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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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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四)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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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四) (866 reads)      时间: 2007-3-29 周四, 上午9:54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四)


芦笛


3)红四方面军二次肃反。

以下根据国内网上信息,参考《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写出。

红四方面军原踞鄂豫皖苏区,该根据地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多人开创发展而成。1931年4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去该区。张任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少共中央局书记,沈泽民(即文学家茅盾的弟弟)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

很明显,中央派去的大员毫无凭藉,必然要遇到如何整肃下属悍将,杀人立威的问题。据张国焘回忆录,他上任伊始,因为脚走坏了,只能坐轿子,备受前来迎接他的土共鄙夷,这个问题当然就更突出。因此,张到任不久就发动了加紧“布尔什特化”的斗争,并迅速找到借口,开始大规模肃反,那借口倒比毛泽东、邓发、夏曦等人的充足得多,乃是某国民党特务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的劝降书。张抓住这信,立即对许立案侦察,不久就由保卫局使用酷刑成功揭发了一个“兵变”阴谋。

张立即下令逮捕了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并在短期内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处决了这些人,就连许继慎正在怀孕的的妻子王望春都没放过。

和别的苏区肃反过程一样,杀戒一开,很快就进入疯狂状态。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肃反”的动机很复杂,既有权力斗争的需要,又是积怨爆发,更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缺乏安全感的恐惧心理。肃反一旦进入毒刑逼供阶段,必然就会抓出大批“反革命”,反过来更加引起主持者的恐惧心,于是便乱杀一气。越杀得多,这种恐惧感就越严重,越是觉得到处都是反革命,由此循环往复,最后便必然是杀到元气大伤,再不能杀下去为止。

就这样,给许继慎的劝降书案发于1931年8月,短期内就进入了大屠杀,一直持续了足足三个月,并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苏区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

和其他苏区肃反一样,到底有多少人屈死,从未得到认真调查,只有各说不一的大致数字估计。陈昌浩提供的数字是,在1931年的9-11月两个月之间,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了十分之一,计2500多人。徐向前的估计数字也差不多,他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和湘鄂西发生的情况一样,杀到后来就完全丧失了理智。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疑对象,不管是谁,只要扣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帽子,随之而来的就是逮捕处决,到最后竟然连战士发牢骚讲怪话都成了死罪。连战士的枪口沾点土,米袋子破了,也都格杀勿论!

时为红30团团长的孔庆德回忆,他当时也给抓了起来,被开除党籍,罚去劳改,一天让他们去烧尸体,一个小山洼里全是被当成“反革命”处决的红军将士。一层柴禾一层尸体,这么架了好几层,放火焚烧。多年后孔回忆往事,还忍不住流泪,说:“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死人见过无数,但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苦。”

据说解放后曾在湖北麻城与四川通江洪口场先后发现张国焘留下的两个万人冢,每个都有几千具尸骨。

后来国府剿匪,红四方面军顶不住,只好在1932年10月退出匪区,最后逃窜到四川去,只留下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在原地坚持。张国焘走后,中央代表沈泽民竟然还在继续坚持肃反,杀了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红军指战员。其中这刘士奇本是毛的连襟,曾在赣西南特委任上首创“抓AB团”,害死了无数无辜生灵,引发了富田事变,最后自己却成了反革命被杀。当真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逃到四川去后,又在新开辟的根据地杀人立威,先后屠杀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以及起义“川北民军”的排以上军官。

红四方面军的大屠杀到底该谁负责?我看基本应该是张国焘的责任。张在党内资格太老,不但是建党元老(周恩来曾亲口对他说:“这个党是你建立起来的”),始终是中共领导人,参加过南昌暴动,还是中共党内唯一得过列宁勋章的人。他和毛一样都是桀傲不逊的枭雄,绝不会随意服从中央,所以我看这烂事主要还是他的责任。至于中央对他的肃反功勋是否及时肯定表彰过,还有待于党史学者去发掘。

4)陕北苏区肃反

此事张戎介绍过,可惜在一定程度失实,这似乎不光是史识问题,还是史实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据张书介绍: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
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
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
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
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
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
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
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
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镣,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
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
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
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
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
个替罪羊受到处分。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
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
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
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
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
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这里的大致史实并不错,陕北的肃反确实开始较晚,是1935年初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领导进行的,具体主事的主要是朱理治和从鄂豫皖苏区逃到陕北的红25军参谋长兼省委保卫局长戴季英。

陕北肃反,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原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的矛盾以及各自领导的红26军与27军之间的旧有矛盾,加上新到的实力雄厚的客军25军(军长徐海东)的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引发的。硬要说万里之外的毛泽东早就算定了他率领的一方面军会和红四方面军决裂,逃到陕北去,为此事先深谋远虑地给中央特派员下令,布下那么一枚棋子,只怕过于牵强。

更何况长征进程充满随机性,无从按预定时间表准确行事,朱理治等人和毛“中央”并无电讯联系,怎么才能准确协调两家的动作,确保毛能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喝令“刀下留人”?光从技术上来看,这种阴谋都没有可行性。

再说,高华先生的研究表明,毛在长征期间,其实只夺得了军队领导权,并没有夺得党的领导权。他当时在党内的角色不是领袖而是个实力雄厚的军阀。实际上的书记乃是张闻天,毛自己都在内部会议上说:“那时的书记是张闻天,我当主席是七大的事。”似乎无权过问党务,遥控与之毫无渊源的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去整刘志丹。

最后一个不支持此论的证据是,如果朱理治确实是毛的别动队,那么毛在此后一定会重赏之。可惜朱的宦途并不如意,最后竟然去任边区银行行长的闲职。这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毛当时虽然给刘志丹脱了反革命帽子,但仍然给他留了个右倾错误的尾巴,只是到后来延安整风为了倒国际派,才把刘从垃圾堆里刨出来退洗干净,装扮成“错误路线迫害对象”。与刘同时被捕的高岗步步高升,似乎也不支持张-哈提出的主张。

因此,依愚见,陕北肃反的发生机制和其他苏区一模一样,都是共党革命必然导致的大疯狂,并不是毛的高明权谋。当然,毛释放刘那一手实在漂亮,确实是笼络民心的高招,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在客观上也制止了大屠杀,使得陕北苏区侥幸逃脱了别的苏区经受的血雨腥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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