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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说说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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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说说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ZT)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文章标题: 说说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ZT) (545 reads)      时间: 2006-8-08 周二, 下午9:30
作者：peacemak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章提交者：一针见骨 加帖在 猫眼看人

眼下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不少，就对“文革”的态度而言，似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文革”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有其合理的一面，有进步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对腐败的抑制以及发扬民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因此对“文革”不能笼统地全盘否定；另一派则认为，十年“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难，对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这笔旧帐，中国将无法在新的发展道路上轻装前进，“与时俱进”也将成为一句难以实现的空话。

本人在浏览了这些有关“文革”内容的网帖后，发现发帖诸君（也包括为数众多的跟帖网友）大多是中青年人，文章内容多半是“议”和“论”；虽不乏举例，也大部分是引用一些他人的资料，而直接描述自己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帖文则很少见到。由于缺少当事人的“现身说法”，缺少对当年发生的事情的真实记录，故而目前网上有关“文革”的帖文，大多显得内容空泛，缺乏说服力，让人读后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中青年网友，由于没有亲历“文革”，本来对“文革”的了解就较模糊，于是在当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革观”面前往往莫衷一是，看来看去，最后还是“一头雾水”。

本人作为一名“文革”亲历者、“一打三反”运动的直接当事人，在劫后余生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同其他千千万万当年政治运动受害人一样，均已渐入垂暮之年。这些年来，那些政治运动给我们留下的终生身心损害，特别是精神摧残带来的后遗症，隨着年龄的老化，我们的痛感日愈强烈，然出于种种原因，大都默然饮恨，无可倾诉。近年来，在老友“资格龙”及另一小友敦促之下，并经此二君之热心指导，本人成了一名花甲网民。最近从网上浏览得知以上所述的各种“文革观”后，禁不住感触万千，本以为那些尘封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早被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所掩；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的追求巳为横流的人欲所取代，不想还有如此之多的“好事”诸君——尤其是从未身临其境的中青年辈——居然对那段历史如此饶有兴趣，津津乐道。这使得本人在略感意外之余，忍不住产生一种冲动——一种要把三十多年前那段本人亲历的历史原原本本复述出来的冲动。年、月、日的消逝，我们也越来越老了，如果仍旧一如既往地沉默，让那些我们所经历的铁的事实继续被历史的灰尘越埋越深，最终随风而逝，且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不负责，最对不起的恐怕就只能是自已了。

正是出于这种攷虑，我写了本文。

下面的叙述，以“事实”为根据，以真实性为铁定准则，我的行文以平铺直叙为主，毫不追求“文采”，我只是要忠实地还原出那段历史，其它别无计较。正因如此，文中所有主要当事人名，一概不予隐饰；所述内容及相关人事，在南京市公安局所存档案中均有据可查。

首先自报家门：方子奋，男，1941年5月24日出生，现年65岁。高级工程师职称，2001年退休在家。

“文革”期间，本人是南京市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案、“李立荣”案的要犯，同时又跟“张明才”案、“曹汉华”案（曹案由江苏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有重大牵连。上述四案的首犯张稼山、李立荣及其母林舜英、曹汉华等四人都是本人好友，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全部被处决。我本人则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9年9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确定本案及以上其余几案全属“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本案平反判决的根据是“经查，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我的两份判决书原件现存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号分别是“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87号”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87号”。

由于当时本人涉及好几个“现反”大案，有关本人的档案材料，估计有二百万字之多；1979年复查时，办案人员捧出厚厚一摞档案，叠起来竟有热水瓶那么高。其中除本人的材料外，还包括大量“同案犯”的材料，由此可大致看出本人“案情”之复杂、“同案犯”之众多。在这些纷繁的人事中，每个“同案犯”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在今天看来无疑就是一个故事；要我全部写出这些故事，不用说是很困难的。我只能拣其中最突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且又为我最了解的几个事件进行描述，余者将另文发表。

这里说的是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

本文叙述的“反革命世家”，是当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称之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个“反革命”家庭。所谓“世家”，即意味着该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以上从事某种职业，代代相传，子继父业，一脉相承。过去人们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无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这里的“反革命世家”，同样是指前辈为“历史反革命”、子女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区慧园里有一栋残败的小楼房，几十年以来门牌一直是6号。里面住着一户李姓人家。原户主李剑文已于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现太平南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之故，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去了南京东流农场当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刘长兴面馆紧邻的一家早餐店里做大饼、炸油条。次女和幼女，一个在锉刀厂当工人，一个在读中学。另外还有个大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已去台的李剑文，早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会同另外三个同窗好友一起回国。这四个青年留学生中，李剑文和另一同学出于亲戚关系（按：李剑文是李宗仁先生的远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队，另二位同学则参加了共产党。李剑文到李宗仁麾下后，曾先后任安徽无为县县长、凤阳县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政声极好。由于同情共产党，而且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的忙，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并被列入处决名单。当时亏得一位朋友热心帮忙，将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营李宗仁公馆面见李宗仁，恳请老上司搭救。李碍于同乡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远先生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李剑文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参事之类的闲职。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细软举家南逃。一家人历经艰辛逃到广西境内时，谁知挥师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已先于李家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剑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决定先回南京再说。孰料祸不单行，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会合后，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旧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过去的一点积蓄支撑，同时变卖一些首饰来维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也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展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一位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务，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这个朋友交，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如今改朝换代后，这位朋友虽然在上海市军管会里身居要职，却也能念及旧情，关键时刻把这个绝密的消息捅给了李剑文，并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剑文得讯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匆匆作别，在军管会朋友的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总算躲过一劫。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南京一别，不仅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两不相见，还成了与爱妻和次子的永诀！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那幢老楼里，我曾与老人两度促膝长谈，提及这段惊险往事时，李老先生为之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李剑文之发妻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出身。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即与李剑文结为夫妇，婚后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内。其为人秀外慧中，婉淑贤惠，堪称李剑文的贤内助。自丈夫去台后，仅靠一点为数不多的旧日积蓄维持全家生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汇寄一些钱款以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我国政治环境处于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时期（若干年后我们才看出这是一种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短暂平静）。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当时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只等整装出发了。谁知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过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是舍不得把已经参军的大女儿一人留在大陆？是对那幢寓居多年旧楼的眷恋？还是一个传统旧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现在我们再来作任何揣测都已毫无意义。当我们今天穿越时空隧道目睹着她第二天去退车票的背影时，只有两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轰鸣：“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没有后悔药”！十三年后，在她和爱子一同被绑赴刑场的途中，这两句话恐怕比即将面对的枪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之余，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这次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对这个法力无边的“国家”的行事逻辑，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除了后悔也只能还是后悔。

后来为了生计，她进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一家人凑合着打发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荣。李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了学徒。由于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就给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他爱好的“兴趣王国”里遨游。大量的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自已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的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在这些人中，李立荣算是最锋芒毕露的一个。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并过从甚密的朋友，因为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这其中李立荣受到了一点牵连，当时南京市公安局X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在讯问了与这位朋友的关系后，还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并称以后还会找他。不久后文革开始，这位警官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事过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我们国家在当时曾上映过相当数量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后来，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动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那种无奈的表面平静下，他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场铺天盖地的血腥风暴已经在天边隐现，巨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们。他，他的家人亲友，和全国所有不甘对暴君的统治俯首帖耳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一样，在即将到来的大灾大难中都将在劫难逃，无一幸免。

1966年，“文革”的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到了八、九月份全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红卫兵小将”们惠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除了沙发被小将用刀划出几道大口子（检查是否内藏电台之类敌特用具），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参加。造反派们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这倒使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由于置身事外而暂时平安无事。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及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组织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部分成员，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成立了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这个剧组在67、68年间一度很有名气，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多次应邀赴武汉等外地巡回演出。若干年后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陶葆贞女士，那时就在剧组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

剧组总共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应该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不仅每天可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神奇光芒的追求——从天而降的爱情！

在剧组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T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相好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的关系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一次T，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将近一亇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囬头看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动笔写此文前不久，我拜访了李立荣的兄长李蔚荣君，以落实一些细节。在提及李立荣当年的恋爱时，我们都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

时间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经过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争斗，造反派们谁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实行了军管。前面放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收拾收拾了，于是伟大领袖及时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单从运动的冠名看，也许可以理解为，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词汇里，又何曾有过“名至实归”的情况？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体现在现实中就是：非我族类即“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即“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则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

这时，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由于本人案情与李氏母子的案情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叙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须先将我个人的来龙去脉扼要地交代一下。

我于抗战期间（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有名的“二七”大罢工，还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察队成员。“解放”后却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我父亲跌伤右腿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妹终日嗷嗷待哺。至于奶粉奶糕，那是绝不敢奢想的奢侈品。当时我们全家人的主食是40%苞芦面（即玉米面）掺以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苞芦豆渣饼用口嚼碎后喂我小妹妹。但我这个才四个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绝这种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了五角钱给我们，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草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的原因吧，从我的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么“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并且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年，大概是“家庭出身好”的缘故，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读书（军工院校），学的是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们校长缪忍安（老先生目前尚健在，已届九十高龄）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帐。我至今记得当时他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帐，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现在看来，老先生当年说的可能也确实是真心话）。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张贴着琳琅满目的大字报。那时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但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还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就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是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倒了霉。其中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积极”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却在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帐”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行来。

说实话，我毫无在此指摘我的老校长之意。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不错的领导，平时治校行政、为人处世都中规中矩。如今关于那场“阳谋”出台的前后经过已为世人尽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敢于违命抗旨者又能有几人？我们那位老校长倘若不那样做，他的上司，他上司的上司，怎么能放过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些往事时，除了不堪回首的酸楚外，他恐怕还要多吞下一口苦水，如此而已 。

在运动前期由于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我倒也安然无事。谁知临近运动尾声时，在一次班级会上我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在那次班级会议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已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秋后算帐，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帐，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今天回想起来，那句“性格即命运”真是至理名言啊！我这人自少年时代起就有好出风头、喜欢逞能的恶癖，自以为读了几本书，一有合适场合，总不失时机地卖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当时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完，不假思索地就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古今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讨论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我倒是只顾卖弄，图了一时咀巴痛快，谁知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党委办公室。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云云。后来，多亏班上团支书、领导小组组长等几位老大哥老大姐（注：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俗称“老巴子”，外号“倚小卖小”；当时我17岁，按现在的法律用语，还属于“限制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暗中庇护，在开了几次对我的批判会后，小骂大帮忙地做了一个结论，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场问题”、“问题虽很严重，态度还算端正”、“胡说八道，有口无心”、“闻屁不辨香臭，开口不知轻重”等等。最后党委以“该生一贯表现不好，在反右斗争中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应严处，姑念年龄尚轻，现给予教育帮助机会”为由，给了我一个“最后警告”处分。从此这口“黑锅”在我的档案里“背”了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随着后来的“现行反革命罪”平反而同时卸下；而它对我人生轨迹的影响却很快就见之分晓。

有了1954年小妹妹活活饿死的切肤之痛，现在由于议论“引蛇出洞”又外加一口“黑锅”压背，十七岁那年我感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打那以后我不但不相信任何“鬼话”，还养成了一亇很坏的习惯——对所有的官方文件和国内报刊，我总是倒过来看！而且这个坏习惯不幸延续至今，诚如伟大领袖批判坏人时说的“改也难”。

就这样，我背着黑锅在1960年从学校毕了业。随即被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职务是机械制图教师，但没有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了我有“右派言论”这个特长，虽无“右派分子”职称，好歹有个“最后警告”头衔（相当于初级职称？），为了按“才”录用，于是把我和那些有“正式职称”的右派教授、讲师们“同类项合并”，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我当时倒没怎么计较，甚至还天真地以为这样倒相当安全——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到这地步了，总该有个相互同情照顾，或者说至少会“同病相怜”吧？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之类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发言时更是争先恐后、唯恐有怠，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相互揭批，有时“火力”甚至比当年革命群众批判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的日常讲话，经他们“上纲上线”，将其整理成材料密报了党委，惊动了党委书记魏某。这位魏书记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创立不久，这位书记大人主政以来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在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后，顿时引起了他极大兴趣。正愁暂时没有合适的“靶子”，现在有了现成的“猎物”，岂能轻易错过？当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安排。事后一位当时在其身边工作的朋友告诉我，魏书记曾在党委会上“启发”大家： “右派分子已经够反动了，现在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姓方的思想反动，可见姓方的反动到什么程度了！”（注：一亇人如被好人说坏，还不至于真坏，若被坏人说坏，则不坏也坏。这真是比黑格尔还黑格尔的辩证法）经过如此严密的逻辑推导，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了系统揭发批判。在对我的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那种大义凛然、嫉恶如仇的批判发言，真使我目瞪口呆，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纯种的无产阶级左派啊！我还真得谢谢他们，得以从他们揭发我的“反动言论”里，一条一条看清了这些告密者的丑恶嘴脸。三十多年后，当我从张贤亮先生的名作《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一语时，登时不禁拍案叫绝，这亇张贤亮，简直他妈的把话说绝透了！

约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起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后来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起来：“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分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

这两位来后，我才知道学校已将我的“反动言论”材料报到了浙江省公安厅（注：我校的内保直属省公安厅），并两次要求送我去劳动教养。而公安厅对我的问题倒挺慎重，经过反复审核最终未予批准。

到了八十年代后，不少在前半生吃尽政治运动苦头又经过牢狱之灾的朋友在“忆苦”时，往往以“洪洞县里无好人”对共产党干部“一言以蔽之”，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年，那两位公安厅人如果在学校送我劳动教养的报告上大笔一挥，再盖个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尤其那位络腮胡大个子的出门踅回，更属多此一举；凡此种种，包括后来我在劳改期间同劳改队干部的接触，即使作为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我也还能在专政者的身上多少体味到一些残存的人性。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告一段落。又隔了十几天，魏书记单独找我谈话，说原来要送你去劳动教养的，但考虑到你出身好、年纪轻，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帮助、挽救你，希望今后好好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工作，云云。尽管我心里透亮，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感恩不尽、痛心忏悔的样子，表示今后一定听书记话，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

事情结束后，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决定辞职回南京。当机立断，主意打定后的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我自动辞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狠狠的揍了一个郑姓老右派一顿。这位郑右兄原系XX机械学院的副教授，年龄已近“知天命”。在反右斗争中，大概也是口没遮拦地向领导提了一通意见，最后成了右派。有次我和他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扯到过到处饿死人的事。及至开我批判会时，他为了好好表现表现，竟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说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我“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有我们两人，而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现在我倒霉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当他鼻青眼肿“状告”到保卫处后，保卫处大概是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结果不了了之。

这位郑兄倘若还健在（当届九十高龄了），我还是愿意当面向他道个歉。无论如何，“君子动口不动手”，且从法律角度我也侵犯人权了。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再想想连吴晗这样的正人君子，在“反右”中居然也出卖过朋友，严酷的政治环境能把人的心灵扭曲到什么地步，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

1961年秋，我自动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工资不是很高——16元[资格龙（键盘输入者）插话：我的“劳教工资”还比你多五毛呢！：）]。两年之后，据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下子把我的工资调高到每月19元。如果把当年我们的社会结构分成十八层的话，我的社会地位大约相当于十七层半。尽管到了这个层面，档案袋里那口“黑锅”还是如影随形地忠实陪伴着我。1962到1966年期间，由于我的特殊政治身份，一直蒙受农场领导的特殊关照，在1963年还荣获一顶“监督劳动”桂冠；此间的许多故事就暂时不表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们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一片泛自由化状态。领导们成为“走资派”后，手中的‘阶级斗争权杖’，一夜之间全被伟大领袖收缴了，权没有了，架子随着也小了许多，见面时居然也会恭维我几句，这倒着实很让我“受宠若惊”了一阵子。不过真正舒心的还是，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这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许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从1967到1968年期间，我还曾积极投身过当时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不过动机不太纯，主要是贪恋邀请单位的饭菜香烟招待，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那一年多里，我和我的小助手栗X两人吃的红光满面。后来在我被抓后，曾有不少革命群众揭发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令我诧异的是，这条极为严重的罪状最后居然没写进判决书，至今不解何故？）

就在那年秋天，我认识了李立荣。

是年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其中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干车工的李蔚荣，然后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认识李立荣，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20分钟后，我们五人被押上一辆黑色囚车，另外还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上来。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很快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每人身后由两名身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快空地上就地蹲下，紧接着有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被押着经过我身边，这时我看到了张稼山。他被绑着，由于绳索勒的太紧而哎哟哎哟的呻吟。片刻之后，当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时，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的被拎上了主席台的边侧。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强迫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紧勒在我颈项上的绳圈。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没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估算了一下，少说也有十万之众。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际，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吼声才落，陡然间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兵一齐向排在左一的张稼山涌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哇哇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七八个人在死命按住张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挣扎……三个小时前，当我蹲在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旁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

接下来是对我们五个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记得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厉功友获刑“无期”，总算留了条命，后来在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上文已经提到，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7号牢房整理铺盖时，同关7号的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珍重。仅仅三小时后，他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再转车去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越境到缅甸。中途被当地民兵截获，后押回南京关进娃娃桥。我刚进7号不久，通过简单交谈就看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和我一样，爱好文学艺术，写得一手好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在我被反拷的六天五夜里，都是他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不时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情谊多年来我一直感铭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一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

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刑车，每车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十一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庙的条形宫灯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与判死刑者不同的是，他们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刑车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广场前行。当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当时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原址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只听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不少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也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摄影爱好者。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精彩的历史瞬间呢？多年来我一直想探明个中原委，也很想知道这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约三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经过新街口广场向左拐上中山东路，然后右转驶入太平路再右转进升州路，行至白下路口，我和后面车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辆死刑车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我看见前面车子直行，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哭，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我的头，低声呵斥我别作声。死刑车队去后，我们的车队最后由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会，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继此之后，又于1970年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外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上述成批处决的“现反”中，比较有名的还有4月28日处决的“张明才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明才，7月24日处决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首犯”王同竹。凑巧的是，张、王二君同我均有一面之缘。

在这四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970年12月10日那场。在“12•10”公判中，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荣与他母亲一同被判死刑、绑在同一辆刑车上走向刑场。对此，我下面将专门叙述。这四批被处决的“现反”，到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会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十年铁窗生涯。

我在投入劳改后，除了前面插入的外调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荣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还在想，等到我熬满十年，毕竟还能再见到李立荣，那时劫后重逢的场景将是何等令人激动！我们都是判的十年，但这十年徒刑是摧毁不了我们意志的。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更成熟更坚强，我们一定会勇敢地面对险恶的后半生。

1970年是我劳改岁月中最难熬的日子。那时我被分在八卦窑出窑，窑洞里的气温达到摄氏70度，汗水滴在刚刚开窑的瓦片上立马挥发成一个白点。每天拖着一千多斤的板车从高高的窑顶沿着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只要脚下一滑，不死也要塌层皮。由于疯狂地出汗，得不断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极知己的难友曹治平先生（曹先生如今已是资产逾千万的化工企业家了，诸位有兴趣的话马上可以用“百度”搜索到他）当时和我一同出窑，他曾替我数过，我有次一口气喝过24竹筒的水，加起来相当于5000毫升！一面是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面则是极度的饥饿——每顿饭只能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两眼发青地巴望着下一顿。繁重的劳动所造成的疲劳加上无休无止的饥饿，使得人极为虚弱，夜晚上厕所时必须手扶墙壁慢慢挪，否则会一下子瘫倒在地。在这非人的地狱环境里，人的一切信念几乎都被击垮，我感到自己已经快要退化成低级动物了，每天头脑里想的尽是吃、吃、吃，吃饱后能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躺着。人类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复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睁就巴望着开饭，然后又巴望早点收工、早点结束学习、早点躺在铺上进入梦乡，忘掉眼前的一切。在这种非人的恶劣环境里，只有最后一丝人性勉强支撑着我，除为了免得我慈爱的双亲伤心，我得咬牙活下去外，每当想到李立荣此刻也在另一处和我一样备受折磨，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同样会想到我时，我的心多少又会增加一点活力。我始终记得我们多次在一起说过的话：我们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时间”。我们毕竟年轻，那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喽罗们怎样天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怎么也耗不过我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他一翘辫子，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的改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紧牙关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总有希望。

遗憾的是许多人没能活到那一天；遗憾的是李立荣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这天是劳改犯家属接见日。我的老父亲在接见时偷偷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开了公判大会，李立荣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并在会后绑到凤凰西街执行了枪决。这个消息就像五雷轰顶般一下子将我炸昏了，我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空虚绝望，像海上的浓雾包围着我，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窒息的痛苦在吞啮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已记不清老父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了。我只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监房的院子里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反复来回不停的走动，不时仰望电网高墙内狭小的天空，希望苍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亲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细雨，看到的只是绝望的铅灰色的天。

我的反常举止引起了一些“劳改积极分子”的注意，当晚管教干部找我谈话，严厉的斥责了我。

李立荣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汉华死了，张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还tmd活着！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自己？为父母兄弟？我什么也说不清，我已失去了为什么活下去明确的动机。要说还有点什么的话，那只是在心灵深处隐隐还保留有一点残存的信念：总有一天——只要我活着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会有一场大改变。到那时，独裁者和他的爪牙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到那时，民主将取代独裁，自由将取代专制，光明将取代黑暗，正义将取代邪恶，人们将不再会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爱情、友谊、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由地流淌……。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让人们了解罪恶的真相，罪恶的实质和罪恶的根源。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点残存的信念，我才咬紧牙关苦苦熬了过来，没有让自己沉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也没让自已的大脑被“洗”成一团浆糊。

有关李立荣和林舜英最后的情况，从1970年底直到我刑满出狱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里面一无所知。直到出狱后，我通过李立荣的妹妹、李蔚荣的夫人、当年曾与李立荣同在溧阳社渚农场劳改过的一位难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亲眼目睹李立荣母子被害经过的几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由于并非我亲眼所见、况又事隔多年，下文只是综合叙述了他们母子最后的遭遇，其中的细节我就无法详尽地描述了。

就在我被判刑之后，李立荣突然从他劳改所在的溧阳社渚农场被押回南京，关进了娃娃桥看守所。据同他当时关在一个号子的难友说，当时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癯的脸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平时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成天一声不吭，两眼盯住墙壁几个小时也不转移一下目光。同号子难友问他犯什么事时，只是轻轻的摇摇头。这位难友看着他进号子、又看着他最后被带走，从来没有听到李立荣讲过一句话。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他被带出号子，临走时什么东西也没带，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号子。这位难友后来才知道他是李立荣。

那么，已经判刑的李立荣究竟为了什么又被处死呢？这个问题显然只能由当时的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来回答，我无从知晓其中详情，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搞不清楚。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在我看到了李立荣的死刑判决书，并回顾了1970年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后，才基本上找到了答案。

前文已述，在我的批斗会上，我得知李立荣已在几天前，即1969年6月13日已被判刑十年。按公检法的规矩，对政治犯，特别是对李立荣这种“现行反革命”，不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水落石出、榨干他身上的“油水”，是绝不会罢手的。也就是说，既然判了，说明所有案情均已查清。另外，根据惯例，对李立荣这种类型的政治犯，在定罪判刑之后，一般不会重新处理——这里我指的是加重处理。这倒不是什么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而是出自公检法内部一种追查政治责任的考虑。对“现反”型的政治犯，公检法的一贯办案程序是，首先在预审阶段不择手段的穷追猛打、狠挖深掘，从人犯嘴里掏空所需要的内容；然后再充分发挥主观臆想，发挥“逼供信”、“莫须有”的强大功能来充实巩固；最终经过“无限上纲”包装完成后，才能送到审判人员手里去“从重从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办案——特别是大案——的方式是极其“慎重”的，（当然这绝非出于对政治犯人身权利的尊重，而是出自对“宁可错杀，决不放过”这条指导思想的铁定遵从。）经过如此慎重且行之有效的办案程序，如果仍然会出现漏判、轻判，其必然结果就是有关办案人员会受到追究。为什么会漏判、轻判？是姑息养奸，还是包庇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意识淡薄还是敌我阵线不明？只要沾上一条，轻者去“五七干校”劳动，重则免不了成为“隐藏在公检法内部的阶级敌人”。正因为公检法办案人员都具有这种普遍心态，加之上述如此严谨的办案程序，我可以拍胸担保，凡是公检法这台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机器制造出来的政治犯，肯定都是百分之百的“铁案”，凡经处理的政治犯，即使最挑剔的人，也无法找到重新加重处理的半条理由。纵然有个别人要挑刺，也必然会遭到公检法内部人员的一致强烈抵制。正因如此，我才敢肯定李立荣的重新处理，和第一次的判刑决没有任何关系。

李立荣的改判死刑，是当局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在落实新出笼的对内镇压政策过程中发生的。

1969年初，中苏多年交恶之后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顷刻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当局外部面临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内部则是一片分崩离析景象。尽管伟大领袖声嘶力竭地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但这丝毫没能延缓中央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步伐。全国各地由于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功劳，生产停顿、财源枯竭、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御“老大哥”的军事进攻，单凭破釜沉舟的决心（伟大领袖当时曾英明地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在军事上拼凑力量准备应战、能打一仗是一仗，动员全体老百姓“深挖洞、广积粮”、能躲一时是一时之外，剩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了。而“安内”的不二法门自然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认真的落实全民洗脑，对那些无法洗脑者，只有从肉体上消灭之，才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才能“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使苏修（已经“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了）“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正是出于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下达了一个三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则指“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这其中“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不过是在运动中附带扫一下，搞点副业创收）。这个“一打三反”，实质上就是在对全体老百姓实施的精神强奸中，向任何敢于不满乃至反抗者的广开杀戒。

李立荣于1970年春从溧阳劳改农场提回南京重新发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必然之事。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对照这场运动的要求，当局很快发现运动前不久对李立荣的判刑过于心慈手软。对李立荣这种反动家庭出身、长期以来思想极为反动，一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仅仅判了十年徒刑，简直是对党对人民严重的不负责任！尽管在判李立荣十年徒刑时已经够“从重、从快、从严”了，但疾速发展的形势还是使原判显得过于“右倾保守”！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必须“实事求是”的重新审理李立荣一案。这是个难逃的劫数，是李立荣的“命中注定”。

那么，对李立荣一案怎样操作才能将其由十年徒刑变为死刑立即执行呢？对于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公检法办案人员，这难不倒他们。伟大领袖早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虽然李立荣在不久前刚刚被判了十年，而且那时这十年是严格按政策量刑的；但几个月前的政策是几个月前的政策，它们已经不能适应几个月后的形势，今天已经有了今天的政策。过去判十年，自有当时判十年的政策，今天改判死刑，同样有今天判死刑的政策，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既然有“政策”撑腰，“策略”就更是小菜一碟。对一个已经判了有期徒刑的既决犯，想叫他“升级”到死刑，最佳的“策略”莫过于安排他“重新犯罪”，并且犯的是“组织逃跑、煽动闹事、抗拒改造、继续攻击”之类的杀头重罪。而这一点，对具有丰富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公检法人员，不过是举手之劳。根据我十年的劳改经验，劳改当局根据上面旨意如果有心要某个犯人“升级”，只要像唤狗一样召集几个劳改积极分子开个小会，秘密布置一下，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心领神会地明白该怎么做，第二天一大早，对当事人的揭发检举材料就会像雪片糕一样塞满管教干部的口袋。要什么有什么！就凭这些雪片糕，就能成为某人加刑乃至枪毙的“铁证！”

这些绝非我主观臆断，类似的事我见的够多了。李立荣死刑判决书的罪状里就有如此之类的内容： “在劳政期间，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为首组织逃跑集团，煽动犯人闹事。”这些罪状在1979年12月3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377号”平反判决书中以“经查，并非事实，应予否定”一语推翻。

这就是李立荣被判死刑的真实内情。

至于林舜英被判死刑，背景与李立荣相同，只是“策略”上比李立荣似乎简化了些。我到目前依然不清楚她被抓进去后的详情。我只知道她被抓进去两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后不久，根据当时的政策，大约是从她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关了两个月后放了出来。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下就再也没有出来。我听说她在里面什么都没承认过，曾经两次绝食，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强行撬开嘴往里面灌食物。我还听说，最后在提审她时，当听到提审人员宣布李立荣和她的“罪状”从而明白和儿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时，这位年届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条母狼一样向审讯者疯狂的扑了过去。母性和人格的尊严，使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女人战胜了一切恐惧，陡然间变成了一条在绝境中不顾一切护崽的母狼！

最后替她安排的罪状是：“与XXX、XXX、XXX等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李立荣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最后的结局发生在1970年的12月10日。

这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就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母子二人一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当高音喇叭将这个判决送进每一亇与会者的耳朶时，台下十几万席地而坐的人群象大风之下的麦田一样涌过一阵波动，人群中的窃窃私语汇成一片低频声浪，直到主席台再三警告不准喧哗、保持肃静，才逐渐平静下来。人们一下子亲身感觉到，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人权，人性，人格，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些天赋予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就象洁白无瑕的精美瓷嚣一样，在可怕的专政铁锤猛击之下，顷刻之间成了一堆碎片。

就在判决刚刚宣读完的那一刹那，李立荣发疯似地喊了起来：“这关我母亲什么事？你们凭什么……”语音未落，立即被颈子上的绳圈勒昏了过去。

那一瞬间，我知道他要喊什么，更请楚他想干什么，他是在穷尽最后一口气，对苍天，对在场的十几万人，对所有人类，悲愤地倾诉自巳和老母亲的冤情，他要愤怒地控诉那个高高在上的暴君及其爪牙们的血腥暴戾，他要向全世界揭露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但是，他已经什么都喊不出，什么也不能做了。那根具有中国特色套在颈子上的罪恶绳圈，将他所有的倾诉、控诉、揭露，将他在人世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全部勒回了他的胸膛。

满含着对暴政的仇恨，对愚昧的厌恶，对曾经跻身其中的那亇罪恶社会的诅咒，他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二十六年的人生旅程。

接下来的游街示众，给凡是看到当时那场面的几十万南京老百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记。

大约是为了凸现“威慑”和“镇压”的强大效果，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地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她们母子的脸，她们母子在人世给人们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她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陽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陰了下来，太阳由于不忍目睹人世间这种疯狂的戮杀而将脸深深地埋进了云层。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亇城市，所有刑车经过的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个大刑场。

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让他们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会有什么样的下场。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巳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每当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中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都禁不住交头接耳地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一些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这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对某些人，这些事就象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可是，这次同以往毕竞不同，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头等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可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后，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栗。

人们已搞不清古今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母子一同杀头的悲惨记录了，只记得在大家都看过多遍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有过相似的情节。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那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这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两者之间，是戏剧中虚构情节和当前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在行为上的刻意效仿呢？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中国母亲和他文静的中国儿子，真的能象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历史，难道真的非得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如命的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已的道路？人类，莫非一定得世世代代陷入寃寃相报的循环，历经没完没了的劫难，从而走向最后的终结？

提到“红灯记”，在下出于如何杀人的联想，忍不住要挿入几句略为偏离本题的话。

《红灯记》，这部以煽动（或曰激励）阶级仇和民族恨为主旨的革命样板戏，几十年来久演不衰，凡中国人几乎都看过，有的甚至多遍。可就是这样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剧，其中有一亇情节上的失误，多年来却一直极少为人觉察¬¬¬¬¬¬¬¬¬¬¬¬¬¬¬¬——这就是日本鬼子鸠山在刑场处决李玉和母子时，事先没有想到割断他们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个绳圈，竟让李玉和母子能在枪口下从容不迫地喊完一长串口号后才慷慨就义。这种安排，我敢肯定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一个可钻的空子——就连我们这个最讲人权最讲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枪毙反革命时，都会采用各种革命措施不让他们临刑前发出声来，而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许要处决的犯人临死时想喊什么就喊什么，这岂不是在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们还讲人道讲人权吗？这不是美化敌人、诋毁我们自巳又是什么？等等。对这亇情节瑕疵，我也曾多次考虑过，这会不会是编导们一时疏忽所致呢？似乎不太可能。这《红灯记》可是当年伟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女士亲自把关的经典革命样板戏，以她一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绝不允许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存在差错的。那么，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亇小小的思索空间，以便让人们在看了日本鬼子怎样杀人、我们的新生红色政权又是如何杀人后，相互进行对比，从而反衬出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透顶，我们红色政权的大智大慧，进而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对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压倒优势呢？对此我又有些吃不准。去年，我专为此事请教过南京市京剧团一位资深导演王先生。王导告诉我，舞台上一般不宜渲染暴力、血腥，因为这对广大观众来说是不健康的。过度的暴力、血腥场面，会使人们的心灵、心理、性格降低对暴力的敏感度，久而久之，人对暴力的反应将越来越迟钝，心理逐渐出现变异，有可能会诱发暴力型犯罪。王导的这番解释是颇为经典的，以前我也略知一二，可这依然不能消除我心中心疑惑。若真如王导

作者：peacemak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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