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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一:“结婚”等四节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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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一:“结婚”等四节 (956 reads)      时间: 2006-1-26 周四, 下午1:51

作者:六者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一:“结婚”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结婚

我是二十五岁结婚的,我妻与我同庚,也是二十五岁。我是在二月初二日生的,她是四月初一日生的(俱属旧历),我比她长了两个月。中国人每多早婚,尤其是在江南,二十五岁结婚,在当时已算是迟的了。就我们的亲戚中说:大半是在二十岁以内,十八九岁为最多。若是女孩子,一过了十六岁,便可以出嫁了。至於乡下地方的婚嫁,好多是畸形的,不必说它了。

主张我即行结婚的,第一是祖母。父亲故世了,我的三位姑母全故世了,连她听喜爱而领在我家的顾氏表姊也已出嫁了,我姊也出阁了,老太太们喜欢小孩子,她的晚景,将寄托於抱曾孙了。至於母亲,也未尝不希望我结婚,因为我已成年,而她的身体日就衰弱,很望有一勤健的儿媳,来帮她的忙。就只家中贫苦,人家娇养的女儿,不知能否食苦为虑。

我对於结婚的事,很有点犹疑。第一、我是为了家计,我幸有母亲的操劳支持,勉强可以过度。娶了亲後,家中既添一个食口,而人家一位青年姑娘,到我家来做媳妇,似不能过於艰苦。并且结婚以後,不能不生育,小孩子一个一个添出来,这个负担,也就不轻呀。还有一个意思,全出於自私之念,我觉得未结婚的人,自由得多,结了婚的人,便不免生出多少牵虑来了。

但是我的家庭,已使我不能不结婚了。原来我的祖母已成了瘫痪之症,不能步履行动了。她那时已是七十多岁了,而躯体丰肥,起床也须有人扶持。起床以後也只能坐在一张藤椅子里,冥坐念佛而已。还有半夜起来溲溺,也须有人扶掖,这都是我母亲的责任。如果是别人呢?譬如女佣之类,她们不能半夜惊醒,而且粗手粗脚,未能熨阽,这是使母亲不能放心的。

所以自从祖母得了这半身不遂之病後,母亲便不睡在自己房里,一直睡在祖母房里了。有一天,祖母半夜里起来小解,她因为知道我母亲夜里做女红,睡得很迟,不想惊动她,便轻轻悄俏起来。谁知没有站稳,一转侧间,跌倒在牀前地下。母亲睡得异常警醒,听得了声响,急忙揭开帐子一看,吃了大惊,因为老年人是不能倾跌的,何况祖母又是身躯肥重呢。

从此以径,母亲在夜里更为警醒,祖母床上一有声响,她便立刻起来。到了冬天,衣不解带,只是和衣而睡。後来祖母病了,常常不能起床,有时连溲溺都在牀上,一切铺垫、洗溺等事,都由母亲任之。祖母捧着母亲的手涕泣道:「求求菩萨!但愿你的儿媳妇,也这样的孝顺你。」我听了,心中也很难过。因为我们一家只有三人,——祖母、母亲和我——我是一个男子,饥驱奔走,我又不能代母亲之劳。而且母亲的身体也不健全,日就衰弱,每天吃得非常之少。她是有肺病的,带病延年,现在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人家以为即此也不容易。希望我结婚以後,有个媳妇帮助她,总归是好的。

我的结婚日子,是在那年四月二十五日(都是旧历,以下仿此),那个时候,所谓新式结婚(俗称『文明结婚』)还没有流行呢。新郎新娘,以前从未见过面,现在称之为『盲婚』,这两字甚为切当。一切仪式,都为老派,从辛亥革命以後出生的诸位先生们,恐怕有莫名其妙的。但中国历代传统以来,对於婚姻制度非常隆重,即使要写一些近代婚姻风俗史,也非成一巨帙不为功,我今就我的结婚,略述一二:

首先说迎娶,依照古礼,新郎亲自到女宅去迎亲的。直到如今,在中国别省犹有此风,但东南各省,已无此风了,只是用全副仪仗,敲锣打伞去迎接她。其中最有别者,新娘要坐一顶花轿,这顶花轿,不仅属於虚荣,抑且恃於权势,妇人对於嫡庶之争,往往说:「我是从花轿抬进来的。」好此清朝的皇后,说:「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一般。苏州的花轿,却是特别考究,明灯绣幄,须以八人抬之。但我们没有用花轿,仅有用一蓝呢四人轿,以花轿多所糜费也。惟仪仗一切则如例。

次言拜堂,当新娘未出轿以前,新郎已迎侯於堂前,新娘出轿後,即同行拜堂礼。先拜天,後拜地,然後新夫妇行交拜礼,这是中国旧婚礼中最隆重的一个节目。当拜堂时,新郎则下跪叩头,新娘却只跪而不叩头。问其所以,则云新娘凤冠上附有神祗云云,其实她满头插戴珠翠,且罩以方巾,不能使其更一俯首也。所有礼节中之跪拜,都受命於一赞礼(苏人呼之曰「掌礼」),此人穿方头靴,皂袍皂帽,插金花,披红巾,全是明朝服饰,此古典当是满清入关时始也。

拜堂既毕,把红绿牵巾,系在新郎新娘手上,这不知是何意义,或者是赤绳系足的故事吧?这时新郎倒行,新娘顺行,脚下则踏以麻袋(此种麻袋,都向米店中去借来),名之曰「传代」,谐音也,此俗在明代已盛行。然後进入内厅,行合卺之礼,苏人则俗称为「做花烛」,新郎新娘对向坐,中间点大红巨烛四枝,作为新婚夫妇对钦对食状。旋即有青年四人(预先选定者),各持一烛,送入洞房。

入洞房後,新郎新娘并坐牀沿,此一节目,名之曰:「坐牀撒帐。」那时新娘头上仍遮上大红方巾。入洞房後,第二节目便是扬去她这个方巾,名曰「挑方巾」,挑方巾必延请亲戚中的夫妻团圆(续弦不中选),儿女绕膝的太太为之,这个时候,新娘方露出庐山真面,为妍为媸,可以立见。以後便是新娘至後房易服,卸去凤冠霞佩的大礼服,而穿上红袄绣裙的次礼服,出来谒见翁姑及各亲戚尊长行见面礼,与新郎偕,此一节目,名曰「见礼」。吴中风俗,并无所谓翁姑端坐,新妇献茶的仪式。以後有一节目,曰:「祭祖。」那是儒家规范,於礼甚古。祭祖时,翁姑在前,新夫妇居中,而合族中人都来行礼也。以後更有一节目曰:「待贵。」此是设盛筵以待新妇,而新郎不与其事,新娘居中坐,往往选未出嫁的小姑娘为之陪席,亦有「定席」「谢宴」小节目,不赘述。

依照旧式婚姻喜庆事,我家於以上所述节目,一一遵行。最後我谈到了「闹新房」一事。闹新房虽然不是善良的风俗,但亦是青年人意兴之所趋。又因为中国传统,对於少女太不开放,男青年对於女青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而女人又养成羞怯的习惯。醉饱以後,哄入新房,欲见新娘子一面,说说笑话,打趣一番,原无所谓。如果是恶作剧,甚至演出无礼的举动,这便是令人憎厌,而为不受欢迎的宾客了。

我此次结婚中,并没有闹新房的一个节目。原因我为了简省之故,未发请柬,仅仅几位至亲密友来吃喜酒。有几位比我长一辈的,怎好意思闹新房。至於我所交的新朋友,他们有些新时代气息,不喜此种旧风习。还有一种趋势,闹新房具有报复性质,你如果喜欢闹人家的,到了你结婚时,人家也来闹你新房了,这便叫「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就是不欢喜闹新房的,所以也没有人来闹我新房了。

这一回,亲友的贺客虽然不多,却也吃了八桌酒席。女宾倒也不少,还有许多儿童。苏州人对於吃喜酒,那是最欢欣鼓舞的事。想起了从前的物价,使现代青年人真有所不信,那时普通的一席菜,只要两元,有八只碟子,两汤两炒四小碗,鸡、鸭、鱼、肉、汤五大碗,其名谓之「吃全」。绍兴酒每斤二角八分。八席酒荣,总计不过二十元而已。不过最高价的筵席,则要四元,那是有燕窝、鴒蛋等等,我们那天的「待宾」节目,即用此席,新娘例不沾唇,留待家人分饷。至於後来的什么鱼翅席、烧烤席,苏人从未染指也。

我妻端庄而笃实,我祖母及母亲,都极挚爱她。尤其是身体健全,不似人家所说的工愁多病的林黛玉型那样人物,因为她在家里也是操作惯了的。虽然她是缠了小脚的人(那时苏州风气,凡上中等人家,如果讨了一位大脚的新娘子,便将引以为耻,而为亲朋所哗笑),可是行走极便利。在文字上,它曾进过私塾,读过两三年书,论语上半部,她还能琅琅上口,只不过不求甚解而已。至於缝絍刺绣,却是从前吴中闺女的必修科。倘欲洗手作羹,则正可向我母学习耳。

在从前未出阁的小姐们,对於婚姻事,一听父母支配,自己连提也羞於提起,怎敢有什么主张。

嫁了过来,侍奉舅姑,是其本职,那里有什么自由行动,也没有什么组织小家庭的志愿的。尤其像我是一独生子,又没有伯叔兄弟,祖母仅有这一个孙媳,母亲仅有这一个儿媳,自然是格外的宠爱了。我见到祖母与母亲都锺爱地,我也为之心慰。

不过我那时已呼吸了一些新空气了,那时大家又在那里提倡女学,解放缠足,有些外国教会里也在开设女学堂了。我们写文章也是动不动说妇女要解放了。而我所娶的女人,却是完全旧式,好像是事与愿违。但是我们在六七年前已经订婚了,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经我同意。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洋学堂里女学生。就是到我结婚的时期,女学生也还是很少的,所有我们亲戚朋友中,那一家不是娶的深闺中的小姐呢。

这时上海已有了女学校了,苏州还是没有。即使有了,在我们的环境上,也不许可,试想我要进学校,尚且不可能,何况她是个女人,怎能许可呢?,直到後来我住居在上海,我在女学校教书,所住的地方是在上海老西门,那边有好几家女学校,她曾经在民立女中学的选科中,学习音乐与绘画,这时年已三十,更有了儿女,也像我的学习外国文,一无成就,只得放弃了。

我妻姓陈,名震苏,这个名字,很不像一个女人名字,那是我的岳丈陈挹之先生题的。陈挹翁有两女,她是长女。次女名兰仪,嫁王稚松君。

⊙初到南京

在我结婚的那年,还馆於尤氏,虽心厌教书生涯,但无别的出路。许多同学,有的到日本去了,如李叔夏、汪棣卿诸君;有的出外就学,如杨紫驎、戴梦鹤诸君。只有株守故乡,绝无发展之余地。在新婚的一月间,通常称之为蜜月,苏州有个俗例,叫做「月不空房」,意思就是这个月子里,要夜夜双宿。我向来是住在馆里的,三四天回家住一夜,现在要夜夜回家,遵此俗例,新婚宴尔,早晨到馆,不无迟了一些。有一天,我那两位表侄的学生,见先生未来,顽劣惹祸,女佣们便抱怨师爷迟到,刚被我听见。虽佯作不闻,而心殊不乐,从那一天起,我就打破了「月不空房」的俗例,依旧是三日回家一次,虽祖母不以为然,我殊不愿也。

我这时野心勃勃,觉得株守故乡,毫无兴趣,倘能离开了这个教师生涯,闻到别一个地方去,换换空气。但以重帏在堂,祖母是年老有笃疾的了,许多尊长们似不以我出门为然。现在家里既添了一个人,而这人也是一个健妇,足以帮助我的母亲不少。那末我即使不能远游,在本省之间,或在太湖流域各处去游学,或者也是可能的事吧?

自从戊戌政变以来,各处都闹着开办学堂,其时南京便设立了一个高等学堂。那时还无所谓大学堂、中学堂的等级,名之曰高等学堂,便是徵集国内一班高材生而使之学习,说一句简要明白的话,便是把从前的书院体制,改组一下,不一定研究西学,而还是着重国学,不过国学中要带有一点新气,陈腐的制艺经文,当然不要它了,但也不过是新瓶旧酒而已。南京的高等学堂是官办的,这些官办学堂,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进入这个学堂後,学生还有若干膏火可拿。不过学生是都要考取的,它的资格,至少是一个生员,而才识通明之士,自占优胜。

这个南京高等学堂是江苏省办的,派了一位苏省侯补道员蒯光典(号礼卿)为督办。在前清开办官立学校,无所谓校长之称,最初为督办,後来便改为监督。那位蒯光典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侄女婿,他是在光绪九年癸未科中进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後来外放为江苏候补道的。提起当年各省的候补道,以江苏为最多,齐集在南京的,少说有三四百人。其中分红道与黑道两种,因为江苏地区虽大,道员的实缺,只有几个,那便靠各差使了。好在道员是万能的,无论什么差使,都可以派道员去当。但是红道台可以优先得差缺,而黑道台不用说得缺了,得一差也难若登天。

怎样是个红道台呢?要出身好、家世盛、交际广、才学富,方觉优异。蒯光典可说是占全了,说他出身好吧,他是一位太史公,为世所重,他的家世,父亲曾任江苏藩台,而他又与合肥李家为亲戚;他在南京,与几位知名之士如缪小山、刘聚卿、张季直等,都为好友,时相酬酢;他是在旧学上有根柢的人,不是那些捐班的道员可此了。但是他在南京,有蒯疯子之称,大概他是一位高谈时政,议论人物的人,故有此号。当他初办高等学堂时,还有人讥诮他,说他闹了一个笑话,因为他向总督衙门去谢委,那时两江总督是刘坤一。人们说:委办学堂是聘任的,师道当尊,不宜谢委。但蒯说:「学堂不是书院,书院请山长是用关聘的,我没有接到关聘,只有札委,应当是谢委的。」那时的官场,却有许多把戏。

我的谱弟戴梦鹤,他年纪虽轻,却是一个多才积学之士,他早就考取了南京高等学堂,这位蒯礼卿先生非常器重他,可怜梦鹤是个肺病甚深的人,在高等学堂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勉强的了。可是这个高等学堂开办还不到两年,适在戊戌政变以後,新政受了阻遏,各处学堂,悉令停办,这个高等学堂也奉令停办了。蒯光典另行得了一个十二圩盐务督办的差使,不过他爱才心切,把高等学堂几位他所赏识器重的学生,都招致了他家里去,栽培他们,供养他们,使之可以成材。

梦鹤肺病,时发时愈,他觉得病在蒯的公馆里,终觉不便,不如回家养息,候病愈後再去。回家後,病乃略痊,又思再去南京,实在这种肺病,渐渐深入,大家劝他养好了身体再去,他说:「蒯师盛意,我必定有一个交代。」但到南京後,又复咯血。蒯公知其病根已深,派一亲信家人,护送回苏。临别时,又委托了梦鹤:苏州有没有愿意出来就事而就学的人,请你举荐一人,我要给两个孩子,请一位教读先生。

梦鹤就举荐了我,他说:「好!我相信了你,就相信了你的朋友,包君倘愿意,就请他来吧。」梦鹤回苏州,便和我说了,我久闻蒯公大名,颇为愿意,因为常常听得梦鹤称道其师学问渊博,也可以有所进益。但是又要我做教书先生,我觉得我的命运注定如此,真是万变而不离其宗,未免有些厌倦了。梦鹤道:「你不愿意教书,也可以申明,蒯先生最能量才使用,在他那里,别的事也就很多呢。我在给他的信上透露一点你的意思,你去後再说吧。终究是我们一条出路,恨我病深,不能与兄同行也。」

我回去,便与祖母、母亲商量,她们说:「你不要以我们两个老人为念,既然有此机缘,不可放过。况且南京就在本省,也不能算远。」祖母说:「不过你还新婚呀,你也要问问震苏呢。」其实震苏早已通过了。那时我还馆在尤氏,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巽甫姑丈,即行辞馆,因他此刻正在病中。他当然不能阻止我,子青哥且力促我行。但我们的聘约,要至年终,於是我请了一位代馆先生张湛甫以终其事。张为我之表姑丈,亦一名宿也。

那个时候沪宁铁路尚未开通,从苏州到南京,要先到了上海,然後趁长江轮船到北京。我既未到过南京,亦未趁过长江轮船,不觅有些惘惘。可是梦鹤家里有个老佣人,名字唤作金福的,曾经陪伴了梦鹤去过几次南京,可算是识途老马。因此向戴家借用了金福,陪伴我去,祖母与母亲,又向彼丁宁,与以酬劳。不过在上海情况,我比金福还熟悉,一上长江轮船,便要听金福的指挥了。我们在上海无多躭搁,便去定了江轮船票,这时长江轮船有三个公司,一是太古、二是怡和、三是招商局。这三个公司是班轮,此外还有日本的什么日清公司等等,上海人称之为「野鸡轮船」,自由通行。

这三个公司中,只有招商局为中国人自已办的,太古、怡和两公司,都是英国人办的。无论那一个国家,海岸通商,外国轮船是可以来的,至於内江内河,从来不许有外国轮船可以侵入的。但中国乃是失去主权的国家,一任它长驱直入,不但侵袭我主权,抑且掠夺我利权,这且不必说了。当时我们就在这外国轮船公司(船名已忘却了),买了两张船票,我的一张是房舱,金福一张是散舱。本来我也想买散舱,由金福的劝告,他道:「长江轮上著名的扒手极多,坏人充斥,还是房舱好些吧。」

船主是外国人,关於搭客装货等事,雇用中国人管理,这些中国人经理其事的,就唤做买办,一条船上有大买办、二买办、三买办的许多等级,这些买办,大多数是宁波人。……我这里也不必再絮烦了。且说我们到了船上,等候开船,但闻码头上邪许之声,正在装货。未几,货装完了,汽笛声声,便即开船。船一开了,许多怪现状都显形了,首先是鸦片烟盘,一只只都出现了,鬼火燐星,东起西灭,而且船上也有鸦片可买。其次,便是睹局,非但可以叉麻雀,牌九、摇摊也行。据金福说:有时还有随船的妓女,一路可以接客,但这次却没有。这些客舱中茶房,权力极大,向船客「敲竹杠」,小账之多,比了票价还要多。一个大舱,往往有十几个荼房,各人还可以沿路带走私货。

我是第一次趁长江轮船,幸有金福为之照顾,他年纪已五十多岁,颇为老成。那天风和日暖,波静浪平,我在甲板上观览长江风景,过镇江後,便到南京,船是一直要开到汉口为止。本来预备船徜在下午到埠,不及进城,便在下关住一天旅馆,现在上午已经到了,就可以即日进城了。这时南京的市内交通,有马车,也有人力车,本来想坐马车进城,但这些马车(都是敞篷的),破烂不堪,乱讨价钱,金福说:「还是坐人力车吧。」两部人力车,坐了人,还装上一些行李,直进仪凤门而去。

南京我也是第一次来临,这个「龙蟠虎踞帝王州」(李白诗句),倒时时在我心目中。本来江南乡试,我们苏人是要到南京来的,伹我这时对於科举,不甚有兴趣,又自知学问浅薄,未必能中举,徒然来做一个不第秀才,因此也懒得来了。现在一进仪凤门,伹见一片荒芜,直到鼓楼,好像是一条马路,此刻马路上遍生青草。至於马路两傍,全无房舍,难得有几处,有住居近处的,筑几间茅屋,种几丘菜地,此外则一望无际的蔓草荒烟而已。金福说:「听此间人讲,本来从三牌楼到鼓楼一带,原也是繁盛之区,打长毛(太平天国之战)当儿,一把火烧乾净了。」

过了鼓楼,分东西两路,而我们则向西路行。那边有两个城门,一曰旱西门(往来封柬,常写「汉西门」,大约因「旱」字不佳);一曰水西门,而蒯公馆则在水西门安品街也,我觉得突如其来便到蒯公馆,未免轻率,不如觅一旅馆,暂为驻足之地,然後进谒,较为妥适。由於人力车夫的介绍,找到一旅馆,门前有两块招牌,写着「仕宦行台,客商安寓」八个大字,走进去先是一片场地,然後有几处房屋,却是冷清清的不知里面有无旅客。我们住了一个单房,纸窗木牀,倒也乾乾净净。时已过午,便在这旅馆里吃了一顿钣,便命金福到蒯公馆投帖报到。

金福回来说:「蒯大人不在家,伹他早已吩咐,请包老爷(老爷之称,我也是第一回)立刻搬进公馆去住。」我托旅馆雇了一辆老爷马车,因有几件行李等等,和金福便到蒯公馆来。原来他住的地方,是南京安徽会馆的隣宅,亦与安徽会馆相通连,里面一个大庭院,雅有花木之胜。出来迎迓的,是姓方的方漱六君,也是安徽人,後来知道是蒯先生的侄婿,年亦不过三十左右,人极干练,蒯公不理家务,似乎一切由他经理。

我到了蒯公馆,应当以晚辈之礼,先去拜谒这位蒯公,但是直到垂暮,他还没有回家。方漱六道:「四先生(他行四,大家都呼他为蒯四先生)今晚有饭局,回来必很迟,阁下长途辛苦,宜早安置,明晨可以相见呢。」但到了晚膳以後,我正想要安睡时,蒯先生一回来,便到我屋子里来了。他是一位瘦瘦的五十多岁人,嘴唇上一撮小胡子,头发略有一些花白了,但是精神奕奕,非常健谈,一口安徽庐江口音,起初我还听不清楚他的话,後来渐渐驯熟了。他很谦和的说道:「我们这里一切都不拘礼,今天阁下舟车劳顿,早些安息,我们明天晚上谈谈。」又问了问:「梦鹤的病况如何?」他极力称赞梦鹤的品性与才华,深为他的病体扼腕,教我写信时,代为问候。

⊙记蒯礼卿先生

且说自南京高等学堂停办後,由蒯礼卿先生留在他公馆里的,约共有五六人。现在我所见的,一位是汪允中,他是安徽歙县人;一位是陈宜甫,他是镇江人;一位郭肖艇,他是安庆人。苏州人本有两人,一位是戴梦鹤,一位是余同伯,梦鹤有病不能来,而同伯则另有他就,已向别处去了。但另外有一位苏州人,是王小徐,他并非是南京高等学堂学生,他是吾苏王绂卿先生的次公子,他的哥哥王君九(季烈),也是我所熟识的人。大概蒯与王绂卿为甲榜同年,所以小徐呼蒯礼卿先生为年伯也。

我所下榻的地方,就在那大庭院的翻轩里,这个翻轩,一排共有五间,我便占了两间,一间作为卧房,一间作为起居,壁间也悬有什么书画之类,沿窗安置了一张有抽斗的书桌,以供读书写字之需。在我所住的左首,有一个月洞门,走进去却是另一个小庭院,也有三间宽大的屋子,那便是汪允中、陈宜甫、郭肖艇三人所住的。我到蒯宅的时候,王小徐还没有来,他在北京当小京官,蒯先生约他来,就是拟聘请他在十二圩盐务督办差上当一位文案,实在绂卿逝世後,他周恤故人之子也。

到了明天晚上,吃过夜饭以後,他果然到我的室中来了,一谈就谈到了深夜。他问我近来喜欢看点什么书?主张那一种学说?这一问,可就把我问窘了。我虽然也看看书,然而我的看书,是毫无系统的,杂乱无章的,俗语所谓「抓到篮里就是菜」。而且有许多书看了以後,老实说「不求甚解」,甚而至於过目即忘,从未有深入堂奥,加以深切研究的。现在要问我学说不学说的话,我更茫无主张,无词以对了。

我只得坦白地说:「实在孤陋浅薄得很,因为家贫不能购书,只不过从亲友处借来看看,所看的也都是芜杂的一类,至於正当有系统的书,看得很少,以後要请先生指教。」他似乎颇喜我的坦白,便说:「你要看书,我这里有个小小藏书室,书虽不多,但求学上应看的书,约略均备。现在新学盛行,据梦鹤说:足下颇喜新学,我这里上海近来新出的书,我觉得可观的,也随时托人添购一二,不过有许多简直是胡说白道。你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明天你自去选择就行了。」

原来他所说的小小藏书室,就在我所住的房子的隔隣。不是我说的我的下榻地方,是一排五间的翻轩吗?我所住的是东首的两间,而最西首的一间,便是他的藏书室,里面排列着七八具大书橱与大书架,都装满了书,其余的桌子上,柜子上,也堆满了书,那当然都是线装木版书,虽然也约略分类,可是不大整齐。我进去展览一过,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起初想随意取数册携归房中阅读,但是史类呢?集类呢?那是我性之所近而容易看得懂的。既而想从前无书可读,偶有所获,不加抉择,今有如许可赞的书,不能再乱七八糟,要定有一个方针,且与蒯公淡淡,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或能开我茅塞也。

一日,偶与蒯公谈及诸子,他说:「看看子书也好,可以开发思想。我们营逐於科举,博取功名,死守儒教,只知四书五经,而不知尚有许多学说也。」於是我在藏书室,选取一部庄子,一部墨子。庄子,我在以前也曾看过几篇,浮光掠影似的也都忘了。墨子我不曾看过,但我读论孟时,曾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现代作家,常引用墨子的学说,好像很时髦的一部书。我预备先读庄子,後读墨子。谁知这部庄子,还是明末版本,纸张既薄且脆,我一不小心,翻书时用力一点,便扯破了一页,问他们有别的庄子吗?一时也找不到。我觉得这是名贵的书呢,不要损坏了它,草草看过,还了藏书室。

蒯先生又要索观我的诗文,以我的自卑心理,实在觉得拿不出去。而且我又不大留稿,在南京来的以前,梦鹤就关照我,「怕蒯公要看吾兄的大作。」我就怪他,必是你为我捧场,梦鹤说:「蒯公很肯教导我们後进,给他看看何妨。」因此我就抄录了几篇,又默写了几首诗,还给他看。他第二天晚上来谈天的时候,就袖之而去。到了明天,他来还我的时候,说道:「你近来很在读龚定庵的诗文集吧?所以写出来的诗文,都有龚定庵的气息了。」

提起了龚定庵,我又有插话了,约在四五年前,我在护龙街旧书店获得「龚定庵补编」两本,木刻大字本,但有文而没有诗,心窃好之,以其文气奇兀,不同几俗也。因思有补编必有正编,向护龙街各旧书坊竭力搜寻,均无所获。後闻祝心渊先生存全集,拟向借观而尚未果。会戴梦鹤至南京,我托他向南京书坊问讯。後来梦鹤自南京归,道经上海,写信给我说「南京无龚集,而在上海觅得一部,是杭州版,其中有数页已断烂空缺,而索价须五元,计六册。」我覆书谓无论如何,请弟购之归。自此以後,我得读了定庵「己亥杂持」等诸诗。那个时候,上海书贾,尚未有龚氏诗文集出售。及至我居住在上海时,在邓秋枚(实)先生处,得到了「定庵集外未刊诗」一册,我请人用精楷石印,在「秋星社」(小书店)出版,销行了一千册,此是後话。

蒯先生那时却说:「文字亦随风气为转移,龚定庵近来颇为入时,早年大家提倡桐城派,此刻渐觉陈腐了,一读龚定庵,似乎眼前一亮,尤其是他的诗词等,显出惊才绝艳,青年人更为喜欢它。不过究非诗的正宗,有人甚至说它为野狐禅,真要学诗,非从古诗入手不可,仅仅读近代人的诗是不够的。作文亦然,必须多看书,多研究,并非说古人的话全对,不过多阅览以後,引起了你的思想,便有了一个抉择。」

这时候,民主思想,渐入人心,虽没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种大炮轰击,但孔子学说,已为新学家所疑问。为了「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於是哗然说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术。据说这还是到中国来传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国书後,倡此说的。於是信奉孔子者,为之辩护,说这两句书为宋儒所误解,这个句读,应当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偶与蒯先生谈及此,他说:「这是孔子的明白国家的政冶,世界各国,无论那一国号称民主的国家,都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不必用句读给他辩护。说到传教士倡此说以诋孔,尤为可笑,他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可由不可知」的大本营。」

蒯先生的谈锋真健,可说无所不谈,从宗教到社会,由哲学至时政。他颇研究佛学,常和我们谈佛学,他常赞叹:佛学是广大圆融的。王小徐、汪允中,他们於佛学是有点研究的,但是我却一窍不通。可是他不管你懂不懂,总是娓娓不倦的讲下去。我问:「如何於佛学有一点门径,可以摸索进去呢?」他教我去看「大乘起信论」,於是我便去买了一部「大乘起信论」。这时南京有一家「金陵刻经处」,专刻佛经,流通各地,是杨仁山老居士所办的。但是我看了仍不明白,难起信心,大概我是一个钝根的人吧。

蒯先生既好健谈,又能熬夜,我们都不敢早睡,他常常吃了夜饭,甚至在十一二点钟,到我们屋子里来了。一淡常常谈到半夜,当然都是他的说话,有时竟至鸡呜。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直到他太太令仆人来催请。有时淡至深夜,上房里送出了些茶食糖果等类,与我们同食。我想送茶点出来的意思,也有警告他时已深夜,可以休息的意思。不过来谈时,总是在我星子里的时候多,後院竟不大去,这是因为我屋子离上房近。听讲的也是王小徐、汪允中与我三人为多。

本来我到南京来,原是由戴梦鹤介绍,教蒯先生的最小两个孩子的,但来此已多日,竟不提起教书的事了,每天只是教我看书。他既不提起,我也未便询问,後来得到了梦鹤苏州的来书,他说:教书的事,仍由陈宜甫蝉联下去了,本来这两个小孩乎是宜甫教的,一时偶思易人,现在不调动了。陈宜甫是研究小学的,为人沉默寡言,但他一口镇江话,也觉得很不易听。据说:这两位世兄,也很聪明,有一天,讲日月两字,先生说:「这两个象形字,在篆文上,日字像个太阳,月字像个月亮。」学生道:「这个我们明白了,但在读音上,为什么日字不读月字音,月字不读日字音呢?」这不知陈宜甫如何解释,若是问到我,我可就无词以答了。

在那里不到半个月,他们的帐房,便送来了十二块钱,说是我的月薪,这使我问心有愧了。我来到这里,既不是教读,又没有其它名义,终日间除白天看书,夜来听蒯先生谈话,并无别样工作,岂不是无功受禄吗?在那时候,也不能轻视这十二块钱,一位举人先生,在苏州家乡教书,每月也不过十二元的馆穀呢。我因此问问汪允中诸君,他们说:「我们也是如此的,这是蒯先生乐育英才的意思。」不过王小徐,他在十二圩另有职务的,他的月薪是二十元。那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有一年,在笔墨上,只不过做了几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忘其为谁),刻他的诗文集,请蒯先生给他做一篇序文,他便将诗文集给了我,教我给他代拟一序。他说:诗文都不甚高明,你只恭维他一下好了。我便当夜写成,交给了他,不知他用了没有?又有一次给人家题一幅山水画,也教我来题句,我写了两首七绝,请他选一首,他说:「很好!」也不知用了没有,倒是有些对联,我做得不少,以挽联为多,那都是用了,因为他是请人来写的,我都看见。这都是应酬之作,他只给我一个略历,或这人有行述,加以参考,这些谀墓之文,更为便当了。

⊙在南京

我在南京住了几个月,到了年底,回家度岁,过了新年,到正月下旬再去。这也是到下关搭了长江轮船到上海,再回苏州的,此次便老练得多了。到了上海,望望几位老朋友,无多耽搁,便即归家。祖母和母亲,幸尚康健,吾妻更欢愉,人家说:「小别胜新婚。」真是不差。往访戴梦鹤,先由祝伯荫告我,梦鹤的肺病,据医家说:已到第三期了。到他家里,我见他面色红润,不像是有沉疴的人,谈谈南京情况,似乎颇为高兴呢。走访尤氏,巽甫姑丈亦病不能兴,令我卧在烟榻之傍,与我谈天,语颇恳挚。子青哥我在南京时,常与他通信,他对我歆羡不已。

转瞬新年即过,我又到南京来了,道经上海,那个上海又增了许多新气象,添了许多新人物了,不过我都是不认识的。最兴奋的,上海除申、新两报之外,又新开了一家「中外日报」。这家「中外日报」出版,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当时申、新两报,都是用那些油光纸一面印的,中外日报却洁白的纸两面印的,一切版面的编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这个报,在近代的刊物上,都说是汪康年(号穰卿)办的,其实是他的弟弟汪诒年(号颂阁)办的,他们兄弟分道扬镳,编辑上的事,穰卿并不干涉的。汪颂阁是聋子,人家呼他汪聋朋,为人诚挚亢爽。我即定了一份,要到第三天方能到南京。

其时章太炎已有藉藉名,当时大家只知道他是章炳麟,号枚叔,南京那边方面的一般名流,呼之为章疯子,出了一本书,古里古怪的唤作「訄书」(訄音求),大家也不知道里面讲些什么。蒯先生欲观此书,托人在上海购取,却未购到。他托我道经上海时,购取一册,因我在上海,有些出版的地方是熟悉的,我为他购取了一册。那时严又陵的「赫胥黎天演论」,早已哄动一时,我购了两册,带到南京,赠送朋友。

到了安品街,仍旧住在老地方,时届初春,这个似花园一般的大庭院,已经春意盎然。靠西有一座大假山,假山上有个亭子,署名曰锦堆亭,杂花环绕其旁。亭中有一张石枱,有几个石鼓櫈,我们几个朋友,便笑傲其间。这时又来了一位蒯老的侄子蒯若木(此君在民初做了一任什么青海垦殖使的官,我可不记得了),颇喜发表议论,就居住在我的邻室,颇不寂寞。在我们一班人中,蒯先生最佩服的是王小徐。小徐从前是在北京的同文馆肄业,通晓俄文,精於算学,他常以算学贯通哲理,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他与蒯先生谈佛学,常常有所辩难,蒯也不以为忤。汪允中也研究佛学,但蒯先生则说他驳杂不纯。但汪允中常常写文章,小徐却从未见他写文章。直到晚年,他再躭於禅悦之理,自离南京後,我久不见王小徐了。他的母亲,苏州最有名新人物,唤做王三太太,开了一年振华女学校,倒也栽培了不少家乡女孩子。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有人告诉我:王小徐到峨眉山削发为僧了。这个消息,其实是不确的,我却认识了他的女公子王淑贞医师,自美国习医归国後,现为上海妇孺医院院长。因为我们都是尚贤堂妇孺医院的董事(熊希龄夫人毛彦文也是),我见王淑贞戴了孝(其时为一九四七年),方知她父亲故世了。

夜来,蒯先生仍时来谈天,但不如去岁之勤,因他的交游既广,应酬频繁也。饭局也大都在夜里,不是人家请他,便是他请人家,大概都在自己公馆里,有时也在菜馆里,甚而至於在妓馆里,秦淮画舫,此时正趋繁华也。南京的侯补道,出门都坐四人轿,倘然是实缺道台,可以旗锣伞扇,全副仪仗,现在不过是候补道,而且在省城里,那不过是坐四人轿而已。但是有差使的,在轿前可以撑一顶红伞,有二个或四个护兵,轿後有两个跟马,是他的亲随。不过蒯老虽也是有差使的道员,他没有红伞与护兵,只是跟马是少不了的。

有一天,他在家里请客,忽然把小徐、允中和我都招了去做陪客,见一位圆圆的面庞,高谈阔论的,他介绍是刘聚卿;一位紫棠色睑儿,静默寡言的,他介绍是张季直;还有一位是否是缪筱山,我已不记得了,这几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向来他家中请客,我们概不列席的,这一回,不知何故,大约是人数不足一席了吧?那个时候,张季直已是殿撰公了,那是我初次见面。後来我住居在上海,在江苏教育总会里,他是个会长,我是个干事,一个月就有好几次见面了。

我在南京,不大出门,因为路径不熟,除非和几位朋友,一同出去游玩。因此南京所最繁荣、最出名的秦淮河一带,也难得去的。有一次,大概是十二月(旧历)初旬的天气吧,那是郭肖艇兄弟请客,他们预备回到安庆办电灯厂,我们在夫子庙一家菜馆里吃了夜饭。酒罢,汪允中提倡要到钓鱼巷去游玩。钓鱼巷是秦淮河一带妓院荟萃之区。席中有几位,都是钓鱼巷的顾客,都有他们相识的姑娘,尤其是方漱六,还有他特别相好的人。只有我与王小徐,不曾到过钓鱼巷,对此并不熟悉。他们喝了一点儿酒,意兴飞扬,我由於好奇心,也要跟他们去看看,王小徐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人,我们那时便跟了他们走。

自然,方漱六最内行,因此便到方漱六所熟悉的一家去。南京的妓院,和苏州、上海是完全不同了,他们的门口,站立着许多人,当你来时,大家垂手侍立,一副官场气派。因为方漱六大概是常常来的,他们都认得他,唤他为方老爷。我们这一组有六七人,以方漱六为领导,便轰到那个院子里来了。秦淮的妓女,十之八九为扬州一带的人,他们称之为扬帮,与苏州、上海的妓女,称之为苏帮的。实为东南妓女中的两大势力。

方漱六所赏识的那一位,好像名字唤作金红,文人词客,又把她的名字谐音改作「惊鸿」。但秦淮妓院中,不靠什么风雅的名字,她们是尚质不尚文,名字起得好,有什么关系呢?她们所用的什么小四子、小五子以至小七子,甚而小鸭子,像这种庸俗的名字多得很。苏北历岁以来,都是荒歉,而扬州夙称繁盛,於是像盐城各县的苦女孩子,从小就卖出来,送入娼门为妓。古人咏场州有句云:「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实在这都不是扬州本地人,但是他们总称之为扬帮。这种妓院,规模倒也不小,房屋倒也很好,而且自己都有游艇。因为南京官场中人,颇多风流狎客,常常有逛秦淮河挟妓饮酒的。至於科举时代,每逢乡试年份,更是青年士子猎艳之处了(有些考寓,即与钓鱼巷邻近)。

因为金红的房间宽敞,又装了火炉,於是大家一窝蜂地都轰进了她的房间里去,只有王小徐一人在外间一个屋子里。那时天气已冷,人家已穿了皮袍子了,小徐向来穿的朴素,只穿了一件旧绸子的棉袍,外面罩了一件蓝布长衫,也不穿马挂。我们正在金红房间里闹闹吵吵的时候,早把那个同来的朋友忘怀了。忽然走进一个女掌班(俗称鸨妈),她道:「方老爷!你们跟来的这一位当差的(仆人),正在外房等侯你们。我看他扛了肩胛,寒噤瑟缩的好像身上有些冷,我就给了他一杯茶,觉得可以暖和些儿。」

我们想:我们并没有带什么当差来呀!方漱六跑到外房一看,却见小徐真个缩了头颈,手里捧着那杯热茶,踱来踱去,正在沉默地推阐他数学上的哲理思想。便被漱六一把拖进房里去,一面便骂那女掌班道:「该死!这是北京下来的王大人,怎么说他是我们的当差的,还不陪罪?」那女掌班吓得真要叩头求饶了。其实小徐在北京某部,确是当个小京官,至於大人之称,在南京了无足异。本来清制,凡四品以上方可称大人,外官则知府方能称大人,知县只能称大老爷。南京地方,做官的多,给他们升升级,也是「礼多人不怪」吧。

我在南京,差不多有一年多,除看书以外,便请教蒯先生,而以他的素好健谈,又诲人不倦,因此也很多进益。不过在他那里的朋友,除了王小徐是他的年侄外,如汪允中、郭肖艇、陈宜甫诸位,都是他的学生。我没有来得及进高等学堂,如果进去,也是他的学生了(当戴梦鹤入高等学堂时曾亦有此志愿)。但是他的教导我,也和他的学生一样,我颇想拜他为师,执弟子礼。因托汪允中为之说词,伹蒯先生谦辞,他说:「交换知识,切磋学问,就可以了,何必执师弟之礼?一定要拜师执赞,将置朋友一伦於何地耶?」


作者:六者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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