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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在美、台竭力扶植下，“斗士”吴弘达跃居海外民运的超级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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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美、台竭力扶植下，“斗士”吴弘达跃居海外民运的超级霸主地位   
覃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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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在美、台竭力扶植下，“斗士”吴弘达跃居海外民运的超级霸主地位 (1265 reads)      时间: 2006-4-13 周四, 上午3:2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人权斗士”吴弘达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吴弘达，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于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吴弘达为了卖身投靠美国的反华势力和台湾间谍机构，骗取他们的资助，竭力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所谓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竟然四处吹嘘自己“因为反对中共而被判刑和关押十九年”。 为了配合其主子开展丑化中国形象的宣传攻势，1992年吴弘达在美国设立“中国劳改基金会”，专事宣扬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吴弘达与一名英国女记者潜入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五手术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然后制作成所谓的劳改专题片，这些镜头在国外播放时竟然配上旁白称是“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还将他们另外拍摄的一些农民墓地的镜头，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谎称是“死刑犯的坟地”。

1995年6月，吴弘达企图从中哈边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再度潜入中国境内时，被边防人员抓获，同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驱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对吴弘达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许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吴弘达，然而吴弘达却不顾“斗士”的脸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认错，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

吴弘达的“中国劳改基金会”每年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华势力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与美国的间谍机构也专门为其调配人员和提供经费，使他俨然成为“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当作香馍馍，可谓美国最荒诞的反华闹剧。

其实，被美国及台湾的反华势力吹捧成“反共勇士”、“民运领袖”、“人权斗士”的几个人，在中国持不同政见群体中都毫无影响力可言，且声名狼藉，处境极其孤立。更可笑的是这些人没一个是干净的，比如吴弘达、卓长仁、王丹、赖昌星、魏京生、薛伟、刘青、高瞻、韩东方、张宏堡等等，不是职业间谍、同性恋者、劫机犯、文革打砸抢分子，就是强奸犯、贪污犯、走私犯和骗子。相反，那些曾经在中国长期宣扬自由思想、倡导民主改革，或者实际领导过抗争运动的代表人物，流亡海外之后却饱受屈辱和压制，比如，被邓小平点名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祖师爷”的王若望，居然沦落到只能靠领取难民救济金来填饱肚子，连医疗保险也没有，最后罹患肺癌而卒。

韧锋
Apr.12, 2006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编者按：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先生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先生，是台湾方面主管“海外民运”项目的重要官员。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们谈及“海外民运”极机密的内容。现予择要披露。其中每一事件都已被台湾传媒所证实。】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


（附）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email protected]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email protected]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在 台 币 、 美 钞 面 前 “ 民 运 贵 族 ” 丑 态 百 出


● 理不直 气不壮

记得五、六年前，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拿台湾的钱，一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特务造谣。可是，等到他们把议论者全部撵出“海外民运”之后，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台湾当局收买他们从事间谍勾当的内幕抖露出来。真让人跌破眼镜----仅“北京之春”一家，每年就得向台北的“军情局”、“国安局”提交二百五十件情报！

再说说这几年的情形吧。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支持台独和反华，那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造谣。可是，就在批评者、议论者被“海外民运”清洗的时候，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分裂中国、咒骂中国的调门越唱越高，甚至比他们的主子陈水扁、吕秀莲还过火。真让人跌破眼镜----魏京生竟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 “民运贵族”

明明一直拿台湾的钱，为台独帮腔，却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说明们心里有鬼，自知理亏。这些人一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一面大行专制独裁之道，不容异己，全然废黜选举和监督机制，把大笔经费纳入小宗派的私囊，甚至悉数独吞，还造谣污蔑批评者是“中共特务”。由此可见，“海外民运”日益背离民意，被社会大众所唾弃，其症结首先在于惧怕民主，理不直气不壮，“民运贵族”们只看台北主子的脸色行事。

● 粥太多 僧太少

台湾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至少已经给了“海外民运”二十亿元新台币，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拨给“支持中国民主人权”项目的经费也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以上，再加其它一些私人基金会的巨额资助，“海外民运”可谓粮饷充裕。然而，能够获准参与那些经费项目，并获取高额报酬和津贴的，却只有二、三十人，即所谓“民运贵族”。令人奇怪的是，阔绰的“民运贵族”们总是围着有钱人转，吁请“支持”民运，其实就是给他们钱。

尽管“海外民运”名誉扫地，分崩离析，门可罗雀，可是“民运贵族”口袋里的钱却反而越来越多，全然得益于粥多僧少。大部分“民运组织”仅两三人私分经费，而一些“光杆主席”则直接把钱塞入自己的腰包。吴弘达豪宅添丁，魏京生庄园雇工，刘青彻夜豪赌，曾慧燕收藏古董，王丹挥霍游玩，吾尔开西烂醉珍馐，阎庆新花甲纳少夫，纪晓峰古稀换雏妾，他们都是富得最快的嗜血者。然而他们接济国内的政治犯时，却比九牛一毛还吝啬，还得给自己树碑。

为富多不仁，民运亦如此，充满了明争难夺的算计、构陷和背叛。“民运贵族”过惯了奢侈糜烂的生活，没一个敢跟共产党斗真格的，直到临死也没一个捐献家产来推动“海外民运”的。强烈的虚荣心和物质占有欲已经彻底腐蚀了“民运贵族”，这些人有的顶着“领袖”、“主席”、“博士候选人”等假头衔招摇撞骗，有的终日沉湎酒色，吃喝嫖赌。更有饱暖而思淫欲者，如倪育贤猥亵幼女遭法办，黄慈萍、张菁沦为他人姘妇，而王丹竟搞同性淫乱！

● 只认钱 不认人

听说美国巨商伯恩斯坦身价数亿，台湾国民党财爷刘泰英挥金如土，“民运贵族”们便一窝蜂似的涌上去，死皮赖脸地缠住他们，百般献媚乞讨。而对于焦仁和、陈政三、陈明通、颜万进、马英九等一班台湾达官贵人，“民运贵族”们更是趋之若鹜，纷纷跪表效忠，唯求提携赏赐。到后来连厦门走私案犯赖昌星、涉嫌强奸和诈骗的中功帮主张宏堡，以及与张宏堡姘居八年而私吞巨款的老太婆阎庆新等，也被“民运贵族”们当作干爹、干娘或救星。

在“民运贵族”们当中，谁与台湾主子的关系“铁”，谁就是得罪不起的大佬。大佬叫谁靠边谁就得靠边，大佬叫捧谁就得捧谁，这关系到台湾能否继续给钱。洛杉矶的蒋品超、纽约的薛伟、旧金山的汪岷、澳大利亚的方圆等人，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民进党在台湾掌权后，洪哲胜、王丹、陈破空觉得腰杆子硬了，可以用钱来奴役“海外民运”。“民运贵族”们向来只认钱，不认人，从不理会钱来自黑道白道，还是台独藏独法轮，抑或情报机关。

在海外，露财显富的阔佬们可以一睹“民运贵族”卑躬屈膝的丑态。“民运贵族”们有立场原则吗？不得而知。无论什么样的异见组织他们都往里钻，今天这个“党”，明天那个“党”，一会儿这个“联席”，一会儿那个“圆桌”，忽而这个“联邦”，忽而那个“联盟”，为了争一份工资或一点津贴，随时可以跟任何人翻脸，可以出卖任何人，甚至公开说“国内逃出来的贪官和罪犯，不管犯了什么罪，只要捐一笔钱，就可换取一份政治庇护证明信”。

周清耀
Jan.1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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