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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胡温,屠民并非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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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温,屠民并非治国之道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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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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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胡温,屠民并非治国之道 (1265 reads)      时间: 2005-12-12 周一, 上午9:23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温,屠民并非治国之道


芦笛


12月6日,广东汕尾市东洲村为政府征地修建风力发电厂事,爆发警民冲突,造成血案。我觉得,此事提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暴力革命前夜,如果中央再不痛下决心改弦易辙,则大祸不远矣。


一、到底信谁的?


As always,海外媒体和中国官方的报道内容出入很大。据香港报纸报导,汕尾市政府计划在东洲村征收土地兴建电厂,因赔偿问题未能达成协议,加上官员贪污侵吞赔偿款,自去年10月起,就不断有村民在电厂建筑工地外示威抗议,让工厂无法开工。 12月6日,由汕尾市政府多名高官押阵,约千名军警与镇暴部队赶至东洲村,但村民拒绝散去,而且邻村民众闻讯也赶到声援。双方因此发生冲突,武警开枪造成血案。

而据今日《广州日报》报道,则是一小撮坏人违法煽动数百名暴民围攻发电厂,并投掷鱼炮和燃烧瓶,警方因施放催泪弹无效,被迫开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

关于死者人数也各说不一,据《纽约时报》报道,共有20多名村民被杀。据说国内风传的更是高达70多人。而据《广州日报》,整个事件只有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3人受伤。

到底听谁的?本人倾向于相信海外报道,原因很简单:第一,人家是独立媒体,而我党发布的是官方消息,代表冲突一方。根据常识,两造的话都不能轻信,无论是受害方还是施暴方都如此。相比之下,独立媒体的报道要可靠得多。第二,媒体报道的此事暴露出来的社会弊病与本人的经验高度一致。大陆确实是无官不贪,有吏皆墨,而农民正是无依无靠的宰割对象,用如今流行的准官方意识形态“狼羊律”来说,他们就是典型的弱者,无助的小羊,活该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府敲骨吸髓。

因此,我觉得无论是工厂强行占地,还是官员中饱私囊,乃至死亡人数,都是海外媒体说的比较可信。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政府既然代表镇压一方,当然有缩小事态规模的天然倾向,更何况那“一小撮”之说实在太熟悉不过了,当初北京几百万人上街游行不也照样是“一小撮”么?连在全世界荧屏上发生的和平示威都成了“武装暴乱”,我党怎么还能指望世人相信他们的报道?

这当然不是说我党发布的官方消息完全是谎言,例如那村民投掷鱼炮之类,我就觉得很可信。那道理一点都不难明白:我早就告诉过我党了,中国人民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伟大领袖为了在他死后还能推翻今天这个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花了足足10年的光阴把人民训练成了无法无天的暴民,这本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埋下的定时炸弹,如今开始发作了,而这就是我这文章要重点说的事。

此段要劝告我党的,就是不要再刻舟求剑,自作聪明,要与时俱进。须知今日已是信息时代,毛时代那种靠封锁信息来为民洗脑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再不灵光了。如今再搞这套,只会使我党陷于被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小道消息流行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自家掩耳盗铃,指望一手捂住盖子,唯一的客观效果就是让国内民众从国外听到有关消息,口口相传,越传越蝎虎。因为这些消息早于官方报道,而且官方报道的信用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彻底破产,百姓自然就只会先入为主,听风就是雨,反而可能在流传中编造出神话来。

因此,还是我早就说过的那句话:哪怕是为了我党自己的利益,揭盖子还是比捂盖子强。放开舆论管制对维护党国统治利大于弊。即使不能做到媒体独立,起码也要抢在西方媒体之前报道类似消息。似这般欲掩不能,欲盖弥彰,乃是世上比较愚蠢的事,只有蠢如我党才看不出来。


二、欲使国民守法,政府先得守法


此事一出,就有人出来痛责中国人民不懂法治,天生就是暴民胚子,并引用西方镇压犯法者的例子来证明屠民有理。我觉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

本人并非所谓“民粹主义者”,并不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毛共屁话,但也不认为无论什么事都一律苛责百姓,为官府辩护是什么客观立场。相反,我认为拉这种偏架只会坑了我党,让他们看不到大祸就在眼前。

凡是在西方生活的人都该知道中国的“法制”和文明世界的“法治”的根本区别,前者是法家的“法”,特点是单向性,统治者自己并不包括在内,只要求百姓无条件臣服;而后者则是社会契约,人民要守法,政府同样要守法,无论哪一方犯法都要受到严惩。此其一。

其二,中国百姓确实是法盲,但这首先是中共的过错。毛泽东本人的名言就是“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留给后世的影响最深远的政治遗产,就是把全民训练成了无法无天的痞子。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十年中接受的训练,不是如何学作文明公民,而是如何起来抗暴造反,推翻剥削压迫者。这就是建设文明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中国最具体不过的国情。制定国策必须针对这国情出发,光在道义上追究谁是谁非,一点意思都没有。

要拆卸毛留下的这个炸毁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我看唯一的办法,还是把中国建设成法治国家。而要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法家的法,而是法治国家的法。因此,我党必须先让干部带头守法,并依法严惩那些玩法渔利残民的贪官污吏,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动乱苗子的治本之策。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将司法系统独立出来,使得我党自胡温以下,统统处在法律的管束下。舍此不由,一厢情愿地指望民众遵纪守法,自己却违法乱纪为所欲为,那么百姓便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变成守法公民。这个问题已经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我再重复一遍:中国现阶段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在我有生之年,也没有希望看到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而且,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变成法治国家,就算是托列祖列宗之福了。不将中国建成法治国家,则中国就永远不具备建立民主社会的硬前提(请参阅拙著《盲人摸象说民主》)。更重要的是,建立法治乃是我党自救的唯一出路。如果这社会改造不完成,则我党必将毁于毛式暴力革命。

上面说的是基于功利分析的必要性,从可行性来看也是这样。只要不是白痴就该看出来,改造政府总比改造百姓容易。所以,使百姓守法难,使官员守法易。如果胡温连相对容易的社会改造任务都没本事完成,又岂能将人民改造为守法公民?而如果不完成这生死系之的社会改造,从根本上去除产生民怨的社会原因,却指望以单纯镇压去迫使百姓循规蹈矩,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如今公正才是硬道理


老邓留下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成立,但如今社会不公已经到了世界第一的地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咫尺枯荣异,惆怅难再述”,已经完全成了神州大地上的现实。如此欲求长治久安,有史以来,未之见也。

网友们在楼下争论中国人是否有仇富心理,其实是追究责任究竟在官还是在民,当真是可笑之至。现在的问题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承认具体国情,根据这具体国情对症下药,救国救民救党。

为使同志们理解这点,现假定仇富心理在中国百姓中确实很普及。那又便如何?这就是中国国情,你制定国策不尊重这国情,就一定要恶化社会危机,使得暴力革命发生的可能日甚一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暴力革命前夜,在这种危如累卵的时刻,为救燃眉之急,哪怕是牺牲经济发展去“均贫富”都是应该的。既然我党把稳定看成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何就是为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私利,死也不肯去解决这最大的社会危机?

其实,我早在旧作中谈过这个问题了。True,落后的农业社会都有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社会自不例外,从圣贤那儿就开始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诲,此后“等贵贱,均贫富”一直是农民“起义”的口号。

尽管如此,传统社会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稳定的社会,那原因很简单:儒道释阉割了百姓的反抗基因。儒家把“上下尊卑”的观念牢牢地刻在人民心头,“犯上作乱”一直被百姓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这洗脑有效到了这种程度:如果看看史书,你就会发现,就连那些“农民起义”头子内心深处其实都有深刻的罪恶感,认定自己是“做贼”(现代语为“当强盗”、“作土匪”)。而释家则教育百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地主老财有钱,是人家前世修来的。穷人只要认命,循规蹈矩,则来世也有作富人的命。

另一方面,儒家和释家也对富人进行洗脑,教育他们节制私欲,乐善好施。释家更以轮回转世和地狱学说,威慑为富不仁之辈。因此,传统社会中很少见到今天这种毫无忌惮吃人不吐骨头的两足动物。

这套传统伦理到毛时代就给彻底批倒批臭了。我党为了夺权,以及在掌权后为了把全民逼上梁山,刻意用“阶级斗争”学说为全民洗脑,用仇富心理改铸了人民的灵魂,把传统社会的富人统统说成是豺狼,把穷人统统吹捧为天使,唆使煽动百姓去打杀地主。再加上彻底破除了“迷信”,于是便造出了如今的病态中国人。其中穷人极度痛恨社会不公,向往毛时代的“公平与廉洁”,而新一代官僚资产阶级则完全没有任何伦理约束和人道观念,当真是马克思说的,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所在:富人和穷人都进入了毛为他们指定的角色:穷人被训练成了无法无天抗暴造反的英雄好汉,富人则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论者”,真个变成了我党在60、70年代中发动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运动”中捏造出来的那种豺狼。毫不夸张地说,上下两千年,环球八万里,无论是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当今中国这种如此适合于毛式暴力革命的国家了,它早就彻底完成了毛式革命的全民理论准备,如今更按毛的假想模式逼真地制造出了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党国领袖就算是白痴,也该知道今天不再是把脱贫致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成“主要矛盾”的时代了。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再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完全是切腹自杀。须知革命并不一定只发生在饥寒交迫的国家中,却常常发生在经济畸形发展,百姓生活水平较前大为提高之后。法国大革命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如此,伊朗革命也如此。那道理很简单:社会极不均匀地富裕,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更容易引起爆炸性社会危机。


四、中国已经到暴力革命前夜


虽然科技进步基本剥夺了人民暴力反抗政府的物质可能,但我党仍然坐在时刻会爆发的火山上。老实说,如今的社会危机,远远超过了国共革命时代。据中国官方统计,去年一年全国各地就发生74,000起暴乱或严重骚乱,较前一年大幅上升。如果现在国外有当年苏联那种颠覆势力,我党早就被推翻几万次了。

胡温必须牢牢记住,光靠暴力镇压,哪怕军队再强大也是有限的。就算你有几百万武警和防暴部队,如果全国同步进入大乱,这些部队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如果再爆发兵变,只怕两位要变成齐奥塞斯库。那时你就算有氢弹原子弹中子弹又如何?还不是一堆用不上的破铜烂铁。

今日中国还没有大乱,无非是因为没有个当年的中共在那儿组织煽动而已。但这种“稳定”岌岌可危,一旦出点大事,例如大灾荒、对外用武、中央内讧等等,全国马上就要变成修罗场。那时积蓄了几十年的仇恨爆发出来,引起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大屠杀,只怕要让古往今来一切人类自相残杀的惨剧都瞠乎其后。

所以,再次劝告胡温居危思危,早日痛下改革决心,政治右转,经济左转,迅速放开舆论管制,实行司法独立,不要再因循苟且下去,变成党国和民族的罪人。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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