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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晓波（旧文三篇）

东海一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经验值: 24050

标题: 关于刘晓波（旧文三篇） (339 reads) 时间: 2006-6-13 周二, 下午5:37

作者：东海一枭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刘晓波（旧文三篇）

续破戒草之四十七：
刘晓波精神

上网日久，阅人渐多，深感网络藏龙卧虎、英才倍出。大半辈子以来，也翻过不少官方报刊杂志，多为垃圾，见过一些名家大师，不是奴才即蠢才，很少有值得认真对待的。而不到一年，凭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就已发现网上文章、政论高手达数十人之多，值得我每文必读的也有数人。刘晓波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唯先生只能发文于受到屏蔽的海外网站，拜读不便，是为大憾。

先生文章，理智、冷静、优美、深刻，与我的张扬恣肆、狂狷尖刻、嘻皮笑脸、指桑骂槐的风格截然不同。见事畅达，说理透彻，但极少涉及生活、经历、事迹、性情、爱好等个人方面的问题，不象我，三句话不到，便老枭如何如何，急着把自己隆重抬将出来，因此，虽对他的思想观点颇为了解，对他本人仅略有所知。只知他乃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八十年代末，对当时大陆知识界及人文思潮持全面批判态度，被视为“反叛青年”。是学潮的黑手，屡次被关，至今仍受监控。

日前逛旧书摊，见到一本由中青社于89、9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的小册子，立即捧回翻读。该册子收集了89之后发表于各媒体对他的“揭露”、“批判”文字，还摘编了他的“反动”言论，目的是当作“毒草”“奇文”“反面教材”，以便读者连根拔除、化为肥料。

该书极力丑化、漫骂先生，极尽断章取之、强辞夺理、无中生有、颠倒是非、似是而非、诬蔑罗织之能事，试图将先生妆扮成一个心理猥琐、思想阴暗、殃民叛国的“疯子”、“狂人”、“野心家”、“卖国贼”、“学运黑手”、“反动文人”，谁知其中泄露的部分事实，却让人领略了一个忧民爱国、远见卓识的大学者和当仁不让、为义敢死的大丈夫的风采！

看一个人，离不开听其言观其行。且粗略观看一下先生在学运前与学运中的言论和行为吧。

他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他提出四个“代替”：“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治、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说，“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政政体的先天性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变成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无法在民主政制中为所欲为，而没有制度的保障，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他指出：“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应当提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口号，给知识分子更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以加速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他在《改革建言》中说：“要修改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公民、故应从宪法中取消，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由先生与候德健等人共同起草的《六二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斗争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

不用再抄录了。先生的种种言论，堪称利民利国的金玉良言，反对专制的投枪匕首，至今重温，依然凛凛有生气、掷地有金声！

先生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对我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污蔑”，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攻击”，对传统的否认，对中国文学的批判对教育制度、中国人格的反思，对民主主义的“美化”，对个人主义的“鼓吹”，等等等等，在在闪烁着真知灼见，无不饱含着对民主自由的衷心向往、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深情，令人读来振聋发聩、感发奋起！而批判、反驳他的那些垃圾文字，充斥着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充满了反人道反民主反社会的暴虐邪恶之气，往往文不对题，胡搅蛮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但无知无力，而且无赖无耻。

先生最为人垢病的是他对香港《解放月报》记者讲的一段话：“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多不够，我还有怀疑”。老枭曾在《矮人堆里拔将军-----声援刘晓波》中对此颇有微辞：“我对刘晓波的见识并不怎样佩服，对他的一些观点也不完全认同。如他对传统文化不分精粗的一概鄙弃，无条件的亲美崇洋，殖民中国三百年的主张，等等，都不免浅陋”。

我赞同先生的意见：全面、彻底地放弃“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慰式的斗争哲学，全面、彻底地向西方畅开大门，学习其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更学习其政治。但对于“殖民三百年”的主张，却无法接受，尽管先生是在特定语境下说这句话的，是出于对中国缺乏根本改造的“土壤”的悲观；尽管我也知道，自古以来，最瞧不起中国人最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最残酷无情地压迫、剥削、掠夺、凌辱、镇压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特权分子。

毕竟台湾民主实践的成功，已证伪了中国“土壤”不适合民主成长的“定理”。毕竟，只要气候适宜，我相信中国人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实行民主。

至于书中屡屡提及先生“我最佩服希特勒”之言，因不了解是在什么情况下说此话，又佩服希特勒什么，估存此疑，盼先生有以教我。

先生观点与我大同小异，小异处，属枭眼里的白壁微暇，丝毫不影响先生品格之“大”、思想之深，不影响我对“傻博士”的敬佩。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剑及履及，身体力行，通过他的行动，为“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学运开始後，先生提前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回到北京，奔走在天安门广场上，作演讲、发宣言、搞捐款，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之中。首都戒严12天之后，广场上学生日渐减少，6月2日，先生发起上演了4人绝食48-72小时的壮剧。

“ 六四”之后，被关押21个月，剥夺著作权。1995年5月，因组织纪念“六四”六周年的请愿活动，再次被拘禁。1996年10月，他舆王希哲联合发表《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被判“劳动教养”三年。至今共三次被捕，三次坐牢。但先生“死不改悔”，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冒险大写“反动文章”。正如先生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讲的：“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既使摆在我面前的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在《矮人堆里拔将军-----声援刘晓波》中，我曾向先生致敬：我佩服敬重的是他的胆魄和精神。他首次出狱之后，不听亲友和有关部门的劝告，拒绝出国，冒着再次被捕的危险留下来，留在这片血泪浸润的热土上，读书、思考、呼吁，感受变革的热潮、时代的风云。中国最缺的，不就是这种敢于执己见吐真言、敢于对强权和恐怖说不的勇士吗？这样的人，才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勇士、志士，不愧为“中国的脊梁”！在知识人士纷纷投靠强权的时候他傲然独立，在学生领袖们纷纷逃亡的时候他坦然独留，在一些民运分子只顾争权夺利只顾发家致富的时候他初衷不改，这种刘晓波精神，很了不起啊。

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先生堪称单身鏖战的武人、失败的英雄，老枭天生怪牌气，偏要来作一回吊客，来吊一吊先生这个“叛徒”，再为被强权劫持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大哭三声！

几千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是阳萎的，却总有那么一小撮“傻子”、“疯子”，持正不阿，见义勇为，为了人类进步的事业，为了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腐败分子、腐败集团、黑恶势力斗，与反动政治、专制制度斗，为此不惜牲牺一已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家庭的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当代壮士、义士、先行者、民族英雄，他们才真正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希望！刘晓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分子。

在道德崩溃、信仰缺失的当今中国，刘晓波们以铁肩担道义，肩着黑暗的闸门，将当代知识分子整体水平低下的人格、将中华民族急遽下坠的道德水准，奋勇抬升，那怕是那么一点点！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专制威权的衰败，共产党的“与时俱进”，都有刘晓波们的一份功劳。

刘晓波精神万岁、万万岁！
此文系http://www.chinaeweekly.com首发
东海一枭2002、10、30

枭鸣天下之二十一：
再谈刘晓波精神

拙文《刘晓波精神》首发《议报》、转贴奸坛之后，引发了颇为热烈的评议和争论，用随便的话说，“老萧发起评论人物，一发不可收，可以说是祸起萧墙”。随便、易明与天一黑等几位大虾还就此引申出“高贵精神”之问题，重拳出击，斗了个不亦乐乎。

精神的高贵源于心灵的富贵、思想的高尚、品格的高洁、人性的尊严。在谎言滚滚、官腔滔滔的社会坚守不说谎的底线并努力发出真实的声音者是高贵的，在官本位社会坚持民间立场、在甚嚣尘上的主旋律中坚持知识分子立场者是高贵的，在假恶丑肆虐的环境致力于弘扬真善美的人是高贵的，在贫寒屈辱中不食嗟来之食的人、在海市蜃楼的幻境里正视现实的人、在污浊横流、特权横行的环境里见义勇为、持正不阿的人，都是高贵的。

高贵者，不随俗、不媚世、不攀附权贵、不同流合污、不向恶势力妥协。高贵的表现方式非常丰富多彩。出污泥而又染、濯清漪而不妖，这是莲花的高贵，“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这是梅花的高贵；不食嗟来之食，这是古代饥民的高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屈原的高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诗仙李白的高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诗圣杜甫的高贵；不屑为五斗米折腰，是陶渊明的高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林则徐的高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龚自珍的高贵；“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这是谭嗣同的高贵；“五十之年，唯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王国维的高贵…。

高贵的反面是卑俗，曾几何时，阿谀逢迎利欲熏心的无聊之辈、寡廉鲜耻欺世盗名的无耻之徒，驰逐官场、文场、商场，为官则阴谋诡计、化公（款）为私（款），为文则趋炎附势、为权传声，为商则勾心斗角、脸厚心黑，什么名节操守人格，统统丢在脑后、踩在脚下！士德之不修、士节之不守、士气之委靡、士品之卑下、甚矣哉。

物以稀为贵。在卑俗成风甚至以卑贱为荣的社会环境中，刘晓波精神就显得特别杰出、特别珍贵。刘晓波精神涵盖较广、表现多端，如清高、高尚、尊贵、执着、勇敢、奉献、坚强、正直、善良、诚实、慈悲等，不一而足。网友们以高贵二字来形容之，颇为恰切，可视为刘晓波精神的源头和根本，或曰精神之母，其余种种，皆从中孕育生发出来。

刘晓波的高贵，体现于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体现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悲悯之心，体现于为民请命的以道自任、当仁不当，体现于他“枪顶脑门子上不眨眼不低头”的大无畏硬骨头精神，体现于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如英明网友所言：“晓波以一大学讲师和博士之身，在成名之后三度入狱，冒着被打成蜂窝煤的危险在广场谈判，就其勇气和独立精神而言，并世并无第二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晓波以身作则，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政府和社会的批判态度，并坚持立足国内毫不妥协的立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世亦无第二人。他的学问可能并不绝顶出色(他大概不屑于做什么高深的书本学问)，可他的这种毫不妥协的对政府和社会的批判精神，绝对可以称得上伟大二字”。

刘晓波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所表现出虚无主义态度,曾宣称要埋葬孔孟之道，认为在它的废墟上才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不明白一个完全否定、抛弃传统文化的民族怎样建设一个新文化？我主张在民主、自由理念的统领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改造和更新。我以为刘晓波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有的思想观点极端偏激。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在我看来，刘晓波精神与他深恶痛绝的孔孟之道千古遥接、互相辉映。何以见得？请听我道来。

上初中时，从积满灰尘的破阁楼里偶尔翻出一堆千疮百孔的古籍，其中《论语》《孟子》给了我一生较大的影响。在我心目中，孔子是个平易、慈祥、高贵、富有人格力量、具有哲学智慧的小老头儿。他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以仁、智、勇为根基，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境界。他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和意志主义，他以仁、智为人格核心，展开忠、恕的人格立场，推崇“杀身成仁”的人格态度。他痛恨表里不一的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还说，如果交不到符合中庸之道的君子，那就宁可与狂狷之人为伍。

而比起孔子来，孟子更为可敬可爱。政治理论上，他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策划了一套更有平民品格和民本思想的“仁政”，在人格上，他“养吾浩然之气”，富于狂狷魅力。

孟子在战国时名重一时，常被各国诸候待为座上宾。但他从不曾为个人利益、前途、“政治上的进步”而迎合他们，而是大胆、尖锐地批评各国当政者，多次令人下不了台。一次与齐宣王交谈。孟子说，有一个人因事外出，将妻子儿女托付朋友，等他回来，却发现妻子儿女挨饿受冻，对此朋友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孟子又问：管刑罚的长官执法不严怎办？齐宣王说：撤掉。孟子又进一步问：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又怎办？齐宣王答不上来，只好顾左右而言它了。

公孙衍、张仪二人乃战国时大辨士，游说诸候，合纵连横，名动天下。有一次，景春对孟子夸公孙衍、张仪两人，说他们能做到“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不愧为大丈夫。孟子斥骂道，那不过是“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而已。他的人格理想是“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豪杰之士、“不召之臣”、大丈夫。

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对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开发。孟子与刘晓波，既前后辉映，又一脉相承。他们都是与“妾妇之道”格格不入的精神贵族和大丈夫，他们的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有人呼吁不要捧杀。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刘晓波本人非常清醒也非常谦卑。前不久，老枭应晓波之邀，在支持六四难属群体《致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签名，他对我说：“我现在的一切作为，从个人的角度讲，只是在用必须的谦卑赎罪，因为那么多人死了，他们的亡灵在注视着每个人，特别是象我这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我不敢有丝毫自傲自狂，唯有诚惶诚恐地接收亡灵们的注视和鞭策！”。饱经人世风霜和强权的迫害打击，他已经愈来愈成熟了，可谓“傲气渐消傲骨存”。

“在一个平权的社会没谁比谁高贵。这个社会讲究的是平等，自由和参与，提倡的是平民精神和世俗精神”（随便），但是，对遍地犬儒乡愿的专制中国来说，高贵精神是怎么宣传都不过分的。宣传刘晓波精神，就是对民族精神的抬升和大丈夫精神的弘扬，就是对泥泞黑暗中挣扎前行的勇士觉者的鼓励，就是对社会不公、邪恶势力的抗议，就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促进和推动。谨颂以诗曰：
刘晓波（网友十六）
虎口狼窝树壮旌，长街抗暴死生轻。
几回黑狱肯低首，千古寒宵盼启明。
唤起狂枭惊鼠辈，飞来大棒喝苍生。
明朝日出霞光灿，都是英雄血染成。

东海一枭2002、11、19
枭鸣天下之二十六：
老枭来干最好
-----顺便拍刘晓波一马、踢出尘公子一脚

老枭两弹刘晓波，弹得罕见论坛上褒贬纷纭，波涛汹涌。反对派的意见，主要的一条是说刘晓波缺乏“建设性意见”，没有“治国方案”，只会一味批评抨击，作用不大或者干脆是负面的。

这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对我也是家常便饭了。你到底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你说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拿出你好的行的方案来呀。诸如此类的责问，处处可闻。陇右山狼就曾以此相责：我觉得你的文章里，建设方略方面的东西比较少。有大炮和炮弹，但是，没有兵工厂。

老枭虽很少出门，更不爱过问现实政治，也知种种改革、治国的条陈、意见、路径、方略，许许多多组织、党派、个人都有，有零星的有整套的，有激进的有保守的，有改良的有革命的，有潘岳式“坚持党的领导”的有刘晓波式全盘西化的，奈我党一直无动于衷一概不予理睬何！

早在国家主席竞选书中，我就提出改革十二大纲，其中包括解除报禁；从农村开始，切实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各级人民代表的普选；取消特权，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促使共产党对文革、“五四”、对八十年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反思，承担起自身责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并落实“阳光法”；从改革户籍制度开始，切实保障农民的各项公民权利；推动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等。

我主张从开放言禁开始，逐步突破专制的蕃篱。那种让人民说话，天就会塌下来，社会就会大乱的观点，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和诬蔑。如果这也太过“激进”，我还有更保守的：设立政治特区，积累经验，以作示范，试点成功后，再全面铺开推广（见政治特区行政长官自荐书）。

比较而言，老枭的主张还是比较“中庸”可行、具有一定“建设性”的。因为我最了解也最符合“十八岁前攒下的偏见——常识（此歇后语引自樊弓语录）”，也就最容易使各方面获得共识、产生共鸣。让我来干，一定会干得最好，一定是人民和历史最佳的选择。

然而总有那么些人以为“别人来干，没准更坏”。例如出尘公子就教导我：“改革是需要，而不是理想，如果连为什么改革都说不清，那只能说是为了赶时髦追时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人权，健全法治，改正国家、社会及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弊病，完善和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或提高它的效率。这就是改革，有必要改革就改革，改革时机没有到就行黄老之政，此方为安民之道”

改革当然是为了完善人权，健全法治，改正国家、社会及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弊病，完善和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或提高它的效率。但我不明白按兵不动、“行黄老之政”如何能达成上述目标？党和政府垄断一切资源和权力，又算什么黄老之政？何时才是改革的时机？现在民愤不够大、民怨不够深，要等到再一次动乱或革命的来临？其实公子改革之假，维持现状是真，言下之意就是“忍着吧、满足吧，别人来干，没准更坏”。

这种解释与国情论、素质论皆属一丘之貉，出之于政府之口是抗拒改革的无赖话，出之于知识分子之口，是帮着骗人的帮闲腔。类似高论，提高了老百姓的忍耐度，强化了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使他们坏得合情合法合“人民的利益”，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当坏不让地一代又一代坏下去。

中国局势，现在还不够坏，人民境遇，目前还不够悲惨？难道中国人民天生下贱，只配享有并不完全的生存权，只配生活在普遍性的恐怖阴影之中，只配接受绝顶腐败的专制，一旦有了知情权发言权等其它人权，就成乱民，就会祸国？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宪政之后民主化之后更坏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台湾一天天好起来，俄罗斯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大多数昔日的兄弟和“敌人”一天天好起来，一天天坏下去的，恰恰是我们自已！刘晓波的全盘西化法既使不好，也不会比现在这种逆时而退更坏！

而且我相信，除了极少数野心家之外（这里的野心家不含贬意），许多仁人志士与我一样，并不主张一定要让别人来干或自己来干。“许多人作疯言愤语、披头跣足、义愤填膺状” 并非为了“混水摸鱼”（出尘语）。我们只是希望执政党干得好些，公平公正公开些，别继续把国家干作傀儡、人民干作僵尸，把政治干成肮脏的妓女，如此而已。

和合以为，“所基于理智和良心，恐怕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宪政精神，而是基于想反叛而又力不从心而已”，这种动辄追究动机的诛心法，殊乏理性精神，更有混淆概念之嫌。不能因为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也有刘晓波对当时特权的批判精神，就将刘晓波精神一棍打杀，更不应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将以暴易暴的行为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将刘晓波"不随俗、不媚世、不攀附权贵、不同流合污、不向恶势力妥协"的精神与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的帝王思想混为一谈。令胡冲就指出，“对社会特权的批判精神，本质区别于血腥的反叛行动。一基于理智和良心，一基于物欲疯狂”，两者同名异质、毫无可比性。

其实，不管有没有治国方略、建设性意见，既使“对古今东西民主理论一窍不通”，人民都有权力抨击时弊、批评政府，这更是知识分子的责职所在。知识分子要在坚持自己的良心和人道立场，对现实持批判态度，“不一定都要有经天纬地之策”。对此，哈耶克、李敖及奸坛的易明君都有过精彩的论述，不赘。

东海一枭2002、11、23

作者：东海一枭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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