喇嘛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西藏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4-17 周四, 下午7:07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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