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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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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杨继绳著
导言
“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25年。
在这25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邦”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１９７７年２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１９７７年５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１９７７年5月1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亟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题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９０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在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个谈话一直到１３年以后的１９９２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和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帮”已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维护者）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在１９３１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９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就是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５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在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的地位在邓小平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陈云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铁腕人物，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陈云从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邓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陈云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邓小平滥用权力。
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陈云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邓小平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８７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剌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得不碰撞。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邓小平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陈云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陈邓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陈云阵线在攻击邓小平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邓小平的阵线在攻击陈云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陈云阵线如果认为邓小平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１９９２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这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７０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争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１９８９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周期性和无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证这个利益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请看：
第一轮：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双年是１９７６年，粉碎了“四人帮”，单年是１９７７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轮：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双年是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单年是１９７９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抓。
第三轮：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双年是１９８０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单年是１９８１年。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第四轮：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
双年是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单年是１９８３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第四轮：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双年是１９８４年。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３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
单年是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９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９月２３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省委书记雷宇。
第五轮：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双年是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形成高潮。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活跃一时。１２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单年是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自由民主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
第六轮：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暴发，其强烈程度非前几轮斗争所能比。
双年是１９８８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
单年是１９８９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２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１日李先念逝世，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１日王震逝世，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姚依林逝世，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８日胡乔木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陈云逝世。逝世前８个月，即１９９４年８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邓小平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日逝世，在１９９４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因此，邓陈的斗争到１９９４年就已结束。
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时代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１９８９年的北京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时代有几个特点：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２０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
第三，由于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存，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使得中国社会空前腐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盟，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也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反抗。在权威政治体制下，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合法渠道，社会冲突将会加剧。因此，后邓时代是一个高风险时代；
第四，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丧夫了神圣性，也丧失了可信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对一些良知未泯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做的只是一种应付上级的职业行为。“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 。在这一点上，后邓时代类似于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
第五，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他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判断对了，他就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判断错误，他就会成为时代的弃儿。
第六，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ＷＴＯ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在后邓时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后邓时代的政治光谱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强的邓区和陈区已经合并，成为权力中心。最左端是专制主义，最右端的是自由主义者。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中心在光谱上是偏向左边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
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限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
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
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困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
这种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不公开透明，局外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琢磨。广大群众无法自觉、自主地参与其中。由于不知内情，群众不是缺乏热情，就是热情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
就邓小平而言，他尽可能避免和陈云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他怕政治斗争影响改革。就陈云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当他看到计划经济大势已去时，并不坚持己见。陈云虽然和邓小平在改革目标上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从旁边施加影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但从来没有取代邓小平成为第一把手的企图。
由于邓陈双方都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但却很有力量。
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允许不允许搞私营经济，搞不搞经济特区，都有意识形态防守与突破。
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如此突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它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它的这一诺言，这是它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性的教义。
本来，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战线就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既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诠释，又要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题目本身是无解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二者兼备的答案。既然选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论只能来自西方现成的市场经济理论。众所周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势同水火的。这样，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既然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那么，这些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们，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从共产党国家的传统来看，意识形态执掌者总是处于日丹诺夫的地位。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排斥。对国内的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注：日丹诺夫是上世纪３０年代－４０年代苏联共产党意形态主要负责人。他的指导方针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不允许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动不动就将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日丹诺夫虽然于１９４８年去世，但他的影响深远。）有人说康生是中国的日丹诺夫，康生死后，胡乔木、邓力群就继承其地位。日丹诺夫主义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制度的工具。
由此可见。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优势和话语优势。当他们抡起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时，改革派知识分子不是纷纷落马，就是望风而逃。然而，从中国改革整个过程来说，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突破，由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彷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改革者的藉口。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为又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原有的价值体系大厦业已崩溃，那些希望保持教义“纯洁”的人，只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一群人。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宣传。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让他负责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１９７６年２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胡乔木向“四人帮”上书，揭发邓小平十四条，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宽恕了他，还说胡乔木揭发的基本是事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不过，邓小平只把他当“笔杆子”使用。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二次出山时邓力群曾是邓小平的智囊之一。当时他把邓小平的思想归纳成一篇重要文章：《论三项指示为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篇文章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自己承担起来了。１９７９年他发表过同意搞商品经济的文章，后来经过反复权衡，改变了看法，反而批评商品经济。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里，他们两人都是中央委员，胡乔木则是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他们两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追随者。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掌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裁判权，控制着新闻出版和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们和党内的元老们息息相通。他们从陈云等党国元老那里得到权力资源，他们也听从陈云等元老们的意见。他们或直接向邓小平“左耳”写报告、送材料，鼓动邓的“左手”打击改革派知识分子，或通过影响元老进而影响邓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的过分行为，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邓小平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激进的一翼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批判，对民主、自由有着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尽快改变中国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党内民主派是他们的亲近力量。中国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的活动又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他们对企业，对青年，对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派来影响权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的活动有着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危险，有可能消减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作“金箍”，套在他们的大脑上。不同的时期邓小平念出不同的“紧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及他们的追者者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两支对立的队伍。
对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来说，这两只队伍都是不可少的。权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权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动改革开放，从而为共产党创造更长远的生命力。只有邓小平能驾驭和利用这两支队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钢琴师，一会儿敲打击左键，一会儿敲击右键。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越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设限时，邓小平就利用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作为打手，打击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执掌者经常提醒邓小平，自由主义者如何违犯“四项基本原则”，鼓动邓小平念“紧箍咒”，并且是执行“紧箍咒”坚定而勇猛的生力军。当意识形态的掌管者的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成为改革开放的的障碍时，邓小平就停止念“紧箍咒”，并且说一些政治宽松的话语来安抚自由派，给自由派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宽松，改革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这样，自由主义者一旦言论过激，就会给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开辟新的活动空间；意识形态的掌管者走过了头，也势必给自由主义者创造宽松的条件。当然，这种为对立面创造条件，是通过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轴实现的。正如上面所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有周期性：宽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打压自由派的斗争，打压自由派会使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十分活跃。意识形态的掌管者活跃过头，就会出现新的宽松，自由派就会活跃起来。钟摆向左偏移的幅度越大，随后向右偏移的幅度也会相应加大。这种摇摆在２０多年的改革中有多次来回。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运用自如地驾驭自由主义者和意识形态执掌者，是因为在这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在邓小平的左侧，虽然以保守力量为主，但保守程度是不同的，保守派的极端才是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及其追随者。在邓小平的右侧，虽然想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激进程度不同，改革派的极端才是自由主义者。从人数来看，两个极端是少数，而中间力量是大多数。由于有了广阔的中间地带，所以，上述周期性的政治斗争不会酿成全面危机。全面危机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两极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的群众，分别向两个极端聚集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这里的关键是，政治权力中心，能否把两极间的中间群众聚集在中心地带。如果政治权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间地带的广大群众对政治中心十分不满，他们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倾向，向两个极端聚集。这时，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军队以外，很难调动其它资源来解救社会危机。
这本书记录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其中每一个材料都有根据。为写此书，我采访了很多高层人士。我尽可能从事件的经历者、目击者那里得到材料。例如，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不少书籍都有记载，而这本书根据可靠的资料来源，对现有的出版物上的记载进行了大量的匡正。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内容，本书比现有任何出版物中所记载的更为详尽可靠。本书中北京风波的内容都是作者当年的现场记录和单位的传达，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１９９５年，我在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
２００４年８月北京
目录
导言（１。２７万字）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８．３３万字）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第二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第三节 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第四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第五节 政治路线的大转变
第六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第七节 四项基本原则
第八节 大平反，大改组
第二章选路――中国向何处去（４．６３万字）
第一节 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第二节 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
第三节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第四节 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第五节 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是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第三章较量――严峻的１９８３年（２．９５万字）
第一节缓改革批《苦恋》
第二节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第三节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第四章涨落――风起云涌的１９８６年（１．８６万字）
第一节：１９８４－１９８６：政治波澜起伏
第二节：１９８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节：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第四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
第五节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第五章逆转――胡耀邦下台（２．５１万字）
第一节“生活会”－－宫廷政变
第二节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第四节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第六章国殇――北京政治风波（５．９３万字）
第一节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节导火线――胡耀邦逝世
第三节新华门前：警察和学生冲突
第四节“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五节５．１３到５．１９：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第六节戒严以后的十五天
第七节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第七章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２．５４万字）
第一节“皇甫平”事件
第二节南国卷起“邓旋风”
第三节改革派发起全面反攻
第四节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第八章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３．１５万字）
第一节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第二节令人瞩目的阶层冲突
第三节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第四节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附录：（3．３5万字）
一访赵紫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
再访赵紫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
三访赵紫阳（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８日）
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第一章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一节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２０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是十分重要的。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上逝世。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就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毛泽东的遗产是丰富的：有一定基础的工业体系，较强大的军事实力，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他的遗产也包括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而专制和贫困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２０世纪末的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２０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逝世时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２０９３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１９８０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５４０００个。参加人民公社有１.７亿户，８亿人口，３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１９８１年《中国经济年鉴》,张思骞：《１９８０的中国农业》）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值中，１９７９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８１．０％，集体所有制工业占１９．０％，没有私营工业。（《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第１９４页）１９７８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９０．５ ％，集体所有制商业占７．４％，个体商业只占０.１％，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２．０％。（同上，第３４７页）１９７８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７４５１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７８．４％，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２０４８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２１．６％，二者合计占职工总数的１００％。（同上，第１１１页）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７００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４０元左右。到了文革，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这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１９８２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气中我走近了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７５００马力，１９０５年造；另一台是６４００马力，１８８７年造。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被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20世纪８０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４％，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的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１８０万元，但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４７５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从１９６５年就向上级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１７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３千多万元。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１９５３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亚历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１９７９〉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文版第１８５页）。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１９６４年说过，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计划的工作中去，到１９８０年才能编成１９６４年的计划。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如，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作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钢产量指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１９７８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１０户人家有４户没有大门，３户没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７个孩子，１０口人，只有３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１９７８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７０元；陇东庆阳第二，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区第三，为５７．２元；榆林地区第四，为５２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３６．８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７４．６７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５０元。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１９７８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７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１０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到改革前的１９７８年又降到３平方米以下。５０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８０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１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３９摄低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１９７２年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 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个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参看：《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但是，在建国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二卷第637页）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１９４０年２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使其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由《宪法》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
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
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
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
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
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那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处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最高领导人要整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表态、围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级的党委书记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毛泽东有时连这个“橡皮图章”也懒得用。他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也没有动用这个“橡皮图章”。毛泽东时代，是由他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
200２年的一天，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１１月１４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问毛泽东：“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做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追忆访华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历经半个世纪把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了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这就是极权制度。
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熔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
在这座“金字塔”顶端的一小群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任何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 “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政。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秦始皇及中国历代帝王说“朕即国家”，毛泽东可以说“朕即社会”。
毛泽东帝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维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政权，浴血奋战了２８年，为革命献身的革命战士数以千万计。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政权。在这个新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世时有一种通行的说法：“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共产党有３５００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苏联在建党时，曾经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列宁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所谓“不定形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赞成党的纲领和政策，就可以自行列名入党；明天我不同意党的纲领和政策，我就不是党员。这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在争论中，列宁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但是，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历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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