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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平先生就“成功”议题作次对话（二）

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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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7/15
文章: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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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与胡平先生就“成功”议题作次对话（二） (654 reads) 时间: 2006-9-19 周二, 下午9:50

作者：即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之二

为什么要追求成功?这个问题常常被人们误解。大多数人习惯于从当事者的目的这一方面予以解释，譬如，为了获得个人名誉地位或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等等。殊不知这种解释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最根本处。说一个足球运动员刻苦训练是为了改变我国足球运动的落后局面，那对于一个同样刻苦训练的乒乓球运动员又该怎么说呢?说运动员奋力拚搏是为了给祖国争光，将来世界大同了，那又该怎么说呢?问题在于，人们之所以进行奋斗，追求成功，并不是由于某个外在的目标的吸引，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他自身之内的一种驱动。好比爱情。一个人所以要恋爱，并不是由于有了某一个他或她。热恋中的情人容易相信姻缘是前生注定这种说法，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这一个特定的他或她，他们就不会有恋爱。
其实并非如此。你和他(或她)的相识本身就完全是偶然的，因此你和他（或她）的相爱也完全是偶然的，然而你之要爱人这一点却是必然的。追求爱情乃是一种植根于人自身之中的本能和冲动。它必须通过某一个具体的目标才能满足自己、实现自己。外在的目标仅只是唤醒了它、诱发了它，却不是产生了它、造就了它。追求成功也大致是这样的。我们不仅要从当事者的目的这一方面予以解释，更要从当事者的内在动力这一方面加以理解。这就是说，人类天生是向上的，天生是要奋斗、要追求成功的；至于他为自己确定的具体目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那则取决于他所在的环境等等。无论什么样的外部状况，也不能给一个本身缺乏成功意志的主体规定好奋斗的目的，相反，一个自身具有充溢的追求成功的意志，总是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奋斗目标的，不论其所面临的外部状况是怎样的千差万别。

【程：先生，你承认各人都可有不同的追求。并认为追求向上，追求爱，等等是人类的一种内在本能，因为有了这种本能才会有追求成功的冲动，才会有确立成功的目标，我同意先生的这些看法。但是，从前面的先生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认为只有名利、权位才是能导致成功而值得追求的目标，其他目标都与成功无关。这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我以为，除了名誉，地位，权力外，一切与名、财、情、道德有关的都能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达到这样的目标都可以是人生的成功。真正个人的成功与他人的评论无必然关系，除非如胡平先生，你那样将成名作为主要追求目标。】

【胡：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有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之嫌呢?否。唯物主义不是外因论，唯物主义决不否认意志的存在和作用。所谓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的谬误在于它把意志当成没有物质根基的独立实在，而我们则强调入的追求成功的意志完全是人体，其中尤其是人脑这种物质的产物。另外，由于追求成功的意志必须外化，所以外部环境、外部状况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人能想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各种各样的奋斗目标，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有的能够实现，有的未必能实现，这些也是无须多说的。

【程：胡平先生，虽然你的这番说话已经离题很远了。但我还是很愿意与你讨论一下。就哲学流派而言，唯心主义把意志当成没有物质根基的独立实在，固然不能赞同，然而，唯物主义将物质看作可以脱离精神的独立存在也难以接受。如果没有意识的存在作为根基，人脑能作为一种能思维的物质存在形式而存在吗？思维与人脑是相依而存的共同体，根本就无主次之分。更何况，物质是指各物质形态的总体而言，人脑只是某一物质形态。故精神与物质按唯物主义的论述也应该不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根本就不适合作为一对哲学矛盾来讨论。除非你认为精神是一切物质存在形态都具有的特性。
唯物主义认为精神是人脑这一物质形态的产物。而我认为精神是人脑的一种特性。所以，说有了人脑才有思维固然不错，但没有思维也称不上人脑也没有错。这就是人脑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在马列主义的哲学中，其实人们无法找到真正与物质相对立的哲学概念。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论述并不符合他们所宣称的辨证法原则。我以为唯物，唯心都有违辨证法。唯物与唯心本只是不善于辨证思维的人将人脑与思维作机械切割的产物。马列主义的所谓辨证唯物主义更只是为了推动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但又不愿放弃他们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将唯物与辨证作生硬拼凑的产物。我已经在2000年所写的《物质与精神不是哲学的基本矛盾》一文中，对辨证唯物主义作了详细的质疑。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在《罕见论坛》中搜索“程蕾”可得。】

【胡：生活中常常会见到一些不思进取的人，我们都批评他们是「意志衰退」。这个批评实在太准确了。自满为什么是个缺点，因为能自满必然意味着心不够大、志不够高。所以，一个血气旺盛、志向高远的人总是忧虑的。辛弃疾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很多人深以为然，其实并不对。恰恰相反，正是少年时代的愁思才最为深广。成年人的忧愁大抵有着明确的抽象，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缺乏什么，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局限，他懂得应当如何去争取，至少懂得怎样去逃避或解脱，更何况他必然有着种种事务分心，不拘它们是高尚的还是庸俗的。少年的愁思却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大海，是一道深不可测的黑渊。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忧愁，难以名状却又无处不在。它不是为着任何具体之事，而是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生，它是真正的、纯粹的忧愁。诚然，少年时代的忧愁并不怎样令人痛苦，甚至往往是一种享受，因此常常被有些成年人视为一种无病呻吟或自作多情，而拙劣的艺术家们则一味地给青春涂上简单明艳的色彩。他们只知道少年时代最富于生命的活力，最富于美好的憧憬；但是，他们忘记了，忧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正是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它最强烈。至于说年轻人的美好憧憬，那一方面在他面前展示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又是一无所有。选择的困恼是最大的困恼，那好比画师对着空白的画纸，举起画笔将落而未落。相形之下，成年人的忧虑不是要轻淡一些吗?他固然失去丫很多可能性，但毕竟获得了一些现实性或确定性。
比起成年人来，少年人才是真正无所依傍的。假如说每一个情人都是诗人，那么每一个少年都是哲学家：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向往成功，希求完美，因而总是摆脱不了忧虑和困惑。至于成年人，他们要么已经有所作为，从而使那颗不安的心灵日趋宁静，从孔子关于「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以至「五十而耳顺，六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叙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位大思想家一生最忧虑困惑的时期正是在他的青春时代。另一些成年人，则已经流入乎庸，早把昔日的愁思烦恼丢弃一边，听任琐事的泥潭淹没了自己。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忧愁才最富于哲理的意义，而那种青春热血的奔流便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基本动力。

【程：胡平先生，时时检视自己的心志是否高大是很必要的。但轻率地指评他人的心志高低就很不妥当了。因为世人志向各异。先生要为之奋斗的社会制度，便不会是唯一可取的制度。先生要将建立你认为的最佳制度看作他人必须要为之奋斗的目标，非如此就是志向不高的愚氓，那就不无问题了。这也正与先生，你崇尚的民主意识相违背。所以，无畏地追求自身的目标，高分贝地宣传自认目标的崇高性并无不可。但任意地指责、取笑、贬低、他人的目标就与你的民主理念相背道了。我们有许多道德标准其实是供人们自省而用，但是，往往被人作为指责他人的口实。我见此现状总有些说不出的无奈。在听了先生描述志向的话大致同意你的描述，但也由此对以前所读的先生其他大作产生了上述的联想，所以谈了些我的想法，供先生参考。】

【胡：五
冯友兰先生谈到过人生成功的三种因素：才能、努力和机会。他认为有三种类型的成功：一、学问方面的成功，有所发明或创作，如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等。二、事业方面的成功，如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事业家等等。三、道德方面的成功，在道德上成为完人，如古之所谓圣贤。这三种成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立德（道德成功）、立功（事业成功》和立言（学问成功）。按照他的分析，这三种成功的性质既然不同，它们对于才能、努力和机会这三个因素的要求也就不尽一致。
大致说来，学问方面，「才能」占的比重较大，事业方面，「机会」成份占得较多，而道德成功，则主要地取决于努力。我们不能说「人皆可以成李杜」，因为一般人没有李白杜甫的天才，再努力、再有运气也不行。我们也不能说「人皆可以成刘邦、李世民」，因为倘若遇不上那种风云际会的时机，一个人再能干、再努力也不行。但是，我们可以说「人皆可以成尧舜」，这里所说的「尧舜一，自然不是指作为政治领袖的尧舜，而是指作为道德完人的尧舜。当然，立德与立功立言并不是截然区分的，一个立言的人在立言时，也可以立德。譬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在成就丁伟大的科学发现（立言）的同时，也成就了伟大的人格，也就是同时立了德。一个立功的人在立功时，也可以立德。譬如一些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为了人类解放建立了丰功伟业（立功），同时他们的光辉品质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因而也是立了德。所谓立德，固然不必立言，也不必立功，但那决不是说可以什么事都不做。立德也是必须要做事的，而且必须要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同时还必须极其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去做。只不过可能由于他的才能有限，并没有搞出什么前无古人的大发现大发明，或是时机不巧，未能在事业上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已。
冯友兰先生的这番议论当然是很有意思的。毫无疑问，在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成功中，「太上立德」，也就是道德上的成功是最高级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平时也都说，英雄的事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乃是从这些事迹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这里的「精神」就是「德」。
需要强调的是，道德上的成功虽然不必非有事业上或学问上的成功相伴随不可，但它必须有所倚托，「精神」必须外化方能证实自己的存在。黑格尔曾经正确地批评过一种所谓「道德完人」的理想，因为这种道德完人只知道关心自己，把「稍有理性的人都不会重视的微疵小瑕看得无比重要」，到头来反而把「关心公众和怎样为公众服务」这种大事轻置一边。这好比一个医生，放着成羣亟需解除痛苦的病人不管，却在那里关起门来搞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此类荒唐现象在极左路线横行之际真是司空见惯。与此相似的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爱歌颂那种逆来顺受式的善良，以为唯有这种善良才是最纯粹的善良。在一个刚直强毅屡遭非议的地方当一个人人称赞的好人实在也不难，只消做到以下两点就行了：善良而不勇敢。殊不知真正的美德永远是柔中有刚的。道德成功的美称绝不属于任何羔羊家兔。道德成功需要付出极大的英勇努力。这种英勇，正如黑格尔所言，并不是要对着那些「微疵小瑕」纠缠不已，而是要体现在对邪恶的奋力抗争和为公众的热心服务之上。英国大诗人米尔顿说得好：「我不能颂赞那种不能经久、与世隔绝、既没有受过锻炼、又不能发生声息的英勇；她从来不冲出去和敌人照面，却在一场争取那不朽花环的艰苦的竞赛中偷偷地溜跑了

【程：胡平先生，我认为冯先生的三立其实并非“人生成功的三种因素”而是人生的三大活动领域。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制定自己的行动目标，而不是将这三点作为检验成功与否的标准。胡平先生，你还是将英雄与成功等同起来了。
只有将成功的标准，裁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欺人容易欺己难，自知没达到预期目标，而获得了他人授予的“成功者”的桂冠，只能满足某些人的虚荣。明智者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只会精益求精。相反，面对别人的嘲笑，真正的强者也必能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确立了正确的成功观，胡平所提到的种种忧虑也就不复存在了。】

【胡：六
一方面，事业上或学问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成功常常有相通之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固然未必都是道德上的完人，但只要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的发现是重大的，那么，他们的成就也就必然具有正面的道德意义。对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某些弱点乃至过失横加指责，并以此为由来抹杀他们的突出贡献，其实是嫉妒心理的表现。为什么有些道学家招人憎恶?为什么在那些一味强调精神修养的地方往往搞得很虚伪、很贫穷，原因就在于此。美德很容易冒充，而事业或学问的成就却是硬碰硬。注意到这个特点，或许有助于使人们少受愚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事业或学问的成功和道德成功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尤其是所谓事业成功，有时竟可能与起码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驰。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事业成功，不能以成败定是非，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程：胡平先生，你在开始时说，“其次，根据辞典的定义，成功与否仅仅涉及到预期目的的是否实现，并不涉及这种目的本身的性质。按照这一定义，一个窃贼偷走了别人的东西而未被查获，他就是获得了成功。显然，这种成功决不是我们所提倡追求的那种成功。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来看待成功这一概念呢?” 似乎对辞典的定义并不赞同，但在此先生又确认成功的事并不一定符合道德要求。是否有些自相矛盾呢？再则，今日你是否存在在评论历史人物时以道德标准来否定社会业绩的倾向呢？】

【胡：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种由来已久的混乱。不少人习惯于认为，一桩事业的成败即是衡量这桩事业正确与否的标准。事业成功，表明认识符合于实际，因而便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不难发现，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会遇到很多麻烦。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失败了，莫非就证明这场起义是错的吗?有人补充说：正确的事业有时也会失败，但最终则一定会取得胜利。可是，单单是承认正确的事业有时也会失败，那本身就推翻了用成败论定是非的这条普遍命题。此其一。第二,引入「最终胜利]个概念来弥补也没有多大用处。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无限发展的，没有终结之日，那么所谓「最终的胜利」一类说法就完全没有着落。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阶段性着眼，那么每一阶段的最终结果显然也并不是都合乎正义的，比如说，奴隶主统治虽然「最终]垮台了，但奴隶起义却到「最终]也没有胜利。
导致混乱的原因在于，很多同志不曾注意到「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不懂得「是不是」与「该不该」的区别。成功，何止表明预期目的的实现，它并不表明这个目的自身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非善恶的评价属于价值领域，它超越于成功与否这种事实领域之上。「正确」一词其实有两种意义：事实判断上的意义和价值判断上的意义。奴隶主统帅既然成功地镇压了奴隶起义，表明他的军事计划是正确的，这种事实判断的正确性我们也必须承认；但是对于这场镇压行为本身，奴隶主阶级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却认定是错误的，这里的「正确与错误]就属于价值判断。否认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必然会得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结论，那实际上便是抛弃一切道义，拜倒于权势之下。
追求事业成功是一种好的愿望，但它不是无条件地好，除非我们所期待实现的那个目标本身是正义的。虽然说事实与价值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仍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我们不应该在追求事业成功的掩饰下，背叛崇高的价值准则。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励人们清静作为，尽管说比起无所不为来，洁身自好也要高过一筹，我们提倡的乃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奋力进取。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人生，那种顽强而光荣的失败都有着更高的价值。在思考成功问题时，记住这一点也许是至关重要的。】

【程：胡平先生，你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其实只要明白，对成功与否的判断与对正确与否的判断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两类判断的道理，问题本来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先生唠唠叨叨地说这么一大段说明你就是未能明白这一简明的道理。倒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先生认为非正义事业的胜利不能认为是成功，而正义事业的挫折不能被认作失败。正因为先生认识上存在此种混乱，最终丧失了对成功与否的判断能力。这也是在当前中国政治活动家中普遍存在着的偏差。你们总把自己的事业的失败说成“虽败仍荣”（这尚可以），进而渲染为“虽败实成”，永远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以种种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失败。这原为的是欺人，但正如我前所说，成败是自己的事，要欺人不承认失败实际上是欺骗了自己与同志。不摆脱这种认识，必定一败再败，不能自拔。】

待续

作者：即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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