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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90年雅典步兵方阵在马拉松能够全胜波斯骑兵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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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公元前490年，雅典与波斯在马拉松对阵。雅典方面以11000步兵组成方阵，波斯主力为万余骑兵，另有大量步兵作为支持人员投入战斗。激战之后，雅典以寡胜众，大获全胜。
最初的评价，认为雅典人胜在勇气和体质。雅典人喜欢体育运动，身体灵活而强健。他们嘲笑波斯人被酒色淘空了身子，身上全是肥肉。
后来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战术。雅典人之所以能够挡住波斯骑兵的冲击，在于其密集的步兵队形。这种步兵方阵后来发展成为欧洲古典时期的重装步兵，一般认为可以战胜来自亚洲的轻骑兵。海上强国依靠舰船进行机动，自然不可能以骑兵为主力，而主张把骑兵配备在步兵方阵两翼，起到把敌方骑兵逐出战场的作用，为步兵决战扫清道路。
接下来，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雅典获胜，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优越。雅典步兵由清一色的公民组成；波斯军成分甚杂，骑兵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步兵则由各被征服民族担任，还有雇佣军，这样的队伍，声势虽然惊人，但异常脆弱。遗憾的是，历来大陆强国的大军，多有这种弱点。
雅典城里人的构成，分公民、外乡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奴隶三部分，另外雅典周围还有一些自耕农。公民是拥有一定数额财产的人，享有选举的权利，能够直接或间接左右城邦的内政外交方针。同时，他们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必须自带装备，也印证了他们作为公民的财产资格。
波斯是由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帝国，行军事贵族政治，其征兵和征税，都带有绝对的强制性特点。
这样两支队伍相遇，更关注公民权利的一方，相对于更强调强制性义务的一方，自然更具积极性和战斗力。事实上，海上强国和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我们简直就可以看做是权利和义务对话的历史。海上强国更讲究人民的权利，是它们取得优势的根本原因。
我们注意到，希波战争前后，正是雅典及其周围城邦民主化进程高涨的时期。梭伦和伯利克里的改革，都是意在压制氏族贵族的权势，扩大公民阶层的构成，使公民拥有更广泛的权利。这时的雅典，迸发出极大的活力。而当希腊各城邦相继进入僭主政治后，一小部分得势的公民践踏了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希腊社会便衰落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对公民权利被僭主践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他由此主张回归荷马的时代，即民主时代之前的王政时期，以少数贤明之士对群盲进行教化为特点，则未免矫枉过正了。
罗马组织形式上的优势，不在于元老院和执政官，而是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设置。公民大会虽起源于氏族大会，却渐渐发展成类似国会的功能，而元老院不过起到咨议的作用。罗马在多次殆危期间，都是保民官肩负民意出面挽救了危局。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消亡，是在凯撒、屋大维时期，一般认为是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期，但似乎更是一个从海上强国向大陆强权的转折点。罗马舰队依然无敌，但由于地中海已变成内湖，海军的地位，也就下降为剿灭海盗和进行内战的工具；此时，罗马陆军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为了进攻或防备“蛮族”，它不得不在漫长的陆疆上驻扎强大的罗马军团。
古典时期，以贵族政治为特点，所以国王成为权利和义务对抗的焦点。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就是层层义务关系的总和。当时人们对权利的追求，是用钱向国王们买，使他们的城市成为自由城市，自己成为公民。但这种方式不太牢靠，因为国王们一旦手头重新拮据了，往往会变卦。
在这种斗争中，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意义深远。当时，贵族们利用国王约翰在外交内政上的弱势，强迫他签定了长达六十三条的《自由大宪章》。文件规定，国王未经领主代表会议同意，不得征税，不得增加贡赋，不得逮捕监禁领主并剥夺他们的土地。
英国虽为岛国，但当时英王为法王的附庸，英国也只是欧洲大陆政治体系的小伙计，并没有多少海洋国家的特点。大宪章运动发生在英国，除了借了宗教斗争的劲，几乎可以视同天意，使英国获得了近代意义上海洋国家的特征，从而与大陆体系分道扬镳。权利下放，使后来历代英王如鲠在喉，痛感自己名不符实，每每企图翻案，终于激化为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中，国会一方的法律依据就是《大宪章》。
大宪章精神就是权利的精神。虽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它还不够彻底，因为并没有泽及平民，但贵族们迫使国王承认他们拥有先于义务的权利，已经相当了不起。这样的事情，大陆国家即使几百年以后，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权利使人更像人，而义务则使人更像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零件。零件可以替换，而人是不可以替换的。在对人的认识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在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分歧。即使在今天，即使我们不再严格地划分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那么有着海洋传统的国家，面对个人的正当权利，国家利益至少在表面上也要退避三舍；而有着大陆传统的国家，只要这义务被冠以国家的名义，任何个人权利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决不允许讨价还价。
一般海洋国家构成的基础，是个体的人，再集合为整体，以个人的权利为纽带；而大陆国家的组成，是先有一个整体的框架，然后把个体的人填充进去，使人人各安其位，以义务为准绳。海洋国家的精神，以裂殖为特点，渐趋兴旺发达。而大陆国家，以整体为出发点，最终只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导致离心力大于引力，由崩溃而退回原点，重头再来。这样的例子，从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到苏联，很多。
政府公司化和政府垄断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政府职能存在差异。很多时候，前者就像一个大公司，允许个人把利益参与进去；后者则注重垄断，与普通民众的利益隔绝。
威尼斯作为中世纪的海上强国，建于许多小岛之上，不易受到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遂全力经营其海洋事业。既以经商为国策，威尼斯政府的组织，几乎纯以赢利为目的，商法甚至可以覆盖其民法。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序言里谈到威尼斯的这个特点时，举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情为例，当安东尼奥无法还钱，依照借据将被割掉一磅肉的时候，要不是有人机智地发难，法律竟准备如约执行。法律是严肃的，在这里却完全成为商业规则的附庸，以至黄仁宇认为威尼斯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司。政府的公司化，也反映在它对民众开放，允许民众分享利益。任何市民，不论贩夫走卒鳏寡孤独，都可以在政府的商业活动中投资，以自己的积蓄入股。
大陆强国多以政府包办一切，顶多授权少数代理人分享利益；至于民众，则被排斥在可预见的利益之外。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南宋偏安一隅，传统丝绸之路贸易几近断绝，海上贸易成为政府收入大宗。为便于管理和征税，政府在各地设置提举市舶，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代理人制。像泉州蒲氏，本为阿拉伯移民，拥有大量海船，执海上贸易之牛耳，遂累代占据此职，凡百余年不衰。明初，严禁任何个人私出嘉峪关，也就意味着政府对西域贸易的垄断。郑和下西洋，所谓“朝贡贸易”，百分之百的政府背景，所携回珍玩，除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了无益于国计民生，与普通民众更是毫无关系。所以永乐朝树立的海上强国地位，基础实为脆弱之至，一旦政府从海上撤退，实行海禁，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蒙古草原的时候，沿海航海经商之民便只能逆来顺受。
海上强国有时也不免受制于这种大陆思路。地理大发现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并称海上强国。当葡萄牙全神贯注于垄断东方贸易的时候，西班牙则一意从美洲掠夺金银，导致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而国家并未因此致富。西班牙有政府垄断贸易的倾向，力有不逮，便向个人颁发单项贸易许可证，王室坐享分成。分成，而不是征税，大违自由贸易的精神。另一方面，西班牙过深地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如用兵荷兰以及后来的王位继承战争，都使它无暇顾及海外，终于从海上霸主降为二流国家。
英国失去北美，很大一个原因，是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为王室领地，禁止东海岸殖民地居民越界垦殖，引起这些人的强烈不满。法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海上强国，本来领有北美的路易斯安纳，但王室严禁国内受压制的胡格诺教派向那里移民，所以在面临英国挑战的时候，它才发现自己在人数上处于令人绝望的劣势：两万对三十万。这些，都是政府欲图垄断海外利益的结果。
海上强国政府公司化，以英、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代表。这本来都是一些股份制的贸易公司，当取代葡萄牙在东方的地位，垄断商路和贸易之后，政府便乐于让它们负起全责，公司政府化，不但授予贸易权，甚至授予军事、外交上独立行动的权力，形成殖民地政府。英国对华鸦片战争，便由其东印度公司出面组织。海上强国霸权的顶峰，政府、公司职能合一为典型特征。前面提到拿破仑大陆封锁，英国以发行国债度过难关，便是以政府之名，行公司之实；而以往大陆强国遇到这类危机，除了借债和征税等政府行为，几乎别无对策。
进入本世纪，海上强国的意识形态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几乎都是以此为蓝本。但大陆强国传统根深蒂固，政府依然在各层社会生活中居于垄断地位，外表的组织形式不过是皮毛。希特勒喊“要大炮不要黄油”，以意识形态和政府干预把德国拉入军国体制；而美国战时的军工业，则依靠政府订单刺激。苏联的计划经济，众所周知，以政府配额代替经济规律，导致发展高度畸形。二战后，英国曾打破传统，大力推行国有化经济，突出政府的职能，事实证明费力不讨好。
大陆国家的政府，传统上是一种框架结构，先有某种理念，然后在这种理念里规范人与人的关系；海洋国家的政府，则是一种网状结构，首先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比如拓殖、贸易)的合理性，使之合法化，然后上升为政府的理念。个人之于社会和国家，在先还是在后，两者互为逆反。在这方面，海陆强国的传统精神差异甚为明显。
大陆国家的政府框架结构，在同一文化圈内可以取得优势，出于传统习惯上的认同；一旦越过这个范围，效率立减。历史上许多大帝国，由于包括了多种文化成分，不能融合协调，终于崩溃，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海上强国，既鼓励个人的拓殖事业，首先形成的是贸易关系，在经济生活上结成牢固的纽带；政府所起的作用，一般是顺水推舟，不像大陆强国的政府那样，总是以理念先行而开顶风船。英帝国的瓦解中，英国政府固然曾试图力挽颓势，而一旦无效，便可以英联邦替代旧有模式，形成一个经济上的共同体。这样的情形，在大陆强国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大陆强国的对策
当大陆强国无法取得优势的时候，很自然会采取退出海洋固守海岸的策略。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葡萄牙人来自印度洋的挑战，便采取鸵鸟政策，索性承认海洋本来就是基督徒的天下。他们从《古兰经》里找依据，反正真主只把陆地许给了穆斯林，对海洋的归属并无安排。
明朝被日本海盗扰得不胜其烦，却无意重整海军，而是重申了海禁政策。朝廷认为，倭寇猖獗，全是因为有汉奸做内应；切断海陆之间的联系，便有釜底抽薪之妙。朝廷改善了海岸防御体系，不再依赖卫所驻军，而是令戚继光、俞大猷等组建野战军，立足于做陆上决战。
但漫长的海岸线太容易遭到攻击。明朝能保住海岸线，在于倭寇缺乏统一指挥，互不相统属，易被各个击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无法阻止葡萄牙人占据红海和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而在更早的十字军时代，穆斯林在萨拉丁的领导下，收复耶路撒冷容易，但拔掉基督徒扎在东地中海岸的钉子就难多了。事实上，从大陆方向攻克得到海上支持的要塞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布罗陀就是这样。
在海岸作战中，海上强国拥有机动性上的优势，但当他们过于深入大陆腹地时，这种优势便转到大陆骑兵一方。公元前53年，罗马克拉苏军团在美索不达米亚全军覆没，就是中了帕提亚人的诱敌之计。从以往看，没有哪个海上强国能够在大陆深处建立长久的优势，如同大陆强国无法统治海洋一样，这也是很公平的事。
但大陆既为海洋所包围，海上强国取得支配地位也势属必然。大陆强国必须拿出对策来，不仅是军事策略，更是指立国之策。
事实证明，在海上强国的侧翼寻找盟友，或诱使它卷入大陆事务、把它强拉到大陆政治体系中来，是两个办法。英国超然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地位，曾是它保持全球优势的主因。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曾试图干预苏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一是出于牵制英国侧翼的考虑，二是意欲以此将英国拖入大陆政治体系，使它在大陆泥足深陷。关于第一个考虑，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盟友，对英国占了上风。第二个意图的实现，是在一次大战之前，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法国将英国拉入法俄攻守同盟，最后形成协约国集团。英国就此结束了“光荣孤立”状态，实为半推半就。一方面它失去了单独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面对德国的竞争，也不得不如此。前边说过，一个海上强国过分卷入大陆事务，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二战中的美国可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在这场大战中，出钱出枪与出人出力，要不是被迫卷入，美国人无疑会选择前者。而二战后，即使是在大陆边缘的朝鲜、越南，只要美国试图更深地卷入，便都无法成功，一再暴露出海上强国的局限性。
以上是就古典政治体系而言，现代大陆强国还有两件法宝，一是极端民族主义，二是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这两条，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强国迅速崛起，取得抗衡海上强国的地位。因此，这两条又可称为大陆强国速成法。
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是希特勒的日尔曼种族优越论，一方面重整德国人战败的士气，树立信心；另一方面鼓吹复仇，以仇恨把守纪律而习于盲从的人民凝聚起来。排犹运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和美国直接冲突和对抗的国家，多少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冲突上寻找答案，也可以从本世纪以来的民族自觉潮流中得到启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剂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激素。吃了激素的人会变得强壮好斗，但对身体没有好处。
极端民族主义是极端危险的。大陆强国应对此提高警惕。任何健康的关系都不应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否则，今天的快意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苦果。这是一种透支子孙幸福的行为，就像现代人正在透支地球资源。
至于强制统一意识形态，前苏联集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就不做更多的评价了。这也是一件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说起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自人类产生宗教和伦理以来，本是各种社会的一般现象。所谓信仰自由，由美国首倡，很大原因，乃是出于其早期移民对宗教迫害刻骨铭心的记忆。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航行，清教徒开始大批移民北美，便是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所致。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爱尔兰等国。
另一方面，信仰自由的泛滥也有信仰危机的背景。上个世纪，随着人类探索世界取得飞越性进展，西方固有宗教信仰受到极大冲击，尼采就声称“上帝死了”；几乎同时，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崩溃，也进入一个信仰危机时期。大陆强国既无法放弃政府的框架结构，就必须为这个框架重建一根主心骨，寻找一种理想作为旗帜，使人民在思想上不致陷于混乱无序，国家才有作为可言。同时，与海上强国自由贸易一类的理念不同，这种理想本身又是框架结构里的产物，具有形而上的特征，未必能够完全契合于社会生活。大陆强国往往是在这种两难中走钢丝，越表现出强制人民接受的特点，实际上也就越脆弱。“上帝死了”，德国变成唯力是从的暴徒，鼓吹“生存空间”的信仰，彻底把民族命运绑在了战车上。然后是苏联，虽曾强盛一时，但受到来自各个方向上的包围和阻击，并且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所处的国际态势，却是大陆强国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它必须把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理想发展到极致，才能撑住局面。
这些路都走不通，大陆强国就陷入宿命。今天，如果还存在大陆强国的话，似乎也只有作为小伙计加入海洋体系，才有望分得一杯羹。但这杯羹得来不易，不但要装出朝圣者的样子，还要忍受海洋文化的侵蚀。今天的对抗，已不仅仅是军事、甚至经济上的竞争，更具有文化上的涵义。本来，文化也许可以成为大陆强国最后一张牌。
说“不”为时尚早
中国正在重建她的强国形象。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已隐然把中国看做最大的假想敌，许多国际舆论也认为中国将无愧于这种待遇。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愤愤不平于美国人无处不表现出来的敌意；另一方面，又在心里不无窃喜，以为我们受欺压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甚至，知识界已在议论对美国说“不”。
说“不”要以实力为后盾；无疑，我们尚未羽翼丰满。其实，从毛泽东的“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中国在其国际战略中一直有着既定的国策，就是避免做美国的头号对手，这可以使我们争取到更多周旋的空间。现下说“不”，虽只是一种民意，却不符合上述既定思路，因此不可飘飘然，倒应该有所警惕。对美国说“不”作为一种民间思潮，很有可能把民众导向极端民族主义的轨道，并进而对国家对外整体思路产生影响。我在前边说过，极端民族主义乃是大陆强国应最为警惕的倾向之一。
今天，我们应避免与美国发生摊牌式的对撞，但说“不”主义很有可能把国家推向这个境地。那时，也许必要的妥协将变成不可能，因为民众的情绪已被上紧发条。那时，我们的处境将极为被动。历来，弱对强的一方，总不宜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而应该在有限的对抗中，采用古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在不断的拖延中等待实力的天平向己方倾斜。费边因此打败了伽太基不可战胜的汉尼拔。当时，费边顶着举国上下要求一战的压力；今天或将来，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美国或许正在走向衰落，但海洋体系尚不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宜把自己推向大陆国家的前沿。考证中国对海洋的感情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的前景也并不在其海洋事业。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只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如何能使大陆强国的宿命不应验在中国头上，至少说“不”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说“不”具有太强的主体意识，将益发引起潜在盟友的疑惑，从而把我们推上英雄主义式的单干路线。历来，大陆强国都不乏英雄主义的豪情，所失的却是莽汉主义的单干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不仅将使美国人对我们更大声地说“不”，更将导致原来的朋友也对我们说“不”。这只是逞一时之快，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策略的。
更好的思路，也许是应该把整个大陆看做一个整体，而把我们仅仅看做这个大陆的一部分，仅仅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承受一部分的压力，迎接一部分的挑战，总之，仅仅说一部分的“不”，从而把我们的“不”融入整个大陆的“不”字大合唱中。这时，我们说“不”就不仅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着整个大陆。这时，我们就底气十足，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整个大陆固然还不可能联合为一个整体，但在对抗美国上则不无共同的利益。我们注意到，美国已在整个大陆的边缘过多地分散了精力，就像用十个手指头去按十只蚂蚱，结果哪个也按不牢。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机遇。只要在这个大陆的边缘不断地存在和出现“热点”，就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成为这一连串“热点”的一部分，但应时刻牢记，坚决不做这些“热点”中最热的一个。甚至有时候，作为一种策略，妥协只是更大战略中的一环，并不丢脸，因为只要实力无损，就可继续保持发言权。但说“不”派不会同意这一点。
海上强国所最担心的，无非是出现一个笼罩整个大陆的强国，那将是它的恶梦。这固然是不可能的，但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一个不断强化的大陆意识，中间也将蕴含着伟大的转机。只是在这时，传统的地缘政治已变得不合时宜。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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