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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二：“金粟斋译书处”等四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二：“金粟斋译书处”等四节 (976 reads) 时间: 2006-2-09 周四, 下午9:46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二：“金粟斋译书处”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金粟斋译书处

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了一部斯宾塞尔「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梅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那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於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兢」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後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但严又陵那时是一位直隶（今河北）候补道，属於北洋，住居在天津。他虽然在文场上走红，在官场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学生出身，熟悉洋务，应该是走红的了，其所以成为黑道台的缘故，据说：他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於同僚，他都瞧不起，当然，这些候补道中，有些花了钱买来的捐班出身，肚子里一团茅草，火烛小心，而他对上司，也有藐视态度。况且自己又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试想一个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吗？

他不但走黑而且闹穷了，他托人介绍，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後来他说：要他还债，他那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资本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饯。这些译稿，计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其时还有一位叶浩吾先生，他是杭州人（叶葵初的令叔），曾到日本去习过师范教育，在上海当时也是新学界的人。回国後，译了许多日文书，并开了一个东文学堂，这位老先生，真是名士气太重，什么事都想做，而从不为自己的经济着想。他译了许多日文书，自己想印而又没有钱，把译稿售与人家，人家又不要，弄得很窘，以致生计缺乏，甚至断炊。在严冬时，为了棉袖子已付质库，早晨不能起身。於是友朋辈为他制了一件厚呢袍子，作为梯袍之赠。也由友人介绍，来向蒯先生借了七百元，也是把他的译稿作为抵偿。

蒯先生收了严又陵、叶浩君的西文东文译稿一大部份，可有什么办法呢？新文学是有时间性的，不比中国的古书，可以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为了开风气起见，赶紧要把那些印出来才好。因此策动了他开办译书局的意念了。不过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後，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上海四通八达，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因此他决定到上海来，办理这个译书事业了。

这一个机构，就唤做「金粟斋译书处」，那个名称，是他自己题的，「金粟」两字，也是佛书上的典故吧？第一步，先派方漱六到上海去租房子，置家具，安排一切。第二步，便派汪允中与我两人去办理印刷等事。不多几天，方漱六在上海写信来，说房子已经租定了，在南京路的某某里（这个里名，我已忘却，其地址在云南路与贵州路之间，老巡捕房隔壁），於是我与允中两人，便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蒯先生的意思，却教我们两人常驻上海，方漱六则经理一切，或往来宁沪，管理业务上及财政上事，至於编辑、印刷、校对等，由我与允中两人分任之。譬如像严又陵先生的书，我们是不能赞一字的，但是校对这一件事，却要十分细心。蒯先生也谆谆以此为嘱。一部高深的书，只不过错了几个字，往往原意尽失，知何对得起人呢！至於叶浩吾先生的译稿，因为他的日本文气息太重，他是直译的，甚而至於就在日本书上钩鈎勒勒，不再另纸起稿，那非加以修改不可的。

我与允中到了上海後，第一件事，便是寻访印刷所。那个时候，上海可以印书的还不多，我们所印的书，当然要设备完整一点的呢。第二件事，便是整理稿件，我们决定那一部书先印，那一部後印，虽然蒯先生给我们二人以全部处理之权，如果二人不能决定，还须请问於他。第三件事，那是商量版式、行款、字型等类，允中比我内行，全凭他的设计。当时还是流行线装书的，不流行两面印的装订的。

寻访印刷所的事，我比允中较为熟悉，连日奔波，找到了两家较为合式的，一家唤作吴云记，一家便是商务印书馆。我们预备出书快一点，所以找到了两家印刷所，可以分部进行。两家比较起来，商务印书馆规模校小，而设备较新。它是开设在北京路的河南路口，也是一座平房，他们里面的工人与职员，总共不过三十人，经理先生夏瑞芳，人极和气，他们的职员都是出身於教会印书馆的。开办这家商务印书馆，资本金是三千元。除印教会书籍外，也搞一点商家的印刷品，後来又把英文课本（就是英国人教印度小孩子的课本，中西对照的翻译出来），译成了「英语初阶」、「英语选阶」等书，那是破天荒之作，生涯颇为发展。

吴云记是一家个人所开的印刷所，地址在苏州河以北，号称北河南路，泉漳会馆侧面的对门。记得这时候，那边还有一条河浜，更有一座桥，吴云记就在桥堍下。那个印刷所，比较旧气一点，有几间大厂房，工人多，出书较快。当时为了先印什么书，我们讨论起来。我最初主张印叶浩吾的书，因为他从日文译的都是浅显易解，如关於政治、教育、法律等为现时所切用，篇幅不大，容易出版。严又陵的书，文笔很深，非学有根柢的人，不能了解，故不如先易而後难。

但允中所主张者：也很有理由，他说：「叶浩吾所译的书，都是直译的，全是日本文法，非加以修润不可。但修润起来，也要相当时日，不若严又陵的书，立刻可以排印。况且自从严译『天演论』後，名噪一时，有好多人急於要看看严又陵续出的书。也已有人知道有严译许多书，将即由我们金粟斋出版了，倘若迟迟不出，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我们应该赶紧将严译排印出版。」後来写信到南京去，取决於蒯先生，回信说：「不论严译叶译，以迅速出版为主。对於那几部书的印刷费，我已筹备齐全了，不过我们是为了开风气，不是想在出版上获利。到出版以後，可以藉此周转最好，不然，我们到那时候，另想法子。」

於是我们便与吴云记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我们两人便分工合作起来。大概是我担任校务，而允中还担任修改叶浩吾的译稿。严又陵的，大半是在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我因此便风雨不改的天天跑商务印书馆了。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是红墨水的，鲜艳可喜。不比叶先生的译稿，真是一塌糊涂，我们说笑话，只怕问他自己，也认不出来呢？但是严先生的稿子虽然清楚，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倘有一点可疑之处，我惟有携回去，与汪允中揣摩商量，不敢有一点武断。

我们对这译稿，要校对四次，头校、二校、三校之後，还有一次清样。清样以後，签了一个字，便算数了，即使再有错字，排字工人不负责任（除非校出来了，他没有改正），校对人负责任了。叶浩吾的书，也有几种，由汪允中修润以後，即以付印，大概由吴云记印行。叶浩吾是一位好好先生，自从我们设立这个金粟斋译书处後，他是常常来的。允中给他说，他的译槁要修改，他说：「很好！很好！我是直译的。」这个日文一长句中，便有很多的「の」字，他都把它译成中文的「之」字，那一句中便有七八个「之」字，这个句子就显得很别扭，很鲁苏了。我们有时搞不清楚，只好请他来，和他商量。

叶浩吾先生本是一位教育家，开了东文学校外，又在「中外日报」担任东文翻译。年在五十左右，留着稀疏的小胡子，很似有一些道学气，可是我们常给他开玩笑。时常闹穷，但他有了钱「东手接来西手去」，只要身边有一点钱，人家向他借时，立刻借给人家，不管自己明日要断炊了。他孑然一身住上海，他的太太和儿子住杭州，不寄家用去，叶师母常常吵到上海来（他的这位公子，後来便是写「上海之维新党」谴责小说之叶少吾）。

叶先生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所住的南京路这条弄堂，前面沿马路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到後面去，却都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可是里面便有不少的野鸡堂子（上海人亦称为雉妓）。到了夜里，便有许多野鸡妓女及女佣们，站在弄堂口拉客。那一天，比较深夜了，叶先生到我们那里来谈天，刚走到弄堂口，便被野鸡们拉住了，喊道：「老先生！到我们那里坐坐去！我们新到了一位小姐。」叶先生很窘，说道：「不是的！我到金粟斋译书处去。」她们以为金粟斋也是和她们一类的，便说：「我们那里比金粟斋好。」於是几个女人，把叶先生你推我拥的，拖到野鸡窠里去，那些女人蛮力很大，叶先生一个瘦怯老书生，那里抵挡得住呢？後来到底花了一块钱，方许他赎身出来。

谈起金粟斋出版的书，严译的「穆勒名学」、「原富」之外，还有「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等，都是名贵之作，虽然比不上「天演论」，可也传诵一时。但是我们出版书中却有一种，颇受人訾议，还有人写信来骂我们的。原来在叶浩吾所译的日文书中，有一册「日本宪法」还附有「皇室典范」一卷，这不过几页书而已。这也不能怪叶先生，我们应担负这个责任。原来这个时候，中国已有主张立宪的动机，一班维新党的志士们，也在纷纷倡议，欧美各国都有宪法，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宪法呢？汪允中和我谈论：「现在大家闹着什么君主立宪，日本也是有皇帝的，这个日本宪法，不妨印出来给大家看看，以供参考呢。」当时我也并不反对，本来叶译的书，全由允中主张，及至印出以後，渐有人加以批评，说是日本的宪法，那里算得宪法，那是他们天皇颁布的，名之为「钦定宪法」。印出那种书来，将来贻害於人民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清廷专制，也没有一点儿宪法萌芽，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後来有几次大革命呢？

◆金粟斋时代的朋友

我在金粟斋译书处时代，认识了不少的名人。因为那个时代，正在戊戌政变以後。来了一个反动，禁止开学堂，谈新政，康、梁逃到海外，许多新人物，都避到上海来。再加以庚子拳变，两宫出走，洋兵进京，东南自保，上海那时侯，真是热闹极了。

我们这时候的金粟斋译书处，又迁了一个地方。那个南京路（上海人称为大马路）的老地方是一个繁盛的区域，但我们的译书处，却并不一定要一个繁盛区域。尤其是後面是个野鸡堂子，燕莺成群，使叶浩吾先生为群雌所俘，闹成笑柄，住在这里，更不妥当。我们如果找一个较清净的区域，不是也很好吗？於是我们和方漱六商量了，预备迁居，择一个比较清静所在。这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在向西北区扩展，开辟不少新马路，我们便向这些新马路去找寻房子，却便找到了登贤里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库门式的房子，我们便迁移了进去。

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当时还未定名，大家呼之为新马路，後来便定名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後，又改名为凤阳路了。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旷地，荒冢乱草，但是那些地皮商人，已经在那里建筑起房子来了。我们迁移去的登贤里，便是新造房子，围墙也没有砌就，仅把篱笆围了起来。可是邻居一带，我们便相识起来。在我们後门相对的一家，便是吴彦复的家；在我们前面，有一片方场，另外有一带竹篱，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

薛锦琴是广东人，记得是她的叔叔薛仙舟带她到上海来的。有一次，静安寺路的张园，开什么大会（按：张园又名味莼园，因为园主人姓张，故名张园，园内有一厅，名安垲第，可容数百人），有许多当时号称维新志士的在那里演说。忽见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双天足，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背後拖了一条大辫子，也跑到演说台上去演说，在那个时候，上海还是罕见的，虽然也很有不少开通的女士，然而要她们当众演说，还没有这样大胆的。

一时鼓掌之声，有如雷动，薛锦琴女士侃侃而谈，说得非常慷慨激昂，听者动容。至於说了些什么，也是说中国要革新变法这一套，但出於一位妙龄女郎之口，就更为精采了。因为她是一位不速之客，踏上台来演说，虽然听她口音（广东官话），看她服饰（那时候广东妇女的服饰，与上海绝异），一望而知是广东人，下台以後，方知道是薛锦琴女士，并且知道也住在登贤里，还是我们的芳邻呢。

住在我们後面的一家，便是吴彦复先生，他是一位公子，又是诗人，号北山，又号君遂，他的身世，记述者很多，无容细述。他是一位礼贤好客的人，那时章太炎先生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炎。在南京的时候，早已闻名，有人称章枚叔是怪客，也有人呼之为章疯子。我见他时，他穿了一件长领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有点像日本人所穿的浴农。手里拿了一柄团扇，好似诸葛亮的羽扇。他老早就剪了头发了，乱糟糟的短发披在颈後，好像一个鸭屁股。他是浙江余杭人，那时他的排满思想，已塞满在他的脑子里，但他的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并没有什么剑拔弩张之势，不过他这个余杭国语，实在不容易听呢。我们偶然请他写点文字，他也很高兴，但一定用黄帝纪元，有人请他写扇子，他也写，字颇古艳，别有风姿，我就请他写了一个名片。

吴彦复带了他的那位姨太太，唤做彭嫣的，还有两位女公子，住在这里，但是他家里的宾客很多，有时开出饭来，便坐满了一桌。这时从日本回国的，从欧美回国的，从北京下来的，从内地出来的，都齐集在上海，都要来拜访吴彦复、章太炎。常到他家里的有沈翔云、马君武、林万里（即後来的林白水）、章行严，都是一班有志青年。行严这时年少翩翩，不过二十岁刚出头的人吧，他常到吴彦复家里去，与太炎先生，讨论学术。因为他与太炎同姓，人家有疑为他们兄弟行的，其实太炎是浙江人，行严是湖南人，可谓同姓不宗。後来行严也编过一部「黄帝魂」，充满种族思想，那时候的种族革命思想，实已深中於人心。

行严也常到金粟斋来，金粟斋的後门，正对着吴彦复的前门，两家宾客，川流不息，因此便显出更热闹了。我们有时吃了夜饭，也便到吴彦复家里去玩，常见他们那里高朋满座，议论风生。彦复先生对人和蔼，每喜奖借後进。他曾经送我一部「北山诗集」，其时我的「迦因小传」正再版，也送了他一册，他还做了诗呢，起初我不知道，後来读梁任公的「饮冰室诗话」，却载有一则，今录如下：

十年不见吴君遂，一昨书丛狼籍中，忽一刺飞来，相见之欢可知也。相将小饮，席间出示近稿十数纸，读之增欷。顾靳不我畀，惟以别纸题「迦因传」一首见遗，录此以记因果。诗云：「万书堆里垂垂老，悔向人来说古今。薄酒最宜残烛下，暮云应作九洲阴。旁行幸有娄迦笔，发喜难窥大梵心。会得言情头已白，鬑鬑相见久沉吟。」迦因传者，某君所译泰西说部，文学与「茶花女」相埒者也。

任公说这话，那是过宠了，我们何能与畏庐先生的「茶花女」相埒呢？不过彦复何以对此而发牢骚，有人说：那个时候，彦复的如夫人彭嫣，正是下堂求去，他不免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任公也知之，所云「因果」者，乃以掩扬出之耳。

有一天，我从金粟斋出门，看见章行严携着吴彦复的两位女公子，到薛锦琴的家里去。我问他何事？他说：「奉彦复先生命，拜薛绵琴为师，薛锦琴是固中西文并茂也。」彦复的两位女公子，长名吴弱男，次名吴亚男，那时两姊妹，年不过十一二，我们在彦复家里时，常见她们憨跳狂跃，不想後来弱男女士，便做了章行严夫人。因为大家都出国留学了，想是在国外缔结这姻缘吧。及至又二十多年後，我在北京的东帖，乘京沪路车回上海，又遇见了章夫人，那时行严在沪大病，恰巧邵飘萍来车站送我，邻室的章夫人，还托邵君打电报到上海去呢。此是後话，在此不赘。

我们的金粟斋译书处开办了有半年多後，得到了蒯先生一封信，说是严又陵先生要到上海来，我们要略尽招待之责。严先生是住在天津的，这一回到上海来，并不是什么游玩性质，说是奉命来办理一项洋务交涉的。我们得到了蒯先生的信，当然要欢迎他。他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这次来，他是寓居在一位同乡的家里。那也不去管它。约了上海几位名流，请他吃了一次饭，自由方漱六去安排，不必细说。

那时候，严先生的「穆勒名学」刚在金粟斋译书处出版，因有许多人不知道名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名学这个名词，应作如何解释？便有人来和我们商量：趁严先生此次来上海，我们不如开一个会，请严先生讲演一番，使得大家明白一点。我们於是请命於严先生，他也允许了，便即选定了一个日子，借了一所宽大的楼房，请了许多人来听他的演讲。我们这个会，定名为名学讲演会。

这个名学讲演会，我们邀请的人可不少呢。除了常到金粟斋来的朋友，以及常往来於吴彦复家中的名流，都邀请外，还有侨寓於上海许多名公钜子，余者我都忘怀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两位，一位是张菊生(元济），一位郑苏堪（孝胥）。这两位在我却是第一次见面。吴彦复陪了章太炎也来了，还有我们未曾邀请的，朋友带朋友的也来了不少。关於听讲的事，我们可以拒绝吗？当然一例欢迎。

本来约定是下午两点钟的，但到了三点钟後，严先生方才来了。原来他是有烟霞癖的，起身也迟一点，饭罢还须吸烟，因此便迟了，他留着一抹浓黑的小胡子，穿了蓝袍黑褂（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戴上一架细边金丝眼镜，而金丝眼镜一脚断了，他用黑丝线缚住了它。他虽是福建人，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他虽是一个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

我们的设备，也不似学校中那样有一座讲台，只在向东安置一张半桌，设了一个坐位，桌上供以鲜花和茗具。听讲的人排列了许多椅子，作半圆形，那都是方漱六所安排的。严先生讲演得很安详，他有一本小册子，大概是摘要吧，随看随讲，很有次序。不过他的演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这种学问，到底是属於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坦白说一句话，我是校对过「穆勒名学」一书的人，我也仍似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所以这次来听讲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听讲，只是来看看严又陵，随众附和趋於时髦而已。

这次讲演，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们虽设有坐位，严先生却没有坐，只是站着讲。他演讲的姿势很好，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话。不过虽是一小时，在他也觉得吃力了。讲完以後，我们饷以茶点，听众也都星散，留了张菊生等几位。张菊生是他的老朋友，从前在北京和他一起创办过通艺学堂的。可是他也没有多坐，便匆匆回去了。

这个名学一门学问，严先生虽倡译此名词，他也觉得不易使人了解，後来他又译了一部「名学浅说」；那不是金粟斋出版了。到了现代，有许多研究新学术的人，也不大提及这一门学问。有人说：在日本人方面，则称之为「论理学」。我国近代，「逻辑」两字，颇为通行，且有所谓「逻辑学」者，闻「逻辑」两字，为章行严所创译的名词，是否从名学而来，会当问之孤桐先生。

我第一次与新闻界有缘的是「苏报」，前已说过了，第二次便要说到「中外日报」是後起之秀，虽然有「申报」、「新闻报」两个大报笼罩於上，但不免暮气已深，况且这两大报都是外国人资本，外国人创办（申报属英，新闻报属美），报馆好似一家洋行，华经理称为买办，主笔呼为师爷。这班维新派的人鄙夷它，而他们也以注重商业为本位，只要能多销报，多登广告就满足了。「中外日报」是中国人办的，当然没有那种洋商报馆的习气。为了汪氏昆仲的关系，我们早与中外日报接洽，金粟斋出版的书，必须在中外日报登广告。後来因为金粟斋没有办发行所，出了书也就由「中外日报」寄售了。

中外日报馆我是去过好几次的，馆址至今已想不起来，那规模比了「苏报」可是大得多了。但是要此现在的大报馆，还是不能同日而语。主笔房只有一大间，汪颂阁以总经理而兼总主笔，占了一张巨大的写字枱，此外的编辑先生，各占一席。两位翻译先生对面而坐，译东文的是叶浩吾，译西文的乃温宗尧（粤人，号钦甫）。说起当时报纸上翻译，殊令人发生感慨：第一、一般普通的读者，不注意国外新闻，譬如说：现在某国与某国已在交战了。他们说：外国人打仗，与我们中国无关。除非说，外国将与中国开战了，当然有点惊慌，但是说，不打到上海来也还好，东南自保之策，也就是这种心理。第二、翻译新闻，翻译些什么呢？那时各国的通讯社都没有数上海来，只有英国的路透社一家，中国报馆要教它送稿，取价甚昂，以英镑计算，实在路透社报告的都是西方消息，读者也不甚欢迎。於是翻译先生们只好在上海所出版的西报上搜求，如「字林西报」等，倒有好几家呢。日本有一种「东方通信社」，记得也还未有，日本报馆，似已有两家开设在虹口。不过日本报纸可能常常由大阪、东京寄来，足供叶浩吾的选译。

我今再提起一人为马君武先生，君武亦吴彦复家常到的宾客，为人诚挚而好学，我常见他坐在人力车上，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然其天真处亦不可及，当时传有两事：其一，这时日本留学生回国者甚多，颇多浪漫不羁之士，如沈翔云则挟妓驾了亨斯美车（一种自行拉缰的马车）在张园兜圈子。如林少泉（即白水）则见其穿了日本和服在抽鸦片烟。至於出入花丛，竟无讳忌，某一日，一群青年，在妓院闹事（上海人称之曰「打房间」），据说为龟奴所殴，君武本不作冶游，乃因同伴被辱，前往助战，亦受微伤。汪允中告我，初不信，明日见之，果额角其有血痕一条。其二、君武迫其母夫人入女学读书，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於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爱子之请，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此为当时友朋对马君武的趣淡。

更有对於我一嘲弄可笑的事，我今亦不讳言。当时金粟斋常来游玩的宾客中，有一对青年夫妇，邱公恪与吴孟班。公恪名宗华，为吾乡邱玉符先生之子，夫人吴孟班，亦吴人，他们年龄都此我小，而才气横溢，雄辩惊座，不似我之讷讷然的。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论，真不像是个吴娃。我们以同乡的关系，时相过从，孟班常说我太拘谨无丈夫气。一天，在朋友辈宴会中，宣言於众，说我像一位小姐，於是这个小姐之名，不翼而飞，传播於朋侪间，如蒋观云先生（智由）见我即呼我小姐。三十岁以後，本已无人知我有此雅号，一日，与南社诸子吃花酒，诸真长（宗元）忽宣泄我这个隐名，於是又飞传於北里间，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时，陈陶遗还以此相谑呢。

再说邱公恪与吴孟班这对夫妇吧，我离金粟斋後越一年，闻孟班即以病逝世，或云难产。公恪到日本，习陆军，入成城学校。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又以他们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夫人逝世後，不数月他亦以病退校，友朋们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亦即长逝。两人年均未届三十也。叶浩吾挽以联曰：「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蒋观云挽吴孟班诗句云：「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我今白发盈颠，回忆五十年前，多情俊侣，再无复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余哀也。

◆重印仁学

自从我到了上海，担任了金粟斋译书处的工作，离苏州故乡更近了，因此每一个月总要回去一次，留在家里两三天，或是三四天。那个时候虽然苏沪火车未通，小轮船也甚为利便。其时东来书庄还开在那里，由马仰禹在经理，我还在上海尽一些接洽和运输的义务。还有励学社的诸位同志，有的还在日本，有的已经回国，也常常访晤通信，在当时也可以说到「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一句诗了。

在这个时侯，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谱弟戴梦鹤逝世了，他年龄还不到二十四岁，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为了肺病而夭逝，真是极可惜而可哀的事。我从上海回苏州时。常去看他，前两个月，我去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甚好，不像是有病的人。私心想念，或者从此会好起来吧。我的母亲不是也有肺病的吗？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前五十岁後便称中寿了，梦鹤也能活到五十多岁，其所成就当然不小。

最近十日前，得马仰禹来信，说是梦鹤病重，已卧牀不起了。苏州人有句俗语，叫做「痨病上牀」，便是说已无生回之望，因为凡是患肺病的人，平日间往往好似无病的人，起坐随时，一直到了病势沉重，不能起身，从此就再不能离牀了。不过上牀以後，也还有能淹迟若干时日的。不意十日後，我自沪回苏，一到家里，即见到他们的报丧条子，即於是日就是他的大殓日子。急往吊唁，已陈尸在室，道义之交，知己之感，不觉泪涔涔下。他父母在堂，夫人尚比他小一岁，向以美丽称，伉俪其笃，并无儿女。开吊发讣文期，友朋辈欲我写一文，以志其志行，随讣分发。在从前是越礼的，我写了一文，传记不像传记，祭文不像祭文，充塞悲哀，无从下笔。

写至此，我又回忆到以肺病而杀害许多才智青年的，还有我的表叔吴伊耕先生。他的逝世，比戴梦鹤还早一二年吧。他是富家子，然而这个肺病，专门向那班富家子侵袭，乡下人种田汉，便不会有这个疾病。他聪明好学，为我吴叶鞠裳先生（昌炽）得意学生。他的病与梦鹤有异，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卧病，不是这里，便是那里，以西医言，则同出一源，所的结核病也。（忆我曾译过一小说，名「结核菌物语」，结核菌可以走遍全身，肺病即肺结核，此外如瘰疬、肛痈等等，皆属此。）

伊耕表叔之内兄，为苏州大名鼎鼎的医师曹沧洲，曾为西太后看病，有御医之称。但纵使此名医，也医不好这个缠绵恶毒的肺病。曹沧洲还归咎於我的这位舅祖清卿公，过於迷信，专吃乩坛上的仙方。直在那些仙方，吃不好也吃不坏。总之这个肺结核病，在号称文明的欧美各国，医学日渐发明者，至今尚束手无策呢。我在八九岁的时候，随祖母归宁，常住吴家，由伊耕叔教我读书，及逝世後，清卿公涕泣语我道：「他生平没有一个学生，就只有是你。」我知其意，故挽联上竟以师礼尊之，自称受业。伊耕叔有一子，甚慧。三岁而殇。於是乃以砚农叔之衣子子深嗣之。我今再叙一悲哀的事，在此时期中，我的尤巽甫姑丈亦去世了。我得信後，立即从上海回去，在他棺前痛哭了一场。因为我当初从尤宅辞馆出来，到南京去的时候，使姑丈有些不大愉快，他是有点守旧的，不愿我走新的一条路。就是我在馆的时候，因为我脚头太散，不大认真，也有些不满意，常写一个便条，交子青哥劝告我，我写给了他的回信，充满了穷人的傲气，有些话竟有些顶撞了他。事後也非常痛悔，曾写信去道歉谢罪。及至听得他故世了（他已久病），想起我的得有今日，也亏了姑丈提携栽培之力，因此在他大殓之日，我不禁在他灵前大哭起来。

我姑丈故世以後，子青哥真是哀毁骨立，但是他的思想上，可以逐渐解放了。因为我姑丈还相信科举不至废弃，还希望他作科举中人，所以不大赞成他读新书。自从戊戌政变，康梁逃亡，科举复活，他的信心愈坚了。然而时势所趋，无法阻遏，自从姑丈逝世後，我在上海时时与子青哥通信，凡是苏州所购不到的书，都是我从上海邮寄给他，也常常把我所交际的，学习的告诉他，与他讨论，与他批评。他也有他的新见解，新议论，有时一封长信，千余字不足为奇。

有一次，日本的横滨印出了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为戊戌六君子死难之一），我的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了我五本。我寄给了蒯礼卿先生一本，送了汪允中一本，子青哥一本，仅剩了两本，但有许多朋友，知道我有此书，纷纷向我索取。我只能说：再托日本朋友寄来。但日本朋友的回信说：此书出版後一抢而光，只好等候再版。但此是禁书，不知是否能再版，重行寄来，未可一定。

我当时是每天跑商务印书馆的，为了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那天我忽然灵机一动，这部「仁学」，是谭先生的遗著，而又是清廷所禁止者，在日本印行，并没有什么版权，只要能流通。既是许多人要读它，我们何妨来重印一下呢。我就带了这部「仁学」，到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商量。我说：「我要印这部书，你们可以担任吗？」他说：「你先生要印什么书，怎么不可以担任呢？」我说；「这是一部禁书呀！」告诉他谭嗣同是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为清廷所杀戮的故事。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後面的版权页，不印出那家印刷的名号就是了。」

我这时便把那本「仁学」交给了他，请他印刷估价，我说：「只要印一千本，但要用洁白纸张，里面还有一页谭复生先生的铜版照相图。因为我印这本书，不想赚钱，也不想多印，预备半送半卖，得以略撩回一些成本就算了。」夏瑞芳所估的成本并不，大约连纸张排印，不过一百元左右。他说：「你老兄的事，这是核实估价，不能再便宜了。」

虽然如此说，但是我想印这部「仁学」，而印书之费，还没有筹到。如果交给东来书庄印，也有问题，因为这是禁书，内地不能出版与发行，而且要取得各股东的公意。我私人独资印也可，可是我那囊中这时还没有一百元的余资。我於是写信给子青哥了，告诉他：我想印这部「仁学」而独力不支。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极力赞成，他说：「由我们两人私人印行好了，如果印费要一百元的话，我出六十元，弟出四十元如何？」不过他要求出书以後，定价要低廉，我们是为尊重谭先生遗著，并非翻印谋利，望弟速与商务印书馆订定。

我与夏瑞芳又磋商了一次，「仁学」便立即开排了。好在我每天要到商务印书馆去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附带的校对「仁学」的校样。我总是每天吃过午饭後便去，总是在那里工作一个下午。我自觉我的校对很精细，可能不会有错字，我以为校对的错误与不细心，对於作者与读者，殊为抱歉。直到後来，我自己写稿子，对於那些出版家，校对疏漏的，深为难过。往往一篇文章中，只要被它差了两三个宇，竟使这篇文章大走其样，真使你啼笑皆非。奈何它不得呢。

直到「仁学」印好装制的时候，夏瑞芳忽然对我说：「这部『仁学』，我添印了五百部。」我觉得夏君是违约了，我们订定了印一千部的，怎么他忽然添印五百部呢？印刷所受人之托，担任了印书的职务，怎可以添印呢？大概夏君也不知道「仁学」里面，讲的是些什么话，只知道是一部新出的禁书，而又知道是没有版权关系的（实在我曾写信到横滨，与原出书人接洽过，还允许送给他们若干书的）。或者有人给他说：谭嗣同遗著很吃香，可能多销几百部呢。

但是既没有版权关系，我能印，他亦能印。而且夏君也还算老实坦白，换了别一个书贾，他也不必告诉我，别说多印五百部，多印一千部，我也无从知道。我只能说：我印这书是有後台老板的，我不能允许你。他见我有难色，便道：「这样吧！我多印了五百部，我在印费上，给你打一个九折吧。而且这书也由你精心校对的，作为小小酬劳。」

这事本想与子青哥商量，但子青哥於印书事，完全外行，并且他一切托了我，即使问他，他也说由我作主。况且我们印这部书，并无权利就想，只有推广主义，多印五百部，岂不更好？因此我也就默许了夏君，不过向他声明，「我们是做蚀本生意，半送半卖，定价甚低，你不要和我们来抢生意。」夏君答应道：「我知道！我知道！」出书以没，送给了横滨数十部，赠给了朋友的也不少，其余则分散在各寄售所。距今三十年，我在旧书摊上，还看见我们所印的那部「仁学」，而子青哥墓木已拱矣。夏君的五百部，不知销在何处？我偶然问及他，他笑着说道：「不够销！不够销！」

夏瑞芳，上海本地人。有人告我：夏在年青时，曾在英租界当一名巡捕（巡捕为租界中的警察），常在华英印书馆门前站岗。遇到了华英印书馆中的鲍咸昌等兄弟，劝他何必当巡捕（那时租界华巡捕每月薪水不过数元，尚不及印度巡捕），不如从事於印刷事业。夏亦觉当巡捕无甚意思，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於是便组织这家商务印书馆。因夏甚能干，便举为经理。这是後来商务印书馆发达後，有人谈起的，语云：「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巡捕又何妨。但我知夏瑞芳确是习过排字业的，业务繁忙时，他也能卷起袖子，脱去长衫，向字架上工作的。

虽然那时资本不过三千元的商务印书馆，颇恩有所发展。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而以少年失学，於文字知识上是有限的。他极思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不过他很虚心，人家委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销行於何种人方面？当然他是为他的营业着想，要扩展着他的生意眼，忠实於他的事业。他又常常询问我：「近来有许多人在办理编译所，这个编译所应如何办法？」我说：「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译部不可。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则专心於营业。」夏君摇头叹息道：「可惜我们的资本太少了，慢慢地来。」

夏瑞芳虽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而创办文化事业。可是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材。後来商务印书馆为全中国书业的巨擘，却非无因而致此。但是夏瑞芳後来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被人暗杀了，这是很可惜的。至於为什么被人暗杀，想历史上当有纪载，我这里不多说了。

◆金粟斋的结束

金粟斋译书处的不能维持下去，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不曾打好。当时一班有志之士，提倡新文化事业，都是为了开风气，并不是为了谋利润，因此便不在经济上打好基础，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礼卿先生办这个金粟斋译书处，最初的动机，便是严又陵向他惜了钱以译稿为抵偿，後来又有了叶浩吾的几种日文译本，如果不印出来，不是把它们冻结起来，成为死物吗？所以他筹出一笔款子来举办，最低限度也要使严又陵、叶浩吾的几部译稿，可以早日出版。

这个译书处，只有他个人的资本，并非股份性质。而且没有规定应用多少钱，没有固定资本。用完了钱向他说话，又像是一种无限性质的，这个基础就不稳定了。真是当时说的只能耕耘，不问收获。蒯先生是世家子，虽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带点公子脾气，他不知现代的出版事业，已成了商业化了。还像从前的名公钜子，出一部诗文集，赠送给人的这种玩意儿吗？

但是我们当时对於这个译书处，也寄以无限的希望的，鉴於严又陵的「天演论」足以哄动中国的文学界，以後关於严译的书，一定可以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便是叶译的几部书，也是当务之急，虽然由日本文中译出，而日文的译本，不是现在正风起云涌吗？并且我的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听得我在译书处，他们也来承揽生意，愿意给金粟斋译几部书，只要开出那一种类。如果出版的书，源源不绝，收回成本，继续出书，不是便可以成为一个永久的机构吗？

原来他们那些当外官的人，经济是流动的，尤其像那班候补道。有了差使，可以挥霍；没有了差使，只好坐吃老本。那时蒯礼乡的十二圩盐务差使，听说要交卸了，继续有什么差使，却还没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紧缩译书处的意思。可是金粟斋的开销也不小，除了关於印书费用以外，我们几个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还常常要当码头差使。有许多当时的维新党人物，都跑到金粟斋来，是一个文星聚会之所。热闹是热闹了，花钱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两人，是不管金粟斋的经济的，管经济的却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丧着脸向我们道：「老头子（指蒯公）写信来駡了，说我们费用太大，要我紧缩，但他又常常介绍他所认识的人，到上海来，要我们招待请吃饭，太太又要在上海托买东西，我都是有账可查的。但漱六的账，我们从来不看的，他是蒯公的侄女婿，是他亲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诉我们：「老头子有补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说：「那就好了，金粟斋当可发展了。方漱六摇头道：「更糟！谁不知道金粟斋是蒯光典办的，没有得缺的时候，尚无所谓，得缺以後，京里那班都老爷，参你一本，说你『勾结新党，私营商业』，那就是革职查办了。」後来蒯公果然被补授了淮扬道，金粟斋却早关门了。

可是金粟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也不能辞其责，这便是当时我们对於出版事业实在是外行。不比那些旧书坊，它开好了一家书肆在那里，基础已立，看机会刻几部书，与同行交换销行，就立於不败之地。我们可不能这样做，我和汪尤中两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书事，如何发行，并未计议及此。汪允中还主张印好几部书，一齐出版，便是在报纸上登广告也合算些，体面些，或可以轰动一时，那真是书生迂腐之见。当时还以为一出书，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实是一种幻想。因为自己既没有发行所，须向各书店推销，这时上海书店还不多，对於出版的新书，信心未坚，不肯大量来批发，至多来批十部五部，试为推销。出版家没有办法，只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卖出还钱，那实在不是生意经。一般书贾，售出了十部，只报告五部，有的还是三节算帐。他们当然不能给你登广告，即使书价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鸡零狗碎，增添许多麻烦。书已寄去了好多时，钱老不回来，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鸿一去，永不回头，谁花了路费，去讨回这些微的书价呢？所以不单是金粟斋，当时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团高兴，到後来半途而废，便是这个缘故。

金粟斋译书处不到两年就结束了。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成了个无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这个两年来，蒯先生已经花了不少的钱，怎能教他再维持，就说开风气，也要有个限度呀。不过金粟斋所存留的译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只好暂时停止了。既已准备结束，也须有个善後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遗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经印好的几部书，如何发行出去，难道束之高阁吗？

後来我们决定办法了，和中外日报馆商量，金粟斋已印就出版的几部书，托中外日报馆代售，一齐交给他们经理。汪颂阁为人诚恳，而且在他的报上，常年登出义务广告（几年以後，严译的几部书，如「原富」等等书的版权都归入了商务印书馆了。这个交涉，不知何人经手，我未知道）。至於人事问题，容易解决。总共只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暂时留在上海办理善後未了事宜，日後自回南京去。不过汪允中和我，与金粟斋脱离关系，便无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说你们不妨仍到南京来，但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情形，不同往日，从前是为了刚卸高等学堂的任，他有培植後进之意，招留几个青年，此刻恐没有这个意味了。况且我们也不能长此倚赖他，一无所事，白白的受他供养呢。汪允中也不愿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动，卖文亦足以度日，并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却只好回到苏州去，再想办法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我有几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听得金粟斋办理译书事，也要求译一些书，以补助学费，这事通过了蒯先生，他也应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译费，有的订了约，未付款，但是对方已开译了，此刻金粟斋结束，如何办理呢？我便请命於蒯先生。他说道：「我知道！此辈都是苦学的青年，不能使他们受亏，我可以照约收受，这不过三四百元的事罢了。」因为我是介绍人，蒯先生不使我为难，我也深为感谢他。

不过我想这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蒯先生即使收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岂非埋没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译稿，多少是有些时代性的，譬如厨手做菜，要博个新鲜，徜成为隔宿之粮，有何意味。这时我在上海，已认识了好几家新书店，他们都向我徵求书稿，那时的所谓书稿，自以译本为多，但那时出版的书，以文言为正宗，也没有人用语体文的。译笔则以严又陵所标榜的信、达、雅三字为宗旨。我那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他们是在课余的工作，只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来到了金粟斋後，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计算了，既是那几家新书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学日本朋友的译本，介绍给他们。便可迅速出版，岂不是好？那时我便开出书名，略述大意，向这些新书出版家一一兜售，他们正值出版荒，都愿意收受。於是我便写信到日本去，向他们说明，已约定的译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斋虽结束，由我负责。他们当然很满意，不过这些译稿甚为草率，实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润色不可。幸而他们把原本，也随同译稿寄来，我也懂得一点日文，有什么错误之处，也可加以校正。不过我虽加修润，不附己名，仍用译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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