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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刑事被害人补偿法，是错误的方向

和合
[个人文集]
现已禁止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912

经验值: 31018

标题: 刑事被害人补偿法，是错误的方向 (413 reads) 时间: 2007-6-20 周三, 下午11:49

作者：和合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刑事被害人补偿法，是错误的方向
和合(6/17/2007)

有人提出，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为刑事犯无力承担经济责任，
所以，很多法院判决的经济惩罚数额，无法实现。
所以有人提出，由政府出面承担被害人所应得的经济补偿。

并且指出，如果法院判决的经济补偿，无法实现，"将严重损害司法威信"。

我认为，用国家的钱，来进行所谓的刑事被害人补偿，来维护"司法权威"，
是根本错误的方向。原因如下：

1。首先，司法权威的建立，不是因为你是法官，所以，你说的话就有权
威。所以，政府和整个社会，就得根据你的判决而团团转。而是因为，
你的判断是根据法官的智慧而来。这些判断，非常公平，而又能够被执行，
所以，司法才建立起了权威。

换句话说，因为法官具有智慧，能够准确而公平地算出，6除以3等于2，
(你的计算和判断，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所以，司法才具有了威信。

而不是因为，你是法官，你算出6除以3等于8。你就大喝一声："政府，
给我把这个'8'找出来。你要是找不出这个'8'，我的司法威严就将被损害。"

这一道理，本人在"论司法独立"一文中，已经讨论过。关键点就在于，
因为司法判断本身就是具有"可执行性"，所以，司法威严才得以建立。

2。刑事被害人如果在生活上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应该由社会的基本
保障系统来进行管理。任何人，如果生活上遭到了极大的困难，政府都
应该通过社保基金，给予救济。这和是否刑事受害人的身份无关。

所以，以"刑事受害人生活困难"为理由，来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基金"，
是没有道理的。

3。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
建立具有"可执行"的司法惩罚或赔偿制度。而不是硬性照抄西方的惩
罚和赔偿制度。

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公平的。中国司法如此判断才具有公平性。
也是可执行的。而不是拼命按照西方的要求，去刻意减少死刑人数。
(也不想想，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目前的所谓"非战争状态"下，杀的人还
少吗？)

4。用政府的钱，为刑事受害人买单，是彻底歪曲了惩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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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补偿”亟待立法
本刊记者叶逗逗本刊实习记者王思?/文《财经》杂志 /总181期 [2007-03-19]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不仅是保护人权的需要，也是国家应尽的责任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不仅是保护人权的需要，也是国家应尽的责任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孙谦3月初来北京开人代会时，携带了一份材料??“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被害人国家
补偿法》的议案”。“这个议案我准备了近两年时间。”一见面，他就对《财经》记者说。
孙谦曾任最高检副检察长。2004年7月，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因为腐败问题“落马”，孙谦被“空降”到江西，由此也对基层一些
案例有了更切身的接触。
“我在江西遇到过很多案子。”孙谦告诉记者，他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刑事犯罪的被害人由于突遭无妄之灾，生活陷入困境。他估算全国这
样的家庭每年大概有两万个，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保障。
孙谦告诉《财经》记者，近十几年来，中国刑事改革越来越注意保障人权，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却没有同步重视被害者
的权利。据他统计，从2004年到2006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受理的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的申诉案件中，被害人申诉的比例在30％以上，
2006年这个比例达到了37.38％。被害人经济状况因刑事犯罪行为恶化，往往是他们申诉的深层原因。
另据广东省一家中级法院初步统计，大约有80％的被害人无法实际获得赔偿。
如果受害人权利得不到尊重，他们的愤怒很可能会转化为一种情绪，即宁愿冒死去报仇杀人。这实际上就回到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此，国家建立对受害人补偿机制，既可以起到一定安抚作用，也有助于受害人接受对犯罪人实行轻刑化，这才能
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我提出这份议案的根本原因。”孙谦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本次全国人代会上，很多代表不约而同提出了和孙谦类似的建议或议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党委书记尹
继佐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构想；同样来自检察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方工，在他递交的议案中呼吁“应
尽快出台对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国家负有救济责任
中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
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中国刑事被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要法律依据。
但在实践中，犯罪人的赔偿能力是有限的，很多犯罪人根本没有赔偿能力。比如近年来轰动全国的马家爵案、邱兴华案等，犯罪人一贫
如洗，根本无力提供任何赔偿。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刑庭法官麻学军，是曾经震惊全国的“王府井劫车撞人案”的承办法官。回忆起这个案子，他充满了无奈。2005年9
月11日，当年31岁的河南来京务工人员艾绪强劫夺一辆出租汽车，杀死司机后驶入王府井步行街，冲撞多名行人，导致二人死亡，六人受
伤。在庭审中，艾供认杀人动机是“报复社会”。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死难者家属以及受伤者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抢劫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并判决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经济损失共102万余元。
“赔偿其实没办法执行。”麻学军告诉《财经》记者，艾绪强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结案已近一年，案件受害人及其家庭几乎没
有获得任何赔偿。麻学军清楚地记得，案件宣判的时候，有两位死者的家属曾提出，将艾的器官拍卖以获取赔偿金，“不能让他就这样一走了
之”，但这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
在现实生活中，更有很多刑事案件被害人连求偿对象都找不到。中国法律年鉴显示，中国刑事案件的破案率还不到50％，这意味着，大
量刑事案件中加害人无法找到；同时，还有一些刑事案件由于证据问题等原因无法起诉或者判决，受害人也因此无法提出赔偿请求。
因此，对那些刑事犯罪被害人，当他们无法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或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经济上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国家应实行一
定经济救助。
为什么要把犯罪人的赔偿责任变成国家补偿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张志铭教授告诉《财经》记者：“这是国家的责任。”任何一个人在受到
犯罪侵害而生活无着的时候，国家都有义务给与救济，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体现的就是国家的“救济责任”。
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则指出，国家应该有各种管理机制，确保民众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同一定的制度及社会
环境是有关系的，国家不能把这种责任完全推给个人。
当然，国家承担起补偿责任，并不意味着就此消解犯罪人的赔偿义务。武汉大学刑法教授马克昌指出，这个制度并不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国
家，由国家来替犯罪人买单。国家进行补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受害人应该得到赔偿，而犯罪人没有能力赔偿。
孙谦在议案中也明确建议，国家支付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后，在补偿金额范围内，对犯罪人或者其他应负赔偿责任的人享有代位追偿权。这
样有利于避免申请人双重收益，也利于防止犯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西方，早已存在这样的制度。1963年10月25日，新西兰率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被害补偿法》。此后，英国、法国、德国等十几
个国家都通过立法建立了这项制度。在亚洲，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都有这方面的立法。联合国1985年通过的《为罪
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亦有类似规定。
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设立一个救助被害人公共基金，通过政府预算拨款、慈善募捐，以及将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的劳动收入统一
纳入来募集资金。

迫切需要统一立法
今年2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造成17人死亡、6人受伤。消防、刑侦专家现场鉴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当地警
方悬赏30万元向社会征集破案线索，但案件侦破目前仍无突破。在这起纵火案中，死亡者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家属生活没有着
落，面临绝境。
为此，台州市政府启动了救助程序，从黄岩区的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中，给每位死亡者家属拨款5万元，以解他们生活的燃眉之急。有了这笔
钱的救助，黄岩火灾中的死亡者家属能够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得到一些抚慰。
这次救助，实际上来源于台州市自2006年开始推行的司法救助制度试点工作。当地政府通过设立、筹措专项救助资金，帮助那些因案件未
破，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经济赔偿能力而生活严重困难的受害人及其家庭。
这一司法救助制度推行以来，台州市区两级政府筹措了近千万资金，用来保障这项专项司法救助。其中政府行政拨款占50％左右，其余部
分由单位、社会集资。据台州市财政局统计，从2006年11月开始，市一级已经发放33.5万元司法救济款项。
“这些钱很多是救命的。”台州市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处长费敏辉告诉《财经》记者，有一四川籍女工在台州一家宾馆被推坠楼重伤，但是无
法查获谁是施害者。台州市司法救助办公室为此给她3万元救助资金，使她的医治得以继续。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中国很多地方法院和地方政府，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进行探索和实践。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法院在2004年2月就在全国最早实施被害人救助制度；2004年年底，青岛市中院也开始实施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湖
北省高级法院从2006年起设立了“司法救助基金”。
2006年全年，湖北高院争取财政资金200万元，首批救助100余人。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丈夫刺瞎妻子的眼睛，因执
行不了赔偿款，被害人多次赴省进京上访。湖北省高院领导为此批示，从省高院、地方中院和基层三级法院掏钱救助被害人5.6万元。
今年3月13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中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十个高级法院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
试点工作，2006年共为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发放救助金780余万元，使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肖扬表示，法院系统将继续探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办法，以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现在的问题在于缺乏统一立法。”孙谦告诉《财经》记者，由于中国对刑事被害人补偿缺乏统一立法，对一些比较重大特殊的案件，尽管
地方政府主动实行了补偿，有的补偿数额还很大，但都属于“特事特办”，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常态性、规范性和公平性；结果是“不闹
不补偿，一闹就补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如果缺乏严格的程序和制度约束，在补偿问题上将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张志铭教授也认为，一些地方设立这项制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解决上访问题，有的地方甚至以补偿作为当事人不上访的条件。他认为，对于国家补偿不应该设立这些条件。
目前，在全国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试点地区，其效果往往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
如山东淄博中级法院，尽管在全国最早试点，但由于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财政资金缺乏，惠及面一直有限。为此，孙谦在议案中专门附
上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草案）》建议稿。起草人除了孙谦，还包括许多刑法和犯罪学专家，其中有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王牧教
授。建议稿对补偿的种类和范围、补偿方式、标准以及程序作了相应的设计。
孙谦告诉《财经》记者，建议稿的制度设计在将来国家立法中只是起到一个参考作用，具体条文的制定都要进一步研究。但关键是，立法
应当启动，国家需要建立统一的法律来实现公平。“如果忽视对被害人的救济和保护，这将是对被害人的再一次伤害。”孙谦如是说。■

近年重大刑事案件赔偿简况

张君案
2001年4月21日，张君系列抢劫杀人案分别在重庆市、湖南省常德市一审宣判。张君等14名罪犯被依法判处死刑。50多位受害人家属曾对
张君犯罪集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但经查，被捕时张君的财产仅2300元。无奈之下，受害者家属放弃了赔偿要求。
案情回放： 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张君单独或组织、指挥李泽军等人，在重庆等地持枪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
28人死亡，5人重伤，15人轻伤，2人轻微伤。

黄勇案
2003年12月9日，河南省“1112”特大系列杀人案在平舆县公开审判，驻马店市中级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黄勇犯故意杀人罪，被
判处死刑。鉴于黄勇的经济情况，判决前半个小时，17名被害学生家长放弃了对黄勇的42.6万元的民事赔偿请求，只要求法院严惩凶手。
案情回放：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黄勇先后从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场所，以资助上学、外出旅游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将受害人骗
到他的住处杀死。法院查明，黄勇共杀害无辜青少年17人，轻伤1人。

马加爵案
2004年6月17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加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期间，四位被害人的亲属共同提出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诉讼，要求81万元的民事赔偿。一审判决马加爵应给予每家2万元的赔偿，但基于马加爵的实际情况，受害者家属最终放弃
获得赔偿。
案情回放：2004年2月13日至15日，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用铁锤将四名同宿舍同学逐一杀害。

艾绪强案
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抢劫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并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经济损失共102万余元。但艾绪强身
无分文。两位死者家属当庭提出希望能获得国家赔偿，法官对此解释，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国家不能为艾绪强的个人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放：2005年9月11日，艾绪强骗乘一辆出租汽车，将司机杀害，然后将出租车驶入王府井步行街，冲撞多名行人，导致两名路人死
亡，六名路人受伤。

邱兴华案
2006年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宣布维持原判，判处邱兴华死刑，但免去邱兴华民事赔偿责任。起初，曾有八名受害人家
属提请民事赔偿，在法院讲明邱兴华的经济状况后，五名受害人家属撤回民事诉讼。
案情回放：2006年7月14日深夜，陕西汉阴村民邱兴华杀死十人，后在逃亡期间又杀死一人，重伤二人。

王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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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独立(一)
和合(6/20/2006)

第一个问题是，司法独立是民主制度的结果吗？

我们都熟悉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某一天突然心
血来潮，来到皇家法院想亲自审理几个案件。结果，首席大法官柯克（Edward
Coke）告诉国王，法律是一门技术，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从而
说服了国王，放弃了亲自审理案件的要求。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君主体制下，英国的司法也是独立
运作的。

可见，司法独立，并不是民主制度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司法独立，是宪法规定的吗？是国王，或者执政者"让"司法
独立的吗？司法独立，是天经地义的吗？

从英国的那个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独立，并不是国王"要求"或者
"特许"出来的，也不是法律或者宪法规定的。(英国本身并没有成文宪法，也从
来任何法律规定司法独立。)而是法制精英用自己的智慧"赚"来的。

美国的成文宪法也从来没有规定司法独立。

并且，我们都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威，是经过1803年，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对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断，建立起来的。可见，美国的司法独立，也并不是行政
当局"要求"，或者"特许"的。也不是宪法或者法律所规定的，而是司法精英们，用
他们自己的智慧，"赚"来的。

在那个英国历史故事中，假设法官柯克先生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是法官，
法官是属于司法部门。司法是独立的。所以，我是不受您的管辖的。所以，
请您别干涉我的工作。你认为，国王会接受这种说法吗？如果法官是这样的
说话，英国的司法可能独立吗？

在美国历史上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假如大法官马歇尔对当时的国务卿麦迪逊，
或者总统托马斯.杰佛逊说：国务卿先生，总统先生，你们听着，我是大法官，
法官是属于司法部门。司法是独立的，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所以，你必须接受
我的判断。你必须给马伯里先生发放委任书。
那么，你认为，美国国务卿麦迪逊和总统杰佛逊会接受法官的决定吗？美国的司
法权威还能够建立吗？美国的司法可能独立吗？

可见，司法独立，并不是靠宪法规定的，也不是靠国王，和行政当局"授权"，
"特许"，出来的。而是靠司法精英用智慧，"让自己独立的"。并且通过持续
的对每一个案例的正确判断，保持其权威的。司法精英，每进行一次正确
的判断，都会让司法界获得更多的权威，增加更强的独立性。反之，司法
精英们，每进行一次错误的判断，都将贬低司法的权威，同时损害司法的
独立性。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网上很多人，普遍要求中共政府，应该"让"司法独立。
这种要求合理吗？

从以上的二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让"司法独立的问题，并不是
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司法精英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让自
己独立"？司法怎样才能独立？】

作者：和合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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