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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清史研究述评
高翔
2004-08-03 09:04:49 阅读 279 次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3期
。。。。。。
一、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
不论治清史者专长在何种领域,不论他目前的兴趣集中在哪一个具体问题上,对明清鼎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他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因为爆发于17世纪中叶的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人所谓“天崩地解”“天下陆沉”),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近三百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研究者回避这场变革,或对这场变革缺乏起码的常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清代历史。
20世纪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评价曾经历了数次变化。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曾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的真正目是通过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以建立共和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清朝统治的正确认识,故一时间,反满宣传甚嚣尘上,清史被简单化为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历史。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清朝历史的评价渐趋理性化,许多学者在承认民族矛盾的同时,也高度评价清朝政权在实现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社会生产等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在认识的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因为清朝政权后来成为中央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一些学者遂将顺治时期清朝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一概视为国家统一战争,进而提出洪承畴等降清人物为清初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辨别历史是非的问题。1998年,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学术动态》版)中提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张玉兴在《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上发表了《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一文,专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张玉兴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作者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顾诚的《南明史》在1998年仍受到清史学界的关注。该书根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认为它“代表着南明史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南明史》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南明史·序论》第3页)
二是否定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顾诚认为学术界将既成事实当成历史必然性,就本质而言和封建史学家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在他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南明史·序论》第5页)
三是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顾诚在《南明史·序论》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顾诚《南明史·序论》第3-4页)
清史学界对顾诚上述观点的看法不尽相同。陈梧桐对顾诚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十分欣赏,认为坚持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观点”,改变了那种把既成事实当着历史必然性的做法(参见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读顾诚著〈南明史〉》,《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纪程认为顾诚关于明清历史发展线索的论述“充分体现了是人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南明史的研究从‘天命论’、‘宿命论’的阴影下摆脱出来,真正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纪程《南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顾诚《南明史》读后》,《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但也有些学者对顾诚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李治亭《南明史辨—评南明史》一文(《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对顾诚《南明史》的基本体系和观点提出质疑。李治亭认为:顾诚的《南明史》有意抬高农民军余部在南明诸政权中的作用,甚至将他们取代南明诸政权的主导地位,变为南明历史的一条主线,是不恰当的。所谓《南明史》,实际上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篇。李治亭指出,顾诚站在南明与农民军余部的立场看待明清兴亡,歪曲了南明史的真相,将研究引向歧途。李治亭指出,明清之际的动荡,其实质绝不是汉族各派与各民族抗清排满问题,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无论哪一方统一中国都不是一件坏事,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逼近的情况下,结束动乱,实现国家统一乃是当务之急。《南明史》的失误,就在于它非要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统一与分裂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按照民族矛盾的模式,改成以南明、农民军余部,进而扩大到满族以外的各民族为一方,以满族贵族为一方的民族斗争,并以此为政治分野,降南明者可以,降清不可以,必受谴责。顾诚虽然也承认满族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员,但全书是把满族置于外来的异民族地位的。此外,李治亭还对《南明史》的“民族征服论”、“窃取论”、“破坏论”、“打断社会进程论”进行了全面批驳,认为《南明史》“是为明朝覆亡唱出的一首挽歌,是对‘汉族各派’联合‘抗清’斗争写的长篇赞美诗,是对清朝统一中国发出的一道声讨的檄文。《南明史》除了肯定农民战争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反清排满’思潮的集中反映。”
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顾诚对明清之际历史转变的基本理论具有明显的商榷余地。例如,在正视清朝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清廷从顺治年间就已开始,特别是在康熙帝亲政后大力实施的政策调整,《南明史》对清廷民族压迫的论述十分充分,但对其政策调整的论述却异常薄弱,就连陈梧桐也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遗憾。”(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读顾诚著〈南明史〉》)然而,忽视清廷的政策调整,就不可能回答为什么清初民族矛盾最终走向缓和,清朝政权终能获得巩固,也不可能充分估计抗清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研究历史必然性问题,似乎也不宜简单化。确实,既成事实不等于历史必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从来都是、而且只能通过既成事实体现出来,它绝不可能通过后人的种种假设,或未成事实的种种可能性体现出来。17世纪中叶,在明朝政权已经极其腐败,张献忠滥杀于西南,李自成战略决策频频失误,抗清力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充满朝气的清朝取代明朝恐怕不是简单的历史偶然。承认清朝取代明朝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不等于肯定清廷民族压迫,相反,从历史的辩证与曲折运动中,人们会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新著《清康乾盛世》正好对顾诚的质疑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回答。李治亭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代了巨大成就。作者通过对康乾时期中国社会状况的考察,指出:在这一百余年中,清朝具有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的鲜明特征,而盛世局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我认为,李治亭对康乾盛世的分析是正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康乾时期的清朝称为“盛世”,并不是后人的发明,而是历史当事者对当时繁荣景象的普遍认可。无需讳言,清朝的盛世,只是相对以前各代而言,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但落后的历史责任绝不应当仅仅由一代人承担。事实上,中国的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的拉大,不过是对数百年落后历史的一次总结罢了。如果我们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康雍乾三帝,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否定清朝繁荣局面的出现与存在,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就学术界关于明清之际及清前期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出现不同观点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清朝,特别是清初主要社会矛盾及历史发展趋势的估计不一致。从学术发展趋势看,这种争论将长期存在下去,而这对清史研究的深入是十分有益的。
在专题研究上,何龄修的《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燕京学报》第3、4期)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作者旁征博引,对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一百名幕府人物的姓名、籍贯、生平事迹进行详尽考辨,基本理清了扬州幕府的组成和素质,为深入研究史可法其人及其抗清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作者认为:史可法实际上是太平宰相人选,个人素质与他的时代和任务存在着严重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他一事无成,连扬州也没有坚持几天,他的悲剧的根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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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清史研究述评》中对顾城《南明史》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