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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云儿 泸定桥之战：王彭争功探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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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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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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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两天查阅共方资料，意外地发现，共方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有两种截然对立，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的叙述。
第一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
第二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
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覃应机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再次强调，泸定桥是他们红十三团侦察连拿下来的，不是杨成武的红四团夺取的。下面是我从他书中摘录的一段文字：
....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
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
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
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
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
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
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
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仕务，
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
右侧的高地。
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I 2人，组
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
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
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
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
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文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
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
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
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
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
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
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
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
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
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
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
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
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
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
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
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
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
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
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第62-63页）
根据这段描述，天主教堂、铁索桥、城在对岸等等，覃应机所说的地方为泸定桥无疑。但是他讲的故事，不如杨成武讲的曲折紧张有趣，少了许多诸如打着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的情节等等，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敌情的描述，更与杨成武截然不同。
杨成武早期回忆录，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
覃应机则说，他们早已侦查清楚对岸只是少数地方杂牌部队，所以，夺桥行动从一开始就只安排了12个人冲锋，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就跑了。红军没有伤亡。
相比之下，覃应机的说法，与陈云1935年向共产国际做的汇报，吻合较大。
却说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派遣陈云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组织工作。此后陈云就在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汇报纪录稿长期尘封在共产国际档案中，1996年被发现，后全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汇报中，陈云谈到了大渡河战役中的安顺场之战和泸定桥之战，这是我所找到的有关资料中最早的一份。关于安顺场之战，陈云提到有5个人受伤；泸定桥之战则不同，陈云未提伤亡，描述也比较戏剧化：
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 他们双手抓住铁索
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
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 大声喊道: “好啦, 我们
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0页)
然后再到后来，情况就不同了。红十三团覃应机方面的比较平淡的叙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红四团杨成武方面的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则受到亲睐，被大肆宣扬。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共宣传文字中此种厚此薄彼的区别待遇，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他写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劳都说成是本军团的，只字不提红十三团有什么贡献。
说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长征经历中，“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
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
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此一征文活动，三个月内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编辑，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书，共挑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名《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既然是为了宣传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紧张、越惊心动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篇，成为描述泸定桥之战的首选。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对泸定桥之战的绘声绘色的动人描写，许多都则取材于此。
由于斯诺的再传播，彭加伦讲述的故事，遂成为对外宣传的主调。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是红一军团人员内部不同人员讲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当抵触。最突出的是，宣传科长彭加仑的叙述，又比杨成武的回忆显得惊心动魄不少。例如对岸敌人人数，杨成武回忆录说有两个团，彭加伦则夸大到了“两个旅以上”，红军是以一个团对付两个旅！又如伤亡问题，杨成武的早期回忆，说22个人都冲过了桥，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未提有人伤亡；彭加仑则声称死亡三人，斯诺更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三人在桥上中弹，落入河中。这个问题，直到杨成武1980年代后期写《忆长征》一书时，才改变了说法，称三人阵亡，大约是为了与流行宣传取得一致的缘故。可惜，就在杨成武这个最后的回忆录中，前后叙述仍不一致：前文刚说了22人都过了桥，接着补充说有三人阵亡，过了两段，又说22人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等奖励。
然而，无论有多少不通之处，从此以后，红四团的飞夺泸定桥故事版本，就压过了红十三团的版本。红十三团虽然不服，却也无法扭转宣传大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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