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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的前奏——南京事件回忆

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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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四五运动的前奏——南京事件回忆 (315 reads) 时间: 2006-4-06 周四, 下午12:1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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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的前奏——南京事件回忆

徐水良

一、南京事件前的回顾

在四五运动30周年之际，回顾那样一个似乎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的时代，作为一个没有参与具体事件，却又被大家视为重要当事人和参与者的我，不由感慨万千。

30年，对于历史，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人生，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样的一个时代：漆黑的长夜笼罩着中国的大地，经过无数个运动的腥风血雨，全面专政的恐怖浸透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和骨髓。工厂里，学校里，单位里，到处是大批判的战场，无数的阶级敌人战战兢兢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批斗和改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异常贫困、甚至忍饥挨饿的生活中小心翼翼地生活，防止那一天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突然成为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监狱中关押了无数的政治犯，不断有反革命被送上刑场，执行枪决。他们有的人，不过是喊错一句口号，发了一点牢骚，写了一点带有不满情绪的日记。

但是，黑夜中，依然不时有划破长空的闪电，向茫茫的、似乎漫无止境的、恐怖的黑暗挑战。

由于文革的大规模动荡，把无数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推入政治。文革产生和揭示的大量现象，使他们迷惑不解。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拼命寻找当时很难找得到的各种书籍，如饥似渴的阅读，探索未来世界和中国的道路。笔者正是这些人中间的一员。

这种学习和探索，文革、尤其是1971年林彪的出逃的实践，使我发现并最后确信，毛泽东把历史的方向搞反了。今后历史的方向，不是全面专政，而恰恰相反，是当时被批判，被认为是十恶不赦自由和民主制度。1972年，我回杭州参与解决有关浙江问题时，有的同学问我今后的方向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民主！”但是，当时，我得到我的理论发现和结论时，并没有一种发现新思想的喜悦，相反，却是势必成为反革命阶级敌人可能掉脑袋的恐惧。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才使我从此投入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1975年9月，我再次贴出《反对特权》《战斗宣言》《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等四篇共约四万字大字报。这一次，我把大字报贴到了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大字报当天深夜就被当局撕去。不久，江苏省委派出七十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召集一些大专院校的“理论队伍”。在工厂和省市对我的文章进行批判。工厂里，他们的“理论队伍”也天天对我进行批判，与我辩论。从那以后好多个月内，这种批判和辩论成为南京和南京附近市民茶后饭余，街谈巷议的话题。结果，他们的批判不仅没有取得胜利，相反，无论是工人、工作队员出厂后的私下介绍，还是市民的议论，都说他们的辩论辩输了。

我的大字报和文章主要是论述反对特权官僚等级专制制度，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问题。文中顺便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等理论权威。由于当时的政治惯性，在市民的议论中，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几乎被置于反对专制实现民主的同等地位。

南京事件发生时，我已经入狱近四个月。南京事件的十多个被捕人员中，除了一个远在江北大厂区的南京钢铁厂工人郑信是我的老朋友外，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们工厂附近的几个，如制药厂宿舍隔壁仪表机械厂的工会负责人陈帮水，我厂宿舍隔壁南汽制动器厂被捕的王运德等三人，对我了解较多但我不认识他们。所以后来这些朋友入狱后，被说成是我的同伙、同案，抄家时从有的朋友那里抄出我的文章，这些朋友后来聚会时也说是受我影响而搞南京事件，这仅仅是一种思想影响。

二、南京事件的简单经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冰冻的大地下，在全面专政的残暴高压下，地火在酝酿，在奔突。终于，它爆发了，这就是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中共建政以后，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自发地大规模地对中共掌权者表达不满的运动。周恩来的去世，成了事件爆发的导火线。而周恩来之所以成为老百姓表达不满的幌子，乃是因为他与毛泽东四人帮残暴专制有所不同比较温和的形象。

四五运动首先是由南京事件发起的。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和四人帮用各种方法阻止悼念，引起人们的不满。

3月24日，江苏新医学院200多名学生和教职工，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一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一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激起群众的愤怒。

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一篇报道，文章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南京大学学生把这句话加了红圈，贴到校门口。800多名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分成20个小组，到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上刷大标语。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在党支部书记秦锋带领下，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各地的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标语。

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学校学生来到火车站。当他们得知火车一出南京，大标语就被冲洗掉，就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

在1976年3月末的几天里，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警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致意。

南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情况。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江苏问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说：“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质是一样的，程度不比北京差。”要求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党委“对反革命要坚决镇压，对政治事件的策划人、反革命谣言制造者要彻底追查，进行打击。”

随后，南京市各单位和解放军驻宁部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

三、我所接触的南京事件知名人士

四五运动发生时，我正被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两个人的小号子。过了几天。突然推进一个年轻人，这就是南大计算机系的秦锋。随后的交谈中，我知道了那些天外面发生的情况。我要他坚决顶住，说这个事情迟早要翻过来。上海帮有四个人（当时他们反对三个，没有王洪文），别看他们猖狂，他们终究要失败，估计半年到十个月之内，他们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失败。而邓小平，我们今后迟早要与他分手，但现在还要保他，他现在的被打倒，意味着他今后的复出。他说，你还仍然这么顽固呀？问我有什么根据，要与我打赌。我说根据浙江经验，1974年翁森鹤等以民兵指挥部打下全省，浙江朋友到我这里，说浙江完了。我说没有完，翁森鹤他们的猖狂，不过半年十个月，就会失败。我看这次上海帮也差不多。他要我再次确认时间，我说，半年到十个月，秋天，十月到十二月之间，失败到什么程度，我难以肯定。

我当时还偷偷批评了毛泽东的一些问题。这些大逆不道的谈话，被同号另一个监视我们的刑事犯报告当局，结果，他被审讯人员痛骂，很快转移到其他号子，而我后来则因此事和其他反四人帮毛泽东的言论，被带背铐，及到四人帮垮台消息传来，才被解除背铐。这种长期背铐，往往是重刑犯死刑犯的待遇。如果四人帮不垮台，我们的脑袋能否保住，显然是个疑问。据我所知，当时南京事件被捕人员中，至少有两个已经被预定判死刑。一个是电讯局老工人，审讯时看到自己预定的死刑判决，在号房自杀未遂。一个是军人，在我隔壁号房，审讯时被说成徐水良同伙。他说我与徐水良根本不认识，怎么是同伙？审讯人员说，你那里有徐水良的文章，你们的思想都一样。出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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