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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大力：评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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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朱学渊在高寒办的杂志中介绍自己如何如何牛B，学过物理（没见他列出自己的发表文章），又搞“历史研究”，听上去很吓人。不过再仔细读读，就发现除了错误百出以及自我吹嘘，其实是空空如也。
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评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时间:2003年8月30日 作者：姚大力(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世纪中国
就题材宏大而言，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这部书，似乎很容易给读者某种耸动人心的冲击力。根据本书自序，作者锐意于“探新”的努力，从求证“马札尔人（即古代匈牙利人）起源靺鞨说”开始，而以阐明“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论”为“思考的返归” 。作者本人显然将它们看作是全书的两个亮点。因此，这篇书评也将围绕上述两个命题来展开。
马札尔人是匈牙利民族自古以来的自称。他们在九世纪末从黑海北部草原迁到今匈牙利境。人们一般赞同，更早先的马札尔人应该分布在伏尔加河上源的森林地带。而这已是迄今所能知道的关于马札尔人最古老的消息。而今，本书却将马札尔人的起源追溯到唐代活动在东北地区的靺鞨部落（即后来女真人乃至满族的远祖）。那么，作者是否在他的书里证明了自己的这个见解呢？
本书罗列了存在于今匈牙利语与女真语、蒙古语乃至锡伯语中的诸多被看作音、义都相近的“关联语辞”，作为马札尔人起源于东北亚洲的证据之一。但是细绎这些举证，我们发现，其中可议之处实在是太多了！
由于作者将马札尔语的“极东祖源”指为靺鞨－女真语，检验他所提供的马札尔语和女真语之间亲缘关系的证据也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我们至少需要仔细考察书中的四个词汇表。先看本书页10所载女真语与匈牙利语的词汇比较表 ：
词 义
女真语
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
匈牙利语
1
客人
按答海
andaqa
vendeg
2
穷人
什古乃
sigune
szegeny
3
摔角者
拔里速
barildu/barilduqu
birkozo
4
头
兀术
uju
fej
5
牙
畏可
uyihe/weihe
fog
6
第二
益都
idu /uduchi
ketto
7
和谐
奴申
nesuhen
osszhang
8
宽容
讹出虎
onchuqun /ochu
eltur
9
快
撒八
sabuqu
sebes
10
买
兀带
uda
vetel
11
刀刃
斜列
seleme
el
12
金
按春
ayisin /alchu’un
arany
13
口袋
蒲卢浑
fulqu
borond
14
罐
活女
honiu
kosso
15
红色
活腊胡
fulaqun/fulgiyan
voros
16
铁
斡论
veren
vas
上列“女真语”词汇，都是本书作者从四库馆臣附在《金史》卷末的《金国语解》里搜选出来的。请先说第一个词项。从表面看来，andaqa与vendeg的发音确实很相似。但是清人用满语的andaqa（“语解”编者称该词意谓“客之通称”）来释读《金史》中的“按答海”，这个比勘是否准确，现在难以判断。蒙古语中有andaqa和andaqai/andaqan等词，分别是“盟誓”的动词和名词形式 。它们当然与蒙古语中的anda（译言“契友”、“交物之友”，即互订盟约的朋友，又引申为一般朋友）同样，都应当是派生于更早先的突厥语词and（译言“盟誓”）的外借词 。满语中的anda也只能是源于某个更早时代的外借词；而作为满语原生词的“朋友”则读作gechu qarqan。清人将满语anda译为“宾友”；“宾”者，客也 。如果andaqa在清语中确实意谓“客之通称”，那它应当就是满语anda之“宾”的涵义的衍申。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将此种转义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比清代更早的时期。从以上讨论可以获得两个结论。首先，清人断言女真语词“按答海”译言“客人”，其证据是不足的；因此将它与意谓“客人”的匈牙利语词vendeg进行比较，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撇开女真语“按答海”的问题，即使在同样译言“客人”的满语andaqa和匈牙利语vendeg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它也只能来源于二者在历史上都是突厥语and的外借词这一事实。总而言之，vendeg这个词语的形成，不可能是直接受女真语或者满语影响的结果。
第二个词项的正字法形式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但关于女真语“什古乃”的涵义，清人明明说是“瘠人”，即“瘦长”的人。把它拿来与“同义”的匈牙利词语相勘同的前提，是本书作者首先要将清人对“什古乃”的诠释擅改为“穷人”。因此该项举证也应视为无效。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第六词项。据“语解”，“益都”译言“次第之通称”。本书作者将“次第之通称”的意思误解为“二、第二”（按满语“二”写作juwe），然后把它与相应的匈牙利语词去作比较。其结果自然也一无可取之处。
第三个词项中的“女真语”，连清人自己也已莫知其究竟，只好将它诠释为蒙古语的外借词，所以他们写道：“蒙古语谓角觝者为‘巴哩勒都’”（按原文并附注蒙文作barildu）。barildu这个动词出现在《蒙古秘史》中，汉文旁译为“相搏”，它是动词bari（译言“拿”、“把”）的“互动态”。它的非限定式乃至动名词形式则应写作barilduqu 。该项举证同样包含两种不可靠的成分。一是女真语的“拔里速”究竟是否可以和译言“角觝者”的蒙古语词“巴哩勒都”相勘同？而这又恰恰涉及到以下这个关键问题，即离开清代诠释者已达五六百年之久的那个女真古词“拔哩速”，其词义究竟是否“角觝者”？二是即使排除上述问题，蒙古语词barildu(qu)与匈牙利语birkozo在拼写形式方面的差异仍然太大，以致于很难让人觉得还有什么必要在二者之间去从事比勘。这种情形绝不止是个别的。表内的第七、第八和第十一以下诸词项，便全都属于此类情况。事实上，这是造成本书大量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稍后我们还要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对第四词项，也有略加评述的必要。根据上列表格的制作方式，在女真语的uju（译言“头”）与匈牙利语的fej之间，看起来很像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考虑到突厥语中“头”字读作bash，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fej与bash之间的“关联”其实更紧密。
经过上面的讨论，在表内列出的十六组对应词汇中，多少还存在可比度、因而需要加以进一步考察的，总共只剩下三个组（即第五、第九和第十词项）。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六组对应语词，被作者认为是表明了女真语和匈牙利语之间“高度亲缘性”的“匹配最为严整”的例证（页10）。如果这样一堆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对应组合”竟然已经是作者所能提供的“匹配最为严整”的“关联比较”，我们又怎么还敢对本书的其它举证怀有最起码的信任！
受篇幅的限制，接下来没有可能再像刚刚作过的那样，对本书所制“金女真语、蒙古语、匈牙利语关联语辞”表内总共39个词汇组（页38至40）逐一进行检讨。但是仍然有必要对该表所力图展示的女真语、匈牙利语之间的“关联”性作出某种评价。这39个词项，也包括了上面已经讨论过的16组词汇，还包括被本书承认为看不出有什么内部“关联”的7个词项组合。于是还剩下另外16组词汇需要分析。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情况。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是那样一些女真语－匈牙利语词汇组合，尽管本书作者暗示在这样的组合中存在着两相“关联”的性质，实际上每一对被比勘的词汇，其读音差异都相当大，因而根本不能据此就以为它们可能属于同源词、或是构成源词－外借词的关系。兹将这11个对照词组列为下表。表内的序数词所显示的，是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词义
女真语
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
匈牙利语
13
笨
漫都哥
mentukun
bata
14
分享
忽都忽都
huduri
kozos
15
帮助
阿息保
ayisilabu
segito
18
幸运[7]
赛里
selambi
szerencse
20
堆积
吾里补
ulibu[8]
halom
24
峰/高峰尖
哈丹/“超还”
hada/cholqon
csucs
26
海
忒邻
telin
tenger
35
灶[9]
胡剌
hulan
kalyha
36
松树
桓端
holdon
fenyo
38
幼犬
合喜
kachiqa/ajiraqa
fiazik
39
狗[10]
讹古乃（库立）
ereneyi（kuri）
kutya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词项有三个，即“围猎”（4），“心”（9），以及“坡”（25）。根据作者的暗示，在这三组词汇中，词汇语音的相似，主要显示在蒙古语词和匈牙利语词之间。无论他的证明是否有效，其结论都与我们现在关注的女真语/满语和匈牙利语言的关系问题无直接联系。因此不再在这里讨论它们。
剩下的两对词汇，即“户长”（6）和“疮”（11），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关联”，虽然连这样说都是十分勉强的 。
现在检查页11至12上的锡伯语－匈牙利语词汇对照表。这个表内总共列入了20个词项。其中的锡伯语词，除第一项里的“母亲”（语音作“额聂”） ，全都与满语中的相应词汇同源。在这19个同源词里，有两个即“头”（7）、“牙”（8）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了；剩下的17个词汇中，与匈牙利语相应词汇的语音差别颇大、因而很难认为有什么“关联”的，至少就有12个。兹列表如下。表内的序数词系指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词义
锡语伯/满语
锡伯/满语词的拉丁化转写
匈牙利语
2
妹妹
嫩
non
nover
3
乞丐
盖克吐[13]
gioqoto
koldus
4
富人
巴颜
bayan
agyon
5
指甲
库浑
ketqun/kitaqun
korom
6
手、臂[14]
嘎拉
gal/gala
kar
9
鼻
欧弗
ofor
orr
10
鸡
超库
choqo
csirka
11
牛
依憨
iqan
tehen
12
喜鹊
沙沙哈
sasq/sagsaqo
szarka
14
食物
依迪
jedere
etel
16
仓库
查尔
chal/chalu
csur
18
好
萨音
sain
szep
另外的五组词项，也许各自之间有某种应予进一步考察的“关联”。它们分别是：“箭”（13），锡伯/满语niru～匈牙利语nyil；“村庄”(17)，锡伯/满语gashan～匈牙利语kozseg；
“鞋子”（15），锡伯/满语sapo～匈牙利语cipo；“新”（19），锡伯/满语iche～匈牙利语uj；“旧”（20），锡伯/满语fe～匈牙利语ven。
最后需要检核的，是页26的满语（锡伯语）－蒙语（契丹语）－匈牙利语对照表。表内涉及的满语（锡伯语）词汇有十个，其中与前出词汇重出者四（“牛”、“鸡”、“狗”、“喜鹊”）。剩下六个词项中，同义但语音根本不相近者有四项。它们是“树、木”（满/锡伯moo~匈fa）、“花”（满/锡伯ilga~匈virag）、“马”（满/锡伯morin~匈lo）、“骑马”（满/锡伯yaluga、moringa~匈lovagol）。另有一词（“豌豆”），据作者暗示，其“关联”性应在蒙语和匈牙利语之间，此处不讨论。只有一个词（“猴”，满/锡伯monio、monj~匈majom），似乎尚值得研究。
对朱著中四个词汇表的重新考察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朱著的全部举证中间，与匈牙利语可能（而且还只是可能！）有某种形式联系的女真－满语（包括锡伯语）词汇，不过十一二个而已。朱著告诉我们，书里所作的“比较就像是一个指纹鉴定。它以确切的事实证明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语”（页12）。在这里，语气的武断和陈述关键概念时的闪烁其辞同样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说“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语”，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在说，通古斯南支诸语是进入匈牙利语的各种外借词中间最东面的源语，那么这样说或许不错 。可是正如同出现在匈牙利语中的数量甚至更多的原蒙古语、突厥语借词丝毫不说明马札尔人就是原蒙古语或突厥语部落的后裔一样，这样的证据也丝毫无助于马札尔人的靺鞨起源说之成立。如果它意味着匈牙利语与满语、锡伯语之间存在某种发生学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这倒可以成为马札尔人是靺鞨后裔的一种强有力证据。问题在于：仅仅凭十来个“关联语辞”作为证据，是否就能否支撑起这样一个重大的假设，即匈牙利语和通古斯诸语之间存在着亲缘性？回答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部落名称的比勘，乃是支撑朱著关于马札尔人远东起源论的又一重要证据。但这方面的问题也很大。
首先，许多分明不相同的部落名称，在被转换为汉字音写、尤其是在研究者用现代汉语的语音去识读这些汉字音写的场合，它们之间的原有差异（甚至明显的差异）就会变得很难识别。本书将匈奴姓氏“须卜”与女真部落名“苏不鲁”、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即属诸多同类错误之一（页16至17）。“卜”在古汉语中是带有-k收声的“屋”部韵入声字。是知用“须卜”两个汉字来音写的匈奴姓氏，它后一个音节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苏不鲁”的后两个音节或最后音节应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后音节则是-pos。三者的最后一个音节明显不同，我们不知道朱著凭什么把它们混为一谈。
女真部落名称“徒单”、“术虎”和“散答”的识读，看来即使是对于语言、族属都与女真相近的清前期的满人而言，都已感到没有什么把握了。《金国语解》分别将这三个部名读作tusan、johre、sakda。但在12卷本的《金史语解》中，“徒单”和“术虎”又分别按照清代满族姓氏改读为tuqtan、juge（卷7）。如果我们相信清人的识读，则“徒单”（tusan/tuqtan）与匈牙利姓氏Dudas、“散答”（sakda）与匈牙利姓氏Santa，以及“术虎”（johre/juge）与Juhos，都根本不存在勘同的可能。如果我们发现连清人的识读都已经不可靠，那么又凭什么断定这几个部落名称的确切音读，并且将它们用于与匈牙利姓氏进行比较？
其次，有些专名的语音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相似性。但我们没有理由仅凭这一点就把用它们来命名的那些对像视为一体。例如在靺鞨一部的名称“泊咄”的正字法形式中，确实包括着padu这样一种形式（其它形式还有pakdur、padul等）。朱著将它与匈牙利姓氏Bodo相勘同（页19）；仅从语音方面来看，这是可能成立的。但是仍有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说明：怎么知道“泊咄”必定就是padu这一形式的音写？更重要的是，靺鞨“泊咄”部与匈牙利的Bodo姓氏，地域上东西相差逾万里，时间上前后相隔上千年，怎么知道二者名称的发音相似不只是偶然现象，而必定反映了两个人群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另一个近乎滑稽的例子与此前提到过的匈奴“须卜”氏有关。朱著说，蒙元前期的名将速不台，他的名字“就是蒙古语的‘须卜氏’”（页58）。按“速不台”的拉丁化正字法形式为sübehetei。从构词法角度讲，它可以看作由sübehe-与其后缀-tei两部分所构成。也就是说，“须卜”与sübehe-在语音上确实相当接近。但是在匈奴的“须卜”氏和这个蒙古名将之间，时间相隔一千年以上，并且“速不台”只是蒙古兀良哈部落中一个成员的人名，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叫作“速别额”（按、“速不台”又写作“速别额台”）或“须卜”的部族。难道仅仅以语音相近为立论基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蒙古人名的辞源，倒溯到匈奴时代的“须卜”吗？
以上讨论，完全适用于“马札尔”（Magyar）与“靺鞨”这两个专名之间的对勘。从地理方望、时间上的接续性，以及审音等角度来判断，学者们大致同意，在汉文文献中先后用“勿吉”和“靺鞨”来译写的，应当是位于东北亚的同一个非汉语种族群体的名称；但在缺乏来自其它拼音文字的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至今无法肯定这个部族名称的准确的正字法形式到底是怎样的。根据其第一音节的译音用字“勿”、“靺”都有收声-t来判断，该音节可能有ma-/ba-、mat-/bat-、mar-/bar、mal-/bal-等诸种形式。但靺鞨在唐代又被异写作鄚頡，是则其第一音节的拼写形式当作ma-/ba-或mak-/bak-。如果该音节的真实形式的确被同时反映在上述两组可能的拼写形式之中，那么这个音节就只能拟构为ma-/ba-。不幸的是，在对于该名称第二音节的几种可能的拟构形式，亦即kie、-kiet、-kiel，以及-kier之中，我们却至今缺乏作出确切选择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尽管在“靺鞨”的几种可能的正字法形式之中，应当包含着与Magyar十分相近的那种拼写形式（即makier/bakier）。但这个结论绝不等于说，“靺鞨”与Magyar的音读必定相同；它更不等于说，倘若二者音读果真相同，这两个专名及其所指称的人群就必定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再次，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朱著经常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在前后间隔不过两三行的文字中间，将一连串从表面看来语音近似的部族名称，指归为同一专名的“转音”，进而又把用它们来命名的时代和地域差异都极大的各类部落集团看作是具有同一历史渊源的亲缘群体。如上所述，从纯粹审音的角度，不能排除在靺鞨与Magyar之间进行相互堪同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主张靺鞨所音写的，是某个类似Magyar的语音，那么它就不可能如朱著页51所建议的，同时又是merkid（按、此即蒙古“篾儿乞”部）乃至murki的音写。道理很简单。无论我们如何假定用“靺”字来音写的那个源词的音节，总之它不可能既是Ma-（Magyar的第一个音节），又是mer-（merkid的第一个音节），同时还是mur-（murki的第一个音节）。同样，“鞨”的语音也不可能同时是-gyar、-kid和-ki。当然，“靺鞨”同样也不可能再是朱著页52所主张的“蔑促”、“弥列哥”，或者“马阿里黑”（页51）、“满住”（页57）、“马儿忽思”（页59）、Mika’il（页69）等等 。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朱著先将女真部落名称“拓特”说成“和匈牙利姓氏Toth可能是有关的”，然后又声称“Toth在蒙古语中的读法可能是to-ta-ha”。从这两个极不可靠的“可能”出发，“拓特”和Toth被等同于tatar（鞑靼），等同于从“秃秃黑里惕－塔塔尔”（tutuqliut-tatar）一名中被拆散出来的tutuq ，等同于“脱黑脱阿”（toqtoqa）等“北方诸族频繁使用的人名”。本书就这样向读者显示出，“拓特”这样一个“通古斯姓名”如何“开始具有冲击性的世界意义”（页48至49）。但是人们必须问，Toth为什么可以读作to-ta-ha？to-ta-ha又怎么能既读作tutuq，同时读作toqtoqa、tatar以及其它完全不同的专指名称？
在上述种种场合，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转音”究竟如何产生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正面论证。朱著往往采用“我以为”、“我们猜测”、“我猜测”、“大概就是”、“不难看出”、“我则以为”之类含糊的说法，来回避实质性的讨论。看来在力图证明那些离开真实情况实在太过辽远、因而找不到任何其它历史依据的见解时，朱著便不得不完全依赖于真假参半的语音相近性这一极不可靠的基础。不过这并不是说，朱著对语音比勘之外的历史证据一概不予置理。问题在于，它对北方诸部沿革流变的历史论证，同样充满了主观臆断和北方民族史领域中不该发生的常识性错误。
本书作者很清楚地意识到，就证实分布在内陆欧亚西半部的马扎尔人属于西迁的靺鞨遗种这个命题而言，能否在比马扎尔居地更加偏东的蒙古草原寻找到通古斯部落存在和活动的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著力主鞑靼起源于靺鞨之说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鞑靼”的名称，在8世纪前期的突厥文碑铭中，其正字法作tatar。这是突厥人对他们东面操原蒙古语的室韦部落的通称；这个称呼本身，应当源于当时西邻突厥的室韦中间一个相当强大的部落的名称。年代上稍后于突厥碑铭的汉文史料中所出现的“鞑靼”一名，乃是对tatar这个突厥语名称的精确音写 。现在，有关回鹘汗国瓦解后大兴安岭北段原蒙古语部落逐渐移入草原地区的历史过程，由于学者们对“室韦-鞑靼”诸部和“鞑靼-阻卜”诸部动向的研究，业已获得基本澄清 。
可是，朱著现在告诉读者，“往往只有那些与通古斯族相关的部落才被称‘鞑靼’”；而这个重要事实却被“世界性的长期误解”一直掩盖着(页4 。作者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论证他所发现的这个惊人事实。
其一，《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谓：“达靼，靺鞨之遗种”。我们甚至还可以为朱著补充另一条材料，它同样直接地将室韦-鞑靼的语言、族属归于靺鞨，这就是《新唐书·失韦传》中的一段话。它说，室韦的“食啖言语与靺鞨同”。值得注意的是，两句话全都出自欧阳修笔下。与《旧唐书》、《旧五代史》相比，两部新史的长处全不在记事的详实准确上 。亦邻真早就揭示过，北魏以往有关室韦语言与契丹同类的明确信息，如何由于《通典》凭空添加史文而改变；此后《唐会要》抄《通典》，《新唐书》又抄《通典》、《唐会要》，“但在改写中语气变得十分肯定，因而也就一错到底了”。至于《新五代史》中的那段话，则在更早先即已被日本学者揭明，乃是欧阳氏从宋白那里沿袭下来的错误 。事实上自两新史后，人们一般也不把鞑靼与通古斯诸族相提并论。这表明室韦-鞑靼的族属语言自北魏至元明一仍其旧，并没有什么改变。需要纠正的，倒是欧阳修主观而武断的误解本身。
其二，朱著又认为，鞑靼是“蒙古民族对于‘通古斯人’的特称。”他提出的例证，是元代以“水达达”、“水鞑靼”称呼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处的滨水通古斯部落。但我们所知道的充分而确切的事实是，在元代蒙-汉双语颁发的政府公文中，专用于对译“蒙古”这一族名的固定名称，正是“达达”或“鞑靼”。当然，要对採用这个对译专用名称负责的，首先应当是当时华北的汉人。但是蒙古人显然是知道，并且也同意这种对译法的 。而“水达达”、“水鞑靼”的称谓并不来自蒙古人自己的用语。根据彭大雅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蒙古人把通古斯滨江群落称为“斛速益律干”（usu irgen） 。这是一个标准的蒙古语词，译言“水百姓”。彭氏在该词后小注曰“水鞑靼”，可见这本来是不明东北情形的华北汉人对“水百姓”的翻译，而彭大雅的有关知识又得自北方汉人。入元之后，这个译名虽被沿用下来，但它多与“女直”一词并联使用，或作“女直水达达”，或作“水达达女直”，以示“达达”的名称在这一特定用法中的特殊族属。
朱著举出的另一条有关蒙古不认同鞑靼名称的证据，见于13世纪中叶东来的传教士鲁不鲁克的游记。据鲁不鲁克说：“他们（按指蒙古部人）也不愿被称作鞑靼人，因为鞑靼人是另一种种族，关于这种人，我听到下面的情况……”。将这段话从它的上下文中间割裂出来理解，它确实意味着，蒙古和鞑靼是两个互不相同的群体。但如果把它放回到鲁不鲁克的整个叙事中去加以认识，尤其是如果能从这段话再往下读一两页，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此处强调蒙古和鞑靼之间的区别，那是就狭义的蒙古（即三河之源的尼鲁温蒙古部）和狭义的鞑靼（即贝尔湖边的塔塔儿部）而言。鲁不鲁克在讲述蒙古、塔塔尔之间相互关系时，所叙述的事实虽然不太准确，但他所追溯的，无疑是尼鲁温氏蒙古在东部草原相继征服蔑儿乞、塔塔尔和克烈等部的那段史实。事实上，鲁不鲁克游记汉译本的注释者也将此处的“鞑靼”理解为塔塔尔部落 。鲁不鲁克这段话所反映的真实历史，是进入西部草原突厥语世界的蒙古人，不太满意突厥人将他们与被征服的塔塔尔部一起称为“鞑靼”。他们不知道tatar在突厥语中很早就用来泛称原蒙古语诸部落了。作为突厥对原蒙古语和后来的蒙古语部落泛称的“鞑靼”，与该词后来又被俄国人用来泛称中亚某些突厥语部落（包括突厥化的蒙古人成分在内）的情形相似，是一个它指名称。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它实指广义的蒙古人。无论如何，“鞑靼”从未成为过蒙古人对女真语部落的“特称”。朱著的这一见解，是对本已被误读的史料再滥加发挥的结果。
朱著关于马札尔人靺鞨起源说的另一方面的史实论证，从分析唐代的辽东战争及其后果切入。著者认为668年唐对东北的大规模用兵，导致“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靺鞨部一支的西迁就是发生在这场“大逃亡”中间；而后来出现在欧亚草原西半部的马札尔人，就是这些西迁靺鞨的后裔（页27至34）。应当承认，在朱著全书当中，对有关史实叙述最详瞻的部分，就是“唐帝国的辽东战争”这一段。它从唐军的战前准备、战略算计写起，一直写到高丽－靺鞨联军的惨败，以及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在高丽撤军后对靺鞨孤军所实行的“‘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场主要是在唐与高丽之间发生的战争的大事铺陈，究竟是想说明什么？它或许可以说明，由于这场战争，作为高丽方面盟军的靺鞨部“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但无论是这场激烈的战争，或是“奔散”、“寝微无闻”等记载，都不足以作为接下来必定发生“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的证据，那是需要由反映这场“大逃亡”的种种历史事实本身来证明的。可惜朱著在这里根本提不出任何相关的历史证据。唐王朝的辽东战争是否可以被看作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首先必须确认“马札尔人的祖先”从辽东出走这一事实。历史叙述一般是从结果去追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而不能根据某些自以为是的原因去推定在此之后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结果。朱著在此处的处理方法，刚好与一般所应当遵循的法则相反。
十分有趣的是，恰恰是对唐太宗征辽东之役的事实本身，历史学家的看法还有很大的不同。很可能有关这场战事，“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 。本文无意于进一步考察其中的诸多细节。但是无论高丽之役的实际情况如何，解释者都不难将靺鞨西迁安排为它的结局。这不是恰恰说明，本书就这方面所进行的煞有其事的“史实证明”，其实与它早就预设的结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内在逻辑关联吗？
检验朱著第二个主要命题的任务，似乎要比较简单一些。因为作者用于支撑“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论”的基本证据，几乎全部来自于对有关部落、姓氏、人物和地理专名的比勘。历史上的人名、地名、部落名、制度名称或官号等等专指称谓，是辨识有关人物、人们群体及其文化之身份属性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人类语言中基本音节的数目本来就有限，而大多数专指称谓都不过由两三个音节所构成，所以在不同语言的各式各样专有名词之间极易出现语音相似的情况。语音相近的问题若发生在普通名词之间，较少会导致辞源问题上的误解。人们不会仅仅因为语音相近或者相同，就把不同语言中语义根本无关的普通名词看作关联语辞。没有人相信在英语的fish（“鱼”）和汉语的“废墟”之间存在某种辞源学的联系。也不会有人相信如下的“考证”：英语中的daughter（“女儿”）源于汉语词汇“逃脱”，因为女儿终究要在出嫁时从父母家中“逃脱”。在这里，包含在每个语辞之中的特定语义，有助于我们澄清不同语言中同音语辞关联与否的问题。但就专指称谓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除了知道它们是对某些特定对象的命名和称谓之外，我们对相当大多数专名的辞义、辞源知之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可资比较的指标只剩下语音一项。因此在从此种比较中提取有关结论时，就必须格外小心。
对于各族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已“大部分失去了语义内涵”这一事实，朱著有明确的意识。所以它正确地指出：“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页206）。可是，词汇的比较研究从音、义两项比勘转而成为只能凭藉语音来进行对照比较，对朱著来说，不是意味着研究者在立论时候必须更加小心、更加需要参照其它方面的旁证材料。恰恰相反，专有名词语义内涵的失落，似乎导致朱著更自由地在古今中外的同音语辞之间任情比附，把各种语言里语音相近的专有名词及其命名对象统统指归为一体。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朱著在论证第二个命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
例如，作者这样论证“‘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的‘三河’地区，也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杨拒’、‘伊雒’、‘陆浑’、‘鄋瞒’、‘皋落’等，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页207）。短短几行文字之间，居然完成了这么多专名之间的勘同问题。其实说简单倒也十分简单。此处的全部论证，只有“它们显然与……等族名相对应”这样一句话。
据朱著页86说，“仆骨”一名，“也就是西文族名Bulgar”。于是被罗列在上文中的“北虢”，又可以读作Bulgar。但“北虢”与“仆骨”、Bulgar前后相差一千年。“北”字是-k收声的入声字，它根本不会被用来译写Bul-这样的-l收声的非汉语音节。除了审音上的问题以外，“仆固”、Bulgar这两个时代基本接近、但东西相隔遥远的部落，一个讲突厥语，另一个的语言属芬－乌戈尔语族。照朱著看来，“北虢”究竟是谁的先祖？莫非地处西半部欧亚草原之北的Bulgar人也是从华北迁徙过去的？南北朝隋唐的“昭武九姓”，据传说是从“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亦即月氏故地西迁的 。朱著说“昭武”即“曲沃”，仅据并不可靠的语音相类一点，就把它从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搬到位于“三河之地”的曲沃。
朱著说，“‘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是有着深度渊源的”（页209）。这个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作者不仅迷信于上述那种极为不可靠的语音比附的求证法，甚至不惜靠牵强附会来拼凑“音似”的证据，从中推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例如上古时期的“公祖”、“公肩”、“公东”等姓氏，全被视为金元时代的通古斯部落专名“兀者”的同源词，因此上述姓氏的族属都被归入东北通古斯部落。而“公孙”、“公胜”等姓氏则被等同于“乌孙”。以此类推，甚至黄帝的族属也变成了“乌孙氏”（页209）。朱著将这一系列的语音勘同建立在“将‘公’读为‘乌’或‘兀’”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公”字可以被读作“兀”或“乌”呢？
作者说：“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像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若也?）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了”（页209）。“公”与“瓜”在《说文解字》中一属“八”部，一属“瓜”部，在汉字结构上毫无关系，本不属于“颇难求证”的问题。“‘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只能是说后两个字中有“瓜”这个声符，所以其读音从“瓜”。但是，为什么由此就可以推测出“公”可读若“乌”、“兀”？作者自己也觉察到这里欠缺必要的证据，所以他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假设句型，即“若……，倒是……”。根据上述凭空推测，中原数十个“公”字头复姓的起源被推到“兀者”、“回纥”、“乌孙”、“曷萨”等北方诸族的部落名称。于是，朱著以自我赞许的口吻写道，读“公”为“乌”、“兀”，“不失是个成功的归纳和猜想”。以未经证明的假设为前提进行推理，再用推理的结果来证明假设的“成功”，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经过这一番循环论证，朱著居然忘记了自己据以立论的出发点不过是一些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的“猜想”，很快就心安理得地把诸如此类“成功的归纳和猜想”当成毫无疑问的事实来相信了。
我以为上述推理结果经不起检验，不但因为即使是在异想天开地读“公”为“兀”、为“乌”之后，中原诸多姓氏与北族部名之间，至多也只有音近的关系，它根本不足以构成在两者之间相互勘同的充分理由；而且也因为在不少场合，即便在读“公”为“兀”、“乌”之后，作者宣称的那种“一目了然”的“关联”仍然未见存在。例如“公夏”、“公何”、“公户”、“公扈”、“公华”一组，被朱著勘同为“回纥”。毋庸置疑，“回纥”的正字法形式应为uighur。无论是“夏”、“何”、“户”、“扈”、“华”，都与-ghur的音节相去甚远。即使读“公”作“乌”，这一组中原姓氏依然与uighur毫无关系可言。
朱著又将中原姓氏“司马”考订为“古代族名”“悉万斤”。页212写道：“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司马迁在《自序》中，却从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这个‘司马’姓。”在《自序》中“从未说过”，本不必成为一种有力的否证。难道我们可以因为《自序》未提及人用双脚走路而否定这一事实？不幸的是，《太史公自序》其实是说到过这一点的。司马迁追溯他的祖先时说：“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周宣王时，他的祖先失去旧有官守，改任司马，子孙因以为氏。诸家注解对此均无异辞。朱著轻易否定前说，反谓“司马”与“古代族名‘悉万斤’、‘悉万丹’、‘萨末鞬’、Sarmatae，地名Samarkand等如此音似”，因此断定“‘司马’是族名‘悉万’之变译”（页212）。“悉万斤”、“萨末鞬”与Samarkand为同名异译，是中亚古城之名。用 “万”、“末”等带-n或-t收声的汉字来译写-mar-的音节，完全符合当日的转写规则。该词的末音节-kand则是波斯语成份，译言“城”。samar是否族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它与古代草原上的族名Sarmatae（“萨尔玛提亚人”）没有任何关系。剩下的“悉万丹”倒是族名，但是否能将该专名拆成“悉万－丹”这样两个成份来处理，也无可推知。总之，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叫做“悉万”的部族，更遑论“司马”与“悉万”之间的语音差异了。朱著所发现的诸如此类的“全面对应”，其实大都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妄断。
通过对朱著中大量举证的检核，想来已经能够说明，本书的主要见解严重缺乏经得起认真推敲的可靠证据。现在，我还想比较集中地就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谈一点总的看法。
比较历史语言学，尤其是其中的审音与勘同方法，为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大的帮助。可以说，它是欧洲东方学与乾嘉以往的“西北舆地之学”在相互交流当中沉淀下来的积极遗产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已清醒地意识到，审音勘同方法的功能存在至少两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尽管在提供否定性证据方面审音方法的功能较为显著；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仅仅以审音为证据的勘同结论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特别是当被研究对象所处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跨度都极大的时候，审音勘同必须与其他各方面的历史证据密切结合，才能有助于辨析事实。其二，对审音勘同法则的严格性也不应过于迷信。例如，普立本证明，用汉字入声字来音译的音节，在其源词的正字法中就不一定都有尾辅音 。此外还有许多其它例证，说明古人译音用字也有相当随意的时候。所以在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时，既需要尽可能遵循由过去经验所确立的有效法则，又不能简单地依靠墨守这些法则来处理所有资料。
朱著对上述第一方面的有限性似乎全然不介意。在仅据似是而非的音近来乱加推断方面，比前文已举过的例证更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作者根据埃及曾有“密昔儿（Misr）”之称，遂以为这是“靺鞨”之名“尘埃撒播”的结果，并且很自信地劝告读者“不必引以为是怪事”（页69）。 对于审音勘同方法的第二种有限性，朱著显然有所察觉。书里写道：“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页207）。但是，承认上述有限性，对朱著来说，意味着审音勘同方法的所有规则都已失效。于是，作者一方面不适当地夸大审音勘同手段的适用性，不顾时间和空间限制而将之滥加应用；另一方面又以古代韵书可能“抹煞”某些“古音”为由，对汉字的古代音读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两者相互促进，遂在构成朱著重要论证部分的语言比较方面导致错误百出的结果。
朱著置审音勘同必要法则于不顾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作者在对用汉字音写的他族词汇从事语音讨论和比较时，往往拒绝对它们进行拉丁化转写；甚至有些外族名词明明保留着拼音化正字法形式，朱著在讨论中却宁可采用它们的汉字音写。这种做法。给本书带来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甚至笑话。作者说，Kalmuk“就是‘克烈—谋克’”。如果他在这里对“克烈”一名采用见于蒙文中的正字法形式（Kereyid），那他怎么还可能把这个名称等同于“卡尔梅克”一名的第一个音节Kal-？他又说，土尔扈特“或许就是克烈部名‘董合亦惕’”（页60）。“董合亦惕”在蒙文史料中写作Dongqayid ，而“土尔扈特”则作Turghaghud。所谓“或许就是”，到底从何说起？
前面提到的《金国语解》明明附注满文语音，朱著视而不见，宁可师心自用，胡乱注音。清人已用nesuhen来释读“奴申”。朱著弃而不用，另按己意将“奴申”读作nosszhang。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在这里“奴”会读作nos-，而“申”作为一个前鼻音韵母的汉字，又为什么竟要读作-szhang？其实作者不过是根据他意想当中的匈牙利语同义词osszhang来胡乱将“奴申”的读音拉丁化而已。这个例子甚至使我们怀疑，朱著偏好汉字音写的正字法形式，是因为这种非拼音化的“译音”更便于他毫无拘束地对有关词语胡乱进行解释。
除审音勘同外，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其它方面，朱著也有诸多犯忌之处。书中毫不迟疑地把现代匈牙利语词汇直接当作古代形态的马札尔语辞来举证，根本不考虑其中存在的以今训古的危险性。本书作者曾经回应上述批评说，谁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谁就是在强求历史语言学研究“做到百分之一百的‘以古训古’” 。如果说对靺鞨—女真语的研究不得不参考金元之后的满语、甚至锡伯语，那么对早期马札尔语的研究当然也必须以晚近各时代的匈牙利语作为必要资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一个现代匈牙利语词当作古马札尔语词汇来看待。这涉及到如何尊重并依赖匈牙利语言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和结论的问题。像朱著这样“百分之一百”的以今训古，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
正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避免地会随时代变化，尤其是受到与它邻近的其它各种语言的影响，在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识别相关语言的亲缘关系时，就必须尽可能采用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基本语辞作为比勘对象，因为这些语辞的抗干扰性相对而言会比较大。在鉴别不同语言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时，以基本语辞而不是以所谓“随机抽样的语辞集合”（页9）作为比较的对象，这是为历史语言学的学者所普遍遵循的通常法则。朱著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之所以这样作，只恐怕仅仅是因为作者其实只知道有《金国语解》，而其中“一共才记载了七十七个金代女真语词” 。如果他知道除了这部被他奉为至宝的“语解”，还有多达十二卷的《金史语解》 ，如果他使用包括《华夷译语·女真门》在内的其它女真字材料，并参以满语和锡伯语的大量书面材料，本书作者就会发现，他为《金国语解》的篇幅短小而发的“遗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少见多怪的感叹。
在对选出的对照词组进行语音比勘时，朱著的做法也极其非专门化。在确认某个语音音素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所发生的系统变换规律时，必须有足够可靠的同音、同义例词为证。例如说突厥语的y-进入蒙古语时会系统地转换为j-，因为我们有yil>jil（“年”）、yemish>jemish（“水果”）、yarligh>jarligh（“命令”）、yürek>jirüge>（“心”）等许多对照词组可以作为举证。此处所谓“同音”，是指除去那个系统转换的音素外，对照词的各正字法形式之间应有足够程度的相似。但朱著用来证明“语辞变换规律”的对照词汇之间，正字法差异之大，使人难以相信它们属于不同语言之中的同音同义词。在页41“蒙古语（契丹语）、匈牙利语语辞变换规律”表里，朱著总共列举十六个对照组，用来证明蒙语中的g/h/u在匈牙利语中转换为f/v。兹将十六个对照组移录如下：（1）gal～futes，（2）gol～fo，（3）gol～folgo，（4）guikh～fut，
（5）gutakh～fenyo，（6）hyanath～kekez，（7）hagas～fel，
（8）heree～varju，（9）huuchin～ven，（10）huvaah～felvag，
（11）huu～fiu，（12）hal～forro，（13）us～viz，
（14）ud～fuz，（15）uulder～fajta，（16）uul～felho。
细绎朱著的举证，对照组中似乎还算符合同音同义的比勘原则的，只有（3）ghool～folyo（“河”）、（11）k?’ü～fiu（“儿子”）、（13）usu（n）～viz（“水”）三组。可见作者断言蒙语g/h/u与匈牙利语f/v之间存在所谓“转换”规律，至多也只有两三条很不可靠、很不确定的证据。紧接着，这个“规律”就被自由地运用到女真-满语和匈牙利语的比较中去。朱著就这样把“历史语言学”变成一种语言游戏。所以他说，把《辽史》里的“蛮葛”、“梅古悉”、“大蔑孤”、“梅只”等“大大小小的‘靺鞨’”，乃至蒙古时代的“塔塔尔”、“蔑儿乞”之类，把所有这些名称统统“‘正’作Magyar或‘马札尔’，自非难事” 。这种口出大言的轻易、甚至狂妄的态度，只能表明作者完全缺乏严肃谨慎地对待学术问题复杂性的最起码意识。
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论证时，是否应对它的基本规则给予应有的尊重和遵守？这究竟是研究者可以凭藉自由意志来随意决定的一种两可选择，或谓“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是对研究者的一种基本素质要求？
作为一篇书评，本文已经写得太长。还有些话就不说了。唐兰在1930年代曾以六条治学戒律告诫学古文字的学生。其中之一说：“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凿附会。因为穿凿得似乎可通，就自觉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样去解决别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系统。外而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最初有些假设，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后来成了系统，就居之不疑。这种研究是愈学愈糊涂。” 治学六戒，非常值得成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文史研习者的座右铭。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在刊登于2003年1月12日《文汇报》“学林”版的一篇两千字的同名书评中作过简要表述。该书评作者为李辉、姚大力。谨此说明。）
【注释】
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2002，“序言”页3至4。以下凡引用本书，均在正文中以括注形式标明页码，不再另行出注。
原表内没有“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一项。这是本文作者为便于读者进行语音比较的方便而添加上去的；其依据主要是殿版《金史》卷末所附《金国语解》对相关词汇的满文字母注音。清人以满语解女真语；但金代汉字音写所反映的女真词汇读音，往往与清人所指认的满语或蒙语词汇的读音不尽相符。他们的释读不足完全取信。我自己缺乏匈牙利语文的必要知识，又不愿意靠随便找一本匈牙利语词典来东翻西翻的方法从事比照。因此本表及文内其它几个表里的“匈牙利语”一项完全转录自朱著原表，我未对这些词汇的读音、词性与词义再加校订。尽管如此，就揭示朱著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大多数难以自圆其说并从而支持书中的相应结论而言，这样做仍然是合理的。
作为动词的andaqa，以现在分词andaqaju的形式见于《蒙古秘史》第178节。andaqai/andaqan见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喀山大学，1844，页13。
据德福，蒙古语中的anda很可能是来源于and?形式的古突厥语的借词。见同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蒙古语成分》，卷1，威斯巴登，1963，页149至152；小泽重男：《〈蒙古秘史〉日文译注本》，东京：岩波书店，1997，卷上，页90。关于突厥语中的and，见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页176。王国维曾经从《辽史》有关结盟的记载推测，“…蒙古语中‘安答’一语即自契丹语出也”。但这一推想至今缺乏文献学的证据。见王氏：《安答》，《观堂集林》卷16。
《增订清文鉴》卷10，页29下。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蒙古语文法讲义》，东京：风间书房，1993，页290；K·格隆贝赫与J·R·克瑞格：《古典蒙古语导论》，威斯巴登，1955，页32；《蒙俄法词典》页1103，同页又有barilduqu büke，译言“角觝力士”。
《金国语解》以满语selambi解释女真词汇“赛里”。这到底是否可靠，本身值得怀疑。姑且依《语解》以selambi为“赛里”，是其意谓“安乐”。据《增订清文鉴》卷13页18下，selambi译言“畅快”、“爽快”。是知“语解”所谓“安乐”者，“畅快”之意也。朱著将此词的意思引申为“幸运”（按满语“幸运”的名词与形容词分别作hesi、hesingge，《增订清文鉴》译为“造化”、“有造化的”），再拿它与匈牙利语的“幸运”作比较，殊不可取。
朱著将“吾里补”（ulibu）按照“堆积”的意义与匈牙利语相对比；但清人对该词的释义实为“蓄积”。满语“堆”则作muqaliyambi（见《增订清文鉴》卷22页6上）。二者之间，在释义上差别实在很大。因此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勘是缺乏语义依据的。
按《金国语解》，“胡剌”译言“灶突”，《增订清文鉴》卷21页16下写作“烟筒”，亦即烟囱。满语“灶”读作jun。朱著读“灶突”为“灶”，并据此进行对勘，此属大误。
《金国语解》勉强以蒙语ereneyi（“有花文者”）解释“讹古乃”，表明清人对该词其实已不甚瞭然。朱著读“讹古乃”为“古乃”，再将“古乃”当作kuri的音写来处理。此中的牵强附会极为明显。又按、满语kuri译言“黎狗”（《增订清文鉴》卷31页31下）。它并不是“狗”的通谓。即便如此，kuri与kutya在语言上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按清人将女真语“胡鲁剌”释读为满语的“户长”（kürele）。若谓这个词汇与匈牙利语同义词felugyelo的读音相关，必须证明在满语、匈牙利语词之间存在-r- > -l-的系统转换规律。但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又、朱说以女真语“佛热”与匈牙利语fajo相比勘。但是，《金国语解》谓女真语“疮”读作“牙吾塔”（younaqa/you）。朱著胸有成竹地宣称，与younaqa同义但“较少受蒙语影响”的女真语词“疮”应当是“佛热”。按“佛热”即foro，满语译言“口疮”（见《增订清文鉴》卷16页40下）。我们不知道朱著此说的根据到底在哪里。
锡伯语“母亲”的语音与突厥语及匈牙利语都很接近。三者之间的关系应为锡伯语ene（“母亲”）< 突厥语ana: > 匈牙利语anya，所以这一组词汇不能作为锡伯语/满语和匈牙利语之间发生直接的相互影响的证据。
朱著页11至页12的对照表所据，主要是《锡伯语简志》（李树兰、仲谦编著，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6）书末的“词汇附录”。惟原来的拉丁化转写，全被朱著置换成自创的汉字转写。又按满语“讨化”作gioqosombi，“乞求”作gioqambi（《增订清文鉴》卷13页7上）。其词根与giaqoto同源。
蒙古语“手、手臂”读作ghar。匈牙利语中的同义词kar，极可能是蒙语ghar的外借词。满语的gala非但与匈牙利语的kar没有关系，甚至在它与蒙语的ghar之间，也不被认为有什么“关联”可言。见克劳逊：《对阿尔泰理论的一个词汇统计测评》，《中亚集刊》13·1（1969），尤其是第14页。
这种见解至多也不过是“或许不错”而已，因为匈牙利语中的通古斯语成分，甚至更可能来自于很早就已活动在草原北部森林地带的北支通古斯语部落。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拿它们来与女真－满语的语辞相比照，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已弄错了对象。
按“蔑促”的“促”，中古音作ts′?wok。这表明其源词相应音节的首辅音不像是k-/gy-，后者的汉语译音用字往往从声母为“见”、“群”（k/g）的汉字中选择。唐代都波的“弥列哥”部，在突厥语碑铭中写作beligh（见韩儒林《唐代都波新探》，《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与“蔑里乞”（merkid）绝无任何关联。“马阿里黑”的蒙古文原名保留在《蒙古秘史》里，作ma′aligh，如果“靺鞨”当读作magyar，那它就不可能同时又是ma′aligh；同样，它也不能再改读作“马儿忽思”（marqus，即《辽史》中的“磨古思”）或者“满住”（manchu?）。又按、朱著说伯希和“猜测”Mukri即“靺鞨”。这是他误读《草原帝国》注文的结果。见《草原帝国》，蓝琪汉译本，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页246。
按、tūtūqlīūt-tātār见于《史集》。此处tutuq是进入突厥蒙古语的汉语词汇“都督”的音译，-li’ut由突厥语词后缀-ligh再加蒙古语的复数形式-ut所构成；是该名译言“都督所属的塔塔尔”。见韩儒林：《读<史集·部族志>札记》，《元史论从》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而照朱著的见解，这个词的译义变作“塔塔尔所属的塔塔尔”，根本不成其意思。
“鞑”、“靼”两字都是带-t收声的入声字，两字读音可拟构为tat-tɑt。汉语音节无-t收声字，古代常以-t收声的入声字来音写非汉语的-r收声音节。所以“鞑靼”是与tatar最贴近的汉语音写形式。[ɑ]的发音方法与[a]相同，惟发音部位比[a]后移。
参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从》第3辑。
四库馆臣称，虽然《新唐书》自夸说，与旧史相比，“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但事实上“史官记录俱载旧书”，新书至多不过“搜及小说而已”。至于《新五代史》，与旧史相比，其优劣在于“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足见两部新史在记事方面俱无甚可取。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保留在《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中的也孙铁木儿即位诏，是用汉语口语体“硬译”的一篇珍贵蒙古语文献。诏书开头说：“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个大斡儿朶，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此处的“达达国土”为蒙语“蒙古田地”的对译词，它出现在皇帝诏书里，又被载入实录，自然不能说蒙古人对此一无所知。
“达达”一词在元代并无贬义。
按《黑鞑事略》原文，误作“斛速益律子”，义不可通。据贾敬颜考订，此处之“子”字应作“干”字。如此校改以后，不但音译词组可以读通，而且也与小注完全相符。
道森编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页139－141；并参见注55（页246）。
周策纵：《原族》，《读书》2003年第2期。
《北史》卷97，《西域传》，“康国”。余太山：《大月氏》，载同氏：《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普立本：《突厥的汉语名称》，《美国东方学会集刊》，85-2（1965）。
埃及法蒂玛王朝的新都开罗名为Misr al-Qāhirah，阿拉伯语译言“征服者之城”。Misr遂亦用指埃及，宋元汉文史料译为“勿斯里”、“密昔儿”。这个词与“靺鞨”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伯希和赞同贝勒津的看法，认为dongqayid可能出自蒙语tongqo，译言树林。这个克烈分部可能是树林中克烈人。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莱顿，1951，页228。
见《“学术事故”还是“学术碰撞”》，《文汇报》2003年3月30日，“学林”版。
同29。
清人以“满洲语正《金史》”，牵强之处极多。但这同样也是《金史》卷末《金国语解》的问题。我们无法完全相信清人的结论，可是无论如何，“金代女真语词”决不至于只有77个。
同29。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页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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