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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指责施琅之叛与王光美之不叛看胡平的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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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指责施琅之叛与王光美之不叛看胡平的不近人情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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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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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指责施琅之叛与王光美之不叛看胡平的不近人情 (735 reads)      时间: 2006-5-24 周三, 上午3:45

作者:马悲鸣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指责施琅之叛与王光美之不叛看胡平的不近人情

马悲鸣

胡平最近连发两篇文章《毛泽东的幽灵与中共的命运》,指夫君被整死的刘少奇遗孀王光美,陶铸遗孀曾志,本人挨了好整的黄克诚与谭震林等拒绝批毛事,耻笑他(她)们不知反叛。

可就在几天前,胡平发表一篇《成王败寇与趋炎附势--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谈起》,指责施琅反叛。胡平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

【这也难怪,像施琅这样的人,先是叛明降清,继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

这里胡平故意模糊了事实真相。施琅叛明降清是跟随着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清兵要郑芝龙劝降郑成功,并以郑芝龙为人质要挟郑成功。郑成功给他父亲回信,以“父既可以不忠,儿亦可以不孝”拒之。清兵遂斩郑芝龙。

其实郑芝龙本是海匪,其妻,也即郑成功生母乃是日本人。郑芝龙实为倭寇余续,并非食君之禄,死君之事的朝臣,只是在明失势之际临时招安的,既无解衣推食之恩,自然也无尽忠效死之义。

施琅本郑芝龙部将,服从故主指挥,自然更无尽忠明廷之责。清廷因为郑成功拒绝投降而杀了郑芝龙。施琅为尽忠故主,逃离清营,回归小主人郑成功。这绝对是义仆所为。

不料施琅开罪郑成功,被满门抄斩,只逃出了他一个。施琅为报家仇,才叛归大清,效伍子胥三年归报楚王仇那样,力主收复台湾。

等台湾郑成功、郑经父子相继谢世,施琅才进军。郑成功孙子投降。但施琅没象伍子胥掘墓鞭尸那样报自己满门被杀的血仇,而是设祭,行大礼祭祀郑成功,当众宣布,一笔勾销过去郑氏的灭门血仇。此等大义,岂是胡平所能为,所能理解?

施琅在平定台湾之后,即被当时舆论界所颂扬,后来拿他和乃子施不全的故事编了本《施公案》和《小施公案》,窦尔敦盗御马就在其中。我在文革前夕团支部组织学习《雷锋日记》时读的《小施公案》,还被指为思想反动。胡平在《写在世纪之交》里说,那时候他正在积极表现,靠拢组织,争取入团。

后来经过反帝反清的革命,因为郑成功是从荷兰鬼子手里收复台湾,施琅是从郑成功孙子手里把台湾并入大清,故郑成功成了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而施琅却成了清廷鹰犬。

其实如果没有施琅的再收复,就凭郑成功母族是日本人的家庭背景,台湾也早就成日本领土了,根本等不到甲午割台。

从个人恩怨与对故主的忠诚上来说,施琅都没什么可指摘的。更何况他有大功于民族利益。我在临近文革,传媒开始批判《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小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时,就知道最终把台湾留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并非郑成功,而是被诬为“朝廷鹰犬”的“叛将”施琅。

胡平说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所歌颂的是只是成王败寇∶【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深入讨论下去的。】

让我们就把胡平对施琅的评价,【先是叛明降清,继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作为不可缺少的一以贯之的第一原则。用这个原则来读胡平的《毛泽东的幽灵与中共的命运》。那么挨了好整的黄克诚、谭震林和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陶铸的遗属拒绝批毛,用胡平的原话说【像王光美和刘源这样,亲人被毛害死,自己也饱经劫难,九死一生,事后非但不带头批判暴君,反而站出来为暴君涂脂抹粉,这在老革命及其家属中居然屡见不鲜】。这不正是不肯效法被胡平指为叛来叛去,【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的施琅吗?

胡平说∶【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在这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对中共的暴行满怀义愤,更何况作为受害者的子女。那些和张戎有着类似遭遇但对暴君却没有义愤才是极其不正常的。我们不必问前一类人为什么要反毛批毛,我们真正该问的是后一类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毛不批毛。】

我在这里要指着胡平的这一段话问他自己∶施琅和伍子胥一样遭遇了灭门惨祸之后,才“反郑批郑”的,你怎么能说他【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呢?

如果王光美、曾志、黄克诚、谭震林、刘源等人听信了胡平的教诲,站出来反毛批毛,先不要说这正好坐实了他们当年挨整的不冤,谁又能保证胡平不指责他(她)们叛来叛去,【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呢?

在《施公案》问世两百年后,施琅又被骂了一百年。连金庸都在《鹿鼎记》里指其为鹰犬。即使这些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中共老干部及其遗属真的站出来反毛批毛而被胡平之辈嘉奖了两百年,安知两百年后不被骂作叛来叛去,【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呢?

司马昭杀了嵇康。其子嵇绍为晋惠帝侍中。惠帝乃武帝司马炎之子,司马昭孙。八王之乱时,乱兵攻入掖庭。嵇绍以身护惠帝,被乱兵所杀,血溅帝衣。乱平后,宫女欲洗该衣,被惠帝喝阻∶“勿浣!此嵇侍中血!”

北宋欧阳修见此,讥嵇绍不孝,居然为了保护杀父仇人的孙子而不惜牺牲自己。

可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仍称“为嵇侍中血”,与“为颜将军头”并列为历代高义烈士。

胡平要文革挨了好整的干部及被难者遗属效法《鸿》的作者张戎,站出来反毛批毛。可细看张戎的说法,似乎她并不清楚自己的恩怨立场究竟何在。

张戎的父亲是被张(希挺)刘(结挺)那派造反派整死的。她所痛恨于毛泽东的,应该是老毛利用造反派整老干部。而现在号召反毛批毛最力的,正是当年被毛又抛弃了的造反派流变而成的民运。

张戎的父亲曾担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象这样一级干部的死活,毛不大可能知道。毛既不会指令打倒他,也不会指令保护他。真正致其父于死地的,是四川当地的造反派。如今反毛批毛的海外民运,正是由当年的造反派发展而来。比如胡平本人不但是造反派,而且就在四川首府成都。

张戎的父亲被整死,不迁怒于有杀父之仇的造反派,反而帮助造反派发展而来的海外民运反毛批毛。如果让欧阳修知道了,那可真正是认贼作父了!

张戎搞不懂得一个简单道理,那就是“挨整干部及其子女批毛是因为毛没良心。而造反派批毛是因为造反派没良心。”

胡平指责王光美不批毛,却指责施琅批郑,实属巧言令色,信口雌黄,真正是不近人情。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辨奸论》里讲过一句话:“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附录】~~~~~~~~~~~~~~~~~~~~~~

成王败寇与趋炎附势--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谈起

胡平


最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引发一阵批判浪潮。这也难怪,像施琅这样的人,先是叛明降清,继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康熙派施琅攻占台湾,其目的本不是为了所谓统一,而只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清政府才会在郑成功没占领台湾之前,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打击郑成功,又在郑成功后人已经投降之后,多次动过放弃台湾送给洋人的念头。电视剧却把施琅这样的人物塑造成"民族英雄",把清政府的行为美化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既扭曲历史,又颠倒是非。怎么能不令人反感乃至愤慨呢?

《施琅大将军》剧本的倡议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的陈明公开宣称他是古为今用,借用历史故事服务于今天的政治现实。陈明强调: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这种说法看上去倒有一定的说服力,连不少批评者也承认,不管施琅的人品如何,也不管康熙下令打台湾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在客观上使得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起码还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上述观点不值一驳。假如说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不管一桩行为本身的善恶是非,而把该行为的某种非意图的后果用来为那桩行为辩护显然就更错误。譬如,你说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那么我也可以说,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中国就不会有东北。岂止不会有东北,也不会有内蒙外蒙,很可能也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如果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今日中国的版图不过和明朝一样。因为当时在关外的满人并没有打定主意问鼎中原,他们原本只打算趁火打劫,抢走一些金帛子女,占领更多的长城以北的土地罢了。我们是否可以说吴三桂是开拓中国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世间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辩护。外族入侵,掳掠强奸妇女吗?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连大屠杀都可以得到辩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压力的效果嘛。幸亏在中国历史上,每
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杀,全国人口顿时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则神州大地早就人满为患,生态环境早就不堪重负,中国早就崩溃了。

按照陈明的观点,统一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

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看出病的症状而没有指出病的成因。要说广拓疆土就是善,你为什么不赞美隋炀帝三征高丽呢?因为隋炀帝没把高丽打下来。隋炀帝失败了,所以人们就不赞美了,所以人们就都批评隋炀帝残暴无道,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一切都以成败为转移。你成了,你就对了;你败了,你就错了。

围绕着《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远远超出了这部电视剧本身。它反映出我们在评价历史与人物上的没有原则。其实倒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又不总是能够内在地协调一致,它们常常彼此冲突,于是很多人就一会儿讲这个原则,一会儿讲那个原则。这就成了没原则,就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为什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来冲突的双方都各有各的理,谁赢了我们就顺着谁的理讲,于是成者就赢得了理,败者本来也是有它的理的,但我们就不讲了,于是败者就没理了。就算你承认失败的一方也有它的理,这也于事无补。因为你同时又认定成者是有理的。既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谁愿意当败者呢?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深入讨论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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