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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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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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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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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
芦笛
一、“反共八股”，字字血泪
在评介张戎－哈利戴合著《毛》传的文章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先生指责张戎采用了中共惯用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妖魔化毛泽东”，对此我部分同意。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诚有之，只是我用此语的涵义和陈院士截然不同，相似者唯字面而已。在我看来这确实是该书重大缺陷之一，虽然不足以动摇其在现代史学研究上的地位，却妨碍了读者获得对那个邪恶的政治文化历史现象的穿透性认识。这是本文主题，暂且按下不表。
至于“妖魔化毛泽东”云云，我早就说过了：如果张戎“妖魔化”了毛泽东，那么所有的希特勒传记和斯大林传记作者也都“妖魔化”了其介绍对象。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这些人本来就是妖魔，要如实介绍他们的真实面孔，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要“妖魔化”之。这不是歪曲而是事实陈述，不是妖魔反而不真实了。不能因为张戎介绍的历史形象与陈院士心中固有成见相牴牾，就任意指责人家“妖魔化”。难道只有同时介绍毛的“天使／圣徒”那一面，张书才能具有学术价值？如果那一面只存在于陈院士的想象之中，那又该怎么办？去“学术性”地创造出来？
陈院士这种反应，我非常能够理解。想来陈院士既然能当到院士，年龄也不会太小，必然是从二蒋时代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人听够了二蒋那乏味浅薄的“反共八股”，又遭到文化封锁，根本无从接触马列毛著作乃至３０年代的所谓“进步文学”。这种一面之辞机械灌输多了，反倒会刺激起正义感特别强烈、不满现状的愤青们的逆反心理，让他们以为国府宣传乃是弥天大谎，共产党就再怎么坏也不可能是妖魔。其中等而下之者如洪哲胜老先生，竟然还与官方宣传对着干，跑到自由世界后反倒成了坚定的马列主义革命家。
其实二蒋也确有难处。共产主义的可怕与邪恶，正在于其道义优势。它针对社会不公特别是贫富不均的现象，进行旨在撕裂族群的恶毒挑拨，专在热血青年强烈的朴素正义感和愚民的“公平心” 、嫉妒感上下功夫，把这些或善良或不甚健康的原始心态和情绪统统化为仇恨和残忍报复心理，再巧妙地变成政治运作杠杆，煽惑暴民起来造反，由此制造出巨大的全民灾难。
这就是国际共运的最可怕处——它的宣传永远能在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集团中唤起巨大共鸣。凡是保守政权，哪怕是美国那种国家也罢，面对这种道义优势都一筹莫展，只能靠揭露共产政权下的恐怖现实真相使公民惧怕憎恶之。５０年代的美国反共宣传，我看其质量和国府的也差不多，对愤青没有多大说服力。
连西方先进国家都如此，何况是根本不具备识破共党真相的智能的多数中国人？如张戎的巨著指出的，老蒋当年在大陆低估了我党宣传的威力，这才弄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到小岛上去。痛定思痛之后，人家当然要对大陆拉下“竹幕”，让国民只能听到千篇一律“反共八股”，最后是炮制出陈院士这种貌似公允的伪liberal来（顺便说一句，我也是liberal，并非曹长青式右派，但我是《动物农场》作者乔治·奥威尔那样的liberal）。
依区区在下看来，西方这种伪liberal最需要的，是到大陆去，接受我党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送到大陆去，来一个动员。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无限懊丧地发现，原来二蒋的“反共八股”句句是实话，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我党在揭破国府“欺骗宣传”时最热爱使用的“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这其实就是我阅读张戎巨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曾志《一个幸存的革命者》以及国内史学界“四大天王”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后最深的感喟。
文革大批判中最常见的一句话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八个字倒真是对我党最准确的考语。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谁像他们那样，把“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的功夫运用到匪夷所思的化境：明明是他们“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调寄《沙家浜》，略有改动），却把真正的民族中流砥柱国府国军诬蔑为出卖大好河山的汉奸卖国贼；明明是他们在苏区/“解放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后却成了“国民党屠杀人民”、“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最令人哭笑不得而且不寒而栗的是，到最后，这些无耻谎言竟然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伪劣知识分子中变成了无从撼动的历史真实。以致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大汉奸”林思云先生竟然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救了农民”，“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杀了那么多人”！
二、国民党如梳，共产党如篦
传统中国有句老话，道是“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用来形容传统社会的腐败黑暗。现代小青年可能不懂这话的意思。所谓“篦”就是篦子，那其实也是梳子，只是梳齿比常见的梳子细密得多，那齿空大概也就只能容纳一两根头发。古代中国妇女并不经常洗发，代之以用篦子梳头，目的是把头发上的污物和虱子卵“篦”下来（I am sorry to upset you guys, but this was true. Ancient China was very backward indeed）。那个成语的意思是说，土匪抢劫百姓跟梳子一样，梳过后还能留下点孑遗，而官军抢劫百姓如同篦子篦过一般干干净净。
此话用来描述国共两党倒也非常准确。国民党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鲁迅从大清、北洋过来，到了广州后碰上了“清党”，就此给吓破了苦胆，说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杀人的”（关于四一二清党的真相，杨奎松教授已经作了缜密研究，请有兴趣的读者去访问他的网站，看看是不是大众脑袋中固有的那种血腥场景）。
鲁迅糊涂一世，见识了“清党”后，竟然还在推销苏式“解放”，甚至与赤匪相勾结，却到死也没悟出：国民党之所以让他开了眼界，乃是因为从苏联学来了红色恐怖的革命战略，可惜学得远远没有我党彻底。憎恶国民党那苏联劣徒的梳子，因而以为在我党那苏联高徒的篦子身上“寄托了中国的希望”，这种“思想家”，中国还是少出为妙。
张戎巨著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真实，首次比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我党３０年代治下“苏区”的地狱场景，雄辩地证明了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与他们发动的革命战争是造成苏区人民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光是恢复了这段历史的真面目，该书的重大贡献就绝对不可低估。
须知我党的欺骗宣传在大众心目中铸下的成见实在是牢不可破。前段本坛讨论比较国共两党杀人，我说若比杀人，国民党连共产党的一根毫毛都比不上。某些亲共网友义愤填膺，贴出我党的统计数字来质问我，硬要说国府剿匪杀死了多少多少人。如果张书不出，这些人恐怕至死也不会明白真相。
张书明确指出：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
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
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
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
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
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原注：毛死后的
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
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张戎更介绍了我党杀人的演变史以及大规模民众丧生的基本原因，只是脉络似乎不够清楚，在我看来可以总结于下：
１、共匪暴动早期，忠实执行莫斯科指示，推行红色恐怖政策，乱烧滥杀：“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这根本就是无争事实，其实就连官方宣传都间接承认了这点，我记得初中历史课批判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中就有一条：“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此外还可以补充点第一手证据，例如当时中央在《致两湖省委信》中曾明确命令：“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人范围之广，令人读来不寒而栗。
２、因为盲目执行莫斯科的愚蠢指示乱烧滥杀，引起大规模农民暴动，暴民屠杀共匪后又被红军残酷镇压，最著名的就是曾志回忆录中披露的郴县、永兴、耒阳等县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
３、在停止乱烧滥杀政策之后，红匪改为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明智杀人”策略，主要屠杀地富、被俘国军高级军官以及一切拒绝与匪政权合作者。红色政权建立后，匪区化为监狱，所有的居民全部丧失人身自由。凡想逃出匪区者格杀勿论，甚至就连“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如此恐怖统治，造成了自杀成风。
４、“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在国军进攻前，强迫所有居民藏了粮食炊具，封了水井，躲入山中，人为制造民生苦难，间接导致死亡。
５、从屠杀“阶级敌人”进化到疯狂屠杀“阶级弟兄”，亦即“肃反”。这是如今我党唯一承认的一桩罪行。在他们看来，“阶级敌人”不是人，杀之无碍，杀“阶级弟兄”才是错误（这观点其实是赫鲁晓夫发明的）。
６、两军交战造成的战争伤亡。
７、红匪逃出匪区前为了“轻装”，处决了所有囚犯、战俘甚至“不可靠分子”。逃出匪区后受害民众起来呼应国军，残酷报复落在他们手里的中共人员。在中共夺权战争中，此类悲剧反复上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女英雄刘胡兰”因为杀害村长而被村民处决。
以上诸条，张戎其实都涉及了，只是没有我上面总结的那么一目了然而已。大部分事实并不是她发现的，有的事实连长征老战士、伟大的无耻阶级革命家曾志同志都在其回忆录里承认了，但张戎仍有独到贡献，例如毛泽东发明的强制性“坚壁清野”，我过去虽然知道，但竟然从未去想它会给人民带来何等巨大的苦难。在这点上，是作者打开了我的视角。
总而言之，似乎可以说，该书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勾画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个汉奸政权、国中之国的地狱场景，其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遗憾的是，作者出于对毛泽东本人的强烈憎恨，在介绍中共罪行时确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失误。这个缺点其实在《鸿》中就暴露了。我当时看那书（英文版）的感觉就是，作者似乎把共产制度的罪恶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把该运动造成的全民灾难归结于个人原因，却没有看到毛泽东乃是那种邪恶革命运动必然筛选出来的伟大领袖。这不但是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简单理解，而且有失学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态度，这个问题在作者介绍苏区肃反时暴露得最明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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