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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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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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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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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三） (899 reads)      时间: 2007-3-28 周三, 上午2:53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苏区肃反看张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三）


芦笛


下面简单介绍发生在其他苏区的大屠杀。

１）闽西苏区“社民党”冤案

这一血腥冤案紧接着毛泽东主导的中央苏区“反党内ＡＢ团”的大屠杀发生，同样激起了类似富田兵变的“坑口兵变”，只是规模小得多。两者的发生机制相同，都是“强龙”吞并“地头蛇”的权力斗争，但抓所谓“社民党”，比抓“ＡＢ团”（老毛其实才是天下第一“爱Ｂ团”总司令）更令人哭笑不得，乃是最典型的红色幽默。

“社民党”冤案发生于１９３１年初，其时斯大林正和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别苗头，把后者打成了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便通过共产国际给各国支部下命令，要各国共产党掀起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国本非欧洲国家，从无工会传统（亦即列宁重点批判的“工联主义”），更无工人运动传统，所谓共产革命乃是莫斯科强行输入的，上哪儿去找社会民主党去？但主子既然发指示，当然只能凛遵，于是便给下属发命令，要各地“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由此触发了闽西苏区的血雨腥风。

事件之起，始于红１２军在长汀县召开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和罗森堡的大会。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介绍了这俩外国人，说他们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是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在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发动柏林起义失败后惨遭杀害，云云。

这些西洋景，文盲痞子们如何明白？演讲完毕后，某积极分子便率众高呼：“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千多名官兵中，也就只有数十人跟着呼喊了那“反动口号”，以为“第二国际”便是“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共产党。

另一略识之无的积极分子却立即向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密报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肃反委员会立即决定在红１２军１００团中展开肃反，迅速逮捕了呼喊反革命口号的那个愤青，以及企图包庇他的团政委等６０多人，并施以毒刑。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随即下令在全区开展肃反，并宣判处决了红１００团自团长、政委、参谋长以下等３４人。

肃反委员会接着又迅速扩大战果，将清洗扩大到红１２军其他团以及地方党政组织中去，以毒刑逼供，指令受害人攀咬“闽西王”亦即土产红军地头蛇、开创闽西苏区的傅柏翠为社民党首领。林一株还率军去讨伐傅柏翠，傅闻讯后召集手下人马严阵以待。两只红军对峙了十多天。因傅的人枪稍多于林率领的红１０１团和两个县的赤卫大队，林终于不敢开战退走。傅此后即脱离红军，去了福州，只是在红匪长征后才回到闽西老巢。但他也并未变成共党死敌，一直在与共匪秘密勾结，居然也就不被国府法办，直到他在１９４９年率所部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开“起义”。

这些行动都是在“闽西捷尔任斯基”邓发的指挥下进行的，他并向中央及时汇报了闽西发现“社民党”的紧急军情，得到了敬爱的党中央的及时支持。《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根据革命形势的急迫需要，《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及时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绝大部分被梭标刺死、大刀砍死或被活埋的都是参与创建地方党政组织的土共，以及红１２军指战员。地富出身的干部首当其冲，出身不好即足以构成杀头罪名。高华先生披露：

“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
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
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 ”

“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许多五
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
「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这“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的结果，是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便使得那汉奸伪政府成了个空壳子。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 日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承认：“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 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闽粤赣特委则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承认：“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这杀人狂潮终于如富田事变一般，引起了“坑口兵变”。据高华先生介绍：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
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
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
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
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
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
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
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
「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
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
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
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
同时要很快地处决」。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
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
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
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

一直到８月底，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文件批评了“闽西肃反扩大化”，大屠杀才逐渐开始降温。共产党处理这种烂事的方式总是老一套。明明“社民党”整个是子虚乌有的冤案，后来连元凶邓发自己都在1945年承认了。死在红匪屠刀下的无数生灵，到了阎王殿上也整不明白“社会民主党”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但伟光正是死也不会认错的。那“纠偏”公式无非是两条：一曰“扩大化”，亦即并非凭空虚构，杀人是应该的，只是稍微杀过了头；二曰“错误路线影响”，在中央和地方找个替罪羊扔出去。

中央的替罪羊自然先是李立三，后是王明，地方的替罪羊则是“闽西叶绍夫”林一株同志。该同志与其俄国上司叶绍夫的下场一模一样，被戴上“社民党分子”的帽子后加以处决。如同中央苏区打ＡＢ团的先锋李文林被当成“ＡＢ团首犯”处决一般。

那么，谁该为这场大屠杀负责？毛泽东有无责任？高华先生认为，元凶当然是邓发，但张鼎臣、任弼时也该负责。毛则因被免去中央局书记，随后去领导一方面军与国军作战，似无机会过问闽西苏反，虽然他绝无可能不知道此事发生。但因为它和赣西南肃“ＡＢ团”运动几乎平行发生，非常相似，由此决定了毛始终不肯为该案平反。直到毛死后的８０年代，该案才与“ＡＢ团”的冤案一道获得平反。因为时代久远，到底有多少人倒在这场大屠杀中已经无法准确查出。据中共自己报出的数字，至少有６３５２人死在这场大屠杀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党史通讯》，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如上所述，屠杀虽然由邓发、林一株等人启动，但是在中央４月４日下达的指示表示明确支持之后，才进入了狂潮。中共官方宣传照例是把此事赖在王明身上，而高华先生则认为那封信有可能是周恩来起草的，虽然那不过是推测之言，没有什么证据。在我看来，不管是谁起草，当时的中央主持人如王明、恩来、博古等人都脱不了干系。相比之下倒是毛还没有多少责任。

２）湘鄂西苏区四次大肃反

在所有苏区肃反中，这大概是规模最大，最令人发指，为祸最惨烈的大屠杀。

在我看来，这场大屠杀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Ａ、规模最大。

这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湘鄂西苏区肃反杀害的绝对人数可能比不上中央苏区，但考虑到它小得多的面积和总人口数，该区肃反规模大概相对最大。

Ｂ、进行次数最多，延时最长。

别的苏区一般只搞过次把大屠杀式的肃反（屠杀“阶级敌人”不计）。例如周恩来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便逐渐停止了“群众专政”，代之以苏式职业特务机关（保卫局）的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虽然照样制造冤案（例如张爱萍因为演戏宣传“社会主义”就给打成了“托派”），但毕竟再没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大屠杀的人民战争。张国焘虽然也在红四方面军杀得轰轰烈烈，但毕竟也只搞了两次肃反。唯独湘鄂西搞了四次肃反，堪为匪区内的杀人冠军。

因为这两个特点，大屠杀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和土共人员，彻底搞垮了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中承认：

“１９３２年春天至１９３４年秋天。湘鄂西分局贯彻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结果把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都丢了。”

可惜由于中共的压制封锁，至今国内对这场人间惨剧的调查研究还很不完全，更没有准确的死亡数字。我见到的最保守的国内的数字是，红三军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以及7000多名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杀害，加上其他无辜被杀者，总数在1万以上。

另一调查数字则是红三军从原来的四万人被杀到四千人（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还有另一数字则是从原来的两万多人锐减为三千（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更权威的数字来自于贺龙本人的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据时任团政委的杨秀山同志回忆：夏曦最后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实行“重新登记”时，党员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四个人。

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仍似乎不容置疑。

这大屠杀的效果当时就体现出来了。在最后一次肃反中，此前始终明哲保身，听任夏曦胡乱杀人的贺龙实在忍不住，劝道：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这才感到不妥，停止了疯狂杀人，但军队的脊梁已被打断，再没有当年的战斗力了。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Ｃ、高官也不能幸免。

第一次肃反杀了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３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红３军参谋长兼第７师师长孙德清，红６军创始人之一、红８师师长段玉林等。

第二次杀了红７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红３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曾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6军政委的柳直荀。

第三次杀了曾任红６军政委、军长、新６军军长、红９师师长，革命元老兼彭德怀入党介绍人段德昌，红９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边特委委员、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

第四次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红７师师长叶光吉，红７师政委盛联均（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Ｄ、屠杀手段特别残忍。

使用毒刑乃是红色政权的优良传统，各地苏区并无不同。张戎在其巨著中介绍了赣西南打ＡＢ团使用的各种毒刑，那当然令人发指，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闽西抓出社民党的强大侦破手段，同样是各种匪夷所思的毒刑。湘鄂西苏区肃反的别致之处，是它在我党历史上首创了以毒刑收拾共匪高官的光辉范例。肃反委员、保卫局湘鄂西分局长江奇同志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２０多种酷刑，用来孝顺落到他手里的高官。

如上所述，万涛、潘家辰乃是创建该苏区的元老，在第一次肃反中被害。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万涛被捕以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潘家辰的关节全被打断，神智不清，最后只求一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活活打死。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处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段德昌的遭遇更惨，他不但被连续毒打，死前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

这些正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我党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

当然，除了这些特点，湘鄂西肃反也反映了所有苏区肃反的共性，那就是它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斗争。它与发生在其他苏区的大屠杀一模一样，都是中央派来的（如闽西的邓发，鄂豫皖的张国焘，陕北的朱理治）或矫诏代表中央的（如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野心家为了吞并创建苏区的地头蛇而举起屠刀，并与地方原有的派系斗争盘根错结地纠集在一起，使得局势更加险恶。湘鄂西肃反唯一具有戏剧性的是，这场大屠杀竟然是由一个中央派去的愤青夏曦，在得到另一中央代表关向应持中央圣旨的支持下匹马单枪发动的。

湘鄂西苏区最初的创建人是贺龙、周逸群、段德昌、柳直荀等人共同创建的。其中贺与段一直有矛盾，周逸群离奇死亡后（党内猜测是夏曦暗算，但因无证据而drop了case），贺与段关系一直相当紧张，这或许就是贺龙对夏曦、关向应掀起的疯狂屠杀一直百依百顺的缘故吧？

谁该为这场疯狂屠杀负责？我党自然是把这烂事赖到王明头上去。但王明虽在１９３１年１－９月间成了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此后他就到莫斯科去了。湘鄂西第一次肃反始于１９３２年５月，再怎么着也赖不到万里之外的王同志身上去（当然也无法赖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头上去）。如果要查中央的责任，那也只能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恩来。

不过，在我看来，那还是中央特派员夏、关两人的匠心独运。中央当然主张杀人，但以恩来的稳健，似乎不会主张杀到如此蝎虎的地步，他的责任恐怕还是个远离苏区瞎指挥的问题。这现象说明，几乎在苏区同时发生的屠杀狂潮，其实是苏式邪恶共运的必然表现，因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在各地自发出现这种杀人狂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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