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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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acemak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十年代末自由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
张光芒
一
解放战争期间众多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抉择，是辞官还是退隐、闭门著述？ 是出国、留在国外还是回到祖国的怀抱？是选择国共两党中的一方，还是采取中间立场？是接受国民党的优厚待遇赴台，还是留在大陆？即使留在大陆，也存在着不同的心理波动：是无条件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还是保持距离？是静观事变，还是迅速行动起来？……国共两党决战前夕掀起另一场争夺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的“战争”。这场不动兵刃的争夺战的主要对象大都是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著名学者与科学家，其中，胡适、梅贻琦、唐君毅、钱穆、牟宗三、胡秋原、张君劢、罗家伦等或去港台，或远赴国外；而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陈寅恪、宗白华、朱光潜、汤用彤、贺麟、冯友兰、张颐、竺可桢、蒙文通、沈从文、废 名、俞平伯等在当时对共产党虽非全无疑虑，但仍抉择留在大陆。
政治立场鲜明的，或直接就属于党派骨干的知识分子在何去何从一事上一般说来其内心斗争、左右为难的程度是很小的，即使有些志在政治立场与学者立场寻找到一种平衡的知识分子对此也表现得极为果断。像闻一多就与一般的学者不同，他既不隐居也不出国，而坚决留身于“是非之地”。1946年秋，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推荐一个人。梅想到了闻一多，不料向闻一多一说，闻就拒绝了。他坚决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知悉此事的冯友兰直到近四 十年后仍记忆犹新，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正路”。
而像傅斯年、胡适等“五四”时期即已成名的大知识分子，虽然也一度以持“中立”立场的自由主义者或党外人士自居，但其政治倾向性则是极为明显的，这既表现在思想观点上，也表现在行动上。1947年春，国民党强行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后，为粉饰“民主”门面，便拉拢一批党外人士参政，以掩盖其一党专政与独裁之实。为此，蒋介石曾约请傅斯年吃饭，请他劝胡适出山，到政府里来当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醒说 ：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意见，我可以说：（一）我们 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 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对胡适来说，这确是既“左右开弓”又符合中国传统中庸之道的美计良策。很快，他就采纳了傅的意见，婉转地拒绝了蒋的邀请。在信中，他反复强调说，不愿加入政府绝不是想袖手旁观，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因为，“我在野——我们在野 ——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单从文化思想的观点本身来看，胡适此时的言论未必没有他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的独立性的一面。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自由主义》等讲演或文章中，他都强调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 反暴力”等理性信念与政治理想，这本来也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这些特征既不是国民党政治路线的原则，也不是政府政治实践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并不代表着“自由” 、“民主”的趋向与潮流，胡适却将二者划上了等号。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看来则是“反自由、反民主的集权专制的潮流”，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 ”。可见，胡适是站在反共拥蒋的立场上，试图用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话语来评判党派斗争与政治实践，这样的“中立”、“公道”的立场，自然是不可能令人信服的。
但断然决然如闻一多、胡适者，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毕竟仍只是少数。更 多的人是缺乏这种政治上的这种“自觉性”的，因而他们的选择就更充满了复杂的思想情感的内涵。在当时及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舆论界，这种选择无异于一场生与死的决择，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进步与反动的较量，是两条政治路线、两种阶级道路的决战。但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选择未免不带有偶然性的、被动的成份，且在每一个徘徊于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那里，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想法，每一颗灵魂都是一个复杂 缤纷的世界，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们的。
二
以下是几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1945年5月，蒋介石在一次请冯友兰吃饭时，亲自许诺已内定冯为中央委员，但冯以“我要是当了中委，再对青年讲话就不方便了”为由，婉言谢绝了。冯友兰更愿意以一个大学者的身份当青年思想领袖，尽其传道授业解惑、教人超凡入圣的责任，而不愿以一个国民党中委教授的身份，为一党一派之利益而当喉舌。在当时的著名学者中，冯友兰是较为独特的“ 在党派”人士，他两次加入国民党，三度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课。不过，他两度入党都是较为被动的，而且两次入党之时也正是国共两党冲突最少的时期。第一次正是国民党“一大 ”实现国共合作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帮助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重建。第二次则正是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而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时期。因此，作为一个国民党员，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党派政治斗争，也未曾参与党派的思想斗争，更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思想上有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行。再看他的三次重庆讲课，内容无非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人生的境界，中国哲学所说的精神动员等，并无什么政治内容。尽管如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被迫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曾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蒋介石的高参”等帽子。当然，对于有过上述“跳到黄河也说不清”的经历的知识分子来说，冯友兰的遭遇应该说还是好一些的。1946年9月，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邀任该校客座教授。本来冯友兰远赴美国是为了可以脱离“是非之地”，但被他视为“安身立命之处”的中国哲学在美国人那里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心的展览品，一年多之后，他推辞了其他大学的邀请，毅然回国再度投身于“是非之地”，到清华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系主任。这年年底，南京政府派了一架专家赴北平接一批名人去台湾，冯有兰也在内，但他坚决不肯离去，据说为此胡适曾不无惋惜地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即于此次离去。梅走后，校务会议召开集会推举冯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并成立了以周培源为主任的保卫委员会 ，维护学校治安。
清华原有这样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受命于乱世的冯友兰很快就体会到了其中的滋味。至少有两件事使冯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是北平解放前夕，冯代表校务委员会向全校教职工宣布，诸位先生去留，各听其便，愿留的当场签句登记。不料此事引起了一场误会。吴晗奉命任清华军代表后，向清华会计课领工资，会计课因没在登记表上查到他的名字就拒绝给他发工资。吴晗接替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后，在一次会议上说，清华规定，凡是从解放区回来的人都得重新登记。此话一传开，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好像清华认为从解放区归来的人都有问题，引起了文管会的查问。另一件事也令冯无力周旋。当时通货膨胀已达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教授的工资只够买两包纸烟，如此待遇，怎不引得职员们怨声载道。据冯自己回忆，当时“学校发不出工资，在教授会上有许多人质问，并要我向上面去催，我当时心里很生气，说我在这里是办学，并不是去讨饭。吴征镒说，这是个思想问题。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冯友兰自始至终都兢兢业业，力求尽职尽责，却老是出力不讨好，“无论怎样总是错”。借用他自己的比喻，真是“丧家狗”难做，“看家狗”也不好当啊！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新政府派新校长来，以解其危。
1949年1月，北平区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教育委员张宗麟代表新政权正式 接管清华大学。冯友兰主持了大会并兴奋地宣布：“清华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并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由于冯对治校已感力拙，自己也算勉强完成了短暂的过渡使命，便拟辞职专心做自己的哲学教授。他没有想到辞职也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接受他的辞呈似乎需要一种理由。后来，他在《检讨》、《三松堂自序》等文中回忆了一些内情。有一天叶企孙找他，说：“钱俊瑞说，你的思想跟党不合。”在辞职申请中，冯说自己辞去校务委员会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的理由是“能力不胜”，结果校务委员会叫李广田对他说：“你说的这个理由不对，你担任院长干了几十年，怎么能说能力不胜，应该写政治上的理由。”接着，冯又另写了一封信，言自己曾经两次参加过国民党，虽其时均在国共合作时期，但言论行动错误实多，故请辞去一切兼职。这样才算被通过。先是1949年5月，校务委员会主任改由叶企孙担任，冯仍任文学院院长、常委等职。四个月后又被批准辞去一切兼职。9月 23日下达的华北高教委批示曰：“冯友兰、雷宗海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但冯的感觉是不当校务委员及院长，倒也无官一身轻，但“何必说我是反动呢？叶企孙告诉我，钱俊瑞说这含有教育意义。我还是不承认我过去的错误和罪恶，也不知道 教育意义何在。”
这种知识分子的固执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其当时的政治观点。他对国民党固然早已失望 ，但似乎对共产党也没有寄太大希望：
（一）我认为，我是中国人。人民政府是中国政府，我当然服从，但我不是共产党，党 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二）我既然服从人民政府，当然跟台湾断绝关系，但是不骂台湾，“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我认为《礼记》这两句话很有道理。
显见，此时的冯仍以哲学或学问的逻辑应对社会问题，尚未学会政治思维，或者说尚未具备政治头脑。不过很快他就为潮流所推动，在思想上转了一个弯。国庆大典刚过四天，他就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政治表态的信。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尽管冯对其中“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字眼百思不解，感到有点反感，但主席的亲笔回信非常及时，又使他颇有意外之感。只是他不曾料到，他的检讨与 自我批评将要不断升级，思想改造原来是无止境的！
与冯友兰一样，熊十力在1949年的选择中，其心态亦是极度复杂的。他对国民党固然早已不信任，对共产党也心存疑虑，本想对国共两大政治集团都保持中立，潜心做学问，但在何去何从的人生十字路口，他又怎能回避这一关乎大节的问题呢？熊十力尝言：“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这也正是他塑造自我人格精神的理想。他曾两度拒绝蒋介石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从中可见出他对思想、学术与精神的独立性的坚守之志。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气节操守与研究所的独立性，就必须坚持民间化；一旦接受来自最高当局的恩赐，也就沾染了官方的秽气，到时“知识”“品节”安在？1949年11月中旬，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熊接到郭沫若与董必武联名拍来的电报，诚邀他北上。他想到抗战结束以来，自己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便意欲成行，但考虑到自己志向所在又不免疑窦丛生。从熊十力于1949年11月29日写给唐君毅的一封信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复杂矛盾性情的流露。在该函中，他表明了自己选择中的心迹。他说“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吾侪无有‘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他反复声明自己“志在发挥孔子六经之精蕴以贻后之人，……愿整理固有学术与文化得失，以俟后贤。船山在当年亦是此意。实际问题，非余所能过问。不问方好守学术本位，谢绝不相干之事。”他以为不管共产党怎样，只要“吾人对中共只当站在自己正当立场上自尽己责”，想必没有什么大碍。所以“不必预先猜疑共党不相容”，哪怕真有“不相容”的一天，到时“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何况“天下无不知余素未参加党政者，何至有所迫害于衰年之书生”。由此可见，北上的选择是他在权衡比较了多种因素做出的，一旦决定也就义无反顾了，并且颇有些自信地反过来劝说钱穆、牟宗三等亦回国“一心教学”。事实上，熊十力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期间确也得到了新政府较好的礼遇，而且是国内少数几个没有受到批判、没有写过检讨的知识分子之一。当然，1966年，“文革”爆发后，熊也未能幸免于被红卫兵抄家、批斗、游街示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失魂落魄、跌跌撞撞地在街头漫游，像祥林嫂一样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此时他惟求速死而已。但这似乎应另当别论了。不过即使在较为顺利的“十七年”，他的内心也始终不无孤寂之感，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内圣学、唯心主义哲学，但时代的主题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他的学说已没有多少人去理会了。在现代哲学家中，有四位被公认为是最出色的现代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即创建“新唯识论”的熊十力、创建“新实在论”的金岳霖、创建“ 新理学”的冯友兰和“新儒学”大师贺麟。在这四人中，后三者在解放后都在某种程度上先后放弃并批判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没有坚持，更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体系，致使中国哲学出现贫乏单调的局面”。力求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像金岳霖、贺麟最终还转变成共产党员。而唯独熊十力一人始终“顽冥不化”地执著于他的哲学体系，虽遭冷落，而“有怨无悔”，对一个视学术如生命的大儒来说，也许这才是比 之文革时的遭遇更为致命的打击。
在抗战后短短几年的动荡与选择中，陈寅恪如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亦有出国、归国及拒赴台的经历。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多了些痛苦乃至传奇色彩。八年“转徙西南” ，由于授课、写作劳累，生活艰苦，营养不足，致使他左眼视网膜严重剥夺离，住院施行手术时，视网膜又被弄皱，以致后来再也无法复原。抗战胜利后不久，英国牛津大学特意请陈寅恪前去治眼，并希望能够治好，仍请他留在牛津（陈寅恪以前曾膺牛津大学中文讲座之聘）。无奈他年近花甲，体质衰弱，虽然动了手术，但疗效不好，复明的可能成为泡影。因牵挂国内时局的黯淡及远方的妻女，陈于1946年回国，先是暂住南京，接着应清华大学之邀赴北平，“作为盲人教授，在别人的帮助下，继续做教学与研究工作”。据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研究生程靖宇回忆，“……寅恪先生战后在清华，系在家中客厅授课，由三位助教负责，一写黑板，两位代查书，三位助手分由清华、北大、及中研院史语所各负责一人之薪金。 ”此等待遇显然因为他不仅是一般的国学大师，而且是“国宝”。不过，这样的待遇却只是精神上的，这期间，他的生活一如既往的拮据，再加上内战愈演愈烈，至48年底战火已波及北平。这时，陈寅恪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当时的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浦江清在1948年12月 12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他在当日访问了寅恪先生。提到时局问题时，陈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并说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从表面看来，陈对战争的恐惧与忧戚，对共产党的疑虑与猜忌，较之梁漱溟、马一浮等程度确实要大得多。与浦江清这次交谈后仅三天，他就与胡适夫妇、梅贻琦夫妇等一同登机“突走”。但与胡、梅等明显不同，陈既没有听从胡适劝说去台湾，也没去香港定居，而是先赴南京，再转上海，终至广州由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聘为中文系、历史系的兼任教授。对此，陈自述曰：“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台湾，愿留在国内。”这又说明陈寅恪对国民党更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的矛盾及其选择从根本上说并非出自于政治方面的东西。关于陈“突走”的深层根源，冯友兰在1988年所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过这样 的解释：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 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而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的确，在当时，凡是了解这位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者的人得知他不辞而别“俱感突然”，“复疑先生南京不去，北京不留，此行将何适乎？后闻其乘火车南下，知其将避世于香港。又闻其到广州后，为朋友所劝阻，止于岭南大学，未出国门，然亦不复回清华，亦不复返北京矣。”冯友兰再举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授以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为常务委员。而“寅恪先生迄未来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寅恪在给科学院所作的答复对其心性、志向有一明确的表白，其中说道：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并且提出二条要求：1、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2、“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冯友兰在解释为什么陈寅恪不赴京之时曾叹曰：“盖其所争，非个人一己之名位也。”倘我们再用陈氏自己的表白加以印证，冯氏所言自是不虚。但他“所争”者又是什么呢？有学者指出，陈寅恪未应邀北上，也未赴台、港，“并不说明广州是他最理想的去处”，他始终在两难之中甚至大有欲归无地的悲怆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栖身岭表’ 的情非所愿的选择，在意象上，恰符合他毕生所追求的‘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的文化定位 。”这一解释应该说是精辟的。
与上述三人相比，萧乾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但他的政治意识仍然带有很大的非党派性质。1949年，剑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何伦教授亲自跑到香港，特来劝萧乾接受剑桥大学的终身教聘，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而且还负担全家的旅费。为了力促此事的成功，何伦特意提到战后捷克的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匈牙利发生了红衣主教案后，许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并断言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决计长不了。还有人竭力劝说道：“别看共产党眼下对你笑眯眯，那张脸说变就变。共产党只容得下应声虫，像你这么好发议论，回去非栽跟头不可，闹不好家破人亡，六亲都不认你，更别说朋友了。”有的则出主意：“上策还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是暂留香港工作，这样既可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静观一下，反正这么回去太冒失。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干部跟你老兄长老兄短，等回去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萧乾何曾不想到这些。自1946年由英回国，他就陷于一种极度矛盾的痛苦的精神状态中，一方面他对现实非常愤懑，不断用《大公报》这块阵地揭露社会的弊症与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他对全国的局势又缺乏全面的把握与认识，并与郭沫若等发生了大规模的论战。但年轻气盛的萧乾就不信这个邪。他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向往民主与自由，渴望和平，相信凭着自己的爱国热情与进步理念必会大有一番作为。何况“童年记忆里那个饿死的‘白俄’，使他害怕当白华；赴欧轮船上那个连做梦都想着要国籍的私生子，使他怕当一个失去国籍的人；旅英期间，他无时不在牵挂着祖国，思恋着北平的古城墙。”因此，在生命的大十字路口，他无暇更多地考虑关乎个人得失以及更远一些的问题，毅然决定回到祖国，与她同呼吸共命运。像当时其他一些拒绝国外挽留或拒绝国民党“抢救”而毅然归国或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样，萧乾选择这样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清醒认识和高度的政治觉悟，而“完全是凭着一种鸽子恋家的本能意志”。这样说并不会降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理想持有者的思想境界。在激烈动荡的岁月中，任何知识分子只要把握住爱国这一人生的“底线”，并能自始至终恪守自己的理想， 他就能做出日益正确的选择。
另外，像汤用彤、马一浮等学者始终与政治着距离，即使对一般自由知识分子的“第三 条道路”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他们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政治意识，尤其是党派意识 与政治信仰所起的作用要更小一些。
三
钱理群曾说四十年代末，国民党不仅在战场上失败了，而且在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战争中也是失败的。他还用“稀落、仓皇的‘南下’”与“浩荡、有序的‘北上’”的字眼来形容其对比之悬殊。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说，这一判断其实人为地夸大了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战斗”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过分情绪化地渲染了“ 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差距。从数量上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确远远多于赴台者。但仔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本来就是中共内部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公开的党员身份，或者是地下党，也有些虽不属中共党内，但一直倾向于共产主义信仰，或者准备加入共产党。显然，这些并不是共产党“临时抢夺”来的。而那些数量相对较少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其中大部分也并非首先是因为“拥共反蒋”，而出于本能的爱国主义情感，而这“爱国”二字也主要限于热爱“本土”，热爱“大陆”，恰像艾青诗中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一种深厚浓重的土地——母亲之情影响了他们的意志，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对这些视学术独立如同生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选择留在大陆是不大需要共产党去“争夺”的。相对来说，中共在争取民盟人士方面确是获得了胜利，黄炎培、张澜、罗隆基、沈均儒、章伯钊等于1948年前后纷纷放弃中间立场，向共产党方面“一边倒”。不过，蒋介石阳奉阴违，一意孤行搞独裁，拉笼不成便以绑架或暗杀的方式对付民盟中央领导人，此种行径使他们此时似乎也别无选择了。储安平尖刻地作过如此的评说：“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叹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么老实说，在20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那么到底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 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此话可谓一语中 的。这是来自当事人的声音。
当代美国学者胡素珊经过对自由知识分子选择后的心态充分研究后，进一步得出的结论与此并不矛盾。他认为，不管这些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应该被视作政治投机分子——这是1949年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确是“后来者”，但他们在通往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为了自己的理想也曾鞠躬尽瘁，直到实现理想的可能性消失殆尽。只有在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成为确凿的事实后，知识阶层对共产党的态度才从有保留的不赞成转向真正的接受。不过，“尽管自由派人士决定理智地接受共产党的统治，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明确拥护新政权，或作出了根本性的、永久的妥协。他们的信仰可以容纳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甚至可以超越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地步，但决不会同意一党或一个阶级的专政。就像中共从未试图向中国社会隐瞒自己的长远目标一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没有隐瞒自己对此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共产党人对中国知识阶层的保留与后者对共产党的疑虑一样，都是根深蒂固的。与知识分子联盟在党内产生的压力清楚地反映在党的告诫中，党提醒党员要避免对知识分子采取冒险政策，要联合他们，并把他们争取过来。1949年中共与知识阶层的联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两者之间深深的差异，但这一差异仍能清楚地解释此后两者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除去其中对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对立因素的扩大不谈，这番话对当时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决择中复杂心态的揭示是颇富启示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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