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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栋：《河殇》余谈（节录）

周同

加入时间: 2004/03/27
文章: 1006

经验值: 12114

标题: 孙国栋：《河殇》余谈（节录） (209 reads) 时间: 2006-1-27 周五, 上午11:09

作者：周同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孙国栋：《河殇》余谈（节录）

【王希哲按语】这是我尊敬的师长孙国栋教授当年批评《河殇》的长篇讲座节
录（因涉专业资料引证太多）。但仍然较长，我不舍割爱。如无时间详看的朋
友，也请务必先看下面这段。可以理解我主张的，当前既要抗议抵制中共对《
冰点》的封杀，又要明白表达对袁伟时批评立场的缘故所在。
孙教授当年说：
“两年来讨论《河殇》的人很多，我本想写出我的感受，但我不忍下笔，因
为我觉得《河殇》作者们虽然极力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他们都秉持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士人精神”——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一种极高贵
的品格。尤其自八九民运发生以后，《河殇》作者们都挺身参与民运，可见他
们倡言改革，是怀抱极大的真诚，决非空言泛泛，这种精神与勇气，实使人敬
佩，我不愿因评论《河殇》而稍损他们的形象。而尤其听说中共正大力批判《
河殇》，我知中共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必不相同，但前年我批评柏杨，北京《光
明日报》未经我同意竟删节转载我的文章，柏杨于是诬蔑我为中共的文化打手，
我不愿评《河殇》再蹈评柏杨的覆辙，所以迟迟未下笔。但是我内心总感到不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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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余谈（节录）

大约一年半前，我读到《河殇解说词》及三联书店出版的《河殇》，心情有一
种难以形容的沉重。后来又看到《河殇》电视集，《河殇》作者们那种深沉的
忧患感和追求改革的热情，用极富文学的笔触、透过旁述者充满感情的声调，
从荧光幕上迎面喷来，心头不觉为之震动。但是对《河殇》思想上的瑕疵及知
识上的错误，又感到一阵空虚与失望。两种心情在我心底交织回旋，唤起我五
十多年前一个深刻的回忆。

（一）中共之失，何归咎于中国文化？

五十多前，芦沟桥事变，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爆发，我正读中学，政府号召
全国总动员，奋起抵抗凶残暴虐的敌人日本。一时人心振奋，百年来日本侵华
的仇恨都涌上心头。不久，有抗战歌曲兴起，我第一首学唱的抗战歌曲是《保
卫中华》。“保卫中华，誓死保卫民族的中华，保卫我们五千年辉煌的文化…
…”，跟著流行的是哀感的《长城谣》，稍后，歌曲的主题常围绕黄河。《黄
河大合唱》犹激发人的雄心壮志。在大后方的城镇，只要有一人在街上唱，必
有人随声而和，先而三四人，继而七八人，再而数十人，常常不期然而汇成一
道歌声的洪流，回旋荡漾，慷慨激昂。后来我参加远征军到缅甸，原来“黄河”
与“长城”同样带给异域的中国人不少光辉与怀念。中国能在军备极劣势的情
况下坚持抗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所凭籍的就是这股热情。中国文化、黄河、
长城，在中国人心中如此尊崇可贵。不意五十年后，它们变成了诅咒的对象。
五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什么变故？五十年啊！中国文化依然、长城无恙、黄河安
澜，只是四十年来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引起了大陆知识分子强烈
的反应，他们内心要求民主改革，但不敢直接指斥中共，于是发泄于中国文化，
而连及黄河与长城。他们把眼前的不合理现象，一一归罪于中国文化，说“可
以从我们民族最深奥的文化根上找到答案”（《河殇》序）。文化与政治，当
然有相会合点，但两者决非重合，因为文化较具恒常性，而政治设施常随政权
而转变；所以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必须分别观察。尤其近四十年来，中共激烈
反传统文化，而《河殇》却以中共所作所为，归罪于传统文化，是无异于为当
政者文过饰非，以文化为代罪羔羊，模湖了读者的视线。

（二）《河殇》作者观念落伍

当然，中国文化有不少弱点，因为几千年历史必有沉积渣滓，我们决不能
因对民族的热爱而无视了民族文化的弱点；更不应鼓吹民族的激情而牺牲民主
与自由。但是，如果我们要为中国创新境、实现民主自由，我们决不能浅薄地
主张全盘地抛弃中国文化。因为民主自由的生活，凡须有文化素养；而文化素
养则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缺乏健康的民族文化的土壤，民主自由得不到
滋养而生长。所以我们争民主自由，同时必争民族文化的强健。

《河殇》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它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时不一致。有时认
为中国文化原来是开放的、丰富的，现在衰弱了，“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有时却认为中国这种黄色的河流文明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现在只是垂死的挣
扎，应该把它抛弃，去学习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两个观念，看来相似，其
实极不同，前者是健康的，后者是病态的。因为民族与文化，血肉相连，凡企
图抛弃本身的民族文化，而照搬另一种文化，只是一种虚无的幻想，这毫厘之
辨，非常重要。

我们又必须认识，民主自由只是生活的外延，他必须更有其内涵——如价
值的取向、思维的方式、心灵的向往、生活的情调、行为的轨范……都植根于
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所以能凝聚其民族，力量即在此，抛弃民族文化，民
族会解体，民主自由亦无所寄托，这是极深沉的问题，《河殇》竟未加理会！

而且再进一步观察，近三十年来，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思想上，
旧的“欧洲中心”观念已被抛弃，而代之以“全球意识”，一种多元的、协调
的精神，成为现代文化的基调，不但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学者亦在寻找
东方的智慧，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各种民族文化都受到重视，将来的世界
文化，必为各民族文化互相协调、互相补益的大组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姿
采是多方面的，绝不是由某种文化所独占的。各民族正应努力健全其民族文化
以求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不是相对抗的，而是相辅相成
的。《河殇》只知倾慕十九世纪带有侵略性的西方工业文明，不免显得有点落
伍了。

（三）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两年来讨论《河殇》的人很多，我本想写出我的感受，但我不忍下笔，因
为我觉得《河殇》作者们虽然极力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他们都秉持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士人精神”——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一种极高贵
的品格。尤其自八九民运发生以后，《河殇》作者们都挺身参与民运，可见他
们倡言改革，是怀抱极大的真诚，决非空言泛泛，这种精神与勇气，实使人敬
佩，我不愿因评论《河殇》而稍损他们的形象。而尤其听说中共正大力批判《
河殇》，我知中共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必不相同，但前年我批评柏杨，北京《光
明日报》未经我同意竟删节转载我的文章，柏杨于是诬蔑我为中共的文化打手，
我不愿评《河殇》再蹈评柏杨的覆辙，所以迟迟未下笔。但是我内心总感到不
安，因为论学第一要义在求真，《河殇》的影响如此之广泛，其中既有可议之处，应
该让作者与读者都知道。知而不言，决非论学求真的态度，恰巧最近柏克莱大学的中
港研讨社邀约我讲话，该社正播放《河殇》，于是我以“谈河殇”为题，吐出我的感
想，本文由讲稿整理而成。两年来，各报章杂志讨论《河殇》的文章已不少，我只是
补其余义而已。

（四）“河”未“殇”也，仍请爱之

（略）

（七）长城何罪？
（略）

（八）中国从无私有制？

（略）

（九）马克思误矣

《河殇》又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解释中国社会，
实在不切合实情。马克斯、恩格斯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大规模的人工灌
溉设备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
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
解释，在中国是不切合实情的。因为中国虽是大农国，但是乃小农的经营方式，
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散落在广大的面积上，不容易经常集体劳作。所以自秦
汉以后，大规模的集体劳动是极少有的，秦始皇驱民以修长城，，史书极其残
暴，谓秦代的力役十倍于古。中国的水利工程，汉代是用兵卒做的，《汉书》
记载明白。唐代的水利，大都是地方性的，前面所学《新唐书。地理志》“关
内道”所列的各县水利工程，都是用人民的“庸”来建成的。唐代每人每年须
服公役二十日，谓之“庸”。每多服役十五日，则免纳“调”（调布）。不服
役的，日输绢三尺以代替。自租庸调制破坏，行两税制以后，大徭役则以庸钱
雇役。

《河殇》在电视集开始时，有一大群人伏地膜拜的镜头，不知它拍的是什
么情况，这种集体膜拜的情况在中国是极少的。中国农民，生活在纵横万里、
山川阻隔的广大地面上，要集体劳作，并不容易，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是以小城邦来想像中国的大农国，是马克斯由想像而来的景象，不是根据实际
史料而建设的理论。

（十）帝国主义应支持吗？

《河殇》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似乎也太粗糙。

《河殇》说：“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蓝色文明，同一个坚
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第六集
《蔚蓝色》）”

它用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作为描写中国文化的特征，未免太简单而轻
率了。

农业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阶段，由于科技的改进，于是农业进入工业
化。但农业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所以农业与工业不是对抗的，将农业文明
与工业文明视作冰炭不相容，是由于被“存在决定意识”这一教条拘束所致—
—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基础不同，于是其上层意识形态亦冰炭不相容。而实际上，
所有工业国家莫不从农业演进而来；同时必仍重视农业，两者并非相对立的。

至于用官僚政治来描写所谓黄色文明也不切当。因为官僚政治乃是当社会
进化摆脱了以血缘为本的封建制后的一种行政体制——以才能的优劣作为官员
任免升迁的标准，而不血缘亲疏为标准的制度。现在世界各国，无不是官僚政
治，即使以专家任官员，仍然是官僚政治。“官僚”一词原非恶名，但当官场
陋习养成，官场上的敷衍、推委等不负责任的风气，使人生厌，于是“官僚”
乃成恶名。这种官场坏风习，大抵各国皆然，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岂能以
此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

《河殇》以“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蓝色文明”作为西方文明
的特征，恐怕稍有认识的西方学者亦不会同意。西方文明的精粹处决不在此。
如果西方文明的特征果然在此，则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带侵略性的重商主义
的帝国主义思想。它首先就应该被改造，我们何以还要努力仿效它呢？

《河殇》因为倾慕“扩张和战争”，于是以郑和下西洋之不带侵略性为非。
它讥笑郑和“多么慨慷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啊”，以致“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
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由于这次历史大选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升起。”
（第二集《命运》）这岂非一种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思想？

（十一）传统文化并不开放？

《河殇》或因成于众手，所以在思想上有时并不一致。譬如在《灵光集》
中，大力推崇汉唐两代文化，它描写汉明帝向印度迎佛、白马驮经而归、吸收
佛学、把佛教中国化的经过描写得非常动人。它说：

“白马给中国人驮来了一个陌生的神，他曾经披著偏袒右肩式印度袈裟…
…当他沿著一条与丝绸之路平行的路线往东走去的时候，眼窝渐渐浅了，鼻儿
渐渐低了，笑容也带上几分世俗的人情味，服装也换上了中国的褒衣博带式袈
裟，中国人改造了这个外来的神。那时，我们的祖先确乎有这样的气魄，这样
的灵性，这样的聪明才智……”

又形容汉唐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说：

“如果没有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中国的传统
乐舞也许始终是这个模样，它可以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却绝不可能产生汉唐
绚烂多彩的歌舞。

唐代文化的开放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学就不
用说了，还有哲学思维方式受印度哲学的影响……唐代文化给我们两个启示：
第一，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真正百花齐放，不是一个模式、一个调子，是
各种色彩，不是那么单调的归于一律的；第二，充满活力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是
怎样造成的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外开放。外来文化的营养，外来文化
的刺激造成内部的百花齐放，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的广泛吸收营养，要形成内部
的活力和百花齐放就不可能。“

《河殇》这番话，分明是对中共封闭性的政权一种讽喻，非常有意义。但
是，《河殇》自身在理论上亦陷于矛盾。因为既认为汉唐文化是如此的胸襟开
展，如此的有灵性，又如此的多姿多彩，而汉唐文化就是黄河文化之一环，可
见黄河文化在本质上并不封闭，并不怯懦因循。后来即使变得封闭、怯懦，亦
决不是由于文化本质的内因。而是由于环境改变的外因。《河殇》于此不加深
思，一面既大力推崇汉唐，而一面又大力主张抛弃黄河文化，岂非思想上有罅
隙？

黄河文化盛衰强弱转换的关键，的确大可深思。《河殇》指出由于对外封
闭、缺乏与其他文化交流之故，此不？鬼垠n 原因之一。考查中国史上对外采
封闭政策的，俱在近代与当代，不在古代。明初，明太祖灭方国珍和张士诚，
两人的余党多亡命海外，时时勾结日本海盗来犯，明太祖为了海防禁国人下海。
此即《河殇》所指的“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不许片板下海”的皇帝
朱元璋。严格而言，这不能算是对外封闭。而且海禁的时间甚短，明成祖时乃
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且由晚明至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当时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旧教失势，于是组织耶稣会来东方布教。明万历十年
（公元一五八二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跟著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
函、罗雅各、汤若望、南怀仁等相继东来，他们大多有深湛学养与丰富知识，
与中国士大夫交游，用其天文、历算、舆地、物理等知识取得中国君主与士大
夫的信任，一时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向慕西学，此辈传教士又将翻译
中国书籍进呈罗马教皇的竟有四百余部。中西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可惜自清雍
正以后，东来的传教士素质不如前，雍正皇帝禁止传教，连带使中西文化交流
亦一并中断。遂使中西隔阂，这可说是中国对外封闭的第一次。此后直到晚清
洋务运动，然后再向西方学习。

第二次封闭应数中共。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一面反对传统文化，一面封闭
对外交流，“竹幕”低垂二十余年，以致东西再次隔绝，而隔绝的程度又甚于
清代。所以封闭不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所致，而是由于当政者的态度与政策
所致。《河殇》不加省察，时时将政治与文化混于为一。于是将当前的不合理
现象，推向历史文化，回避了对政权的指责，模糊了事实的真相。

（十二）中共作为，何关传统？

《河殇》把近代的不合理现象推向历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它提到大跃
进时说：

“在那颠狂的大跃进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
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
》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会相信这种神
话。……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化的必然结局吗？”（第四集《新纪元》）

《河殇》这句断语太可笑了。惟其农业文明的农民是最懂得每亩小麦产量
多少、每亩稻田产量多少的，他们几千年与农田朝夕相对，会相信亩产小麦七
千斤、水稻五万斤的神话吗？但在疯狂的政治运动之下，他们能反驳吗？敢不
相信吗？这断断不是农业文明的必然结果，而是“伟大领袖”领导下的疯狂所
致。

《河殇》又说：

“为什么标志著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如此与中国无缘呢？为什么中国
人如此憎恶它，以致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大规模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呢？
从根本上，这仍然是中国文明性质决定的。（第四集《新纪元》）

这又是回护中共的饰词。中国自从一百三十年前晚清洋务运动，已开始接
受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了，现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那一处不
接受工业文明？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要“割资历本主义尾巴”的正是要彻底
打倒中国文化的中共红卫兵；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正是共产主义，那里是中国文
化？

《河殇》说：“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
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这一切不平根源，乃是社会缺乏机会平等的竞
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w —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
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钩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
熟悉的东西。”（第四集《新纪元》）

中国二千年前已发展市场经济，战国时的临淄、咸阳、邯郸、大梁、郢、
陶……都是商业大都，唐代长安、扬州、广州更是国际大都会，即使最文弱的
两宋，汴京与临安都先后成为全球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这个古老民族是最多
市场经验的。至于肿瘤医生收入不如医院门前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
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这些不合理的怪现象全是共产主义国家取
消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亦只有在共产主义国家内才会发生。以此作为中国文化
的罪证，是太可笑了。

《河殇》这种回护现实政权、归罪于历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不必一一枚举
了。

（十三）以今说古，难免厚巫

《河殇》又时时以眼前的现象反射于历史，以今而说古。

譬如第六集说：“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告，几千年的
内陆文明，终于走到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著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蔚蓝色》）”

中国二千年前已走向大海，《汉书。地理志》载合浦、徐闻的航船全程有
达八九个月的；魏晋南北朝时，南海各国和中国交通的竟有十五国之多（《太
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唐代广州、泉州已是沿海的国际大商埠，何待
至深圳特区设立才向世界宣告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海边呢？

又譬如提到利玛窦，《河殇》说：“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
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第三集《灵光》）利玛窦来中国是四百年
前的事，他一直为中国士人所尊敬，只有近几十年中共才把他说成西方文化侵
略的工具。

结语

《河殇》写在五四之后七十年，而思想上完全未超越五四。五四新文化运
动是承著明清两代科举八股败坏人才、社会闭塞、专制流毒之后，提出学习西
方科学与民主，可谓切中时弊。自从五四以后，七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已完
全接受科学与民主。最低限度，目前在台湾、香港及海外三千万华侨，对科学、
民主、人权、自由已有相当认识。现在《河殇》再度提出学习西方，显然是以
眼前大陆为背景而发的。中共统治大陆四十年，对民主、人权、自由不但全无
推进，而反退后。但《河殇》于指出大陆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时，却回护中共
政权，把不合理现象的原因，一一推向历史文化，使海外读者起一种殊不真切
之感。

近七十年来，由于资讯的加速，交通的发达，已把各地区连结在一起，世
界文化已进入一个多元的、全球意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种文化互相协调、
互相补足以求共进的新世纪，不是某种文化为主、某种文化为从的时代。而且
世界又面临一些关乎全球人类的新问题；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环境破
坏、能源短缺、核战危机、人之疏离，以至吸毒爱滋等问题，正需要全人类善
用各种文化智慧来加以救治，中国正应努力健全民族文化，以期对世界有所贡
献。我们今日所迫切追求的除了解民主、自由、人权之外，还有民族文化的健
全，我们必须在全球意识之下起一次民族文化的新醒觉；亦惟有在民族文化新
醒觉之下，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才可以有光辉的未来。以《河殇》作者们
的勇敢、英锐、活力、热情，如果能加以深思，必能将《河殇》的思想性加以
调整，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新境界作出贡献。

我在上面虽然指出《河殇》许多可议之处，但我对《河殇》诸作者的高贵
品格是衷心敬佩的。

作者：周同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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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孙国栋，钱穆弟子，历史教授。专攻唐政治经济制度史。香港原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 -- 周同 - (85 Byte) 2006-1-27 周五, 上午11:28 (7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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