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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草包堂第四讲：古人的“学问”是嘛玩意儿？（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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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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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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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西山草包堂第四讲：古人的“学问”是嘛玩意儿？（四）
芦笛
聪明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尽管孔教特别是宋明理学毫无学术价值，但就是这种“学问”铸就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变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成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制造出了一代又一代“以义毁国”的徐桐们，至今还在方兴未艾。尽管大多数现代人根本不看或是看不懂大儒们的屁话，但他们的反应定式已经渗透入国民的骨髓中。这就是所谓“集体无意识”，用大白话来说，也就是全民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射。
最主要的本能反射，就是上文介绍的程老夫子所提倡的，决定重大国策的出发点只能是“以义不以力”。
在孔子特别是理学家们看来，政治乃是某个至高无上的道义原则的展开，所谓理想社会就是那道义原则的最终实现。如果现实政治符合那道德原则，那就是所谓“邦有道”或“天下有道”；如果违反了那道德原则，就是所谓“邦无道”或“天下无道”。仁人志士们要作的，就是追求这道德原则在现实政治中得到完美实现。为了这个神圣目的，应该坚决无视现实，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后果，否则就是可鄙的“以力不以义”。
上文所举孔子力主伐齐的例子，最充分地表明了孔教这一“思维”方式，提示了徐桐是怎么炼出来的。自桓公称霸以来，齐国就一直是强大的“万乘之国”，而鲁国极度弱小，从来是被强邻齐国欺负侵略的对象，而今孔子却向鲁哀公建议去讨伐齐国，不过是因为齐国的某个贵族把国君杀死了，破坏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君臣大义！
这种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的蠢事，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干，然而据说是聪明绝顶的圣人就是有本事在沐浴之后，郑而重之地向国君提出来！其所以如此，乃是考虑决定国事时必须“以义不以力”，绝对不能作功利分析，让国家趋利避害。只要国策符合自己认定的至高无上的道义原则，哪怕引出再大的灾难后果也是应该的。
这难道不是徐桐同志的治国原则？大众只看见他那“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的触目笑话，却忽略了他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怂恿支持老佛爷为了捍卫“爱新觉罗家事不容外人干涉”的神圣原则，毅然以卵击石，向万国宣战，使得清朝因巨额赔款而民穷财尽，最终导致辛亥丑剧出台，而他之所以这么作，完全是出自驱使至圣先师力主“以鲁伐齐”的同一原则，乃是圣人不折不扣的最坚定、最忠实的好学生。
由此不难看出为何传统教育能把“学问”和“智力”成功地对立起来，使得书院和学校变成了世上产量最高的白痴养成所。那根本原因就是我早就一再指出的“义令智昏”的祖传把戏。孔教（特别是后来的程朱理学）认为，功利与道义水火不相容，君子只能“务虚”，不能“务实”。谁越精通这种不讲利害、无视现实、只追求完美道义的“义理之学”，当然离common sense也就越遥远。这就是传统“学问”专门炼制白痴的秘诀所在。
再聪明一点的同志立刻就能看出，时至今日，大大小小的“徐桐”仍然在每时每刻以社会大生产的规模制造出来。南宋不必说，南明不必说，晚清也不必说，甚至３０年代不顾国力、无视匪祸猖獗 、去“逼蒋抗日”、因而闯下无从弥补的大祸的爱国愤青也不必说，只需看看去年慷慨悲歌登台表演的朱成虎将军就够了。和他比起来，老徐算什么？曾不如太仓之一粟！
的确，人老徐首倡用人民战争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毕竟还有充分理由在：列强听信了国际公关先驱康梁的一面之辞，认定老佛爷是顽固派，光绪皇帝是改革派（这里顺便插一句，同情中国在野势力或流亡政客，讨厌当权派，似乎自近代以来便成了鬼子传统。流亡政客们不但首先将国际公关引入中国政治，使得不懂这套的朝廷吃尽苦头，而且自晚清以降，一直在国际舆情争夺战中占上风。中共合全国之力，竟然斗不过一个文盲小号手李老师，令人笑掉大牙），因而屡次制止慈禧废黜光绪。哪怕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也是粗暴干涉内政。何况主战派还捏造出列强令慈禧归政于光绪的最后通牒来。老佛爷为此决定拼个鱼死网破，这从当时和现在的道义来看都无可非议。
百年后，老朱毅然决定牺牲全民性命财产，又是为了什么呢？只不过是因为美国妨碍了１９４９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侵略吞并早在１９１２年就成立的中华民国而已。这说得过去么？以举国无噍类为代价（西安以东全部国民消散于蘑菇云中，西安以西国民在“核冬天”中死得惨不可言），捍卫的原则却根本不能成立。这种摩登徐桐，当真是应了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
令人震骇的是，许多现代中国人能看出徐桐的可笑，却看不出朱将军连徐桐都不如，竟然将此丧心病狂的民族蟊贼当成民族英雄欢呼。不仅如此，就连知道谴责朱将军的有识之士，也看不出他和老徐的传承关系，硬要说老徐不过是各国均有的泥古不化的个例。待老芦为他们拨云雾而现青天，这些愚昧同志非但不知感激，反而要笑骂芦青天是毛泽东余孽！您说称中国为弱智之邦，难道还不是实至名归？
更令人丧气的是，除了老芦之外，至今竟然无人能看出，从伟大领袖毛泽东直到伟大导师胡平，尽管旗帜截然相反，其实全ＴＭＤ一直在孔圣人、朱（熹）贤人的手掌心中折腾，而且各派民运垃圾至死也无望冲出佛爷五指所化的五行山去，哪怕是芦某为他们扯下了那张揭帖也罢。
在能“观其大略”的上智如芦某人看来，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其实一直在分毫不错地踏着圣人的脚步走。“政治就是道德原则的展开，理想社会就是那最高道德原则得到完美实现的社会，为了实现这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应该坚决无视现实，不惜一切惨痛代价”，一直是从孔夫子直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坚定共识。这其间，变幻的只不过是“城头大王旗”而已。
在儒教看来，那“道”就是君臣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在毛泽东看来，那“道”就是马列毛主义；在“民主”白痴们看来，那“道”就是美式民主。所以儒家的“天下无道”，就是君臣大义被颠覆的乱世；毛共的“天下无道”，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不实行马列毛规定的“社会公正”原则，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劳苦大众却备受欺凌掠夺；而“民主”白痴们心目中的“邦无道”，则是中国没有实行美国式民主社会奉行的道义原则。
不管心目中的“道”怎样针锋相对，各派志士要做的，就是拨乱反正，按他们主观认定的道义原则去重建国家。为此必须无视现实，不惜一切代价蛮干到底，否则就是“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就是“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胡平语录），就该被志士仁人们理直气壮地骂为“投降派”、“奴才”。
这就是晚期毛共的治国原则。毛泽东在掌权前还不失为灵活的务实政治家，根据现实条件制定夺权战略决策，并随时根据实情加以调整。但掌权后他迅速为权力毒化，越到后期越迷醉在过去的成功里，变成了彻底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之所以发动文革，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觉得务实的党官僚们背叛了他心目中的神圣原则。
老帮菜应该都记得，刘少奇的一个重大罪名就是“三和一少”，亦即与帝修反和平共处，少在国际上兜揽是非，去支持那些和老美对着干的落后国家，以此逐渐打破当时中国陷入的四面楚歌的极度孤立状态。
然而这却违反了毛“反帝反修、得罪一切可以得罪的强国”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第一原则”。他于是毅然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所有老成谋国之士统统成了阶下囚。越到晚年他就越是走火入魔，竟然认同了“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在基辛格向周恩来提出由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建议时，周只因未当场拒绝，便被毛指责为“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的“投降派”，“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几被活活整死。四人帮之所以邀了圣眷，那就是因为论“坚持原则”，谁也比不过他们。
这种绝对超脱于世俗成败利害考虑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一代代传了下来，从孔子而毛泽东，从毛泽东而胡平，长流水，不断线，以致“民运理论家”成了“摩登理学家”的代名词。
在“民主”白痴看来，民主不是人民内部利害斗争的妥协产物，而是某个“第一原则”的物化。他们信奉“民主”，正是迷醉于这种根本不存在于现实政治中的“绝对正义”。因此，他们反共，不是因为中共统治终将给全民包括中共自己带来巨大灾难，而是因为独裁统治违背了他们的“第一原则”；他们亲美，乃是因为美国就是他们想像中的那个“绝对正义世界”，而不是因为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中国利益。
反过来，亲共派的“民族大义”也完全超脱了世俗成败利害的考虑。他们疯狂反美或反日，并不是为了中国国家利益，而是因为那是“民族尊严”的表现。因此，只要能让他们觉得扬眉吐气，便给国家利益造成极大损害也是应该的。就是因为符合这种愚不可及的国情民俗，土匪将军朱成虎、痞子外长李大牙等人才能以专门用恶言毒语和粗鲁举止破坏邦交、损害国家利益而哗众取宠，成为人民心目的明星。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倒共派与拥共派乃一丘之貉，同为徐桐大学士的忠实传人，每日每时都在身体力行孔圣人“以卵击石不但应该而且光荣”的“第一原则”，也不难看出中国变成伪善之邦的机制何在。
这其实是旧话了，早在《优伶之邦》中说过：许多中国人都是人格分裂患者，在宏观上丧心病狂地作坑国坑民秀，在微观上精明做人；在宏观上慷慨激昂，义薄云天，在微观上蝇营狗苟，无所不为；在宏观上趋祸避福，趋害避利，在微观上趋福避祸，趋利避害。
这一事实，说明国人其实并未真正被传统腊制为白痴，而是巧妙地利用了这背时传统为自己谋利。大众从小就本能地知道，谈论国家大事时你若不慷慨激昂，扮演壮士，卖弄“气节”，那就只会被一致谴责为懦夫。而如果你在个人生活中假戏真做，对领导讲“气节”，那完全是自取灭亡。因此，要在这种虚伪社会中活下去，当然前提就是实行上述宏微观上的“人格分裂”。
准确地说，那其实是“价值观分裂”：治国白痴（如徐桐、毛泽东）或疯子（如朱成虎）或痞子（如李大牙）因为符合大众心目中早已确立的“第一原则”，必然要受到大众衷心欢呼，所以大家在宏观上一定要扮演满口大话疯话的白痴、疯子和痞子，而在微观上则一定要按生存本能行事，专干溜须拍马、胁肩谄笑、捧上压下的卑鄙勾当。
这其实也就是老芦不幸堕落为“奴才”的原因。本人的“价值观的二律背反”恰好和大家反了过来，宏观上强调现实利害，微观中坚持气节操守。如此和主旋律对着干，当然要被左中右各派齐齐视为眼中钉。
例如针对民运垃圾的“全民起义”的丧心病狂主张，我毫不客气地告诉大众，在现代条件下，武装反抗中共完全是以卵击石，在一连武警面前，一万暴民也不过是一堆肉。这在那些垃圾看来，当然是彻底背叛了“人民有权推翻暴君”的杰佛逊教义，当然就是“共奴”、“奴帅”。
又如胡平根据“耻食周粟”的“第一原则”，辱骂与我党合作的国内知识分子。我针锋相对，告诉大家民主自由的起码原则就是“不强加于人”，谁也无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大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趋利避害乃是最起码的人权，轮不到毛泽东、胡平式的“民主民师”来指手划脚甚至侮辱他们。如果胡平发誓推翻我党，那只是他的个人决策。他可以做的，只能是回国去实践自己的神圣誓言，无权辱骂不按他的指挥棒行事的人民。这大实话当然又招来满天唾沫大雨，让老芦再一次当了“奴隶芦笛”（文盲阿，应该是“奴才芦笛”）。
再如在《老万为什么不回国》一文中，我质疑了郭罗基拒绝写悔过书，因此未能赶回去给老母送终的作法，对“忠孝不能两全，为忠舍孝”的作法表示怀疑，说我自己如果遇到这种绑匪式讹诈，那你要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免得慈母辞世时自己未在身边而抱恨终天。要骂共党，等丧事完了出来后，再可着嗓子骂便是。人吴弘达不就是这么干的么？又有哪个老美笑话他没有气节？跟土匪讲什么气节？这大实话立刻又招来“蠢Ｑ战国”的长篇侮辱，说我奴才成性，当然无法理解别人的高风亮节（顺便说一句，这人的理解力之低下，连我这曾经沧海难为水之人都不免吃惊。当初我写了悼念刘宾雁老的文字，他竟然认为我侮辱刘老，全不知遗属非常喜欢那文字，要把它选在纪念文集中）。
另一方面，因为力主中美亲善，共存共荣，我从拥共阵营遭受的侮辱并不下于来自倒共阵营的。Once again，我荣任“美国奴才”，只不过是重复了大家从小就从家长那儿听到的谆谆教诲：“千万要和领导搞好关系，不然就要吃大亏。”我的话与诸位家长长年教育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领导”不是诸位的顶头上司，而是中国的顶头上司美国而已。
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诸位为何在身体力行家长教诲、无微不至地巴结顶头上司时毫无愧悔，而我只不过是把这一原则应用到世界水平，就要成了“无耻奴才”？我至今还记得拙作《从万润南回忆录看周恩来、林彪和胡锦涛》贴出后，某爱国同志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其实我说的不过是凡敢睁眼的人都能看见的事实而已：
“中国本是东亚病夫，处处要仰承东西洋鬼子鼻息，若想维持共党统治就更是如此。如果是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那当然节骨眼上决不能含糊。可TMD谁曾见过这种超级痞子，毫无必要、毫无来由，不过是为了逞个人口舌之快，卖弄自己的‘民族气节’和满腹‘机智’，就放肆地轻佻地侮辱重要邻国，招致人家报复，让中国的实际利益因这种痞子秀受到重大损害，敢问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祸国外交部长么？”
其实若论个人操守气节，本人敢说一句，能和老芦相比的中国人，恐怕真没几个。我这“奴才”和诸位非奴才的区别，上面已经说过了，只在于气节的应用范围不同。我只用来砥砺自己，并不拿去要求别人，遑论国事，而诸位发扬孔子传统，专门用于国事，从不用于处世为人。最典型的便是东海先生，他一面以和毛共退休将军来往为人生至荣，一面在网上慷慨陈词：“做什么也不要做中共的官！”
连消极贤甥都注意到了这点，他在我《欢呼芦笛基金会终于正名》的文章后面跟帖，说我表面反传统，骨子里其实浸透了酸传统。我当即告诉他，本人乃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的确，论个人气节操守，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基本做到了孔夫子的要求。
但在宏观分析中，我从来从现实出发作功利分析。这道理是个真有良心的人都该明白：个人讲气节操守，因此引来的损害只限于自己，但要别人甚至全民不顾代价去以身殉原则，那就只有政客那种特殊的卑下动物才会问心无愧了。
因此，我反对专制，拥护民主，主要还是因为专制政体缺乏民主政体特有的功利优越性，毫无能力缓解消除社会危机，而且在今日世界中难乎为继，迟早要垮台，于是就必将在垮台时释放出积累下来的无量仇恨，将全民打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并不是因为民主制度的道义价值引动了我无限的审美沉醉。
类似地，我无耻放弃民族尊严，甘作铁杆亲美派（等于或大于汉奸），并不是误以为美国就是我那苦苦上下求索找到的“绝对正义的世界”，而是因为中国要变成发达的文明国家，全得靠老美超度咱们出苦海。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而且为中国和平演变所必需。以东亚病夫之身，还要不自量力和人家较劲，就只会有当年癞蛤蟆要与大牯牛比大小、丹田运气把自己绷炸了的悲壮结局。我这大俗人对这种“悲剧意识悲剧精神”实在兴趣缺缺。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孔教最致命的弱点，是它把只能用于微观的道德要求放大到宏观中去，把个人的行为操守，放大为对国务家乃至全国行动时的行为规范，毫不考虑坚持“原则”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由此铸定了全民坚持至今的宏观价值观（也就是我过去多次抨击的“道德宇宙观”）。正因为它毫无现实可行性，这才使得人民必然要在微观实践中抛弃之，却把它留在不会给个人立即带来灾难的政治领域里，由此导致了上述“二律背反”的荒谬现象。就是这“宏观作戏，微观作人；宏观用肾上腺，微观用脑”的下滥传统，给中国带来了接二连三的重大灾难。
其实老孔本人就是这种“二律背反”的奉行人。他自己承认：“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意思是说，如果邦有道，那么言行都要高洁（“危”是“高”的意思，并非“危险”之意）。如果邦无道，那么行为不妨高洁，但言论就要小心谨慎（“孙”就是“逊”），免得因说大话疯话，给自己招来杀身大祸。可见连他都认识到自己那“第一原则”的迂腐，并设法在微观实践中加以弥补。
孔教作为中国最重大的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既往中国的历史航程。如何合理继承这一遗产，也就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最大难题。我认为，咱们应该作的，是使这套道德教训回到它早就应该去的地方，也就是变成国人为人处世的微观原则，但不能再继续作为指导治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奴隶芦笛”继承文化遗产的方式，才是common sense生出来的宁馨儿。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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