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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病夫”正解（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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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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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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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东亚病夫”正解（续）
──黑崽子·红崽子之二
芦笛
传统社会的最大弊病，就是“升官＝发财”，以权力决定财富分配，这结果不但造出了贫富不均，而且消除了机会均等。做官竟然成了发大财的唯一途径，“富”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富而不贵”者从来是官府的敲榨对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那个黑暗社会的忠实写真。
本来，做官是做官，发财是发财，前者是人事管理，并不参与财富的创造和流通，那是资本家的领域。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在正常社会中，官员根本就没有发财可能，而资本家在理论上（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只是理论上而已）也给剥夺了靠金钱操纵政策制定的机会。如果做官能发财，那就必然是利用了手上的权力，把资本家该得的钱抢到了自己手上，乃是社会患病的表现。如果做官竟然成了发大财的唯一途径，那种社会就绝对是重病在身的病夫。所谓“腐败”指的就是这个。
简言之，资本家发财是份内事，官员发财就是咄咄怪事了。富官必是贪官，其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患病的表现。官僚集团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例则是社会病态的直观指征。如果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合而为一，成了官僚资产阶级，那这种社会就是烂透了的社会，是随时都会倒地而死的痨病鬼。
这种下滥社会的特点，是结合了传统社会“按权分配”和资本主义社会“按钱分配”的双重弊病：官僚阶级利用手中权力侵吞财富变成了资本家，再使用手中金钱层层收买权贵，上下其手操纵政治，专门制定有利于自己经济政策。如此双管齐下，便达到了使用权力与财富剥夺他人发财机会的最理想的境界，成了人类可能想象的最烂污、最黑暗的国家。
不幸的是，今日中国就是这种国家，此所以我为何要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东亚病夫’这称号对中国来说更名副其实”，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把大部分社会财富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无论是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抨击的“新阶级”，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如今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比，当真是太仓一粟。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如今这烂污社会乃是追求工农解放的中共革命的必然产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管如今这世道再怎么烂污，它毕竟还是要比毛社会公正得多。
如今许多人（特别是愚昧的工农大众）无限缅怀毛时代，却不知道那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公道、压迫人民最广泛、最无微不至、最结棍的社会。光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彰显国人的公道观是何等混乱。
所谓“压迫”乃是大家用惯的词汇，可惜没几个人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那似乎是“压迫就是被人管束”，这其实就是马悲鸣那篇烂文章的中心概念：郑义是清华党总支批准的校团委委员，是管学生的学生，所以就是该推翻的压迫者。
倘若此，则这世上还真没有不压迫人的社会了，而且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也绝对不可能建立起消除压迫的社会来。套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便是，除了沙漠以及收留星期五前的鲁滨孙，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压迫者（管人的人）和被压迫者（被管的人），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所谓“压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成员恃仗权力，剥夺了另一部分成员的各种机会特别是发财机会。
用这个定义来看，则立刻可以明白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全国人民不但丧失了所有的财产，而且连一切发财机会都被彻底剥夺了，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遭受的无理压迫最严重。有史以来第一次，农民被当成二等公民，彻底丧失了改行和移居城市的天生权利，成了被强行捆在土地上的农奴。除了少数能考进大学或参军提干的幸运儿之外，没有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待遇，包括稳定的工资收入、粮棉副食品定量供应、免费医疗、具有起码质量的中小学教育，等等，等等。受害人如此之多，被剥夺的机会如此之全面，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
但这种暗无天日的时代，如今竟成了工农心目中的黄金岁月！歪？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不公平，不是机会的不平等，而是贫富不均，而毛时代的确基本作到了均贫富，至于大众的发财机会甚至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这个事实，他们是看不见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之所以要犯下这史无前例的罪行，恰也是出于病态的“公平观”。
“解放”后头几年（当时称为“过渡时期”），“新”社会还是保留了许多“旧”社会的公正。虽然很快就建立了反动的户口制度（顺便说一下，“旧”社会不根本搞这套。上次有网友[似乎是老石]质疑我的文字，说台湾也有户口制度，不是中共专利。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假，即使是真的，那也只会是老蒋总结失败教训，从我党这儿学去的，因为“旧”社会确实不搞这套），接着又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也就是国家垄断粮食购销，但尚未动用国家权力严禁人民发财，也不禁止农民移居城市，允许大众公平竞争。这结果就是出现天然的贫富分化，它立刻吓坏了老毛，于是便开展集体化运动，在短短几年后便彻底剥夺了本来是分给农民的永久性财产──土地，并以定量供应和户口挂钩的办法，将全体农民转化为国家的农奴。农民和地主再不是传统社会那种自由雇佣关系，却倒退为类似欧洲中世纪农奴和贵族之间那种不可解除的关系。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最反动、最无公道可言的生产关系，而这竟然被全民一致视为“人民解放”。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时至今日，还有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激赏这种病态的畸形的“公平观”，看不穿毛的“反对特权阶级”的反动实质。
这些同志忘记了，毛共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民压迫者，亦即最大的特权阶级，而毛本人就是最大的“特首”。由这种人来反对“特权阶级”，当真是空前绝后的笑话，他反对的永远只会是贫富不均，念兹在兹的就是“中国还有商品贸易、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不把这些费厄泼赖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消灭了，代之以柬埔寨那样的社会，他便死不暝目。幸亏他的革命失败了，否则中国社会不知还要倒退到哪儿去。
最有趣的还是马悲鸣。我已经说了，他那篇大作，在本质上重复了高干子弟红卫兵在红色恐怖期间写的那些烂文字，那些玩意其实确符圣意，起码和敬爱的江青同志《谈京剧革命》和《在林彪同志委托召开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出一辙。
老帮菜都该记得毛发动文革的最初理由吧？那就是据说在文艺领域里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怎么个专政法？那就是“洋人死人占据了舞台”。因为国家是工农兵的国家，所以只能由工农兵占据舞台。如果演了“大洋古”，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要砸烂所有文化精英的狗头，把大权夺过来，只演工农兵，让工农大众在出大力流大汗一天后，晚上还得去电影上看别人割麦子、扛麻袋、勒惊马、战台风、堵洪水，据说这就是工农兵盼望的艺术享受。
教育战线据说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为什么呢？因为实行“分数挂帅”，而这据说就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报复的方式。电影《反击》中，调干生于洋竟然给试卷迫害得当场晕倒，甚至因此被赶出无产阶级的学校。所以，大家必须像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起来造资产阶级专政的反，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作大官。这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们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起来造反的动机。
我已经介绍过了，大饥荒前，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阵地占了上风，师生不是搞运动就是大战钢铁，要么就是兴办“江西共大”那种烂“学校”。大饥荒后毛退居二线，刘邓出来整顿教育，才开始强调教育质量，１９６４年以前，学校实行的乃是“又红又专”，亦即“听话出活”，这结果，便是许多既听话、成绩又好的黑崽子成了班团干。
如果按马悲鸣“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的两分法，则当时许多黑崽子与灰崽子确实是积极分子，似乎构成了班团干的主体。他们积极，乃是自知出身不好或不怎么的，成功机会天然就不如人，所以必须以此弥补之。而红崽子本来就是“自然红”，用不着积极，也用不着“专”，天生就拥有比大众更多的机会，再积极的黑崽子也绝无可能获得这种机会。所以红崽子们当然多是落后分子，在贯彻“阶级路线”前没多少人当学生干部，也没多少是团员。
例如考空军在当时乃是百万里挑一的好事，而这种机会只严格限制在红崽子中。马悲鸣据说从来是落后分子，从未申请过入团，但这种好事只会落在他头上，老郑再怎么苦学毛著举杠铃甩标枪也没什么鸟用。
简言之，积极分子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病态的反映──社会强使一部分成员天然处于竞争劣势，逼得他们靠“又红又专”来弥补。因此，当时的学校里，比较突出的是三类人：但凡出身不好者多“又红又专”，如郑义、胡平然；既不红又不专、政治上落后、学习一塌糊涂者，多半是有恃无恐的红崽子如马悲鸣；而“白专分子”则是小芦这种天性无法削足适履、塞进任何僵硬框架的阮籍、稽康转世。所谓“白专”就是成绩好，但“品行”不好。其实我成绩好也不是用功的结果，而是天资使然。我是上了大学才真正用起功来的。
因此，所谓“又红又专”方针，其实是在极不公道的大前提下实行的极度有限的公正，那就是以政治效忠为代价，为被剥夺了同等竞争机会的黑崽子们提供极有限的机会补偿。所以，它其实是绝对不公中的相对公正。那道理很简单：与出身不同，“积极”的机会是敞开的，马悲鸣若想当班团干那类“压迫者”，只管去积极就是了，并没谁不许他积极。
然而高干子弟连这都无法容忍。在他们看来，既然江山是他们老子打下来的，根据“狼羊律”那“宇宙运行规律”，当然所有的班团干也只能由他们作。这就是他们起来“造反”的正当理由，这造反不但让师道尊严的几千年传统扫地以尽，使许多师长被活活打死，而且使恐怖遍于国中，令中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精英毁于一旦。
尽管红崽子们后来撞在了毛的枪口上，但红卫兵运动其实深得毛思想精髓，那就是机会只能由党来分配，绝不能开放给全民，让大家凭本事竞争。文革新贵信奉的也是这套，不过更极端而已。直到后毛时代，这仍然是我党的指导思想。记得８９学运后，彭真同志在报上公开扬言，中共为夺权死了几千万人，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权。那意思就是肥水决不会落到外人田去。谁要追求机会均等，over my dead body！
这就是现代中国为何出现了空前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基本实现了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们的宏大构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老郑的义愤也有充分道理。
为他和其他“自由知识分子”没看到的乃是，虽然官僚集团强占了大部分发财机会，但人民毕竟部分重获了有限的发财机会。比起毛时代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那些钟情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同志们应该看到，假定毛的理想天国实现了，统治者靠权力剥夺了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发财机会，严格实行巴黎公社制度，普选出来的官员和大家拿一样的工资，并随时可以撤换，那又便如何？那不过是人类能设计的最严重的全民自虐而已。
因此，咱们要做的，就是剥夺官僚集团的“机会决定权”，使得政府没有动用政治权力分配发财机会和其他成功机会的可能。很明显，要完成这重大改革，靠毛式革命或其他形式的暴力革命只会南辕北辙──它只会造出权力更集中、因而实现机会均等的希望也就更渺茫的新政府来。
要完成这重大改革，当然需要人民斗争，但主要还得靠统治者让步。可惜从我党到党朋一律信奉“狼羊律”，认定以权力把持垄断一切机会乃是“宇宙运行规律”，这就没什么好事了，谈到此，为呜咽，就此打住吧。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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