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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精神癌症 zt

CAOGEN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5/03/12
文章: 886

经验值: 920

标题: 费孝通的精神癌症 zt (369 reads) 时间: 2006-6-12 周一, 上午9:27

作者：CAOGEN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费孝通的精神癌症 zt

张耀杰

以这样一个标题哀悼费孝通先生，实在是天大的不敬。好在笔者是在恪守天地良心的内陆农村长大的农民之子，“精神癌症”云云并不是哗众取宠和危言耸听，而是对于包括费孝通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发现和理性概括。

一、费孝通的双轨人生

纵观费孝通的人生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轨迹。第一条轨迹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务实富民，他的姐姐费达生就是言传身教的引路人。
费达生长费孝通7岁，早年从苏州女子蚕校毕业，1920年赴日本学习缫丝，1923年回国，在女子蚕校工作，指导和帮助当地蚕农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养蚕缫丝。1929年1月5日，费达生联合蚕农在苏州开弦弓村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家乡村企业，费达生因此被费孝通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人”。

费孝通读燕京大学的学费，就是由费达生提供的。1935年12月，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在广西从事田野考察时受伤，回到苏州后被费达生安排下到开弦弓村养伤并继续从事田野考察。两年后，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所谓“江村”，其实就是沿江而居的开弦弓村。

晚年费孝通以“志在富民”的名义相继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小商品大市场"、"小城镇大问题"等诸多命题，依然是在费达生影响下取得的学术成果。在专门介绍费达生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中，费孝通写道："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之道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费孝通所从事的社会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在技术层面上展开调查研究的人文科学。费孝通在技术层面上的务实富民，堪称是当代中国第一人。然而，怀抱着充当“王者师”的政治野心的费孝通，并没有像费达生那样，做一个纯粹务实的现代公民，而是在务虚超人的野蛮歧路上，演变成为毛泽东及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精神虐杀的政治“帮凶”：“我要做样子出来让大家都这么做，示范性的。这个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我有罪的，我对知识分子不起。”“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

上述话语出自《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以超大篇幅集中发表的《费孝通先生访谈录》。正是在这篇经过“删节”的《访谈录》中，笔者再一次捕捉到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且死不改悔的精神癌症：从来不肯像欧美社会的精神贵族那样，致力于制订并维护一整套既限制自己又约束别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即“公正竞争”）的制度程序和游戏规则；而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极权专制的框架下，一心一意要充当既凌驾于别人之上又依附于强权之下的“劳心者治人”、“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既神道设教又替天行道——的特殊材料。说得更加透彻一点，就是自己想当专制极权的高级奴才，便一心想把别人抹黑压倒为低级奴才。

以掌握马列洋教的唯一真理自居、骨子里却丝毫不肯放弃从本国公民手中窃取到的公共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就是这种精神癌症的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费孝通生前所扮演的公共角色，恰恰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二、制度比人强

费孝通的“不敢说”，只是在毛泽东及共产党的极权专制下“不敢说”。在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威权专制或半专制之下，他不仅什么都敢说的，而且说得颇为精辟。

在落款时间为1946年4月5日的《投票自由不受约束》一文中，费孝通谈到自己1943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所进行的田野考察，其中记录了出自农家小姐之口的经典话语："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拘束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比起女儿来，农家主妇另有更加经典的民主意识和公民常识：“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经过美国农民的公民教育，费孝通在日记中写道：“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然而，直接经受过欧美现代文明的精神洗礼的费孝通，在最具根本性的关键点上，却始终没有达到真正的启蒙：他不知道“投票自由不受约束”，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制度比人强的普世公理，才是欧美宪政民主的真谛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留给费孝通的唯一的精神出路和政治抉择，就是留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野蛮圈套之中，充当一名依附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高级奴才。1944年访美归来后，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加入与共产党并肩战斗的中国民主同盟，从此充当起了站在共产党一边“限制人民政治意识”的文化杀手。几十年后，晚年费孝通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仍然意气风发地表白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

关于自己在民主同盟中扮演的自以为“超前”的野蛮角色，费孝通在《访谈录》中表示说：

“我只跟潘光旦、闻一多一起。我常到潘家去的，其他人我不管的。吴晗的爱人是共产党，所以吴晗是民主人士里有共产党倾向的。”

“我们的力量在学生里面，学生把我们捧出来的。实际是共产党在学生里。胡乔木先到清华的，云南大学也有很多，但云南大学不重要的，西南联大很重要。”

“我们是想影响政治，听我的话。冯友兰也是这样，为王者师。”
“我们穷得要命。我为什么写文章？家里面米不够了。我是摆摊头写文章。云南大学下面有个茶馆店，我就坐在那儿，这不是摆摊头吗，他们都到那儿来找我要文章，当天拿去，第二天报纸就出了。以稿费维持生活，薪水一半不到。最苦的时候她（费宗惠）来了。这段时间写的文章还不错，有活力。”

在以充当“王者师”为神圣目标的政治赌博中，更加极端的闻一多倒下了，稍微理智的费孝通成为受益者：“我的生命路线的选择，不是我选择的，是共产党决定的。向哪一条路走？当时有好几条路呢。一条是做教师，在清华是我做事里面生活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待遇啊、条件啊都很好，朋友很多。当时彭真与李维汉争我，彭真想给我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职位，后来李维汉把我要去了，他是统战部的，他地位很高，在江西南昌起义时被称为‘罗迈'，他权力很大，总理下来就是他，他是总理的秘书长。我本来是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后把我调到民族委员会。”

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费孝通在垂老之年又提出一个自以为“超前”实质上却依然野蛮的人治思路：

“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

“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到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我认为他有点本领的。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批人太少了。”

“庸俗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部分。现在我又有个想法，我讲讲最近我的变化。前面的事情我还要同你好好讲，我现在身体不行了，老了，要用你的笔来写了。最近我搞了一个题目，石头变成个玉，石器变玉器。石器是一样的，可是只有玉器才能救中国。可是玉器是怎么从石器中变出来的，这又是一个文化的大变化。最近我讲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一个君子论，孔子讲的：君子也，非小人。后来变成士。这个就是石器要变出一个玉器出来。这个思想就是要超出原来的一般的东西，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有几个考古学的朋友，一起研究一下中国玉器的开始，怎么出来的，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很厉害的。理呀，讲理，理出来了，更高贵，叫elite（精英），人里面也有elite，一直到现在，‘领导’这个意思外国没有的。”

三、“甘受奴役”的精神癌症

21世纪的中国，当然需要精神贵族和社会精英。然而，文明社会的贵族和精英，只能是立足于人人平等的公共平台之上设计并遵守制度程序、坚持并捍卫普世公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一方面服从于毛泽东式的极权专制和救世魅力，一方面又要通过对于同行知识分子的抹黑压倒来充当高等奴才的“士”或“玉”。借用胡适的话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揭穿了说，帮助共产党摧残中国文化的费孝通，最终没有成为胡适所说的“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在文明程度和人格境界方面，他连自己采访过的美国农民都比不上。

费孝通之所以走上自以为“超前”的野蛮歧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毕竟是一个不具备独立自主的生存能力的儒教之“士”。对于他来说，依附于专制强权之下甘受奴役，比独立自主地充当人人平等的现代公民，要艰难得多。至于费孝通等人敢于因为自己没有被养好而奋不顾身地攻击蒋介石，却偏偏愿意在杀人魔头毛泽东的摧残之下俯首称臣，最好的解释就是恩格斯写在《反杜林论》中的经典话语：“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代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的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归结了说，制度比人强，在没有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的当下中国，一个文明人的第一要务是先把自己救正为具备“自我规定的意志”的现代公民，而不是大言不惭地救国救民的野蛮超人。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在人人平等的公共平台上承担起自己的一份小责任，中国社会就永远不会发生颠覆灭亡之类的大危机，救国救民之类的野蛮勾当，也就只能是永远的伪命题。

——本文原载于《动向》杂志200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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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OGEN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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