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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邓拓的间接死因——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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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邓拓的间接死因——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   
罗雀门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3/07
文章: 3030

经验值: 217
文章标题: ZT邓拓的间接死因——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 (812 reads)      时间: 2005-8-10 周三, 下午4:45
作者：罗雀门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邓拓的间接死因
——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

·陈小雅·

１９６６年文革大规模拉开序幕前夕，发生在京城的两大“自杀”案，曾经震
动一时。后人都知道，事件的主角——邓拓和田家英，都是因为对毛泽东发动的大
跃进不满，为彭德怀“翻案”或抱有同情，换言之，是因为“路线斗争”的原因遭
受迫害自杀身亡的。前者的忌日是５月１８日，后者的忌日是５月２３日，两者前
后相差只有五天。事后想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两桩如此重要人物的自
杀案件，的确是对即将发生的全民族的“血光之灾”发出的一种预告。

按照事理和时间的逻辑，邓拓的直接死因，应该是：

一、当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黑线开火》。文章把他和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

二、５月１０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
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三、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５月１７日夜，邓拓在遗书中写下“我要再一次地高呼……”等革命口号后，
于５月１８日凌晨服安眠药自尽。他的受政治迫害而死，为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尊严
而死，为家人少受惊吓和凌辱而死，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不过，最近《纵横》杂志发表的杨泽南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杨文”）揭示
，邓拓之“受迫害”和遭嫉于江青，是更早的事情。

该文说，早在“１９６３年秋，中央某部发了个通报，通报说：‘邓拓有严重
问题！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此事一出，内部震惊！

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反调查”的指示，北京
市长刘仁亲自挂帅，组成了一个有北京市纪委书记、宣传部长、办公厅主任、农村
工作部长、市委秘书长等参加的“六人专案组”。他们首先从邓拓的家中查起。据
参加者朱方狮回忆，第一次走进邓拓家，他们一行大开眼界：“……一共九间房，
间间都是字画，墙上挂满了。”

开始，他们“一件一件地问，一件一件地查。”后来发现这不是个办法，这么
多的字画，恐怕查到猴年马月也查不完。经过商讨，他们决定从“通报”的指控入
手，先查那幅文件提到的“宋代古画”……

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调查，据杨文说，此事的实际真相是这样的：

一年前，一个名号“白石老人”（不是齐白石）的收藏家来到北京。随身带有
一幅苏东坡的画卷，想卖给国家。他找到了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面见了故
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吴仲超建议白石老人将画给邓拓看看，
说邓“特别喜欢字画，鉴赏力也特别强”。

当晚，吴就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请邓拓和白石老人同赴。三人一边吃烤鸭，
一边鉴赏那件字画。经过邓拓鉴定，该画被认定为真迹。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白石老人一时高兴，买卖的事似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
说：
“这幅画以后就归您收藏吧！”
邓拓是个君子，决不讹人财货，仍然说：“这幅画很值钱的啊！”
“钱多钱少无所谓，你看着给就行了。”老人似乎有点后悔，但又不好改口。

邓拓于是以“两万五千元”定价，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价”。自己一时
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怎么办？他就让老人到他家去，任其挑选自己的藏品，以画换
画。老人同意。于是一行人趁热打铁——又连夜赶到邓家……

最终，老人在邓拓的藏品中挑选了二十七幅字画。他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就
转手卖给了文物商店，正好获现金“两万五千元”！

到此为止，专案组最后以一篇“换画”的调查报告获得了中央通过。而不依不
饶的似乎只有江青一个。江青并不懂字画，对于这类收藏也从未表现出什么兴趣
，对邓拓应该不存在那种“恨羡交织”的感情。那么，她为什么要对此不依不饶呢
？杨文的解释是，北京市的领导人从不买她的账——不陪她看戏。相信此说是有根
据的。因为据Ｒ·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介绍，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正是江青
开始着手“戏剧革命”的年头。她先是想取得北京市有关方面的支持，但是却“热
脸凑上了冷屁股”。在北京失望以后，她于是转道南下——开始在上海寻找同盟者
。在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热情支持下，江青才得以在那里经营出一个“小圈
子”，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倚重，用来发动文革的“四人帮”亲信集团。

但是，江青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文物生意场上的事情的呢？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
说，江青在“破四旧”运动中，曾参与掠夺查抄文物和工艺美术品的活动，所掠“
金表、玉器、书画、瓷器等珍珠、翡翠、文房四宝，竟达一千零八十七件，约值十
三万一千二百元，而江青只付出二十元六角四分。但这些活动，具有鲜明的“敛财
”性质，而非真正对文物有什么爱好，且都是在康生和陈伯达的引导下投入的。Ｒ
·特里尔记载，江青个人唯一一次对古文物表现出兴趣的时间大约在１９７４年，
那时，陕西省咸阳市的韩家湾公社出土了一枚“吕后印”，估计是受了谶诲迷信的
挑唆，从此江青开始到处大讲吕后的“丰功伟绩”和历代女皇、以及母系社会的故
事。但是，她的此举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何况那也
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笔者认为，杨文在讲述１９６３年这个关于江青和邓
拓的故事中，恐怕漏掉了一个人，那就是对文物界行情“门儿清”、在此行布有广
大“眼线”的康生。他对文物的“研究兴趣”广为人知，可以与之媲美者，恐怕只
有郭沫若一人。

但是，康生敛集文物，多是凭借“空手道”——以权谋材、以势谋材。根据林
青山的《康生外传》，他从文管会或故宫索要藏品，最多只象征性地交几块钱。如
北京市文管处库房里的一幅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所书，国内仅存
三件，康生只以十元钱就“买”下了；北宋黄庭坚的一幅真迹——“腊梅三友”，
仅用五元钱就“买”下了。最后，他说荷包里只剩一角钱，仍然“买”走了价值几
万元的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因此，他是决计不会与“白石老人”这样没
有权势的人，讲什么“公平交易”的。除去别的因素不考虑，为当事人着想，作为
买卖中介者的吴院长当初没有把老人介绍给康生，而是介绍给了邓拓，料想也有这
层原因在内。但在康生一方，自然就成为人生的一桩“恨事”了！

但如果是康生从中上下其手，他又如何能说得动当时还没有很大权势的江青，
去替自己火中取栗呢？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康生临死前所做的那件“出卖”江青的
事——１９７５年，他听说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后，把毛泽东的联络员王
海蓉和唐文生叫到病榻前，告知两位，江青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证人有二，
第一个叫做刘晓。根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回忆，此人在“毛江联姻”前的组织调
查时，就报告过江青的这段历史。但他的材料被当时主管情报和保卫的康生压了下
来。直到临死，康生才交代了这条线索。那么，第二位证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
是为邓拓与白石老人之间的这桩买卖牵线搭桥的人——吴仲超。

可想而知，在１９６３年，只要康生对江青有那么一点暗示，江青就会足够激
动的了……因此，他们明面上是要打邓——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背地里是要打吴。
道理很简单，如果邓拓出了事，必然牵扯出吴仲超：谁要你把那幅如此贵重的画，
弄到私人手里去了呢！

至于当时国家文物收购经费的不足，收藏条件的恶劣，研究力量的匮乏；在对
外不开放的条件下，国家有“藏文物于民”的政策，连猴子都住着高级住宅的江青
，是不可能知道的。而这一层，杨文也没有交代。

如果笔者的这层“推测”是站得住脚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文革的所谓“路线
斗争”、“派系斗争”，有许多是与个人恩怨相关联，所谓“无产阶级的义愤”，
掺杂着不少“挟私报复”的阴暗动机，是一目了然的。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３日于北京




08-08-2005 09:50 AM 编辑 引用



宾南

文章中很多情节都是东凑西拼起来的。
。。。
。。。
。。。
“宋代古画”，其实就是所谓的苏东坡的《潇湘烟竹图》，
卖家是四川的一个藏家，姓白，与当时鉴定界几位都认识的，
这卷东西，
荣宝斋和北京故宫经过鉴定，认为不是真迹，
于是不谈价钱。
。。。
卖家却认定是真迹，索价很高，
当时也有个别眼光一般的鉴定人士认为是真迹，
邓拓也是花了很多办法才凑了钱买下的。
邓拓如果不买，这件东西卖不出去的。
。。。
这件绘画，现在首都博物馆。
不是苏轼真迹，但应该是南宋绘画。。。。他们当时也许是当作真迹了。。。但是故宫鉴定以后不肯购买时肯定的事情。这个有记录。。。
。。。
。。。
。。。
后面说道的康生买文物的事情，
至少，
世界上并不存在宋拓蔡邕的《三体石经》，
《起蛟图》是元代佚名绘画，现在山西省博物馆，
黄庭坚云云，更是某名奇妙。。。
。。
康生买文物小气是人所共知的，这也算是一个笑话。
但是他买文物的真实的价钱，
事实上人们至今未见披露。
他一辈子收藏的拓本不错，书画不在行。。。

野蛮的“文明”——读《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有感

·陈小雅·

文物无价。其本身价值是包含于其内在的文化含量之中的。在市场上，其价格
主要决定于两类人的哄抬和追捧：一类是文人雅士或附庸风雅之士；一类是为挣这
些文人雅士和附庸之士的钱的财富追逐者。在全民性财富积累的热潮中，它成为公
众追逐的品种，从侧面衬托出文明“鼎盛”时代的繁荣景象；在“改朝换代”之际
，强梁对它的劫夺活动，则是打印在这些“文明”遗物上的野蛮污迹。在文革中，
这类劫夺活动曾演为高峰，尤其是一批根本不懂文物的“武人”的介入，使这一丑
剧更披上荒诞的色彩。本期《开放》转载的《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以下简称
“章文”），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文革中的另类“血腥”

文革是一场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权力易手运动，期间伴随着对公民生
命的戕害、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和对文明的摧残。但作为文革时
期的一个小学生，笔者得知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窃夺文物这一幕，还始于林青山
的《康生外传》。以后，又从文聿的《中国“左”祸》中得窥这一“浩劫”的规模
。文聿说：

据统计，仅在北京市，……各炼铜厂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达１１７吨之重，
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达３２０多万吨，在各个抄查物资集中点里，挑拣出的字画
有１８·５万件，古旧图书达２３５·７万册，其他各类文物为５３８万件。

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红卫兵的心目中是“活着的四旧”，是“封资修
”的“最大的代表人物”，所以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
以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有１００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

八、九两月中，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轰回原籍者竟达８５１９８人！被抄家
者竟有３３６９５户！在上海，从８月２３日到９月８日，全市共抄家８４２２２
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１２３１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
家者为６４０５６户，抄走文物达１７万件之多，那些被抄走的东西，很多并不是
文物，而是家具、化妆品、鞋袜、衣服、电视机、钢琴等，堆积如山，最后被廉价
变卖掉。……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北京市在抄家过程中就抄出１０·３１万两黄
金、３４·５２万两白银，５５４５·９９万现金，６１·３６万件文物和玉器，
枪支２６８支，子弹１·１万发。而这，相信只是已上交部分的不完全统计。

据目睹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过后，天安门广场上一片狼籍，有鞋、帽
、红宝书，而且竟然还有不少闪闪发亮的金银制品……

由于作者与前北京市委要人的关系，辅之以晚近出版的吴德的回忆录的相关印
证，笔者相信，这是事后官方掌握的统计数据。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知，文革的所谓“破四旧”运动，在“正史”中是一场
针对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及其承载物的“革命”运动，但参照“野史”、“外传”
、的记载，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活动，是为“夺宝”而设计的、有既定目标的匪
盗行为，即使按当时律法，也是严重罪行。

◇两桩自杀案背后的“夺财之恨”？

世人都知道，在那场浩劫序幕拉开前，首先被推上“祭坛”的两位才子——田
家英和邓拓——是因为不满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对彭德怀抱有同情的“路线之争
”，而遭受迫害自杀身亡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同时又都是“文物收藏迷”；
他们也因此而遭到陈伯达、康生的嫉恨。而后面这两位，“恰巧”分别是毛泽东发
动文革所倚重的两个“亲信集团”的军师。

关于田家英搜集文物字画的故事，在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
、田家英的亲友、同事编辑的纪念文集中，都有颇为详尽的记载。据他的长子曾自
说，八十年代田家英平反后，中央办公厅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光是书籍字画就有一
卡车。其中文物字画究竟有多少？曾自说：“除‘文革’中陈伯达等人掠去一些精
品遗失外，现存的还有一千几百件”。据今年《开放》二月号刊登陈伯达儿子陈晓
农的文章披露，这些“真伪藏品”的较准确的数字，应是“一千五百多件”。这些
“劫后余生”的藏品，曾令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
任史树青都感到汗颜。他说：

“过去知道家英收藏清人墨迹，只当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这样齐全、系统，
他的鉴赏能力之高，收藏之丰，令人佩服。……搞了一辈子文物鉴定，有些名家只
知其名，未见其字，这次从家英藏品中大饱了眼福。”

而周恩来的秘书、也是田家英的诗文旧友梅行说，家英收藏的“规模之大，用
心之深”，他只是后来才知道的。

田家英搜求文物字画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文化重镇的北京、上海和杭
州。那里的古旧书店、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文物保管委员会，都是其稔熟之地。凡
有动静，就会有人通风报信。据曾自说，北京琉璃厂松古堂老板就“经常帮父亲选
购一些好书，有时还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

那么，田家英是如何为此事开罪于陈伯达的呢？一直有传闻说，是为一幅“海
为龙世界，天（云）是鹤家乡”的对联。不久前，陈烈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披露
了相关细节，才使故事的全貌浮出水面：

原来，田因工作之便，曾多次随毛到杭州小住，通过那里的古旧书店搜集了不
少江浙一带的清代名人墨迹。１９６１年，大概是因为经济困难，不少人将祖传的
文物珍品拿出来换钱糊口，所以，过去一些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文物，这一时期都
流散到市面上来了。碰“巧”，这时田又奉命到杭州搞“农村搞调查”，“意外”
发现了清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完白山人”的这幅对联，立即买了下来。田回京
后，曾向毛泽东展示过收获，毛看了好，就借去挂了一段时间。此事，梅行和范用
都知道。毛泽东喜欢此联，大概除了邓石如的名气和字以外，大概还因联中的上阙
所说的“龙”，是他的属相；而江青原名就是“云鹤”！田花了多少钱买这幅联没
有披露，但他的儿子说，１９６３年田再次去杭州时，曾托史莽寻找一幅丁敬的字
，以补“西泠八家”之缺。在送来的两张中，田不惜“重金”——花了六十元人民
币买下了其中一张。此事为家人记载，可见有“史无前例”的意义。所以，据此推
测，前述邓石如的名联，应是用少于这个价格买下的。

陈伯达是在毛泽东处看到此联的，随即要求参观了田家英的收藏。不知是出于
什么心理，这位“老夫子”当时说了一句：

“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
田却回了一句：“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

当时，两人“哈哈”一笑而过，但不幸的是，田氏的玩笑话，竟也“一语成谶
”……

邓拓与康生的过节，没有遭到这么多人的议论，也没有如此清晰的过程披露，
但据去年十月《纵横》杂志杨泽南的文章介绍，早在１９６３年，邓拓就因介入一
批数量庞大的文物易手活动，以“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
的罪名，被“中央某部”发了“通报”。由于北京市委彭真力挺，刘仁挂帅，亲自
组织专案组调查“澄清”，此事并未把邓整垮，但他们不幸都没能逃过文革这一劫
——邓拓自杀，刘死在秦城狱中，北京市委成了毛泽东眼中“盘根错结”的、第一
个要炸毁的“桥头堡”。

林青山称，文革“破四旧”运动中，邓拓的收藏顺理成章的就成了康生觊觎的
第一目标。

◇凸显“两案”缺陷

章文所披露的情况，在笔者有限的眼界中，是第一次以史料、言证而不是野史
、外传的形式，揭发出了那场劫夺的令人震惊的一幕。它填补了宏观叙事与野史、
外传之间的空白，使前者的数字赋予了生命的故事而有了下文，使后者的“演义”
变得可信，并有了相当的证据。所以，它应是揭露文革罪恶的系列工程中难得的材
料。

但是，读罢该文，笔者心中升起的一个问题是：如此“证据确凿”的“窃夺”
，为什么没有反映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律审判中？按照“两案”的
审理标准，亦即《刑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
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
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追诉的
，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
轻的，适用本法。”

这就是说，章文揭示的行为，要么适用于文革前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也就是
当年据以对邓拓行为立案的法律、法令和政策；要么适用于文革期间的法律、法令
和政策，除非这两条都不适用，而《刑法》又“不认为是犯罪”的，才可以免于起
诉。

章文揭示的暴行未与起诉，究竟是属于哪一类情况呢？笔者基本上是一个“法
盲”，在此提出，希望能得到专家指点和知情者的进一步揭示。不过，显然的是，
１９８０年举行的“两案”审判，本来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其一，是“主犯”的缺席和用主犯制定的“规则”审判从犯；
其二，是漠视普通人遭受的不幸。

而章文所披露的情况，则将其第三个重大缺陷揭示出来，那就是“财产权”概
念的缺席。正是这一点，更加凸现出：当年的“两案”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
法活动，而在很大意义上具有“政治审判”的性质。

◇是“力证”，不是“铁证”

当然，以笔者的陋见，仅就章文所提供的“证据”，仍是不够论罪的：

第一，它不是事发当时的“原始物证”。它所产生的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３月２
日。这个时间意味着，它是“林彪事件”爆发三年以后，“四人帮”组织的“专案
组”的遗留物。那个时代的法治状况，是不能使人放心的。

第二，材料上书“记录”二字，可见它既不是“当事人亲笔书写的原件”，也
不是“手续经办人写的揭发材料”，而可能是专案人员根据口述和某种原始记录归
纳整理出来的材料。尽管上面都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但却是未经法庭核实与
对证的记录。

第三，没有林彪本人光顾的记录。材料中“最高首长”究竟指的是谁？是假托
还是实指？无法确定

第四，把退还物品的时间、次数与取走物品的时间、次数混为一谈。如材料说
到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陈伯达做贼心虚，已指使其喽罗“逐渐”退回
物品，如在１９７１年的２月、３月就开始退物，但材料又说他们直至１９７１年
的７月、８月，甚至“九一三”事件后的９月１５日、１８日还来“拿东西”。这
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第五，物品的价值不确，价格参照的是何时的标准？不清楚。

第六，除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和林彪的
某秘书、叶群的某秘书、陈伯达的某秘书、陈伯达的儿子、李作鹏的老婆、邱会作
的老婆、戚本禹等人外，所谓“随从”、“喽罗”都无姓名和身份。其中还有如下
一些叙述令人生疑：

ＸＸＸ说，“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给一份”，“最高首长一份，黄……”Ｘ
ＸＸ给每个人起了代号。ＸＸ来了以后问过陈伯达，“我们不写名字，丢了不好”
，从此用代号，陈伯达是１０４，因为他是第四号人物，ＸＸ用１０７、叶群１０
８、李作鹏１２４，邱是……

众所周知，林彪在自己的办公室曾使用过１０１的代号，但也只有林办主任—
—他自己的老婆叶群这样称呼他，而且这并不是标志他是第几号人物的代号。即使
按照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排序，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应排在
第五位而不是第四位。而毛泽东则应是１０１号。因此，上文关于代号的编派之说
，疑似信口开河之说。更何况就事理而言，其内部如何“分赃”，是没有必要对文
管会的人说的。当众说出这样的话来，很可能是“打着领导的旗号来进行窃夺”的
。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章文所依据的材料，是揭示康生、陈伯达，叶群和黄永
胜等人“贪官”嘴脸，尤其是他们假“革命”之名以徇私的“力证”，但还不是“
铁证”。

以一位法律界朋友之见，林彪集团究竟“窃夺”了多少文物，应以事发后查抄
的物品为证。这大概就是法律上所说的“物证”的作用。显然，这个案子至今还没
立案、审理。根据文聿披露的北京市一地抄家物资中“挑拣出的字画有１８．５万
件，古旧图书达２３５。７万册，其他各类文物为５３８万件”这个数字，林彪集
团抢走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有大量在“文革”中
被抄走的物品尚未被追回，或下落不明，有的追回物品则被以假换真。这说明，政
府和法制机关应当履行的追讨“文革”侵害私人财产的义务，并不能因“两案”的
了结而画上句号。

２００５年４月９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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