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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杂志****陈映真应以文学为自由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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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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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花岗杂志****陈映真应以文学为自由呼唤!*** (181 reads) 时间: 2006-7-19 周三, 上午1:54

作者：hhg-magazine.org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黄花岗杂志****陈映真应以文学为自由呼唤!***hhg-magazine.org

李勇

我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认识余光中，我可以确定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共知识分子，而当年那批高叫“乡土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人，决大多数是台湾的左倾份子（也就是亲中共人士），他们之中有陈映真。这些人痛恨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独裁作风，不满国民党的仇共反共立场，并认为台湾的文学被国民党约束控制，阻隔了他们与“父亲之国”（指中国大陆）的交流，也切断了他们对祖国文化的传承，而以余光中为代表的文学，忽视底层民众需求，因此，他们怀念三十年代左翼文人，推崇中共提倡的“工农兵文学”，并认为那就是“乡土文学”。

尤其是陈映真，此人崇共爱毛若狂，响应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共在反右、文革中摧残中国文化、迫害知识份子视若无睹，对中共祸国殃民无动于衷。相反，他邀集一批左倾份子，研读“毛语录”及“毛选”，把一个变态、颠狂、残忍、恶毒的盗匪当作伟人吹捧，他既痛恨国民党，也不认同中华民国，甚至希望中共解放台湾，因此，他被台湾联合报记者杨蔚检举，遭到警备总部逮捕，判了七年徒刑。

在中共处心积虑要血洗、解放台湾的战争状态中，国民党的防共政策也许过于严苛，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陈映真明知故犯可以说求仁得仁，怨不得人！

陈映真犯的错误有两个。第一，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尊重他的政治理念，何况他为了这个理念遭到国民党囚禁，是一种了不起的牺牲，别人不应该对他坚持的理念菲薄。第二，他把所有反共的人说成是国民党人，否则也是被国民党收买利用的人，好象反共是国民党的专利，被国民党包办。

陈映真有没有想过，当饱受共产迫害而家破人亡的人到了海外，看到陈映真如此推崇加害于他们的政权，他们的心里有什么感想？当在海外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知道中共政权在大陆杀害近亿中国人、饿死四千五百万中国人时，看到陈映真对那个屠夫凶手唱赞歌会有什么反映？

陈映真生活在资讯流通迅速的台湾，并有机会经常出国，岂有不知道共产党的残虐，为什么他还有这样离奇的认知。到二十一世纪，他目睹共产党在俄罗斯、东欧瓦解，即使坚持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的中共政权，也舍弃共产教条，全面走资，这才使十三亿中国人摆脱一穷二白，略得温饱。事实证明，共产主义、马列教条有如“萨斯”“禽流”，所到之处一片死亡萧条。

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杀戡异己，屠宰同胞，数达千万。中共的毛刘周邓紧随其后，更是青出于蓝，其它共产小国如高棉、越南也不逊色，除了大屠杀，就是迫使人民大逃亡，数百万人逃奔怒海，逾半葬身鱼腹，其惨烈旷古未见。这些政权及其政治手段，居然是陈映真向往的政治理念，今人百思不解。

且不说平民百姓，就以陈映真的同行文人来说，他们在大陆的遭遇，就足以叫陈映真同情。除应为他们仗义执言，这些文人从三十年代起，就象五零到九零年代在台湾的陈映真一样，是一群为共产党夺权鸣锣开道的左倾份子，但看到中共君临中国大地，他们应该可以分享解放果实，结果，他们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离子散，仅一个反右及文革，被整死的文人就不止百万，陈映真难道全然无知？这种政权难道就是陈映真所认同的？

陈映真亲共，而且误把中共当作中国来热爱拥戴，为了亲共，他遭到国民党人迫害，因此，他认为所有反共的人如非国民党，就是被国民党收买利用，他不相信大陆沦共后中国人所受的苦难，也不相信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会挺身出来反对中共的祸国殃民，他把一切反共的行动归入国共斗争的范围，这不但是偏见，而且是犯罪念头！

海外华人看得很清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只有夺权之恨，并无毁家之痛，而大多数中国人与中共不但有国怨，也有家仇，为了逃避他的统治，中国人千方百计离乡背井，求庇异国，到处流浪，他们不怕死，就怕被驱逐出境送回母国，这种心情比犹太人、吉普赛人更伤痛。最好的证明是﹕在台湾的国民党此刻已不反共，而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对中共也不再有敌我意识，香港畅销的几本反共政论杂志在台湾没有销路，但在香港、大陆则是人人都看，陈映真如何看待这种现象，难道还认为这又是国共斗争在海外的延续？

今天在海外坚持反共立场的华人决大多数来自香港或中国大陆，而在中共控制下的香港人是中国人中最有勇气、最有风骨者。他们关心在大陆的骨肉同胞，过去五十年来寄钱寄粮接济亲友。当中共八九年六四屠城后，逾百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香港被中共接受后，他们不断向中共的倒行逆施抗议。他们要求中共还政于民，停止残民扰民，此次都有五十万人走上街头，他们要求撤换无能亲共特首董建华，连元旦也有十万人聚集情愿，如此种种，均可见香港人比台湾人更有道德勇气，陈映真是不是以为香港人被国民党收买了？

今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因反对台独及民进党，早已把中共视为制止台独的希望所在，千方百计讨好巴结中共，希望得到善意回应，若干国民党人如冯沪祥之流，从“驱逐马列，复兴中华”转变到认同“一国两制”与不要民主的“和平统一”。

经过文革被否定，大审四人帮，毛夫人江青入狱之后，海外有一批曾经左倾入迷的作家觉醒，开始撰文暗贬中共（不敢明批）。到了八九年六四北京屠城，不但有作家倒戈，也有一批共干弃暗投明，变成海外批共反共的文化斗士，只有陈映真不为所动，仍然对无产阶级专政充满幻想，不但不敢为过去冤死的文人学者申冤，甚至不敢对毛共有任何何一点非议。

二○○一年底，陈映真以台湾代表身份去大陆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这个被共产党掌控的会议，出席者必须与马列徒众有相同的理念，在那种众左云集的会议中，陈映真自然变成局外人，大陆女作家王安忆事后回忆，不知就理的形容陈映中“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他当然寂寞，在“马列大家庭”中，他的“斯人独憔悴”乃是必然之事。甚至在台湾左倾狂潮泛滥中，他也占不到一个位置，因为后来居上的聪明人太多了，多到他目迷五色，心志茫然，处境之可怜可以想象。

过去陈映真除了热爱“父亲之国”，还把国民党视为大逆不道的死敌，他大概不知道，今日中共为了打击头号大敌——台独的民进党，把过去国民党的“忠贞之士”与“反共大将”拉去变成他们在台湾的代言人，这些人去大陆开会，不但领导接见，并在红地毯的贵宾席上与他们杯酒言欢。当此之时，一贯反国民党的陈映真在中共新贵眼中已成了过时过气的拦脚石，谁也不会再把他当作人物接待，当然也不会为他铺上红地毯，更不会为他高举“国产”名酒“茅台”互助大家走资发财，他的寂寞可以想见。

大陆美女作家王安忆对陈映真的斯人独憔悴有这样一段话来形容﹕“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为落伍者。”一点也不错，在中共全面走资，拉拢“美帝”的政策下，一向反对万恶资本主义、堕落资产阶级的陈映真，当然是落伍者。过去国民党走资讨好美帝，他口诛笔伐，并写了很多小说形容台湾资产阶级的没落、美帝“殖民台湾”的可耻。但对共产党他不敢也不愿挞伐，因为中共除了是他“父亲之国”外，他更知道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你反对他你就是敌人，一旦定为敌人就得按毛贼的“敌我矛盾”理论来处理。清算斗争后再加以镇压，岂容你信口雌黄、以文犯案。

一个人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择善固执当然了不起，但如果坚持的是一个比盗匪更邪恶的流氓政权，那就叫择恶固执，不值得炫耀吹嘘。别人如对他批评，他应该接受，岂可随便为别人栽植戴帽？

就我在海外生活多年、睹尽华人在政治认知上的左右飘荡之后，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左倾亲共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被共产党人的宣传所骗，一种是蓄意欺骗共产党。这两种人都不是什么爱国者，前者是愚蠢，后者是狡诈。

从陈映真在文坛上得到评价看，他决非什么愚蠢的人，因为愚蠢的人写不出这样好的文章，也没有资格被称为“大文豪”，那么陈映真的左倾亲共是什么原因，谁都可一目了然，假如他不是落伍，假如共产党坚持教条，不全面走资，陈映真当然不会寂寞，更不会憔悴，北京的中共头目自会以红地毯接待他、以茅台酒敬他，尤其当他以台湾代表身份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党和人民”将会众星拱月般的包围他，推崇他，不致让他在熙攘的入丛中孤坐一偶，沉默寡言了。

陈映真在演讲中提到他的挚友尉天聪，并感谢尉对他的培养。这句话，勾起我与尉一段交往的回忆。尉是台湾研究三民主义专家任卓宣先生的夫人尉素秋的侄子。一九五四年我结束香港难民生活到台湾求庇并升学，曾经奉父命去拜访任先生，蒙任夫人视为子侄给予勉助，并在任府见到当时仍在高中求学的尉天聪，彼此虽无太多来往，但却很羡慕尉天聪在姑父母家有家庭的温暖，也知道任夫人自己掏腰包为尉天聪出版“笔汇”杂志，那时候我过的是流亡学生生活，温饱不足，前途渺茫，根本说不上对文学有什么兴趣，只知道自己自一九四九年之后到处逃共祸到香港再逃到台湾，目的是避开中共清算斗争与血腥镇压。我拥护中华民国，认同三民主义，相信国民党必会反共复国让我们重返故里，因此对“笔汇”为何培养出陈映真这样的“大文豪”全然无知。日后，由于我在香港“星岛日报”撰文批评陈映真投共左倾，尉天聪从此把我视为仇寇，某次我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去台湾，告知他共同的朋友去世，他居然沉默以对，拒绝与我倾谈。

尉天聪的表现，使我很难忘怀，而且十分气愤。当台湾文学界在为乡土文学争论时，正值中国大陆文革期间，我记得尉天聪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学的文章，文内一再强调“工农兵文学”的重要与“资产阶级文学”之可耻，同时并赞扬中国大陆文革中所出现的“新生事物”，假如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必让人以为是出于江青主导的写作班子“梁效”之手。

在文革初起的年月，从台湾到海外，有一批自以为有理想的知识份子对文革发生充满了好奇与幻想，文革语言琅琅上口，由于不敢对蒋及国民党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于是在文字与言谈中对中共颇多暗喻赞扬，尉天聪也许不象陈映真那样亲共左倾，但他的“无产阶级想法”在他文字中却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

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星岛日报的金山客语专栏上批评陈映真亲共言行，陈映真在接受香港“百姓杂志”记者访问时，硬说这是国民党派人在海外打击他。其实我既非国民党人，也与国民党人没有来往。但他却毫无理由的替我戴上蓝帽，这与此刻纽约的亲共份子把所有反共人士形容为台独份子一样无聊。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陈映真从台湾去吉隆坡接受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所颁的第七届“花维”文学奖，并发表“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的演讲。一个认同共产党的人，居然如此向往自由，令人惊讶不已，难道他完全不知道从史大林到毛泽东这些大狂魔对言论自由钳制之严苛，难道不知道数以千万计的文人在史毛统治下被封口杀头。既然向往自由却把最自由的美国视为仇寇，把此刻开放自由的台湾视为分裂国土的一个省。

陈映真这类在自由世界享受资产阶级生活、却拥护共产制度的人，自以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者，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表现才是真正叛国卖国，因为一个爱国的人，岂可赞成自己的国土被一群认洋人马列为祖宗的人糟蹋破坏，岂可忍受自由的骨肉同胞被那批马列徒众摧残杀害。

但是，陈映真就是热爱那批马列洋奴。多年前，他去“父亲之国”旅行，接受当年红卫兵头头谭立夫招待，详谈甚欢，他难道不知道，谭立夫在文革开始之际斗死数不清的“反动学术权威”，两手粘满了善良中国人民的鲜血，对中共政权而言，他是造反英雄，所以文革浩劫结束，他依然安坐良位，担任北京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映真持什么心态才去把谭立夫此人当作“骨肉同胞”来亲近？

陈映真得“花维”文学奖的作品是他在“联合文学”上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忠孝公园”。那是一篇讽刺有皇民的台湾人与曾经作做过国民党特务的大陆人的对话及他们悲惨下场的文章，前有暗喻李登辉，后有暗喻当年拘捕迫害他的“国特”。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它的文学价值，但生活在自由世界而对共产制度扩张戒惧的人，却把它视为瑰宝，台北“联合文学”大篇刊登，马来“星洲日报”则隆重颁奖。假如亚洲真如陈映真所愿全面解放赤化，看还有没有人欣赏他的文学思想与拥共立场，说不定老舍的下场就是他最佳写照！

此刻中共为了改变毛时代一穷二白、恐怖落后面貌，被迫开放，大陆人在开放空隙中冒险披露了部分文革中受辱伤亡的史料，一向热爱文学、关心同胞的陈映真应该看到文人学者在大陆挨整的惨状，比起他与李敖、柏杨等人在台湾的遭遇，大陆文人的悲惨何止百倍、千倍。

就以陈映真崇拜的三十年代左翼文人巴金来说，他在文革中被斗被批，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妻子萧珊更被活活整死，劫后余生，他也只敢以温和模糊的文句写了几本“真话集”，并“斗胆”建议中共成立“文革浩劫博物馆”，在中共与陈映真鉴识标准中，巴金如此“反动”，是不是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与共产党作对的文化特务？

陈映真在讲演中说﹕“二十岁前后，我偶然在一条旧书店街，闯进了被戒严体制严禁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的禁区，我读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在我心中点燃了向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火炬，一九六八年入狱，鲁迅、茅盾、高尔基……等作品的情节、人物和语言的记忆，在囚禁的岁月中给了我力量和心灵的自由，至今难忘。我于是体会到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而文学本身也是自由的本身。”

看了陈映真这段话，使我哑然失笑。这些三十年代为中共夺权制造舆论的人，只要不死都尝到大陆沦共后中共剥夺人民自由的种种残毒手段，更体会到中共高叫的“解放”却是一场古今中外罕见的浩劫。陈映真系狱可以看书，可以写作，大陆人民即使在狱外也只能背毛语录、看毛选，所有著作一律禁绝，而那些“解放”前后对共产党讴歌吹捧不绝的文人学者，也不准自由阅读写作，甚至还得被囚被辱被劳改，为什么那时候陈映真不体会到文学对自由的呼唤。

“星洲日报”颁奖给陈映真，是欣赏陈映真的文学造诣还是欣赏他的左倾亲共立场？这是我对陈得奖最大的疑问。我之所以有此想法，因为“星洲日报”的老板张晓卿，是一个亲中共的马来亚华裔，木材商人，与中共的政商关系密切。当他斥资逾亿买下与他商务毫无关系的香港“明报”及“星洲日报”时，还有人猜测他的动机，香港新闻界一度盛传真正拿钱出来投资并非张晓卿，而是某个重视宣传的政治集团。说白了，就是中共政权在背后操纵。

“明报”打着中立的招牌，却肯定中共就是中国，张晓卿虽是马来华人，却与陈映真一样热爱“父亲之国”，他们不必受中共过去五十三年加诸中国人身上的苦难，却享受到他们的荣冠与照顾，由于彼此“爱国”立场一致，由“星洲日报”颁奖给陈映真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况陈映真既痛恨国民党统治台湾，也反对民进党的台独倾向，他的政治理想应该是台湾让中共解放，使台湾二千三百万人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并使中国在台湾富、大陆强之下统一，这是盼望“中国”富强的陈映真最大愿望，这样一个“爱国人士”，“星洲日报”岂有不颁奖给他的道理？

陈映真说﹕“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到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请问﹕过去五十多年来，因为中共高压而丧志、丧命甚至祸延三代五族的人何时才可重燃希望的火花？被中共打杀仆倒的人有几个又站起来了？被中共凌辱的文人学者如何找回尊严？事实证明，中国大陆因六四屠城而丧子的人得不到安慰，因反右、文革而沮丧消沉的人至今还没有恢复勇气！直到今天，大陆的文学还被共产党的条条框框所约束，作家不能畅所欲言，只不过在网络上发表几篇与当中央不一致的文稿，便立即被拘捕入狱，就连一个北京师大刚毕业的二十二岁女学生刘荻，只不过写了几篇暗讽中共政权的文章，就被当局如临大敌到她家中抄查、带走电脑、光碟，然后把她关在看守所，不准家人探望，一年之后才在国际舆论压力与“美帝”过问下放人。

面对如此倒行逆施的中共政权，陈映真在得奖演讲中一句也不提，只知高叫自由，并说文学是对自由呼唤，请问陈映真，你什么时候以文学为大陆上渴求自由的文人作家仗义执言过？

零四年二月中旬，香港基督教会办的浸会大学聘请陈映真做他们学校的“住校作家”，为期两个月，在此期间，他为学生讲述“我的写作与台湾社会嬗变”的课程，他到校首日，发表“我的文学制作与思想”的公开演讲，叙述他被国民党政权迫害的经过，一点也不为他当年疯狂研究毛选、热爱鲁迅批判国民党的言行有一点悔意。

他在演讲中说﹕“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象文学那样让人们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学是一切关于人与生活知识的开端。”

希望陈映真在停留香港期间，听听香港人讲述他们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目睹中共残害中华民族、摧毁中华文化、禁绝中国文学的种种恶行，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应该为他过去的种种言行作补偿式的修正。

因余光中遭遇批判，使我想起以左倾驰名海内外的陈映真种种往事。我希望，自称有原则的陈映真，不要再择恶固执，应该实践他以“文学呼唤自由”的真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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