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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二)──写给我的“阶级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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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二)──写给我的“阶级弟兄”们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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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二)──写给我的“阶级弟兄”们 (1463 reads)      时间: 2006-3-22 周三, 上午12:38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二)

──写给我的“阶级弟兄”们

芦笛


有类似感情转变的似乎并非我一人。记得杨小凯先生就曾回忆道:当他发现国府早在30年代初便制订了“公司法”时,只觉得“一轮红日在心中冉冉升起”,那轮红日当然不再是伟大领袖而是先总统蒋公。这轮红日似乎至今尚在许多同志们的心中高悬,王民母、郑民嫂之外,更有辛灏年、谢幼田诸公。

但我和其他同志有点不同,便是很早就丧失了自欺能力。

年轻时代是梦幻岁月,那是个有权做梦的浪漫季节。我的白日梦当然也只能从党的教导中获取灵感,那便是“夺过鞭子揍敌人”。在对毛共革命幻灭之后,我的反应当然只能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幻想着用新的“正确的革命”来纠正“错误的革命”造出来的弊病。

早在王民母提出“两个文革说”前许多年,我就相信过这一套,寄大的希望于造反派的“人民革命”,衷心祈祷他们的正义斗争获得胜利。记得那时我读了雨果的《九三年》,被神圣高尚的法国大革命感动得涕泗纵横。作为被党调教出来的马戏班算术成绩优秀的小狗,我真的以为社会进步只能通过革命来实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却从来没想到如今这黑暗社会正是过去的革命制造出来的,更不会去想想过去那些革命究竟是在哪儿出了毛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读了《九三年》后还不到一星期,我就目睹了造反派哥儿们参与大规模刑事犯罪。让我惊骇莫名的不是他们居然会干出那种事来,而是他们竟会争相吹嘘自己是何等残酷无情,如何敢于杀人,仿佛那就是“革命坚定性”的证明,而“革命坚定性”就是人间的至善!就连我最敬佩的同学老巫,在武斗行将结束时也彻底变了一个人,浑身匪气十足,不仅参与过武装抢劫,而且处处露出sadist的气息来,再不是我过去认识的那个理智的聪明人。

那时我还不到20岁,这一切在我那无比敏感的年轻的心中引起了滔天狂澜。我从中发现了两个最简单的事实:第一,革命是是人性堕落的最强大的加速器。在把人民变成匪徒之后,再靠这群匪徒来建设一个地上乐园完全是做梦。第二,人类有天然的自欺倾向,倾向于崇拜自己相信的事物,贬低排斥自己不相信的事物。因此,在崇拜或仇恨某种事物之前,必须先弄清那是怎么回事。这暴力革命就是最鲜活的实例──我亲眼目击的革命,和党让我崇拜的完全是两回事。

这大概就是我的智力发育过程中的“破瓜”,文革展现的赤裸裸的罪恶使我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梦幻时代,天真从此凿开,我从害梦游病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一直要到几十年后,我才不胜懊丧地发现,并非所有同志都有这种失去“童贞”的能力。最罕见的“石女”当数王民母,此公非但至今不知忏悔当年作的大孽,当本坛革命群众汹汹质问他参与谋杀张金贵一事时,还真诚地大惑不解地搔首(白首)喃喃道:“好像天真的小姑娘,真奇怪”,而且竟然对我下面这段话一赞三叹:

“毛泽东是中国的民族魂,他的名字和他的思想将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伟大旗帜,召唤、鼓舞、激励著一代又一代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暴戾恣睢、敲骨吸髓的统治者。”

在我,这是忧心忡忡的客观事实陈述,而在他却是九天玄女娘娘授给宋公明的天书。记得他跟贴赞道:所以我常说,就凭这一点,也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

在被迫获得清醒的现实主义思考能力之后几年中,我逐渐理清了那团乱麻,明白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就是“夺过鞭子揍敌人”。

70年代初期,我和同学老扁倒流回城,同时狂热地卷入了地下读书运动。晚上,咱俩常常在长街上来回漫步,交流自己的感悟,从城东走到城西,又从城西走到城东,直到三星偏西。什么话题都讨论过来了,从康德到尼采,从孟德斯鸠到伏尔泰,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康德的星云学说……就连巴甫洛夫也曾经是咱们的热烈话题。我在前文所举的那个著名的条件反射的例子其实是剽窃他的。至今难忘的,还是当时他的慨叹:

“民众是只大狼犬,只要封闭整个环境,只提供一套信号刺激,强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什么反射都能训练出来。挨了皮鞭后,大多数人只能看见皮鞭,少数可以看见拿鞭子的手,个别先知先觉才能看见拿鞭子的人,而要指望他们看见那站在持鞭的狗腿子后面的主人,就根本不可能了。”

30多年过去了,他这感慨还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上网后尤其如此。郑民嫂之类的好同志,不就是至今只看见那挥鞭者么?他们朝思暮想的,就是效法那挥鞭者过去的业绩,把那鞭子夺过来去抽对方,却从来没有悟出,正是这种思维定式造成了中国在近现代遭受的一切苦难,如今这个黑暗的世界,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争相“魏武挥鞭”争出来的。他们每争到一次鞭子,社会就大幅度后退一次,弄到最后超饱和的黑暗降临神州大地,再也没有夺鞭的可能后还不死心!

就是这点感悟决定了我和郑民嫂等人对先总统蒋公的态度的本质不同。

记得老郑刚出来时,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把蒋介石领导抗战吹到了天上去,竟然使用了“庙谟”之类的话语,似乎老蒋是个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转世姜子牙,而不是那个焦头烂额、穷于应对的不称职的最高统帅。

这种浪漫精神,我看和林思云、张明昭等小朋友并无太大不同。尽管崇拜对象不同,那态度都来自于党妈妈。党妈妈对人民作了无数孽,要数哪一条最恶劣或许根本就不可能,但其中比较恶劣(如果不是最恶劣的话)的一条是,它摧毁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天然智力,使得全民获得了一种“漫画式思维能力”,这甚至比彻底丧失思维能力还糟,因为它使得大众只能看见他们想看见的幻觉。林、张崇拜的十月革命,与辛灏年等人崇拜的“新中国”根本就和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毫不相干,乃是他们自己的头脑制造出来的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病态蜃影。

当然,量的区别还是有的,老郑、辛灏年等人崇拜的蒋介石,要比林、张等人崇拜的列宁、斯大林更真实得多,后者对十月革命及其领袖的崇拜,犹如犹太人崇拜法西斯主义运动及其领袖一样荒唐。但尽管有着这巨大的量上的差别,两者的漫画式思维都是拜党妈妈之赐,其发生机制完全相同。

我肯定蒋介石的理由,可能和我的“阶级弟兄”完全相反。我肯定他,恰在于他是一个假革命,本质上是极度保守的。正是这种同志才能逆转、限制并消除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

须知民主并非蒋介石追求的目标,强国才是他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真正心愿,他乃是中国有过的一切政客中最合适的人选,我党能够推出来的最优秀的政客,包括邓小平、赵紫阳在内,根本就不配与之相比。他的历史价值也就在这里。如果是孙中山而不是他当国,就绝无可能在坚持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迅速实现国家的西化。在现代史上,能把儒家传统(特别是学者治国的传统)和西化的迫切任务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国务家,也就只此一人而已。

此中简单道理,贤明的洛克早在几百年前就说过了:在改造社会时,一定要为传统留足余地。那推论就是,如果新社会的设计蓝图偏离传统越远,造成的灾难也就越大,全民的努力也就越会变成水中捞月,在牺牲了无量生命财产、毁灭了既有文明之后还两手空空,中国经历过的赤祸就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尽管我本人不喜欢蒋介石和曾国藩信奉的那一套礼义廉耻,我还是不得不从理智上承认那才是明智的治国之道。

但该同志并非辛郑等人歌颂的民主革命家,更不是一个称职的战略家,无论是抗战还是后来的剿匪战争打得那么糟糕,他都必须承担主要责任。抗战之所以值得肯定,乃是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如果作历史的“纵比”,怯懦的中华民族(当然主要是汉族)面对军事装备和作战技术处于绝对优势的强敌,还能浴血奋战,苦撑不倒,这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是见所未见,光是这史无前例的壮举,就足以洗去南宋和晚明的奇耻大辱;如果作世界的横比,那和一战即降的头号强国法兰西比起来,中华民族也就此获得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列的光荣资格。

蒋介石的最大失误,还是他从来也没有找到根治中国千年痼疾的秘方。当然,这或许是“春秋责备贤者”,这秘方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我看过的最惊心动魄的网文,还是柏杨回忆他从沈阳逃回关内的文字。在他笔下,国府在倾覆前确实已经腐败到不可收拾,而共产党则代表着新兴的希望。共军在“解放”了东北全境后,竟然释放了所有国民党低级官兵。凡愿回家者,一律开给路条。他本人为了逃回关内,竟然去冒充国民党军人,持着共军给的路条入关。在路上,他和星夜入关的四野大军同行。当道路被共军阻断时,他包租的那辆大车的车老板竟然吆喝前面的共军让道,而被吆喝的共军也就乖乖让开了。这种事在国军根本就不能想像。

我看了那记述,不禁悲从中来,刹那间明白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们当初是怎么欢迎我党的。可悲的是如此难得的历史机遇,竟然被我党如此愚蠢、如此毫无意义地糟踏了。这悲剧乃是必然的:我党挥舞的鞭子必须比国府的霸道百倍,才能把国府打跑,而一旦用这更霸道百倍的鞭子去治国,那国家的腐败速率当然也就超过国府百倍。

哪怕光从这点上看,迟钝的“阶级弟兄”们都该悟出“夺过鞭子揍敌人”的荒唐。中共推翻国府,当然是空前绝后的大悲剧。但历史错误不能纠正,只能用为鉴戒,起到勾践悬挂的苦胆的作用,时时提醒大众避免在将来重犯类似错误。这就是历史的唯一用处。

如果我们有点这种起码的现实主义态度,就应该看出:违反传统制造出来的革命,最后总是要向传统回归的。无论那鞭子有多霸道,握鞭的铁腕是何等坚定,钟摆迟早要摆回去。老蒋乃是真正的incorruptible的志士,立志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新中国。共产党又何尝不曾如此奋斗过?但两家政权都没能逃脱腐败的下场。

这结果毫不出奇:腐败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咱们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是社会赖以运行的杠杆。这就是为何与中国优秀传统彻底决裂的共党政权今日变得越来越像过去的国民党,而人类能干得出来的最蠢的事,就是去再度人为打断这专制因腐败而弱化、因而容许社会进步发生的良性过程。因为痛惜昨日的损失,便去制造今日的损失;因为缅怀昨日的国民党,便去推翻今日的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当然它还没远未进化到真国民党的地步,但假以足够时日,终会有那一天的)。

可悲的是中国人似乎没有吸取历史教训的官能,总想以制造一模一样的错误的方式去纠正原来的错误。这和王民母“恢复大中华民国”的迷梦一般,他不知道除非有历史的偶然,失去的国土一般是无法收回的,明智的态度是保住已有的国土不要再丧失,更不知道想在中国大陆上恢复国府的统治,那希望比“反清复明”还荒唐。红朝当然最终会垮掉,但接替它的绝不会是台湾人。

想“复国”不足怪,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代价去实现自己的春梦就不可恕了。上次台湾大选,王民母竟然彻底丧失理智,号召台湾人民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立即起义,攻打总统府、邮电局、电台等要害单位,说明此人已经昏乱到了彻底超越此世的神仙地步了。

其实我早就告诉过这位智力发育严重滞后的同志:还在他志壮坚信马列之时,我就已经重新发现国民党了。然而哪怕是在70年代那最黑暗的水深火热的年月里,我也从没错乱到以为国府还有重返大陆的一天。既然没盼头,那就应该推己及人,自己既然受不了暴政逃出来,那就也得容许人家逃出来。自己跑到美国,却不许人家独立,这到底算哪门子的爱国主义?

可惜,没良心的爱国主义,和唆使国内同胞堵枪眼的没良心的“民主主义”一样,成了海外“民运”垃圾的防伪镭射商标。

写了这许多,我也知道是对牛弹琴,无论琴声如何悦耳,绝对比不上刺激巴甫洛夫的小狗唾液分泌的电铃声。就连老郑也绝对不会被我说服,遑论不可救药的王司令。这其实是令人心碎的时代大悲剧:我党制造了整整几代人心灵残废,和58年炼出来的废钢铁先后辉映。

唯其如此,废钢铁们中才会无一人有足够的智力看到,拒绝接受胡民姨传达的中共“反暴力、反恐怖、反台独、缓和社会矛盾”的要求,让“民运”整合在“忠诚的反对派”的大旗下,民运垃圾们便因此错过了历史赐给他们的绝佳机会,使得他们就此成了注定要被时代淘汰的废物,这辈子最好的前途,便是充当美台豢养的朝不虑夕的nuisance。

最后从《史记。货殖列传》中抄一段话,请文盲们看看,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人的智力倒退了多远: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全文完】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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