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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吹“唯武器论”——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掇英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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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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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毛泽东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吹“唯武器论”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掇英之一
芦笛
按语
杨教授《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下称“该书”）于2006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该书披露了大量只有作者才能接触到的中共绝密档案，比较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我党的政策策略改变，对若干众说纷纭的谜团作了翔实考证，非常值得一读。我本人只是在鞍马劳顿之余断断续续地浏览一过，为了备忘，特地把其中我认为精彩的段落摘下来并以自己的语言简略重述之。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我那“垫头锯柱”作点案头准备，所谓“聚毛成毬”，算不得什么读书笔记。
当然必须声明，本文所有的直接引语虽然都出自该书，但所谓“掇英”也者，乃是我自己的主观感觉，原作者或许并不认为那是精华。至于文中的评论，当然就更是我自己的看法，与原作者无关。希望本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前去攻读该书，则原作者立场如何自可一目了然。这里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杨教授虽然不愧为杰出的专业人士，惜乎文字功力乃至国学素养都不是很理想，所以该书的可读性并不是很高，比起他写的短文来差多了，希望这不至于影响读者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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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毋庸置疑，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一条重要教义，就是“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而另一条著名教义则是：“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前者成了毛闭关锁国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发展为提倡“政治挂帅”，反对“技术挂帅”的根本国策。
然而滑稽的是，当国前的毛却是最坚定不过的“国际主义者”，口口声声“中国革命没有国际援助不能胜利”，更是“技术挂帅”的最热心鼓吹者。张国焘反而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唯武器论”、提倡“人的因素第一”的始作俑者
该书指出，毛泽东乃是我党内力主红军北上投入苏联怀抱、挟俄械问鼎中原的第一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在1935年8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力主迅速北上，夺取西北地区，取得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毛泽东特地强调指出，西北地区乃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并强调指出：
“（西北地区）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见《毛泽东年谱》（上），465-4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载《文献和研究》，1985（5））
对此逃跑主义论调，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傅钟等人委婉地表示反对，指出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还说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并说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等等。（该书17页）
这当然是所谓“路线斗争”，恰如文革中中央文革反复向大众灌输的活报剧一般，可惜角色却反串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此扮演的是挟外自重叛国投敌的修正主义者，而流产伟大领袖张主席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历史竟然如此具有嘲弄性，被党妈妈的洗脑迷魂汤把智商灌成负值的毛主席的好孩子们大约做梦也想不到吧？
因为这“路线斗争”，身为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总负责者的国焘同志便在是年9月8日，给担任前敌部队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前敌部队政委陈昌浩下令，要他们率领的右路军掉头南下，并于次日再度重申命令。事为毛泽东侦知，他竟然干出违抗军令，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烂事来，以此来“挽救革命挽救党”，用时任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话来说便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中国党与中国革命必然又会遭受严重损失。”（洛甫：《整风笔记》，1943年12月）这“非布尔什维克态度”是什么呢？那就是把前敌部队总指挥和政委蒙在鼓里，扔下数百名伤病员，私下率领红一、三军团人銜枚、马卸铃星夜逃走，向北逃窜，远离了四方面军（《徐陈给林彭聂电》，1935年10月11日）。
这种“非布尔什维克态度”激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愤怒，1935年10月11日，前敌部队政委和总指挥陈昌浩与徐向前致电下属林彪、彭德怀和聂荣臻，谴责中央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名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一、三军团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不保（《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红军总政委和总司令张国焘与朱德更致电逃跑主义者们，警告他们“如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成为罪恶行为。”（《朱张致林聂彭李徐刘程吴并转张毛周王博等电》，1935年11月4日）。
这些指责确实有坚实的事实依据。毛泽东裹挟红一三军团违抗军令私逃后数日，即在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为中央制定了英明的基本行动方针：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
毛泽东的这些光焰无际的战略思想，是人都能明白：红军之所以在各苏区遭到惨败，不得不狼狈溃逃两万里，其根本原因不是后来捏造出来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而是装备不如人，没有“技术条件”，无法粉碎国军的“堡垒主义”。打破这“堡垒主义”的唯一希望，就是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并在苏军庇护下在新疆开兵工厂。现在革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不北上逃往苏联，非但无从“粉碎堡垒主义”，就连命都难保。现在只剩下了红一三军团不到六千人，要把这点力量保下来，那就只有实行过去中央反对的逃跑主义，只要能活下来“就是很大的胜利”。换言之，投靠苏联主子不但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现在直接就成了活命的唯一希望。
这当然只是走狗们逃命心切时的绝望设想，至于主子是否允许他们前去避难，因为红军电台被打坏，走狗们自然无从得知。国焘同志此前久住莫京，深知斯大林最忌讳的就是和日本打仗，所以他和朱德联銜警告毛泽东等人北上将把苏联拉入战祸、“成为罪恶行为”一语必然会让张周毛等人心中栗六。好在1935年11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经外蒙辗转跋涉大漠，终于到达陕北，传来了斯大林的圣旨：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于是当时中共的掌门人张闻天立即连续两次致电在前线主持军事的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洛甫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0、25日）。毛泽东回信说：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德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以空前的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陕北苏区不使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与秋天向外蒙靠近。”（《毛泽东给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408-409页）
直到西安事变爆发的此后两年中，“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一直是毛和中央其他领袖为全党全军规定的中心任务，“打通苏联”和“解决技术条件”（亦即获得飞机大炮坦克一类现代武器）始终并列在一起，恰与几十年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技术挂帅”相映成趣。其时党魁们对“唯武器论”迷信到了几乎言必称“技术条件”的地步，这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等人在发动打通苏联的内战前给莫斯科的请示中表现得最突出。他们在汇报谈打通苏联必须经过的途径时指出，苏联能否及时提供飞机大炮，是他们是否下定决心发动该战役的前提：
“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兼顾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地却是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创造巩固革命根据地也有赖于苏联飞机大炮的到来：
“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现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去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区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下略）”
甚至就连红军全军发展的战略方向都得根据苏联是否同意提供援助来决定：
“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有关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止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上）573页；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报关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495/74/283）
这就是“小米加步枪”、“人的因素第一”的神话下掩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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