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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推中国民运政治领袖陈泱潮的必要性(郭国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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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章摘要: 中国人民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英勇斗争已经持续近四十年,中国民运若自1976年起算也已三十年,为此牺牲了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志士仁人,迄今仍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以致缺乏决战早已病入膏盲表面强大实则脆弱至极的流氓专制暴政的能力;这与中国民运没有公认的政治精神领袖,没有成熟的政纲政策策略战略,亦即缺乏灵魂不无有关。既然缺乏公认的政治领袖,是中共专制独裁得以苟延残喘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民运领袖对民运事业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作者 : 郭国汀,
發表時間:4/20/2007
郭国汀
近来民运失败悲观论甚啸尘上。诸如:中国民主运动非常失败,太多的民运中人徒慕虚名,功利主义、山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投机主义 ;民运人士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各自为政、内耗内斗不断 。民运的问题严重病入膏肓。民运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其成员、领袖和组织结构乃至事件性质与规模,基本上不是依靠自身决定,而是依媒体来操办。民运成了无本之木。所谓“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关系, “国内民运”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有存在于海外媒体上的民运,国内民运不过是“海外民运”的附属而已。媒体被中共掌控,不仅国内的(全部),而且海外的中文媒体(大部)、乃至西文媒体(关注焦点与对“领袖”的结构性控制)。结论是,“民运”的“领袖”(不是全部,但声音大小)和结构(基本上),表面上与中共分庭抗礼,实际上最终却是受到中共(硬件与软件)的结构性操控 。而骆氏在其《海外民运,人权为何成不了势?》归纳了16种原因 。现在一般人士诟病海外民运不成气候,鄙夷民运分子的勾心斗角,痛心民运队伍的四分五裂。其实海外民运本来就难以成气侯。没有强大外力的支持,任何孤悬国外的反体制势力都难有大作为 。长期以来国内民运活动举步维艰,国外民运是从没有停止过党伐之争, 权力之争,利益之争 。
上述对民运的看法或指责虽然并非空穴来风, 但我认为民运没有失败,仅是尚未成功,因而不必悲观失望;而民运暂时未成功,不是因为中共强大,中共实质上已丧失政治灵魂成为没有理想与未来仅靠利益维系的犯罪利益集团,尽管中共早已病入膏盲无可救药,但其在反人民行专制,欺压人民,抢劫国家财产,掠夺民膏民脂方面,依赖其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仍有不可轻视的实力;然而民运长期以来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缺乏成熟公认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民运组织实质上缺乏灵魂,因而无法形成统一强有力的组织联盟,也就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也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强力支持。因此,一旦民运公推政治领袖,各民运组织真正团结起来协调运作共同奋斗,中共彻底跨台的日子即将到来。
一.中国民运与民运的定义
封从德将[民运人士]定义为以争取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面目出现的人。[民运]是上述[民运人士]组成的团体与事件的总称。这一定义本身含义不明,前者将假冒伪劣的民运人士亦包括在内,后者因为民运人士组成的团体仅是民运组织,而民运组织本身与民运并不能等同,至于[事件]到底何指令人费解。马文都认为:民运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涵盖政治异议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从广义上讲,凡是为追求民主、自由、人权而提出诉求或进行奋争的个体或群体 .芦笛说:“民运”不是群众运动,不是人民革命,而是全民包括统治者在内的社会改造工程,直接结果是导致社会的微小然而具体的进步,而最终结果可能导致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其实民运乃民主运动的简称。而民主运动是指国人为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自由公民社会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一切活动的总称。因此民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民运包括所有反抗专制暴政的人士的相关活动;狭义民运则仅指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暴政,设立宪政民主制为目标宗旨的民运人士及其组织的所有相关活动。
明确了民运的定义,有助于分清至关重要的敌我友。凡是敌视人民,仇视人权,破坏民主运动,坚持一党专制的人皆是民运的敌人。举凡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对实现民主政体的策略途径有不同主张的人,思想上支持民运行动上保留的人,只为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或有慈悲之义举而不参与民主运动的人,曾经是贪官污吏而今洗心革面把赃款捐献给民主事业的人,曾经手沾人民鲜血而今悔过自新愿意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简言之,除了死心踏地维护专制暴政的人及其帮凶外,其他人都应当是民运的朋友 。国际上一切关心中国人的人权、支持同情帮助中国民运,支持中国人民建立民主宪政的国际友人、国际组织和政府、政党都是民运的朋友。因此孤立敌人,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展反抗专制暴政的同盟,应当成为民运始终奉行的宗旨。
民运的基本力量包括民运群体、法轮功、家庭教会等自由信仰人士、商界支持自由民主人士、人权律师、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民间维权群体、体制内反专制的改革派、海外爱国华人、现代媒体等等。民运是为全体国民争基本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权利,最终目标是为结束一党专制暴政,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而非追求哪个阶级或者党派的私利,因此民运必须团结依靠所有阶级、阶层中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其中的精英包括政党即构成民运的领导力量,它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亲民党、中国民进党、中国民运各种团体(中国民主党、民阵、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共和党、)中国共产党内改革派、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及无党无派的自由民主战士。所有这些组织及个体,各自以自已的方式,一起推动着中国自由民主运动,最终在公认的政治领袖领导下汇集到一起,共同建设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如果想在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运动中发挥作用,首先就必须放下个人恩怨和门户之见,整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对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仍然是派系林立,各说各话,甚至互相攻讦,那只能让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外国友人耻笑甚至鄙视,对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
民运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民主宪政,在此政体下,政府廉洁高效,法律面前人人生等,军队国家化,警察服务社会与公众,文化多元,公民精神自由生活富足,富人具有博爱奉献精神,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生活有保障。概言之中国民运的具体目标按杨天水的归纳乃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司法人道化、外交文明化、分配公正化、教育人性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生态化、国土园林化。
欲实现民主宪政必须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首先必须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实行普选制,包括议会、选举、政党制度,而民主机制则包括参与机制(主要由公民选举、公民投票、利益集团的机制构成),竞争机制(主要包括竞选和考试领域的竞争构成),权力制衡(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分权;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及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法治机制(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宪法审查等机制)。民主唯有建立在信仰层面之上,才是真正的根基牢固的民主。
为实现民运最终目标建立自由民主宪政,领导来源各异的民运基本力量,团结一切朋友共同奋斗,若没有一个坚强智慧的民运领袖群体,没有崇高威望的政治精神领袖,没有一整套成熟的民运理论学说、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路线、计划,没有一个有坚定信仰坚强有战斗力的组织联盟,与盲人骑瞎马一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民运文化
当下民运文化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种:
徐水良提出新人本主义 主张吸收和继承西方和东方文化精华并加以发展,吸收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人本主义否定神本主义宗教专制,提倡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的西方文化精华。反对五四至《河殇》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主张在吸收西方优秀精华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儒释道诸子百家并存的多元文化传统,政教基本分离的世俗政治和政权制度,反对封建割据和封建血统制度的国家管理和官员选拔制度等等。在政治上,与自由主义加宗教原教旨派相反,主张采用理性激进主义策略。既争取平常条件下的温和缓进,也不放弃准备、创造、促进条件成熟时历史所必需的飞跃和激进。既不反对改良,也不反对革命。反对自由主义者和伪改良主义者拼命反对革命,鼓吹告别革命的做法。
张国堂认为中共党文化是以仇恨为基调的假、恶、暴的叛乱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教育出善良的人,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优良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恶人不会遵守优良的制度和法律,而只会破坏之。民主中国的文化必须是以仁爱为基调的真、善、恕的安乐文化。行上帝之道,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政治学与自由主义学说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为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公平公正公道的宪政民主自由国家 。
陈泱潮提出人权灵本主义 认为: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但宗教与政治密切相关决不等于政教合一。政治的本质是社会管理体制,既然社会是复杂多样的,政治多元化顺理成章;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无神论与有神论,极权与人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宗教与政治各司其职,各显其能。陈先生认为从神本到人本、由人本至灵本,乃是宗教发展的逻辑结果;人类的最大痛苦并非物质贫乏,而是心灵精神的缺欠;人类最大的灾难也不是生态之灾,而是心灵生态的灾难,而宗教正是人类心灵灵魂的最佳安慰;信仰的力量远远胜过物质的力量,虔诚的信徒所表现的精神力量令人惊心动魄。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倡导的自由文化,具体言之:当代国人人心败坏道德沦丧已界中国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传统正宗文化诸子百家儒释道及自由多元文化被中共摧残殆尽,变成了以马列毛伪理论一家独大。而民族文 化的消亡意味着中华民族实质意义上的灭亡,因此当代中国人已经成为丧失精神灵魂和民族文化的精神亡国奴。物极必反,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 生,其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国人彻底摆脱中共专制暴政的愚弄,彻底解放思想重获精神自由、心灵净化、道德复苏;其历史意义则在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中华知识 分子群体在思想文化心灵道德领域向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全方位立体式发起的总还击;它必对埋葬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在思想文化心灵道德层面起关键性的作用。
南郭以为陈泱潮的[人权灵本主义]是迄今能妥善解决中国堕落的人心,伦丧的道德,毁坏的生态环境,确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体制的最佳学说之一。此外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及[张国堂学说]均有可取之处,值得深入探讨争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对于彻底解放国人思想,促进思想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复兴中华文化有着重大现实与历史意义;只有在开放自由民主的民运新文化的芬围中,才能避免民运内斗不止、争权夺利等分裂损害民运,导致中共专制独裁集团得利的结果。
三.民运需要政治精神领袖
民主制度不可能凭空产生,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一批政治领袖,由政治领袖带领民运人士建立民主制度。政治组织必须有理论学说指导、有政纲、政策、策略、战略、路线、方针等作为灵魂。没有灵魂的政治组织,就没有生命 。民运组织迄今仍没有这种灵魂,这是民运尚不成功的根本原因。1989年由北京学运引发的全国民主运动声势浩大,全国民众的参与度与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均是前所未有的,当时若有意志坚定权威崇高的政治领袖领袖、有理论学说的指导、有成熟可行的政纲、策略、战略;有目标一致的强大统一的组织,可以肯定结局完全两样。没有政治领袖就没有政纲,没有政纲,就没有政策、策略与战略,当然也不会有统一有力量的组织。十分可惜的是,当时上述提及的民运领袖人物要么身在监狱或在国外或尚未成熟脱颖而出,而学生领袖则缺乏政治经验、魄力、谋略与才干,以致难以对付象邓小平一类老奸巨滑的政客,因此失败的结局在所难免。
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民运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杨天水的总结到 :
由于中共专制暴政的压迫,长期强制洗脑贯输党文化,国民整体变得麻木不仁,是非颠倒奉行活命哲学的愚民,他们崇拜强权,金钱至上,许多民众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的“带菌者”;他们在专制暴政下苟且偷生,不愿牺牲自己丝毫利益去争取人权和自由,在屠刀和皮鞭还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时,他们麻木认可专制统治者,对人权和民运无知甚至肆意诋毁。
由于长期生活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三重虐待下,国人养成了深入骨髓的奴性,不到无法活命时,几无人权或权利意识。
因此中国的国情是专制独裁遗毒太深几成普遍恶习,而中共当权者残暴至极且极端自私狭隘,民众又非常自私胆怯且大多无知愚昧,能凑合活着决不会舍命争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民运自身缺乏公认的政治领袖,尚无成熟的政纲政策策略与战略,尚未形成统一坚强有力的组织,在此条件下,中国民运要想一战而成功,短期内实现宪政民主制很难。
人有领袖欲相当正常,但民运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实践中考验、锻炼、成长并经民主程序产生的。智慧魄力,理论学识素养,人格魅力,眼光与胸怀,坚定信念及对民运的贡献,是决定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能仅以过去受过共产党迫害、坐过多少年牢、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过贡献、得过国际奖项、有国际知名度等理由,成为凌驾于民运组织之上的特权人物,成为可以不经过民主选举而垄断民运组织的当然领袖。当然,敬重前贤,提携后进应当成为规则。对于民运前辈及先驱者,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但任何人都不能超乎民主原则垄断领袖的地位。民主国家的选民选举国家领导人,只考虑被选举人治理国家的能力,而不考虑被选举人的资历或贡献,人民不会因为感谢某个人为国家民主化作出过巨大贡献,就投“感谢票”请他作国家领导人。
中共故意误导共特破坏,某些民运人士私心过重,导致民运事业受到极大损害。有人认为民运不要说要重新攀登上高峰很难;即使要重新回到平地,回到过去没有任何民运,因而重新白手起家的地步,也非常难。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民运二十多年总体上的效果不是正数,而是负数。这是谁的责任或功劳?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有中共强大国家力量支持的情报机构及其地下势力。其次是现在还被一些人一再捧抬、立为榜样的人品低劣的某些“领袖”,尤其是可疑的“领袖”,必须对此负责 。
四.民运政治领袖必备的基本素质
民运政治领袖应当在思想理论、道德品行、人格魅力、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运作能力各方面皆有杰出素养出类拔翠。
楚天舒先生提出了民运领袖的五方面要求:民运领袖首先应具有民主道德。尊循公平、公义、博爱、悲悯、慈悲、舍己利人等普世道德规范。应有基督情怀和菩萨心肠;其次,应坚定不移追求和践行民主事业,虽历艰辛,遇挫折,百折而不悔;虚怀若谷,心胸宽广,从善如流,具备反省和自省精神;而非为了一己私利,放弃原则,瞻前顾后,首尾两端;再次,应当眼光远大,胸怀大志,而不是鼠目寸光,见利忘义;第四,不是理论家,但应该懂理论;不是思想家,但一定得有思想;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局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智者,而不是仅凭血气之勇的豪强;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笃定取舍,勇往直前,不计一己之得失,能够高举大旗,呼号天下,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的智者和猛士。第五,真正的民运领袖,是能够本着民主的精神,尊重前贤,提携后进,包容同道,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的人,而不是自立山头,呼朋引类,打家劫舍的山大王。但他认为海外民运迄今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各方接纳,品德、才能、见识、资历堪称领袖的人物 。因为民运圈还不具备产生民运领袖的土壤,一个伟大领袖的诞生,必然有一个伟大的群体作支撑。
尽管楚先生关于领袖的素质之论不无道理,但是他的看法未免过于悲观,其实民运队伍中已经出现一批堪当领袖的人物,我们不应吹毛求疵,因为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我认为作为民运领袖者本身即是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战略家应当更佳,特别是在结束旧制度创建新体制的时期更是如此,因为思想理论家做事有计划预测规划,而决不会摸着石头过河,国家大事是最复杂重大的大事,仅凭经验主义行事显然不行;而作为政治家战略家,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才可能提出治国方略,也才能服众。
五.民运政治领袖与民运事业
蚁有王,国有君;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需有也只能有一个总统。一个政党要有也只能有一个领袖。因此,能成为总统或政党领袖者凤毛麟角。凡想当领袖的人就应分析政治形势,据此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以期赢得支持和拥护者。中国人民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英勇斗争已经持续近四十年,中国民运若自1976年起算也已三十年,为此牺牲了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志士仁人 ,迄今仍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以致缺乏决战早已病入膏盲表面强大实则脆弱至极的流氓专制暴政的能力;这与中国民运没有公认的政治精神领袖,没有成熟的政纲政策策略战略,亦即缺乏灵魂不无有关。既然缺乏公认的政治领袖,是中共专制独裁得以苟延残喘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民运领袖对民运事业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海外的民运组织已经到了统一组合的时候。手指攥成拳头才有力量,推翻专制才有政治竞争的现实舞台。海内外民运志士应以大局为重,抛弃个人成见私利和小团体利益,迅速谋求组合统一有力的民运组织联盟,才能形成对中共有威慑制衡作用的政治力量。唯其如此民运事业才能争取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外援,才能有所作为,才能鼓舞国内民众的民主斗志,从而唤醒国人沉睡几十年的精神,才能最终战胜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中共专制暴政!
六.民运政治领袖与民运之父
魏京生曾被海外媒体称作民运之父,王炳樟被称为海外民运之父,若从他们的从事民运的辉煌历史与奉献牺牲及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上看应当是当之无愧;然而魏先生虽然海内外知名度及国际影响力均相当可观,且他早在1979年民主墙运动时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并因此先后坐中共大牢长达18年,为中国民运事业做出过巨大的牺牲与奉献确实了不起,理所应当获得国人的敬重,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无论从思想深度、理论学说、政纲政策、策略战略等综合因素考察,似乎1972年至1976年便拟写与传播天才著作《特权论》 的陈泱潮先生可能更堪称中国民运之父 。
我认为《特权论》是全面论证原教旨马列主义的经典权威之作,表明陈先生理论学说素养功底不凡。顾准、李慎之、李锐、许良英、胡绩伟、朱厚泽、任仲夷等中共体制内先进人士的相关文论;遇罗克的《出身论》、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徐水良的《反对特权》、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及《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皆从某一角度或多或少论及民主,但无论从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还是理论的深度或广度,或是从民主与专制特权产生的根源、本质、形式、内容及解决问题的方略均无法与《特权论》相提并论。此外,从陈先生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的杰出论评及相继提出的中国民运第二、三方案,不难看出陈先生确系有大智慧的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与战略家。中共当局之所以长期恶意封杀陈泱潮(陈尔晋)故意冷冻《特权论》(南郭注:1981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实质上是专为批判《特权论》而发,但特别注明:不点名不扩散不指名作者及书名)的原因在于中共深知谁是其真正可怕的对手!而民运内部同道长期严重忽视陈泱潮先生及其《特权论》的根源除了许多人不愿意学习不了解陈先生的思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出于人类天生的骄傲或嫉妒心而有意冷落陈先生。必须指出的是陈泱潮先生无疑是民运前辈中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及战略家,尽管他不是圣人,也有不少人类具有的缺点与不足。南郭认为陈泱潮先生是堪当民运领袖大任的真正的中国民运之父!
就南郭目力所及堪当民运领袖群体应当包括但不限于:陈泱潮、 魏京生、王炳樟、袁红冰、费良勇、杨建立、杨天水、清水君、张林、辛灏年、徐文立、刘国凯、倪育贤、徐水良、王希哲、王有才、王丹、唐伯桥、高智晟、张国堂、刘晓波……建议凡有志于民运事业且胸怀大志欲做领袖者自告奋勇当仁不让,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巨变的伟大时期,因而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生当做人杰,从事伟大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当务之急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自由竞选,公推民运政治领袖,确立民运政纲、政策、战略,树立领袖必要的权威,同时制定有效民主监督制约弹劾机制,限制政治领袖权力。一旦公推出民运精神领袖,除非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不胜任或有任何徇私枉法之情事并经法定或约定程序罢免弹劾,其余政治领袖精英应当各尽所能,全力支持辅佐政治领袖完成历史赋予的时代重任:尽早终结中共一党专制暴政,结束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苦难,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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