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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可法的选择（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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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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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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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史可法的选择（四）
芦笛
要说史可法害怕辫子兵，因此不敢派兵收复根本没有沦陷的山东、河南、河北大部分地区，似乎也不是毫无道理。诚如作者所说，南明小朝廷自成立后，将近一年内毫无动作，耐心地等待辫子兵在陕西结果流贼后，再挥戈东向去接管华北真空地带。南明唯一一次北伐，乃是试图联合满清“友军”，夹攻时在陕西的大顺军，但因高杰被杀，便废然而罢，全师南撤。作者认为，这是史可法的错。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愚以为，史可法对满清的态度很复杂，恐怕是感激羞愧之心多于害怕，下文还要详论。他不派兵经略山东河南河北，我看还是因为军阀们不听话。其实作者引用的史可法９月间的奏章就说明了这一点：
“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
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
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
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
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
破格用之。”
这说得明明白白：各镇军队以欠饷为由赖在江北，他对此一筹莫展，唯一能想出来的弥补措施，乃是请皇帝迅速下诏，吸引北地才士来归，免得土地无法收复，人才也丢了。从这奏章里，我只看出“史婆婆”的万般无奈，可作者却要使出清流打道德方天印的传统招数来，说什么：
“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军队从来就不缺饷，有记载他们四个月就
发了一年半的银饷，同时比比皆是的还有他们如何搜刮民间的记载。
至此，史阁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辈作小人想了。”
当真是小人之想！南明军队当然从来不缺饷，他们不想开拔打仗，正是因为太不缺饷了──上文已经说过，朝廷为了讨好武夫们，竟然授予他们设卡收税的权力。在驻地安富尊荣，谁还会想去打仗？放纵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出现，史阁部当然不能辞其咎。但不能为此就指责他怯懦。
他倒是确实不想打辫子兵，但日日夜夜都想向闯贼报仇雪恨。如果他能调动部队，早就北上去打流贼了，何必要等到次年正月才动手？后来北伐，也只有高杰军充当主力，那还是因为他作了快一年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感动了高杰的甜心夫人。在邢夫人战无不胜的枕头风的影响下，高杰才转变过来，开始听史阁部的话了。可惜史大人这点心血也因高杰被杀而断送。
要说怕辫子兵，则我看不光是史可法一人，乃是全民心理。中国人似乎很容易养成一种恐惧心理，将某种人视为“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神兵天将一类。一旦这种恐惧心理传染了全民，则国家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当真没劲。
这很像动物决斗。儿时我就注意到：两只鸡打架，开头双方都非常勇猛。但一方打败后，终生便再不会抵抗，无论对方如何作践都只会扁扁地伏。宋对金、对元，明对清，国民党对共产党，似乎都先在心理上垮了，就此再也无法收拾。反倒是在为许多人诟病的抗战中，中国人的表现还非常出色，一直挺到最后。
“恐胡症”第一次显示迹象，似乎是在南宋。记得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长篇大论地痛斥“北勇南怯论”。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就雄辩地证明了恐胡症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心理，所以他才有必要去驳斥之。
明朝军民普遍害怕辫子兵，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前文已经引用过当时人的记载，说哪怕只有一个辫子兵，南人不管有多少人，只要听得对方一声：“蛮子来”，立刻就乖乖跪倒尘埃，伸长脖子耐心地等人家的大刀向南人脖上砍来，慷慨就义，欢乐归阴，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早在满清入主中原前，辫子兵就多次绕过山海关入侵大明。我记得起码有两次是长驱直入打到山东境内。每次都是孤军深入，每次都抢劫了大量财物，掳掠了数十万百姓（十几万？记不住了。女真乃是奴隶社会，那些汉人是抢回去作奴隶的）。如此劳师远征，还裹胁了如此众多的平民，可知行动何等缓慢。官军要切断退路并包围歼灭之，实在是易如反掌。就算不敢和人家的铁骑对阵，起码可以把辎重和俘虏截下来吧？然而每次辫子兵都是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全师而来，全师而归，仿佛是来领取给养。从头到尾，官军只敢恭迎入境，礼送出境。这种怪事不用“全民恐胡症”来解释，又该怎么说？
论战斗力，汉人军队中最能打的乃是自成的叛军。孙传庭的部队算是官军中的劲旅，竟然被叛军全歼了。自成亲征山海关，和吴三桂决战。三桂所率宁远军乃是官军精华，和大顺军斯（厂斯）杀也顶不住，已现败象。此时风沙大作，昏天黑地，对面不见人，双方自动休战。多尔衮令宁远军退下，辫子军上去。等到风沙停息，大顺军一看对手变成了辫子兵，顿时大惊，狂喊：“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正是古书所谓“军惊而坏都舍”，山崩海裂一般溃不成军。大众去丹田提一口气，使出绝顶轻功来，气都没换一口便奔到北京，连服无数同仁堂的定惊散，三魂七魄都还没收回来。自成逃出北京后，三桂和辫子兵衔尾猛追。他和辫子兵打一仗败一仗，从来没有赢过，最后又变成了东逃西窜的流贼。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也颇值得注意。明末有个将军名唤李成栋，和后世冯玉祥、马悲鸣等人一样，同是著名倒戈将军。此人先从贼，后投明，再降清，最后复降明。他当清军将领时勇猛如天神，战必胜，攻必克，先后消灭了隆武帝军主力，生擒绍武帝，平定了华南大部。后来他又反水，归降永历帝，却就此一仗都打不赢，莫名其妙就阵亡了。这种鲜明对比，如果不用“全民恐胡症”似乎无法解释，因为李成栋投降永历帝后，如其他军阀一样，基本是自主的，并未被朝廷捆住手脚。
因此，我认为，当时的情况是“连环怕”，官军怕叛军，叛军怕辫子兵，“恐胡症”相当流行。不把握这个全民心理，却去责备史可法一人，未免太不公平。
二、史可法的“联虏（清）剿逆（闯）”的战略方针违反了民族大
义，开了后世“安内攘外”、“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滥觞，在
实际上毫无可行性，乃是一厢情愿。
这种指责，只暴露了作者用现代愤青价值观去苛责古人。在作者看来，满清是民族敌人，自成、献忠等人则是“内部矛盾”，当然应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可惜这不过是上世纪３０年代被中共欺骗蛊惑的爱国愤青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忠臣孝子史可法的思维方式。他对满清和自成的态度，已经详详细细写在《史可法答多尔衮书》中了，而那正是标准的圣贤之徒的反应，以孔孟之道来衡量，一点错都没有。奇怪的是，作者拿那封信作足了文章，却连史可法“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反复强调的中心思想都看不出来。
我在本文第二节已经介绍过古人的思维方式了：古人不懂民族大义，只懂君臣大义；没有民族立场，只有臣民立场。在忠臣孝子看来，当时有两个大敌，一是农民叛军，二是辫子兵。两者都危及君王统治，都必须反对。但自成逼得崇祯自杀，已经不光是敌人而是天下忠臣义士不共戴天的死仇了。儒家的“国”乃是“家”的放大，弑君之仇，尤甚于杀父百倍。“主辱臣死”，而况主死乎？所以，要史可法去招安张献忠还有点可能（当然前提是张必须放弃帝号），要他去和自成联手，当真是做梦！
另一方面，多尔衮得到汉族降臣的指点，采取了旨在收揽民心的极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是以“代大明天子报仇”的名义出兵的，进京后为崇祯和皇后发丧，令百姓服丧，并将帝后隆重安葬。这一切不能不使得忠臣史可法既感且愧：感谢的是辫子兵“打抱不平”，不仅代自己打败了汉臣无法打败的逆贼，将之驱逐出北京，而且代汉臣尽了安葬先帝先后之责；惭愧的是自己身受君王深恩，却不但没本事保卫先帝，没本事为先帝报仇，甚至连安葬先帝先后遗骸的起码臣子责任都没尽到，竟然劳外人去为自己作这些事。这种种国家和臣子的奇耻大辱（再说一遍，古人的“国家”乃是皇帝个人的，他们并没有如今的民族国家概念），宁不令他愧生天地间！
因此，满人当然成了汉族忠臣们的恩人，史可法已经在那封信里说得清清楚楚了：
“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
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
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这话说得非常真诚，乃是典型忠臣孝子的心声。在此之后，再和辫子兵动刀兵，岂非忘恩负义？昔日之敌，今日已经转化为恩公。按《春秋》大义，当然只能结为友邦，“联虏剿闯”乃是他可以作出的唯一道德选择。
从实力对比来看，这也是史可法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情况明摆着：明廷不是联合叛军，就得联合清军，决无可能左右开弓，同时和双方开战。联合叛军的可能性上面已经说过了，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史可法能忘弑君血海深仇，叛军也未必会如作者一厢情愿设想的那样，愿意与官军联合。后来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确实投降了官军，但那时他们已经势蹙力竭，舍此并无出路。但史可法生前叛军还很猖獗，献忠称了帝，岂愿放弃帝号投降南明？
作者可笑之处，乃是沿袭党文化套路，痛责史阁部不明民族大义，却毫无根据地假定“农民起义军”深明这民族大义，愿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其实，如果连史可法都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的话，那请问自成、献忠等人又从何而来这种意识？作者有何根据认定那些人就会顾全民族大局，放弃自己抢夺天下的野心？后来的中共又几曾因日寇入侵而放弃抢夺天下的狼子野心？真要用现代观点抓卖国贼，那该抓的也不是老史而是老李老张。不是他们在国难当头之时起来造反，满人又怎能坐收渔利？
官军不试图与清朝联盟，单独与叛军作战又如何？我看也不行。崇祯在世时，享有“乾纲独断”的绝对权威，内无马士英那种弄权首辅，外无左良玉那种抗命悍将，倾全国之力仍无法镇压叛军，身死敌手为天下笑。如今南明只保有半壁河山，内争如火如荼，史可法根本无法指挥骄兵悍将，要去独立和叛军作战，当真是春梦一场。
从历史先例来看，“联虏剿逆”也完全符合忠臣行为规范：诸葛亮毕生坚持的就是联吴伐魏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魏乃是篡汉的国仇，而吴虽然大败过蜀军，后来也称了帝，毕竟是两个魔鬼中较少邪恶的一个。他从来是儒家赞扬备至的忠臣楷模，史可法抄袭他的战略，又何错之有？
总而言之，史可法选择“联虏剿逆”的战略方针，从儒家道德上来看毫无过错。从实际国情来看也是唯一貌似可行的选择。任何真正的儒家志士处在他那个地位，恐怕都只会作出这个选择。
而且，这决策似乎是破除上述那“连环怕”定式的唯一办法：官军本来怕叛军，若能和为叛军恐惧的辫子兵联手，定然士气大振，勇不可挡。这方略原也可行，前提是南明文臣精诚团结，将士用命，趁清军西征之际大举北伐，接收华北真空地带，陈兵河南，阻断清军归路，形成威慑，令清廷不敢小看，再效法石敬瑭，割让京畿一带，与满清结盟后合力剿闯。
更大胆的思路当然是趁清兵在陕西与流贼鏖战之际，直取空虚的京城，但此策恐不可行。首先是史可法那至诚君子做不出那种背恩反噬、趁人之危的事来。其次是明军战斗力实在太差，而清廷在关东应该留有战略预备队（据今人研究，满清初入关时倒是倾巢而出，但后来就把部分军队调回关外休整去了）。北京城池坚固，没有现代火器很难攻打，若顿兵坚城之下，关外和陕西清军回救就会被全歼。
所以，还是上面说的那依靠实力与清结盟之策可行，这似乎是当时南明能争取到的最佳结局。但前提必须是内部精诚团结，将士用命，作不到这点，则连偏安江南都没指望。作者只看到大明表面上的虚胖，却不知道那其实是病入膏肓的东亚病夫的浮肿，满清便再瘦小也是神威凛凛不可抵挡的孙猴子。
三、史可法在回答多尔衮的信件中，卑躬屈膝，更违反了明朝一直
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犯了重大政治错误。
这再度说明作者连那封信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多尔衮和史可法的通信，乃是最典型的传统道德官司。古人打仗，兵马未动，檄文先行，也就是抢占道义制高点，历数对方的大罪或道德缺失，居高临下大义凛然地痛责之，这我已经在《讨王希哲檄》中示范过了，嘻嘻。这其实非常无聊，在实践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效，可在中国竟然成了传统。
老多和老史的吵闹，就是这种无聊的道德官司。不幸的是，老史占了下风。这倒不是老史文才不及老多，而是老多处处占在理上，咄咄逼人，而老史只能处于自辩的被动地位。纵是武侯复生也只能如此。老史做到这样，已经是难为他了。
老多捏的七寸，以本人的话代他简捷地说，就是：“不报国仇，苟活忍死；偏安江南，拥立伪帝；不迎王师，忘恩负义。”（啧啧，只恨老芦生错了时代，英雄无所用武，惜哉！）史可法根本就无法抵挡这些指责，因为他确实没有兴师复仇，一直是满清在和大明的死仇作战，所以他只能心虚情怯地自辩。
对“不报国仇，苟活忍死”的指责，他的答辩是：当时他已经去勤王了，率军走到淮北便听到了噩耗，五内崩摧，本当立即自裁，追随先帝于地下，“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这才活了下来，为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
“偏安江南，拥立伪帝”的指责，正正打在他不可告人的心病上，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太子生死不明便拥立旁枝，按传统规矩来说有谋篡之嫌。正因为此，他对此作的自辩最长，简捷的说是：１、“今上”是金枝玉叶：“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合法性无可怀疑；２、得到了上天批准：“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ＮＮＤ，老史那至诚君子大概不会造谣吧？大概是上游发洪水，把森林里的树木冲到下游来了）。３、大量列举历代为了宗社拥立新君的先例，证明这么做完全符合《春秋》大义。
对“不迎王师，忘恩负义”这条，他说，南明并没有忘恩负义，而是感激涕零，已经送了礼物表示谢忱，并愿和大清永结盟好。劝清廷好人做到底，效法“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得了钱就走人，不要为德不卒，反恩成仇，否则“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依愚见，以老史脆弱的道德立场，这信写得非常之好，便是请我去也不能做得更好了，特别是结尾软中有硬，棉里藏针，更表明他早就不想活了，并非贪生怕死之徒：“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令人数百载后读来尚自为之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明知传统忠义之无稽，仍不免神驰万里，依稀想见志士胸襟。
而今作者却说那信丧失气节，丢了民族的脸！For God's sake，这都哪跟哪啊？！人家老多完全是用儒家那套，责老史以《春秋》大义，字字占在理上，你怎么去驳？四书五经上有什么依据，可以用去辱骂代大明天子复仇的友邦？遮莫作者心慕爆牙外长李肇星那种超级痞子，以为所谓折冲樽俎如同网战，万万不可在嘴上吃亏，谁能如老芦一样巧妙恶毒幽默刻薄地侮辱对方，谁就是外交大师？
最可笑的就是那“一个中国的神圣原则”，亏作者还有本事说那是天启、崇祯坚持的神圣原则，史可法放弃了那原则，便是犯了类似今日承认疆独一样的叛国罪！
所谓“一个中国”，实质就是“一个皇帝”，据说那是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宇宙运行规律”中来的。但那“规律”说的乃是在一国之内，并不适用于全天下。天下有几个国，当然就会有几个国主。古代中国人的态度从来也就没有后来那样僵死。三国、南北朝、五代、宋朝何曾实行过“天下只许有一个皇帝”的荒谬政策？就连宋儒，处理国际关系时都还有点求实态度，并没敢把大辽、西夏、大金等国视为藩属，要人家废了帝号，而是争取平等邦交。
“天下只许有一个皇帝”，乃是汉人从蒙古人那儿学来的。蒙古人的世界大帝国只有一个中央汗国，其他汗国都是藩属。明朝取代元朝后，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这无聊的虚骄。可又没有人家蒙古人的本事，便只能用收买的办法去引诱人家来“朝贡”，自欺欺人把邻国当成藩属。等到天启、崇祯时代，就竟然疯到不但不许后金称帝，而且就连皇太极自去帝号，愿为藩属都不同意，这才闹到后来亡国了事。
因此，史可法以平等态度对待大清国，实在是难得的历史进步，应该肯定而不是否定。传统知识分子中之最难得者，乃是不死守教条，根据实际情形通权达变。清流之所以可恨，正在于那些人是顽固的教条主义者，只知死抱僵死的道德教条，不知灵活应变，这才会“议论高而事功疏”。如果后来清朝早早采取史可法这种求实态度，在最初和鬼子打交道时，及时放弃“中央帝国”的虚骄心态，和人家平等相处并试图了解对方的实情，则后来也不会蒙受那么多的羞辱。
综上所述，作者对史阁部的批判，完全是使用今日爱国愤青的价值观，忽略或故意无视当时中国的国情的信口雌黄。
我个人觉得，史可法的缺失，是性格的缺陷和才干的不足：他太是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了。如果他能像于谦（ＢＴＷ，我认为明朝最伟大的还不是袁崇焕而是于谦）那样当仁不让，性格更aggressive一些，敢于抓权揽权，靠自己的显赫官位与崇高声望，把清流整合在自己旗下，拒绝向马士英低头，充分利用拥立之机，形成自己大权独揽的局面，则也就不会形成后来“枪指挥党”的局面，清浊流的党争也就可以避免了。
这看来完全是可行的。史可法当时在江南人望之高，无人可以抗衡。崇祯吊死之前，他就已经是南京“镜像朝廷”的兵部尚书了。没有他点头，马士英就算是勾结了四镇，也不敢擅自拥立福王。拥立谁其实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要把马挤出拥立重臣的行列，剥夺他弄权的机会，而拥立福王并不能将马排挤出局。如果史可法当机立断拥立了潞王，则马的政治生命从此便结束了。朝廷成了清流一统天下，自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党争。强势的朝廷要指挥武人，困难也就会比后来小得多。古人早就发现“使功不如使过”，把将领们弄成拥立功臣，实在是人类能想出来的最蠢的事。聪明的办法应该是让那几个将领处在戴罪立功的地位，而不是相反。更蠢的是用高官厚禄把他们养成了坐地自肥的地头蛇，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挪窝打仗的愿望。
依愚见，这才是史阁部的缺失，不过，那是才干和性格的不足，并非道德缺失。以传统道德标准来看，他是完美无缺的楷模，古人对他的赞颂一点都没有过头。
用现代道德标准来看，史阁部可以责备的乃是，他自己想死倒是最佳选择，但犯不上把全城百姓拖进去，因为那些人并没有“食君之禄”，没有殉君王之国的道义责任。
在这点上，他似乎显得自私了些。上文已经说过，他的死乃是最完美的结局。在这点上他十分幸运。古人所谓“自古艰难唯一死”其实并不对。若像钱谦益、吴梅村一般，没有勇气自行了断，余生日日夜夜受过去刻意培养出来的“良知”折磨，那才是生不如死。因此，史可法其实是个幸福的人。如果他在获得那理想结局之前，把全城百姓放出城去，那就是完人了。
其实对人民来说，采取不抵抗政策才是最聪明的。国家是君王的国家，并不是自己的国家，亡国只对于君王来说才是祸，又何必去自作多情？古代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其实非常明智──本来大明也不是汉族的国家而是朱姓皇帝的国家，江山换姓，百姓究竟损失了什么？Absolutely nothing！更何况历史证明，爱新觉罗的统治比朱家的统治英明宽和仁厚多。由此看来，人民没有大规模反抗清军，当真英明之极。满清为征服中国杀死的汉人，恐怕要远远少于汉族叛军和官军杀的百姓。因不抵抗而使异族征服者做到这点，我认为其实是汉族智慧的表现。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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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章！芦笛先生的见识，中国史学界无人超越。佩服极矣。 -- tooi - (0 Byte) 2006-3-12 周日, 下午7:59 (171 reads)
- 这个系列好就好在老芦把正确解读历史的思路理清了.这种拨乱反正的思考方法很有意义. -- 诚灵 - (140 Byte) 2006-3-12 周日, 下午2:46 (242 reads)
- 啊牙 ! 芦可法 厉害啊! -- 加人 - (465 Byte) 2006-3-12 周日, 下午2:36 (28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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